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1414年3月16日—1486年8月17日），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明朝大臣，内阁首辅。

明永乐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414年3月16日），商辂生于父亲商仲瑄为官的建德梅城。商辂未满周岁，母亲解氏便携商辂回到家乡淳安芝山生活，与其父商仲瑄异地分居。所以，早年对商辂的抚养与教育多是由解氏完成。解氏虽喜爱幼子，但并不溺爱，对商辂品行要求严苛，学习要求严谨。商辂虽小，但内敛懂事，听从母亲教诲。商辂自幼聪颖，六岁时母解氏授以《孝经》《论语》。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商仲瑄赴京听选，十岁的商辂想随行，被其父以年纪尚幼拒绝，推说“待我做官之日，同你到任”。商辂愤愤而言：“你做官，我也做官。你到我任，我不到你任。”商父听后默然无语，私下对解氏说：“此子实有志气，可取。尔宜善视之。”

宣德三年（1428年），商辂出外就学，初入学堂，便能作文成理，对所授《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四书，不仅能熟诵无错误遗漏，而且能通晓其意义。

宣德九年（1434年），商辂赴杭州入府学，始习科举业。

宣德十年（1435年），商辂在乡试时考中了第一名，为浙江解元。

正统元年（1436年），商辂参加会试，以他的才学，考取进士并不难，但此次会试考官周叙坚信商辂有考取会元的实力，因不愿屈才，特将其考卷收起，致使商辂落第。此后，商辂在家自习科举业。

正统四年（1439年），商辂父亲去世，商辂因丁忧未参加会试。

正统七年（1442年），商辂春闱不第后，入国子监太学继续学习。

正统十年（1445年），商辂参加会试，在担任主考官的翰林学士钱习礼和侍讲学士马愉的评定下，被择取为会元。三月十五日，在奉天殿举行的殿试中，商辂的对策又受到明英宗的赞赏，遂被擢为第一甲第一名，荣获状元。赐冠服银带，授翰林院修撰，阶承务郎。商辂于会试、殿试皆为第一名。终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间，在乡试、会试、殿试都取得第一名的（三元及第，指同时获得解元、会元、状元），只有商辂一人而已。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二月，商辂与刘俨等十八人应诏进东阁，“习制诏，读中秘书，时朝廷方拟择相，储其才。”一日经筵侍班时，明英宗注意到了长相英俊奇伟的商辂，亲自把他选为展书官，并命学士曹鼐挑一人与之对。不出一月，明英宗又下令商辂讲书。此后，商辂时常被明英宗召命侍直进讲。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土木之变”爆发，明英宗被俘。值国势危疑，商辂与群臣具本，伏文华门恳请郕王即位，郕王推辞未敢应。随后，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总摄百官，并下旨商辂做御策，册立明英宗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在学士陈循、高谷的举荐之下，朱祁钰“令翰林院修撰商辂、彭时入文渊阁，参预机务”。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倡议迁都南京，商辂与兵部侍郎于谦等持相同立场，极力反对南迁。并与文武同僚积极经略战守，制定诱敌反间之计，成功逼退进犯京师的瓦剌军。不久后，朱祁钰即位为帝，即明代宗，并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同年冬，商辂进升为翰林院侍读。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商辂等奉命前往居庸关，迎接被瓦剌释放的太上皇朱祁镇，并受太上皇朱祁镇之命写书进呈两宫及明代宗。随后，进升为翰林院学士。

景泰三年（1452年）四月，明代宗有意废东宫朱见深，立子朱见济为太子，商辂对此持保留态度，并提出异议，终未能阻止易储之事成为定局。五月，明代宗将太子朱见深废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置东宫官属。商辂升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赐第南薰里。七月，锦衣卫指挥使卢忠令校尉上奏诬告太上皇与少监阮浪、内使王瑶图谋复位。明代宗震惊愤怒，下诏将两人逮入诏狱，彻查此事。卢忠到占卜师同寅处占卜，同寅以大义责备他，并说：“这是大凶之兆，死都不足以赎罪。”卢忠听后大惊，假装疯颠，希望逃避惩罚。商辂及中官王诚对明代宗说：“卢忠得的疯病，不足相信，不应听他胡说，伤害根本的伦理（指代宗和明英宗的兄弟情）。”明代宗怒意稍稍缓解。于是将卢忠一并下狱，以其他罪名定罪，降为事务官，命其立功赎罪。又杀了王瑶，将阮浪禁锢在狱中，没再追究此事。九月，为减轻部分地方州县因供给粮饷而增加夫役以及官多扰民的弊害，商辂上《减省官员疏》。十一月，因塞上肥美田地被权势豪门所侵夺，商辂上《边务疏》奏求核实后归还部队。十二月，开封、凤阳等地饥民流入济宁、临清一带，被官员驱逐。商辂担心民变，上《招抚流移疏》，建议将饥民招至京畿地区分予闲田，并由官府提供粮食、种子，使饥民不再生活无依。

景泰四年（1453年），商辂多次上疏举贤任能，经其推荐的林聪、姚夔、王翱均得到提拔与重用。八月，商辂为京城社会治安问题，上《止盗疏》以求解决，得到执行。

景泰五年（1454年）五月，礼部郎中章纶、监察御史钟同因奏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太子朱见济已于景泰四年夭折），触怒明代宗而下锦衣卫，生命垂危。商辂建言力救，使二人得以免死。

景泰六年（1455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廖庄因上言请明代宗岁时节日往南宫朝见太上皇，明代宗大怒，命锦衣卫捉拿杖八十，得商辂力救方性命无虞。

景泰七年（1456年）四月，给事中林聪因上言忤吏部尚书兼阁臣王文意，王文授意御史弹劾使其下狱，欲坐林聪大辟。商辂正色直言救之，事后不言此事。五月，《寰宇通志》编成，明廷拟升商辂为兵部尚书，因得罪王文受阻，王文认为，“诸总裁皆止进兼官，商岂可独升？”商辂仍为兵部左侍郎，仅加兼太常寺卿，众人愕然不满。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病危，群臣请求立东宫太子，明代宗不允。大臣们准备继续上奏，商辂执笔写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明宣宗）的儿子，应当立章皇帝的子孙为继承人。”听到的人都很感动。因天色已晚，故而这封奏章没有及时上呈。这天夜间，大将石亨等人已经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辟。

次日，明代宗时期的重臣王文、于谦被捕，明英宗召商辂与高谷进入便殿，温语安慰一番后，命他们起草复位诏书。石亨偷偷对商辂说，宽赦的文字不要写入另外的条款。商辂说：“这是旧制，我不敢改。”石亨等人不高兴了，便暗示言官弹劾商辂朋比为奸，将他投入狱中。商辂上书申诉说《复储疏》在礼部中，可以复核，但明英宗不加理会。中官兴安略微为商辂开脱，明英宗反倒更加恼怒。兴安说：“从前这些人提议南迁，不知道当时他们把陛下置于何地。”明英宗这才怒意渐消，于是将商辂贬斥为平民。但明英宗常常独自在念叨着：“商辂是朕亲自选取的人才，他曾与姚夔一起侍候东宫太子，”总不忍就这样将他弃而不用。但因为有人忌妒他，终明英宗天顺一朝，商辂最终没再获任用。

明宪宗即位后追念商辂，于成化三年（1467年）二月，遣使驿召商辂来京，并恢复商辂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职务，召直内阁，参预机务。商辂上《谢恩乞恩疏》恳请辞去官职，明宪宗未予允准并说：“先帝（明英宗）已知你是冤枉的，你就不要推辞了。”商辂就职后，于六月上《政务疏》，向明宪宗提出勤奋学习、采纳谏言、防卫边疆、裁省冗官、设立社仓、崇敬先圣名号、广泛培养人才八项建议，均被明宪宗采纳。他在建议纳谏时，请求召回成化元年（1465年）以后因进言而被贬斥的人，罗伦、孔公恂等因此得以恢复官职。

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明英宗皇后慈懿太后崩逝，因明宪宗生母周太后阻挠，一直不得祔葬。商辂上《陵庙疏》，领文武百官文华门哭谏。经多番抗争，明宪宗与周太后才终于妥协。由于该年异常天象频现，地质灾害频发，商辂多次上《乞恩罢职疏》引咎自省，均未获允。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为九月，彗星出现，给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人弹劾不称职的大臣，都涉及商辂。御史林诚攻击商辂曾经参与明代宗更换太子，不宜任用，明宪宗不听，商辂因此请求辞职。明宪宗大怒，命当廷审问那些言官，想给他们加以重罚。商辂说：“臣曾经请求优待宽容进言的人，现在议论到臣反而责备他们，对公众舆论又怎么解释呢？”明宪宗转怒为喜，杖责董旻等人后将他们复职。十月，商辂进升为兵部尚书，兼职如故。

成化五年（1469年）三月，商辂替“夺门”之后遭石亨一党诬陷的萧鎡、俞士悦、项文曜等人伸雪冤案。明宪宗接纳建言，为上述人等平反复官。

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顺天、河北大水成灾，商辂上《赈恤疏》请求立即赈济京畿灾民。又以盗贼纷起，京城社会秩序不宁，商辂上《弭盗疏》，请求缉捕盗贼，安定社会。所上两疏所议事均获允准执行。十二月，商辂为明英宗复位后遭石亨等陷害的陈循进言洗冤。后值仁寿太后的庄户与平民争田地，明宪宗欲将平民迁至塞外，商辂说：“天子以天下为家，还要什么皇庄？”此事遂罢。

成化七年（1471年）春，商辂举荐贤才，上《乞加讲官刘诩学士衔疏》。七月，商辂领群臣多次上疏，请立皇太子朱祐极，明宪宗同意。十二月，因见彗星，文武大臣、科道各言时政缺失。商辂上《修德弭灾疏》，提出正心术、谨命令、亲接见、慎赏罚、纳谏诤、励官守、恤军民七条建议，希望明宪宗能除旧布新、力行新政。

成化九年（1473年）三月，商辂呈《拯救民困疏》，极言人民艰食，饿殍在目，乞省科敛，减力役。明宪宗纳其言，发户部施行。五月，商辂改户部尚书，兼职如故。

成化十一年（1475年）四月，商辂改兼文渊阁大学士，实为首辅。同年，乾清宫门发生火灾，工部请求到四川、湖广采集木材。商辂进言说应该稍微延缓一下，以保持警戒畏惧，明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子朱祐极于成化八年（1472年）去世后明宪宗因继承人的事而忧虑。纪妃生有皇子（即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已经六岁，左右侍从畏惧万贵妃，没有人敢进言。直至成化十一年（1475年），才被报告给明宪宗。明宪宗非常高兴，想向朝臣宣告，派遣中官到内阁告诉自己的意图。商辂请求诏礼部拟定上报皇子的名字，于是朝臣相互祝贺，明宪宗于是命令皇子出宫会见朝廷大臣。过了几日，明宪宗又御临文华殿，令皇子侍奉，召见商辂及众内阁大臣。商辂叩首说：“陛下在位十年，未立太子，天下盼望已久了。应当立即立为太子，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明宪宗点头同意。同年十一月，皇子朱祐樘被立为皇太子。

当初，明宪宗召见皇子留在宫中，而纪妃仍然居住在西内。商辂怕有其他祸患，又不好明说，与同僚上书说：“皇子聪明机灵，关系到太子的确立。委重任让贵妃保护，她对太子的宠爱超过对自己的儿子。但朝廷外的人议论说皇子的母亲因病另外居住，长时间不能相见。应当迁移到临近的地方，使母子朝夕相处，而皇子任由贵妃抚育，国家就非常幸运了。”纪妃于是迁居至永寿宫。过了一个月，纪妃病重，商辂说：“纪妃如有不幸，葬礼应该优厚隆重。”并请求司礼监侍奉皇子，到纪妃住所探视，并制作葬服准备行李之用。明宪宗都表示同意。

此间明廷发生另一件大事便是恢复郕王徽号。亦由商辂先行提请复郕王位号，文华殿廷议时，“辂极言王有社稷功”，言辞恳切，遂使明宪宗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皇帝号，谥“恭仁康定景皇帝”。

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进商辂太子少保，改吏部尚书，兼职如故。七月，京城有黑眚伤人，商辂顺势上《修德弭灾疏》条陈八事：为番僧国师法王，不要滥赐印章；四方日常的贡奉之外，不要接受玩赏的物品；允许众臣直言进谏；分别派遣刑部使者审查囚犯案卷，减少冤假错案；停止不急需的修建项目；充实三边军队的储备；守卫沿边的关隘；设置云南巡抚。明宪宗下发赞扬嘉奖的诏书奖励他，采纳了他的意见。八月，明宪宗沉迷斋醮，在宫北修建玉皇阁。商辂上《灾异疏》，规劝明宪宗暂停内廷斋醮，其余修斋皆按旧例施行。

成化十三年（1477年）四月，商辂进谨身殿大学士。五月，中官汪直监督西厂时，“数兴大狱”。商辂率领同僚分条列出汪直的十一条罪状，说：“陛下委托汪直听讼断狱，汪直又把韦英这类小人当做耳目。都自称奉密旨，可以专断刑杀，擅自作威作福，残害虐待好人。陛下如果认为揭发坏事禁止扰乱，按法律不得不如此，那么在前几年，为何安定无事。况且曹钦的变乱，是由逯杲打探事情激发而成，可以作为鉴戒。自从汪直掌权，士大夫不安心于他们的职守，商人不安心于经商，老百姓不安心于生产，如不赶快除去，天下安危就不可知了。”明宪宗怒道：“任用一个太监，怎么竟危及到天下，是谁主使的这个奏折？”命太监怀恩传旨，责备十分严厉。商辂严肃地说：“朝廷大臣无大小之分，有罪都请下旨逮捕追问。汪直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边城的要地，守备片刻不能缺，汪直一天拘捕数人。南京是祖宗的根本之地，留守大臣遭汪直擅自收捕。各位近臣侍奉在皇帝左右，汪直动辄更换。汪直不除去，天下怎能没有安危？”阁臣万安、刘珝、刘吉也在一起对答，依据大义，慷慨激昂，怀恩等屈服。商辂看着同僚道谢说：“诸公都为国家这样做，我又有什么担心的呢。”正值九卿项忠等人也弹劾汪直，于是当日明宪宗就罢免汪直在西厂的职务。汪直虽然不再管理西厂事务，却还是像原来那样受到宠幸。他诬陷商辂曾收受指挥使杨晔的贿赂，想洗脱自己的罪行。商辂心中不安，而御史戴缙又歌颂汪直的功劳，请求重开西厂，商辂于是坚持要求致仕。明宪宗同意，下诏加商辂为少保，命令用驿车送他回家。商辂离开后，士大夫们更俯首听命于汪直，没有人敢与他对抗了。

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1486年8月17日），商辂在居家十年后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讣闻传至京城，明宪宗深感痛惜，辍朝一日以示悼念，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傅，谥号“文毅”。又四次派官员谕祭，命有司为其营造坟墓。商辂死后，葬祭悉从令典，逝后第二年（1487年）二月初十，宰辅万安受明宪宗派遣，抵达淳安县文源芝山村商府祭奠；六月十六日，墓穴下葬。

商辂历仕明英宗、代宗、明宪宗三朝，一直孜孜奉国，精诚辅政，是明代中期较有作为的内阁辅臣。为解决明代中期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不断劝谏皇帝革除弊政、缓和社会矛盾、稳定边疆、维护礼制，其多数建议得到采纳并取得实效，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明代中期的下滑趋势。其主要举措如下：

力主抗战

“土木之变”后，瓦剌挟明英宗为奇货频频骚扰，边关接连报警，而北京守备空虚，两相对比，力量殊悬。以明朝当时的危急形势，如果处置不当，很有可能重蹈北宋的覆辙。据守京师的郕王召大臣朝议战守，一些官员认为明廷已现群龙无首之势，故不必再镇守此处，倡议南迁。如徐有贞散布鼓吹天命，惑乱人心的言论。值此关键时刻，商辂作为主战派的重要成员则疏言认为，此时绝不可动摇军心、臣心，定要镇守京城，不可南迁，但要注意遏制南方蛮夷与少数民族可能的趁火打劫。对于主张南迀之人，商辂“唾面斥之”。加之于谦也上疏抗言，并得到陈循、王直等人支持，最终明廷降旨，如有敢言迁都者，诛之。确定朝廷之所在和力主备战，是决定政局走向及解决后续一切问题的基础。

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挟明朝的企图终因郕王即位而落空。于是，转而在讲和的条件中增加了为明英宗正位的要求。十月，也先以送还太上皇为名，入寇紫荆关，长驱进逼京师。在内商辂和于谦等文武元僚，经略战守，设策拒敌。如焚毁京畿仓粮，使敌野掠无获；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商辂上疏建言宣府、辽东，令总兵官杨洪、曹义各选劲骑，刻期以援，与京军配合，内外夹击。在外协助于谦操练军马，整伤器械，为战守之具。此外，商骆还使人张榜敌营，悬购也先首级，以扰敌制胜。上述措施及时、详备，有力地配合了于谦指挥的战斗，为捍卫京师起了重要作用。

边防除弊

明中期军备松驰，边防虚弱，经过土木堡一战暴露无遗。边防贫弱的弊端与朝庭设置镇守太监有直接关系。《明史·职官志三》载“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所谓镇守，名义上是监视边防军事，充当统治者耳目，实则包揽边防大小一切军政事务，牵制守将，任意胡为。景泰二年四月，经过一番细致查访，商辂摸清了镇守太监等势豪任边地的所作所为。如侵盗官库，克扣军晌，私役兵丁，坐吃空额，霸占民田等种种弊端，他疏呈明代宗，一针见血指出边防积弊，是“朝庭失于姑息，安于回循”的结果，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

山西独石、马营、龙门等八城，曾遭也先入侵，一度失守残毁，流亡士卒相当一部分竟被监军、管带等带居京城，充当私役，商辂希望朝廷“逐一查究”。

霸占军民田产是边地又一实质性问题。权贵将边地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己有，每岁役使军夫耕作，盘剥食利，致使军民失业，衣食无由足给，边境益愈虚空。商辂请求朝廷派出得力官员，将边地“势要之家占种田地尽数分派于附近军民为业。”这对于边地军民立根安业，发展生产，巩固边防，减轻农民养兵运粮的负担，都具有积极作用。

伏阙哭谏

明英宗复辟后，面对的棘手问题便是钱皇后无出，只有周氏育有皇子，庶子名分难定。按制当废钱后而立周氏，但明英宗与钱后夫妻感情深厚，加之其美德令名，明英宗并无意废后。为了保护钱后，明英宗在临终之前留下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驾崩。群臣议上两宫尊号，按照礼制，两宫并尊。成化元年（1465年），封钱氏为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慈懿太后崩，周太后希望为钱后另择墓地安葬，日后自己独自祔葬裕陵，由此引发议礼问题。

慈懿太后去世后，商辂等人上奏，提议遵循明英宗遗旨，“梓宫当合葬裕陵，主祔庙，故制也，有何议”，但太监夏时在周太后授意下，公开叫嚣“慈懿无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别葬”，且拒绝一帝祔葬二后的提议。商辂坚持以理据争，再上《陵庙疏》。通篇奏疏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在情在理，并得到群臣纷纷声援，明宪宗看完奏疏，心中有所犹豫，但在周太后的威逼利诱之下，明宪宗选择站在母亲一方，仍令礼部会文武群臣“其议别卜”，并以不临朝议事的方式进行躲避。朝臣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彭时、商辂的支持之下，由礼部尚书姚夔出面召集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科道等九十九名官员，集议慈懿太后丧葬的陵庙礼制，众大臣一致通过决议并上奏明宪宗，指明一帝祔葬二后，慈懿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既遵守了明英宗遗愿，皇太后千秋后也有安置，皇帝不失孝心，此为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明宪宗给予的批复是：同意慈懿太后葬于裕陵旁的风水之地。这样的结果朝臣当然不能接受，纷纷上奏，希望能用集体的压力使明宪宗妥协。这些抗章极谏的行动都得到了彭时、商辂等阁臣的大力支持。在频频上疏仍不能使明宪宗一改初衷的情势下，经彭时、商辂策划，姚夔带领，包括内阁、五府、六部、九卿、詹事院、翰林院、科道在内近两百名官员跪伏文华门外，伏阙请愿，哭声震天，这是明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官员请愿活动。明宪宗传旨令众人退下，但群臣执意要跪到明宪宗下令帝后合葬为止，期间，商辂、刘定之等大臣上疏再次铮谏，明宪宗亦深受感动。大臣们从巳时跪至申时，明宪宗恳请太后顺从人心，周太后见己犯众怒，明宪宗又已转向，被迫妥协。最终，慈懿太后被葬于裕陵左侧，上尊号为“孝庄献穆弘惠显仁恭天钦圣睿皇后”。商辂坚持按礼制行事，上疏劝谏得到群臣的声援，又率领群臣哭谏于文华门，为圆满解决此事起了重要作用。此次事件不仅引起了明朝祔葬制度的重大变化，开始了一帝祔葬二后之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以后群臣对皇权不当行为抗争请愿活动的开端，为正德年间武宗南巡时群臣“哭谏”和嘉靖大礼议时的左顺门事件所效仿，影响深远。

禁抑皇庄

明初在土地问题上，朱元璋为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下令把北方各城市荒闲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规定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一带额外开垦的荒地，可听其自主，“永不起科。”到正统年间，不但开垦荒地永不征税的规定遭到破坏，王公权贵还公开侵占官民田地。明宪宗变本加厉，他刚即位就把没收的田产充作官中庄田，“皇庄之名自此始。”上行下效，乞田成风。皇亲国戚，豪强中贵更有恃无恐，渐从京畿之地蔓延扩张到各州县，皇庄成为明中叶以后严重的社会问题。

皇庄照例由太监掌握。太监除帮助主子管理庄田外，还仗势侵占民田，从中渔利。成化六年（1470年）春，周太后的管庄内官在苏州强夺民田，激起民变。众民被逼无路，他们声称“无地亦死，杀内官亦死。”纷纷手执器械逐打内官。周太后勃然大怒，滥施淫威，欲把起事苏民八十余家尽数徙充边地。司礼太监将本发下阁议，想例行通过。太后之意其时明宪宗也退让三分。廷议中商辂凛然正色道“自古及今，未有冻馁的太后。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官侵占民地，未有百姓敢侵占官地者。”一语甫出，震惊四座，阁议未能通过。明宪宗被迫收回成意，苏地众民遂免涉边之苦。

权贵势要除广置庄田外，还霸占草场。商辂指出这种“国公科敛，弊出百端”的行径，使“军民穷困日甚一日。”他关心民间疾苦，面呈明宪宗“清理三营草场，使军民便于放牧，减退势家庄田，使百姓便于耕种。”请求都察院严行禁治。

罢革西厂

明朝特务机构有东厂，锦衣卫和西厂。其中西厂权势最大，西厂的魁首便是汪直。汪直飞扬跋扈，全仗明宪宗撑腰。商辂提出强烈抗议，具数汪直罪责，并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上了著名的“罢革西厂疏”，并得到兵部尚书项忠等人的大力支持。明宪宗见群情激愤，难以孤行，极不情愿地罢了西厂，放汪直仍回御马监，韦瑛调戍边卫。

明·马文升：杨文贞（杨士奇）、李文达（李贤）尚不及文毅（商辂）。他不论，此有深指在。

明·尹直：惟公丰仪山立，襟度渊澄，词气温徐。平居敬慎不懈，接人恭逊。早擅三元，旋登内阁。以经济为己任，以荐贤为己首务，间论古今治乱，事机得失贤否。亹亹不倦，文牍盈案，裁决如流。中遭诬间，夷然不校。权奸既败，事白复起，倚毘益切，建白良多，虽一时佥壬倾之，举无能为。卒之身退名完，德业着于当时，风声耸于后世。视古名相硕辅，如勃之厚重、崇之应变、旦之沉静，亦何忝哉。（《少保商文毅公墓志铭》）

明·朱见深：少保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商辂，性资刚直，操履端方，三榜魁名，四海仰其文学，两朝内阁庶政，资以经纶。

明·廖道南：①予以阏逢敦犠，发练浦，泛清溪，舣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庐，万峰回合，千岩蜿蜒，意其为间气所钟也。及读国史，乃见其诸疏侃侃有大节。于乎！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辅，若文毅者，视古先哲何如耶？②三魁华名，士林所称。三孤崇秩，官箴所评。德不孚名，奚名之荣。勋不孚秩，奚秩之尊。允也文毅，大节峥嵘。龙山岋嶫，桐江渟潆。谁其荐之，明德惟馨。（《殿阁词林记》卷二）

明·项笃寿：彭文宪公（彭时）与商文毅公，皆以科名致位宰辅，诸所论建，切中时弊，概见施行，勋名、行谊相伯仲矣。易储一事，商公不能以死争之，不可则止之，义宁无媿乎。（《今献备遗》）

明·袁帙：商公以三元超致宰辅。己巳之秋，颇著劳勋。及再起，多所匡益。惟易储一事，世多议之。要之当以死争，岂以进退为念哉！故孔子论大臣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况乎元良万国治本，以密勿之臣，坐视其易而不能救，又不能去，固不得辞其责矣。（《皇明献实》）

明·王世贞：夫以杨文贞、李文达、商文毅、刘文靖、杨文忠（杨廷和）之贤于辅，而不得从（配享）。

明·张元忭：辂体貌修伟，风神雅秀。文章典实，不事华藻。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即入内阁，预机务，侪辈多有异议，而辂处之自如。尤与钱溥不相能，溥至为秃妇传讥之，亦不与之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储事专归咎于辂，上章攻之，辂待之无异平时。君子谓其有大臣之量云。（《馆阁漫录》卷六）

明·屠隆：商文毅辂、彭文宪时、刘文靖健（刘健）、谢文正迁（谢迁）、杨文懿守陈（杨守陈）、王文恪鏊（王鏊）、吴文定宽（吴宽），风骨峻整，德器渊涵。才不露锋颖，功不计岁月。外示凝然，中怀凛然。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有古大臣之风焉。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屠隆集·鸿苞卷·十一》）

明末清初·查继佐：科名品望，禄位经济，商素庵居明绝……（马文升）岂以其无择君之嫌乎？然则文毅得安、吉而此举克济，否及矣。或其义能夺安、吉使勿二。则文毅之权，用为不可及哉。（《罪惟录》）

明末清初·林时对：本朝一代伟人，皆吾浙产也。……然吾浙实多名臣硕彦，相业则有余姚谢文正迁（谢迁）、淳安商文毅辂（商辂）、永嘉张文忠孚敬（张璁）。（《荷牐丛谈》卷二）

清·张廷玉：①彭时、商辂侃侃守义，尽忠献纳，粹然一出于正。其于慈懿典礼，非所谓善成君德者欤？辂科名与宋王曾、宋庠埒，德望亦无愧焉。②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时）、商（辂），后称刘（健）、谢（迁）。（《明史》）

清·夏燮：成化初阁臣，自李贤以下，其可称者，彭时、商辂而已。（《明通鉴》卷三十一）

商辂13岁时和先生对句。私塾先生出上联：

岭上古松，仰着龙头望月。

商辂瞥见窗外园景，灵机一动，随即吟下联：

园中新竹，钻出凤尾朝天。

先生抚须微笑，赞道：“勤奋读书，必成大器。”

商辂少时，劈来松明点燃照明，“俯而读，仰而思”，直至深夜，不知疲倦。先是在沙盘里练字。后来把烟灰兑水调匀，用来练毛笔字。

大臣钱溥曾经因未能升迁官职，作《秃妇传》来讥讽商辂；高瑶请求恢复朱祁钰的王位，黎淳上疏驳斥，极力诋毁商辂。商辂都不与他们计较，对他们还是像平常那样。万贵妃看重商辂的名望，拿出父亲的画像，嘱托他写赞语，赠送的金钱礼物非常丰厚。商辂竭力推辞，使者告诉他贵妃的意图。商辂说：“不是皇帝的命令，不敢接受。”贵妃不高兴了，商辂最终也不顾及。他平和而有操守就像这样。

商辂致仕后，刘吉前去探望。刘吉见他子孙众多，感叹说：“我与您共事多年，未曾见您笔下妄杀一人，上天回报您如此礼厚，实是应该的。”商辂谦逊说：“只是不敢让朝廷妄杀一人而已。”

据说，商辂辞官回到老家淳安后，闭门谢客，潜心研究佛学。当时商辂的大儿子已经夭折；二儿子良臣考取进士第九十六名，在朝中任侍读，身体也非常之差；三儿子良辅是一个秀才。怎么把商家官位一代代传下去，为此商辂绞尽脑汁，他想到了风水，于是到徽州寻访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风水先生，供在家里，到处寻访龙穴。因为商氏家族定居淳安已有十二世之久，几十里范围内所有的风水佳地都有了祖塚，商辂就带着家人和风水先生登上了淳安与寿昌交界的千里岗，沿岗而上，一路欣赏美景，一路察看风水，一直走到绿荷塘最高处的山脊。风水先生往绿荷塘一侧一指，对商辂说，真龙千里迢迢发迹数百里到此结为一穴，此龙穴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此地便是荷花穴。穴前峰峦矗立，叠嶂层层，重水环抱。这里集山川之灵秀，汇天地之精华，若商大人百年之后葬于此地，必有精英造化。

商辂一行便顺岗而下，来到荷花穴中，仔细查看，觉得此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确是不错的风水佳地。于是就来到绿荷塘底左侧洪佳山村小住，托人将这块墓地买了下来，做了一个大墓，共有七个墓室，外道有碑坊耸立，两旁有石狮守候。商辂为官正直，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怕死后有人毁墓，像这样的墓，他一共做了十二座，据说在寿昌县境内就有三座。

商辂七十三岁寿终正寝，其儿良辅按生前嘱托，用十二副棺材在商氏祠堂一字排开。出殡前将抬棺材的人的服饰换成一色，把十二副棺材抬起来转了几圈后才分别抬往各个墓地。商辂有个大女儿非常聪明，很有心机，她在商辂入殓的时候，在棺材盖上插入了一支绣花针，所以她知道父亲真正葬在绿荷塘。

（以上参考资料）

商辂参与编修《寰宇通志》《续资治通鉴纲目》，并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麈》等著作。

墓址

商辂的墓葬至今不明，据《商辂年谱》记载：“（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甲申窀穸（墓穴）奄临（下葬）”，没有说明具体的下葬地址。一说葬于淳安县文源芝山村，一说葬于建德市寿昌镇绿荷塘三元坞，相传有“三十六”疑冢之说，待考证。

牌坊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严州知府黄澍以郡人商辂乡试、会试、廷试俱登首选，在府前正街宣威桥上建三元牌坊，以示表彰之意。

因为商辂的功绩，明宪宗下旨在商辂家乡所在地严州府城建立“三元”石牌坊， 以之旌表。因商辂功名赫赫，在浙江建有三处“三元坊”，一处即在严州府治梅城， 人们叫“落元里”，大部毁于抗战期间。2019年春，梅城复建“三元坊”古牌坊。一处在杭州，即商辂参加乡试时居住过的凌椒巷巷口，后将巷子改称三元坊巷。1929年，因所处地段道路拓建，将其拆除。只剩下一块“三元坊”石额，嵌在元福里一座亭子的下面。还有一处在商辂故乡淳安县，牌名“三元宰相”。其实，在省外，尚有两处三元坊：一处是在北京，为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建；一处是在江苏武进， 也是旌表商辂的。

纪念馆

商辂文化陈列展示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大千古街南侧，南接后坑大桥，占地面积740平方米，建筑面积1874平方米，建筑高度25.34米，总投资360万，展馆同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3名。该馆一层为商辂文化展厅，建筑面积740平方米，主要展示商辂生平事迹、古代科举制度以及商辂相关诗词书画、文物展示等；二层展示现代里商的发展状况、风景名胜和未来发展方向、文创产品馆等；上层为主体三元阁，形式采用三层仿古楼阁建筑。

《少保商文毅公墓志铭》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四》

《商辂三元记》（又名《断机记》）是明代中期以来剧坛上长期上演的一部剧作，剧叙商辂之父商霖在拜望岳丈时，见到了未婚妻秦雪梅，回家后一病不起。父母情急之下，命家中养女爱玉许身于商霖作为妾室，不意商霖终因相思成疾，命丧黄泉。秦雪梅前来吊孝，得知爱玉怀有身孕，决意留在商家。她含辛茹苦奉养公婆，督责商辂刻苦攻读，最终商辂连中三元，荣耀一门。在现代地方戏中，这个剧目的名称基本都叫《秦雪梅》《秦雪梅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