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老（朝鲜语：이항로，1792年—1868年），初名光老，字而述，号华西，本贯碧珍。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朝鲜近代史上“卫正斥邪”思想的代表人物。

李恒老（朝鲜语：이항로，1792年—1868年），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学家，朝鲜近代史上“卫正斥邪”思想的代表人物。初名光老，字而述，号华西，本贯碧珍。1792年（朝鲜正祖十六年壬子）二月十三日出生于朝鲜京畿道杨根郡蘖溪里，因此人称蘖溪先生。

李恒老从3岁开始就习读《千字文》，此后熟读四书五经，很年轻就名噪一时。1808年（朝鲜纯祖八年），李恒老入汉城（今首尔）参加科举考试，一位宰相派人给他捎话说：“只要与我儿子交游，你今年就可以及第。”被李恒老拒绝。李恒老虽然考中了泮试（一种别试），但因目睹了官场和科场的腐败，认为“此非士子涉迹之地”，所以不再应举，回到家乡，专心钻研学问。

李恒老到40岁左右时，已是“学德明尊”。朝鲜政府曾在1840年（朝鲜宪宗六年）征召李恒老为参奉，但他没有接受，立志传道，于是“广开门庭，士赴若渴”，从而形成了在朝鲜王朝末期有巨大影响力的“华西学派”。李恒老笃信程朱理学，学宗宋时烈，因此他的学说也一脉相承了宋时烈所倡导的尊周大义和北伐论。1836年（宪宗二年），李恒老前往忠清道清州参拜宋时烈墓，并入华阳洞瞻仰万东庙，他当时“坐泣弓岩，涕簌簌下”，又有诗云：“天造皇明享帝山，陪臣壁立死生间。一线残阳犹在此，春光何日遍区寰”。1863年（朝鲜哲宗十四年），李恒老题壁述志：“承羲黄尧舜禹汤文武孔颜孟朱宋之统绪，绪立五常五伦天地人物之本体，死生不足以动其心，贵贱不足以易其守，古今不足以限其至”，明确表达了他继宋时烈之后、以儒家道统自任的志向。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恒老开始率领其门人进行一些著述活动。李恒老作诗将其目标概括为“朱书拟辑东儒说，青史行删北帝编”，所谓“朱书拟辑东儒说”说的是李恒老收集朝鲜儒者对朱熹著作的注解达20余家，欲整理成书但又精力不支，遂于1846年（宪宗十二年）将此项任务交给自己的长子李埈，最后编成《朱子大全集札》20册。而“青史行删北帝编”则是指1852年（哲宗三年），李恒老命弟子柳重教编《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该书删除了明朝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中元朝的正统地位，以彰显尊周大义；同时又将高丽历史写入其中，表现“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春秋之意”。

1862年（哲宗十三年）发生李夏铨之狱，李恒老被诬告入狱，后又被释放。这是李恒老初次涉入政治，其后则渐渐频繁。朝鲜高宗即位后，左议政赵斗淳于1864年（高宗元年）推荐李恒老入仕，称赞他“早从事于性理之学，开门受徒，到老靡倦”，朝廷乃除授其掌苑别提的官位，后又授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掌令，李恒老均上疏辞退。

1866年（高宗三年），法国侵略朝鲜，史称“丙寅洋扰”，左议政金炳学于此时推荐李恒老，朝廷乃拜李恒老为同副承旨，提供快马，令其火速来汉城就任。起用李恒老的目的是利用他的卫正斥邪思想来为当时摄政者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抗法斥和政策宣传造势，但李恒老对于当时大院君大兴土木重建景福宫、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裁撤书院关闭万东庙等做法极其不满，因而他虽应召进京，却呈上一道《辞同副承旨兼陈所怀疏》，他在该奏疏中极力主战，称：“谓洋贼可攻者，国边人之说也；谓洋贼可和者，贼边人之说也。由此则邦内保衣裳之旧，由彼则人类陷禽兽之域，此则大分也”，同时又以高句丽击退隋炀帝和唐太宗、高丽击退红巾军的事例来强调凝聚人心的重要性，暗喻当前大院君的政策已失去人心，因此呼吁“停土木之役，禁敛民之政，去侈大之习……表里一致，孚信旁达，则民力大纾”，并警告道：“苟为不然，上失君子之心，下结小民之怨，日往月来，不知所以反之。则虽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前知预计之士日效其能，无救于土崩瓦解矣”。这道奏疏并非空谈爱国，而是强调“内修”才能“外攘”，洋洋洒洒一千七百余字，传诵朝野，“时称百年以来第一名疏”。同年九月十三日，李恒老在昌德宫重熙堂接受高宗召见，再次表达辞职的愿望，并希望高宗坚持斥和主战的政策。李恒老虽在上疏中婉转批评大院君的政策，但大院君对上疏中斥和主战的主张非常满意，于是擢升李恒老为工曹参判，并让他参与政府事务。李恒老连上四疏，请求辞职，同时申明“内修外攘”的道理。十月，李恒老的弟子梁宪洙打败法军，法国撤退，丙寅洋扰结束，李恒老失去利用价值，大院君也就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于是李恒老重返乡间。在最后一次上疏中，李恒老强烈要求恢复祭祀明朝皇帝的万东庙，但自然不可能得到大院君的同意。此次丙寅洋扰中的经历也成为李恒老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出面的政治活动，而影响却颇大。

1868年（高宗五年）三月十八日，李恒老病卒，享年七十七岁。1905年（大韩帝国光武九年）追赠内部大臣，赐谥号“文敬”。

正如前文所述，李恒老信奉程朱理学，学宗宋时烈，以儒学道统自居，因此沿袭了理学思想及宋时烈所倡导的尊周大义和北伐论，带有浓厚的小中华思想。同时又在朝鲜王朝末期的特殊背景下加入了新的内容。在理气问题上，他提出“理气二元论”，认为理气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指出：“理外无气，气外无理”“天下无有理无气之物，无有气无理之物”。但是，他又认为理和气不能等量齐观，归根到底还是坚持朱子学的“主理说”，认为“理为至善至中之准则，而气为偏倚过不及之缘由，此则不可杂之说”，并强调“理为主，气为役，理为公，气为私之等，则本分已判，更不容移动”，因而提出了“理主气客”、“理主气役”的观点。李恒老认为，如果“理”为主而“气”为客的话，万事皆可被驾驭，天下安乐；万一“气”为主而“理”为客，则万事扰攘、天下大乱。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气”蔓延的时代。因此，他以“主理论”武装自己的精神，希望解决时代的危机。

李恒老的理气观是其“卫正斥邪”、“尊华攘夷”思想的哲学基础，而“卫正斥邪”、“尊华攘夷”（简称“卫斥尊攘”）又是李恒老及其华西学派思想的核心。李恒老强调：“尊中华，攘夷狄，穷天地之大经；黜己私，奉帝衷，有圣贤之要法”，此句话被华西学派奉为圭臬。李恒老的思想虽与朱熹、宋时烈一脉相承，但时代背景不同，具体内容也就不同。朱熹所斥的是金国，宋时烈所斥的是满清，而李恒老所斥的则是西洋。当时天主教已传入朝鲜，早在1836年（宪宗二年），李恒老就针对洋教之祸专门论述。李恒老认为朝鲜是中华，满清是夷狄，西洋是禽兽，并将天主教定性为穷凶极恶的“邪教”，痛斥“充塞仁义、惑世诬民之说，何代无之？亦未有如西洋之惨！”因此要“卫正斥邪”。李恒老反对西洋的依据就在于他的理气观，他指出：“吾儒之所事者，上帝也；西洋之所事者，天主也。……吾所谓上帝者，指太极之道也。”而“西洋则不然，不问天所以命我者是何事，只以拜天祈福为事天。此无他焉，吾儒所谓事天之天，专以道理言也；洋人所谓事天之天，专以形气情欲言也。二者之不同，实分于此。”也就是说，李恒老认为儒家所崇拜的天是指“理”（太极之道），而西洋所崇拜的天使指“气”（形气情欲），这是两者的根本差别，因此他认为西洋紊乱人伦，与之誓不两立。李恒老疾呼：“西洋乱道最可忧，天地间一脉阳气在吾东，若并此被坏，天心岂忍如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也就是说，李恒老认为保全“天地间一脉阳气”（即明亡后由朝鲜所继承的中华文化）比朝鲜国家的存亡还重要。

那么，如何抵御西洋呢？李恒老并未提出军事上的主张，而是强调“内修外攘”，特别是禁用洋物。他认为“禁绝洋物为内修之机要”，指出“夫洋物之来，其目甚多，要皆奇技淫巧之物，而于民生日用不惟无益，为祸滋大者也。……且况彼之为物也，生于手而日计有余；我之为物也，产于地而岁计不足。以不足交有余，我胡以不困？以日计接岁计，彼胡以不赡？”因此他建议国王“一有洋物介于其间，则悉行搜出，聚之阙庭而烧之”，并将使用洋物者处以重刑。他说“身修家齐而国正，则洋物无所用之，而交易之事绝矣；交易之事绝，则彼之奇技淫巧不得售矣；奇技淫巧不得售，则彼必无所为而不来矣。此与诛捕征伐本末相资，表里相因，不可不加之意也。”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平生身不着洋织，家不用洋物”。后来他的弟子崔益铉在反对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的上疏中也重申了洋物的危害。“卫正斥邪”是当时朝鲜儒林的共识，只是李恒老的华西学派最为突出罢了。

李恒老虽然反对西洋，但并不代表他放弃了对满清的敌视。李恒老仍秉持宋时烈所倡导的尊周大义和北伐论，主张时机成熟后北伐中原，驱除鞑虏，恢复大明。他为华西学派所制定的规矩中其中一条就是：“北虏毁裂衣冠，西鬼蛊惑心术，当挺身立脚，明心张目，不坠圣贤之教、父祖之业，是儒者彻上彻下法门。”也就是说，“北虏”（满清）和“西鬼”（西洋）是他“尊华攘夷”的共同斗争对象，只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下西洋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已。然而当时朝鲜大部分人已默认满清为中华正统，李恒老对此感到非常忧虑。有人劝李恒老用清朝年号，被他严拒。李恒老认为朝鲜之所以不能北伐，就是因为不讲尊华攘夷之义，“倘使我国之士民家家而讲尊攘之义，人人而讲尊攘之义，则夷狄无所容身，而孝庙（朝鲜孝宗）之志伸矣；孝庙之志伸矣，则华夏之运启矣”。当时太平天国反清的消息传入朝鲜，有人认为不应该在此时背弃清朝，这种观点被李恒老斥为“为北虏守节”，他说：“使斯人（洪秀全）扫清夷狄，君长天下，则我国当用圃隐（郑梦周，高丽末年亲明派）之义，背北胡而向真主可也；彼或复拾崔莹（高丽末年亲北元派）之余论者，天地之罪人也！”与此同时，李恒老具有浓厚的小中华思想，他与历来的朝鲜儒者一样，认为“至若我东，素以礼义之邦称‘小中华’，自崇祯以后，周礼实在东鲁”，即明亡以后朝鲜才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基于以上观点，李恒老组织门人编辑了《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一方面将元朝撵出中国正统，另一方面将高丽历史（即“东史”）编入中国史中。前者是为了彰显尊周大义，而后者则引起争议，李恒老对此解释道：“我东，中国之属国也。自高丽时，骎骎然知尊周之义，有变夷之实，而至我朝则纯如也。又自圃隐先生倡程朱之学于丽季，以至我朝一二先觉，扩大推明，以承统绪，则古所谓进于中国者，莫如我东。而其在神州陆沉、西洋昏垫之时，正如重阴之底，阳德来复也。又当表章于始，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也。”也就是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表彰高丽的“用夏变夷”、“进于中国”，符合春秋大义。李恒老编《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无疑是想以蒙元和高丽来影射满清非正统而朝鲜又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体现出他的文化优越感。但李恒老并不因此盲目地自我感觉良好，尽管他在《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中削去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却并未将高丽列为正统，而将这段时间作“无统”处理，说明他仍不敢僭越。同时他又指出：“清俗虽腥膻，享国长久，亦有规模故也。我国上自朝廷，下至闾里，只是无规模，所以不可为国。”可见李恒老并非如某些小中华思想膨胀的朝鲜人那样夜郎自大，仍清楚地认识到朝鲜不如满清的现实。

李恒老的遗著有《华西集》（原集32卷、附录9卷，合22册）、《华西雅言》12卷等。

李恒老是朝鲜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儒学思想家，生前德高望重，深受尊敬。他上承程朱理学及宋时烈等所倡导的尊周大义，下启深刻影响近代朝鲜历史进程的“卫正斥邪”思想，尽管他一生政治活动无多，却有深远的影响。李恒老虽“为学不由师承”，但发展出了独立的学派——华西学派，最后桃李满天下，史载“李恒老之门，若崔益铉、金平默、洪在鹤、柳麟锡，先后以气节显，扶植名义，世谓之讲学家出色。”而且，他的这些弟子往往投身义兵运动，站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前线，这可以看作是李恒老在丙寅洋扰时的御侮精神的发扬。

近代朝鲜民族主义者则对李恒老持批判态度，如朴殷植将李恒老与日本儒学家山崎暗斋对比以后认为李恒老为代表的韩国儒学家不重视本国存亡而重视儒教兴衰，因而对韩国的衰弱负有责任。柳寅植则指责李恒老及其门人“吹嘘庄窜，至不忍见，使士气委靡，民风懦弱，皆此辈事大之论为之祟也。”现代学术界有人认为李恒老的卫正斥邪思想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和源泉，但亦有人认为李恒老的思想只能算是“传统的和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