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度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二十一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闿运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室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锷（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即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被迫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度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光绪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湖南少年歌》全文）。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光绪三十年（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同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宣统三年（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民国元年（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世凯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发生了张勋复辟，清廷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1918年）被特赦返京。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民国十一年（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未答应。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

民国十六年（1927年），杨度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民国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川流不息的办事处，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了。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条实现“宪政救国”之梦的途径。杨度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两文，又请梁启超代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在此基础上，五位大臣们再加工、润色，上呈慈禧，奏请立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一时间，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舍我其谁”了。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两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3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

杨度自办《中国新报》，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又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梁启超和徐蒋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开创了先河。在杨度的领导下，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以“开国会”为号召像政府请愿的办法，更使其声势浩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6月，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各地支部纷纷成立，声势盛极一时。

挽王闿运师：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挽黄克强：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弛，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挽蔡松坡：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挽孙文：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挽梁任公：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黄河》，1904年杨度作词，次年沈心工作曲，是一首影响较大的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1.赠世光

怀新道转迥；

虑澹物自轻。

2.自题书斋

五六月间无暑气；

二三更里有书声。

3.贺董健吾婚

但哦松树当今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4.题南京扫叶楼

每因凭眺伤时局；

独倚江山念古人。

5.题杭州西湖玉皇山得意亭

雨树晴山分画谱；

白云红叶尽诗材。

6.挽郑汝成

男儿报国争先死；

圣主开基第一功。

7.挽范源濂

蓬瀛旧事难回首；

沧海横流且息肩。

8.题风尘知己远春墓

风雨送春，落花有恨；

蹉跎怜我，报国无门。

9.四十四岁自寿

天开地辟，先盘古十日而生；

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10.自挽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11.挽师王闿运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至今颠沛愧师承。

12.挽梁启超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3.题岳阳楼

风物正凄然，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我；

江湖常独立，念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更何人。

14.题济南珍珠泉

随地涌泉源，对澄澈一泓，莫使纤尘滓渊鉴；

隔城看山色，祈庄严千佛，广施法雨惠苍生。

滓：使污浊。　法雨：佛家语，谓法润众生，譬之如雨

15.挽黄兴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16.挽孙中山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17.挽蔡锷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18.挽黄修元

怜我自栖皇，有时纵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

羡君能解脱，唯是人亡国瘁，每忧时事一伤心。

19.挽谭鑫培

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是戏，除此幡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20.挽袁世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1915年8月，杨度、严复等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称帝仅83天，就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死去，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出丧时，杨作此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辨

21.代叔父杨凤梧挽伯父杨瑞生

尔悲逝父，我哭亡兄，家世有同仇，愧未荷戈平寇盗；

心念亡人，眼看后辈，衰颓余一老，可怜挥泪说身家。

22.挽伯父杨瑞生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23.贺袁世凯称帝

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

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

24.挽黄兴

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勿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备有生平。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有一段“走狗”言志的典故。

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

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

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

第二天，“走狗”言志的故事，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做吹鼓手的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幅漫画讥讽杨度为袁世凯的走狗之首，所谓狗头军师杨也。实际上，此时的杨度自视甚高，要做洪宪第一功臣，实现自己的宰相梦。

杨度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但与梁士诒比较，杨度书生气甚浓。杨度与梁士诒同时考取1903年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杨是第二名；在清末袁世凯内阁中，梁是邮传部次官，杨度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以“财神”、“二总统”着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不脱书生气。

“杨度是我们的人”

记者在雨湖公园杨度塑像后，浏览着最后一幅浮雕——“周恩来批准的中共秘密党员”，脑袋里不断地浮现杨度政治色彩被颠覆过程。

“帝制余孽”，从1915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生前逝后杨度的政治帽子，而且上了历史教科书，也上过大型工具书《辞海》。可周恩来的一句话，让杨度政治帽子的色彩大变。

1.

人民日报

公开杨度入党秘闻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鞍前马后的人，怎么会跨越这么漫长的心路？

其实，王冶秋接到周恩来指示后也颇感疑惑。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也没有听说杨度入党之事。于是，王冶秋让人把周恩来指示传达到承担《辞海》修订任务的中华书局，却没有把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化，而是进行一种私人性质的历史求证。9个月后，王冶秋才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这一份被历史雪藏的真相才彻底公之于众。

2.

夏衍

曾是杨度单线联系人

1982年11月23日，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些细节：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夏衍。见面之后，潘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夏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潘与这绅士似乎很熟络，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潘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潘指着夏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握了握手。潘又对夏说：“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潘与这老先生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夏衍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潘收下后连“谢谢”也没说。夏衍也猜想，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很可能是“情报盒”。出了门，潘才告诉夏：“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最初只知道他接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姓杨，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这位老先生才坦然地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度）。”夏衍当时大吃一惊。

3.

1949，叶圣陶等

“闻者皆惊诧”

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问起夏衍：杨度晚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潘、夏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叶圣陶、曹禺、宋云彬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辗转赴京。其间，宋云彬曾向众人转述说，杨度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叶圣陶也在日记中表示“前所未闻”。

杨度入党的事，最初仅有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以后逐渐在文化和政治圈子中流传开来，但是知道的人也并不多。杨度的后人说，杨度至死都未向人透露他的党员身份，包括他的家人。“甚至在他死后很多年，我们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有往来，真正确认他的党员身份，也是在1978年之后。”

确实，入党后的杨度在表面上极力掩饰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1930年，他的女儿、在光华大学念书的杨云慧参与主演田汉导演的进步话剧。演出后，上海的小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杨度的女公子杨云慧登台演左翼话剧，由田汉导演……”杨度看到后，大怒，把杨云慧叫回家训责了一顿，命令她即日退学。

多年后，徐粲楞向女儿解释了个中缘由，演进步话剧，又是田汉导演，亲共色彩未免太鲜明了，对杨度的工作会有影响。

4.

毛泽东：

“杨度是我们的人啊”

与叶圣陶等“前所未闻”不同，另一些人早就看出苗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在《修订：为中共党员杨度正名》一文写道：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辞海》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为了寻找关于杨度的资料，他们找来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湖南人）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

除了陶菊隐，当事人外准确知道杨度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是章士钊。不过，那是杨度逝世18年后的1949年2月的事了。当时，身为民主人士的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个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

杨度家一些成员也早就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关系。杨度的孙子杨友麒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1949年4月，他的父亲、杨度的长子公庶忽然离开了上海的家。还在上中学的杨友麒和杨友龙询问母亲后得知，当时正在国共和谈，父亲随着国民党代表团去了北平。母亲还告诉他，是毛泽东让国民党一方的和谈代表章士钊把他父亲带去的。于是，杨公庶是以代表团“电报员”的身份去了北平。

杨云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我父亲杨度》中回忆，1949年，她与一些文艺工作者一起，从欧洲集体回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走过来与她碰杯，还说：“让我们向杨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来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杨家人也受到冲击。红卫兵骂杨度是卖国贼。杨的二太太徐粲楞忍不住争辩说，杨度不是卖国贼，周总理都尊重他。因为“侮辱中央首长”，红卫兵当众批斗了她。

身在北京的杨云慧听说后，立刻拜访章士钊。章士钊与杨度在1900年就相识，与杨家来往密切。章士钊明确告诉她：“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毛主席曾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

后来红卫兵再次来扰，杨云慧写信向章士钊求助。几天后，章士钊来信，说周恩来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单位，叫他们放心。她家从此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5.

陈赓，

杨度入党发展人？

党史专家认为，杨度入党肯定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批准的。像杨度这种特殊身份的重要人物，他的入党，不经过最高层批准是不可想象的。可谁是杨度入党的发展人？

由于提起这个问题的时间太晚，当事人大多不在了，难以准确复原。现有文章已经提起的胡鄂公、陈赓、潘汉年都有可能。一般认为，陈赓的可能性很大。陈赓是湘乡人，湘乡与湘潭相邻，两个人算得上同乡。

上世纪20年代，陈赓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在电视剧《陈赓大将》第五集中，就专门讲了陈赓发展杨度入党的故事。作为艺术作品，电视剧可以“合理想象”，但确有根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度夫人徐粲楞向女儿杨云慧讲起1929年那个特殊的夜晚时，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忐忑和忧心。那天晚饭后，上海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杨度家中，寂静无声，杨度正在看书。杨度的朋友、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王绍先带着一个人来访，杨云慧看到父亲连忙请他们上二楼，把门关上，密谈了很久。

徐粲楞后来告诉杨云慧，那天来访的正是陈赓。至于杨度和陈赓谈了些什么，外人当然无法知晓，一个事实是杨度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赓如何结识杨度的？是通过王绍先。王在上海滩是以画家身份为掩护的，齐白石的回忆中就多次出现过王绍先这位画友的名字。王时常来杨家聊天，还通过陈赓弄到一些进步书刊让杨度“关起门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