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麟锡（朝鲜语：유인석，1842年—1915年），朝鲜王朝后期儒学家、义兵将领。字汝圣，号毅庵，本贯高兴柳氏。他是儒家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同时在朝鲜近代史的特殊背景下，坚持“卫正斥邪”和“尊华攘夷”的思想，并付诸实践，领导义兵运动，反抗日本侵略。失败后逃入中国东北，并在中国去世。遗著有《毅庵集》。

1842年（朝鲜宪宗八年），柳麟锡出生于江原道春川，幼年时受教于叔父柳重教和学者金平默，14岁起师从著名朱子学（理学）家李恒老（号华西）。李恒老主张对内维系儒家道统，坚持春秋大义，对外尊华攘夷，同时又延续“北伐派”的主张，要求北伐满清，恢复明朝。李恒老一派（华西学派）的主张在内忧外患的朝鲜近代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欧美日本势力入侵朝鲜以后，李恒老及其门人更是以“卫正斥邪”的口号，坚决反对天主教等洋教及当时社会流行的开化思想，接连发起一系列反抗运动。因此又被称为卫正斥邪派。

除了柳麟锡的老师李恒老以外，柳麟锡的叔父——柳重教也是华西学派的重要代表。因此柳麟锡自幼在华西学派的薰陶下成长，后来成为卫正斥邪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1876年，朝鲜与日本缔结《江华条约》前夕，柳麟锡及洪在龟等江原道、京畿道儒生46人联名上“斥洋疏”，与在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持斧上疏”的崔益铉遥相呼应，共同提出了“倭洋一体”的口号，坚决反对与日本修好通商。柳麟锡的这次上疏运动很快以失败告终，影响也非常有限，但仍是他一生第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也奠定了他一生为“卫正斥邪”奔走的活动基调。

1868年李恒老死后，由金平默继承他的道统，1891年金平默去世，柳麟锡的叔父柳重教接续之；1893年柳重教去世，柳麟锡被推为华西学派“正统道脉”的继承者。其后柳麟锡在忠清道堤川聚徒讲学，欲在乱世中将华西学派发扬光大。史书记载道：“及省翁（指柳重教）没，门下进者皆以所事事麟锡，同门诸贤，亦多处门生，远近莫不慕仰以斯文宗匠”，可见那时的柳麟锡在朝鲜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硕儒了。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从清朝手中夺取了朝鲜的控制权。日本在朝鲜扶植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并在“甲午更张”的名义下实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表面是推进朝鲜的近代化，事实上是加紧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同化。1895年（乙未年）八月二十日（阳历10月8日），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暗杀了亲俄的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史称“乙未事变”；十一月，金弘集亲日内阁颁布“断发令”，下令所有朝鲜男子一律剃掉长发，并鼓励人民穿洋服，并强制执行。乙未事变和断发令严重伤害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积聚在心中已久的反日反政府情绪如火山爆发，终于引发了“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导致了朝鲜社会空前的混乱和动荡。柳麟锡在义兵运动爆发之初，曾聚集门徒，提出了深处乱局之中的三种方式：一曰举义扫清，一曰浮海去守，一曰自靖致命。他最初主张第二种方式，但在这年十二月，他的徒弟安承禹、李春永等人在京畿道砥平里起义，行军至柳麟锡所住的堤川时，竭力恳请柳麟锡出面举义。柳麟锡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柳麟锡被推戴为义兵大将，以“复雠保形”（指为国母（闵妃）复仇和保住朝鲜男子的发型）为旗号，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率3000人发动起义。

随着享有崇高声誉的“卫正斥邪”巨头——柳麟锡的加入，乙未义兵运动达到高潮。柳麟锡颁布了《告八道列邑》的檄文，呼吁道：“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孰无哀恸迫切之志？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各自寝苫枕戈，亦皆赴汤蹈火。期区宇之再造，见天日之复明。奚但为功于一邦，实是有辞于万世。”柳麟锡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闻庆的李康年、砥平的金百先等义兵队伍闻讯赶来会合，与柳麟锡联合作战。其中金百先出身平民，是一位胆识过人、骁勇善战的勇将，他率领的400名炮手是义兵攻城的重要力量。柳麟锡部下的金春永高兴地对金百先说：“将军至，事无忧矣！”这些义兵被整编为一支部队，柳麟锡任总大将，统帅全军。在柳麟锡的指挥下，义兵迅速席卷忠清道、江原道、庆尚道等朝鲜中部地区，攻城略地，切断电线，袭击地方官衙和日本机构，杀死亲日官吏和日本兵，一时震动全国。次年正月，柳麟锡率军攻打忠清道重镇忠州，金百先率军夜袭东门，奋力登城。金百先身先士卒，头一个登上城楼，杀死守城日军和官军，处死了忠州观察使金奎轼，一举占领忠州城，柳麟锡义兵进入全盛。

当时“俄馆播迁”已经发生，金弘集等被杀，朝鲜亲日内阁垮台，被李完用、李范晋等人主导的亲俄政权所取代。亲俄政权一方面宣布废除断发令、蠲免赋税，一方面急派人招抚义兵。各支义兵部队在政府软硬皆施之下相继解散，唯独柳麟锡认为“大义未伸、国仇未报”而拒绝撤兵。这时候，柳麟锡的义兵队伍发生分裂，原来金百先攻克忠州以后，被儒生安承禹所嫉恨，金百先在攻占忠州后率军乘胜追击逃窜的日军，要求安承禹增派援兵，安承禹却一兵不发，致使金百先败北。金百先兵败回营后见安承禹，拔刀就刺，安承禹吓得连忙躲避。而柳麟锡非但不处罚安承禹，反而以违反军规为由下令将金百先斩首。义兵队伍莫不为金百先感到冤屈，“自是以后，物情惨淡，军容更不振”。这不能不说是柳麟锡自毁长城，为其失败埋下伏笔。四月，朝鲜政府派张基濂镇压柳麟锡义兵，形势极为严峻。安承禹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迎战，由于金百先被杀后军心浮动，所以很快被张基濂率领的官军击溃，安承禹被俘后遇害。柳麟锡原来攻陷的诸多城市都接连失守了，柳麟锡决定向平安道、黄海道一带转移，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实现战略转移，以价川为中心继续进行抗争。

柳麟锡义兵在平安道一带屯驻时，由于势力大为削弱，所以遭到了当地观察使、郡守的攻击，加上朝鲜各地义兵均已解散，只有柳麟锡一支孤军，所以不得不继续撤退。柳麟锡决定率部队渡过鸭绿江，前往中国辽东地区。柳麟锡部队“所过索资粮，颇有不戢之谤”，但仍有许多人感念柳麟锡的忠义，跟随他渡江。柳麟锡率军来到中国盛京的怀仁县（今辽宁桓仁），但当地知县徐本愚要求柳麟锡部队解除武装。1896年（建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柳麟锡的义兵部队终于在浑江边解散，柳麟锡作为义兵将领的生涯也告一段落。

此后柳麟锡在吉林通化五道口定居，建立村落，继续讲学，史载“麟锡建夫子庙，习俎豆，勤畊稼，边俗化之。”所以有人称赞他：“彼柳麟锡之徒，一介布衣，近寓江左四五年间，文风蔚然。江左之民，稍知义理之别，亦知华夷之辨”。到1897年，朝鲜高宗派人前去招抚柳麟锡，表示亲日派已被击退，断发令已经废除，希望他回国。柳麟锡也上疏高宗谢罪，并前往鸭绿江南岸的朝鲜楚山居住。其与朝鲜政府的关系便有所缓和。高宗下诏称：“尔之能改悔自首者，极为嘉尚。特赦尔罪，以开自新之路。”但柳麟锡仍未放弃他的原则，他在上疏中表示他“必报国仇、必保华脉”，也就是说他必须要驱除日本人以为明成皇后报仇、也坚持保住“小中华”（指朝鲜）的国脉。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柳麟锡站在小中华思想和事大主义的立场，对高宗称帝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吾国帝大明，是孝庙（朝鲜孝宗）与老先生（宋时烈）所立光明大义而世守者也。天下无二帝，不当复帝。”并指出高宗“则只得谨守华法，以帝先王先祖所帝之皇明，为待天下真主之作而已。”然而他尊华事大的思想在近代朝鲜明显已经过时，所以高宗仍然建立了“大韩帝国”，而不是柳麟锡所希望的延续明朝正统。

由于对政局的不满，1898年春，柳麟锡再度进入中国，他与韩国政府的关系也重新紧张起来。1900年，柳麟锡移檄国内，号召为明成皇后复仇。此时中国义和团运动兴起，韩国国内也风传柳麟锡勾结义和团进攻的传言，一时“传闻狼藉”。1905年11月，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将韩国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义兵运动再起；1907年7月，日本逼迫高宗皇帝退位，随后又强迫韩国签订《丁未七款条约》，解散大韩帝国军，使第二次义兵运动进入高潮。柳麟锡再度潜回国内，于顺川郡起义，“建旗一呼，投者云集”。但他这次起义的影响已大不如前了，很快被日军镇压，柳麟锡于1908年7月亡命俄国海参崴。此后他试图促使李相卨、李范允等抗日势力的整合，决心从俄国远东地区反攻国内。经过柳麟锡的努力下，1910年6月，这些义兵的势力终于得到统合，称为“十三道义军”，柳麟锡被推为义兵的都总裁。随后柳麟锡发布了《通告十三道大小同胞》之檄文，于8月挥师南下。但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日本最终吞并了朝鲜半岛，日本还向俄国交涉，要求俄国阻挠义兵活动，终于使十三道义军瓦解。柳麟锡的武装抗日道路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柳麟锡住在俄国海参崴，继续以讲学形式鼓吹抗日意识。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柳麟锡起初对清朝的灭亡感到十分高兴，但对于中华民国采取西式共和政体又很失望，他说：“中国乃天下中心，不可一日无帝。”同时他又写了《与中华民国政府》的书信寄给南京临时政府，主张中国重建华夷秩序，以维持世界和平。1914年，柳麟锡移居中国奉天省西丰县，继续教化当地朝鲜族居民。1915年，柳麟锡在奉天宽甸去世，享年74岁。

柳麟锡是朝鲜李恒老创立的“华西学派”的直接传承者，因此他的思想自然属于朱子学（理学）的范畴，而在当时朝鲜近代史的特殊背景下，又将李恒老“卫正斥邪”的思想付诸实际并发扬光大，成为卫正斥邪运动的领军人物。作为理学家，柳麟锡认为“理在气先”，理与气之关系表现为理在上乘气，气在下载理。此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柳麟锡接受了李恒老“理主气客”说，指出：“其所本者理，所形者气，而理气元是帅役上下。”这种理气关系，即“理主气客”、“理帅气役”、“理上气下”等所活法，隐含着为“卫正斥邪”论寻求其理论基础的意图。

“尊华攘夷”也是柳麟锡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守华终身”。他的主张跟宋时烈以来的朝鲜历代朱子学者的“尊周大义”一脉相承，都是奉明朝为正朔，否定满清，并认为朝鲜作为“小中华”，延续着明亡以后“中华”之血脉。他对中国极度推崇，说：“吾之慕中国，非我独为也，吾之先师，吾东诸先贤为之已甚矣。先贤、先师为之已甚，吾不敢不为也。”他还说：“盖中国，世界之一大宗，天地之一中心也。中国立则世界定而天地成，中国跌则世界乱而天地毁。”他在给中华民国的书信中所以他所保之国不是朝鲜，而是“中华一脉”，救国之道也就是他口中的“保华之道”。此外他对清朝的看法也并非那么仇视，他表示：“盖清国之陆沉帝王神州，毁裂华夏法服，诚万古莫大之变，莫大之罪……然论其罪则在顺治，而不在后孙，独有不能用夏之罪耳……使彼已能用夏，则亦可雠乎？其于我国，素许以自守礼秩，而至近年甲申政变，又赖其力而免为倭洋……今日清固夷狄，而倭洋又夷狄之降为禽兽者也，为去禽兽之祸，则庶无不可藉力于夷狄也？……且清虽曰非类，其中亦有中华古族为其朝列，而诚心相爱者，视突厥、契丹、回纥则有间焉。”因此柳麟锡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讲学时“清人亦襁负而至，声闻东方”。

柳麟锡的思想也非完全泥古不化，他之所以排斥开化党势力，是因为他认为“夫夺人之国，先夺人心；夺人心，土地不难夺也。”因此坚决反对开化党借助外国（尤其是日本）力量实现朝鲜的“文明开化”。他不反对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认为一定要派有爱国心的人出国留学。这是朝鲜近代史上“卫正斥邪派”中的比较独特的观点。

柳麟锡在当时朝鲜社会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他作为卫正斥邪派的代表人物，儒林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彻底贯彻了儒家思想和士人精神，同时又积极抗击日本侵略，挽救国家危亡，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被奉为“斯文宗匠”。当时的处士黄玹这样评价道：“麟锡，故持平重教从侄，而李恒老门人也。以儒学著，而忼慨有气义”。但另一方面，柳麟锡也遭到了开化派的非难。当时的社会主流不把他当做鸿儒，而把他作为“匪徒”来看待。比如当时一本名为《日新》的日记就这样记载道：“柳麟锡年前为义兵大将，为官兵之所败，率其略干徒党，以辽东某县逃越……柳某原来排外思想弸中者。”而著名开化派官员金允植则这样描述柳麟锡：“以义兵魁首，为官兵所败，逃入辽东，诱引韩、清子弟以排外斥洋之语，人多信从。至是与义和团相合，将有贻害本国之举”，并说“人多笑其狂妄”。可见开化派对柳麟锡非常反感。另外也有部分儒学者批判柳麟锡所固守的事大主义和小中华思想，比如柳寅植便说道：“柳麟锡之崇华庙，吹嘘庄窜，至不忍见，使士气委靡，民风懦弱，皆此辈事大之论为之祟也。”可见尽管柳麟锡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爱国心，但在他生活的年代却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到了现代，随着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盛行，曾领导义兵运动抗日的柳麟锡的评价也变得很高了。韩国在1962年追叙柳麟锡建国勋章，表彰他对韩国独立运动做出的贡献；后又将他定为2000年1月应予纪念的独立运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