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寅洋扰（朝鲜语：병인양요）是指公元1866年（按干支纪年为丙寅年）法兰西帝国武装侵入朝鲜王朝的历史事件。这次战争的原因是朝鲜发生“丙寅邪狱”，9名法国籍天主教传教士被朝鲜政府处决，引发了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的强烈抗议，于是他与法军中国海舰队司令罗兹决定出兵“膺惩”朝鲜，并获得法国政府批准。战争主要在当年10月进行，法军虽然成功登陆朝鲜江华岛，但遭遇了朝鲜的顽强反抗后撤退。法国在撤退时掠夺了无数金银、书籍而去，这些战利品的归还问题长期是韩法外交的一个争论点。

19世纪以来，法国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扩张活动，企图在全球争夺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以后，标榜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欲望也更加强烈。他们先后入侵中国和越南，并胁迫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对远东地区的渗透逐渐深入，朝鲜半岛也就逐渐浮现在法国人的视野里。

事实上，法国对神秘的朝鲜垂涎已久。早在1787年，就有由两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远东探险队闯入朝鲜济州岛和郁陵岛，对朝鲜南部沿海的航道进行测量。而朝鲜与法国的宗教关系则早于政治关系。183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潜入朝鲜传教；1839年，朝鲜发生“己亥邪狱”，法国于7年后以此事件中法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问责于朝鲜，却不熟悉朝鲜海岸，法国舰队司令瑟西耳（Jean-Baptiste Cécille）遂在忠清道洪州外烟岛留下一封致朝鲜宰相的书信后离开了，这是朝鲜与法国之间最早的外交文书。翌年（1847年），法国舰队在拉别耳（Augustin de Lapierre）的率领下，先以迫害传教士为由炮轰了越南沱㶞（岘港），接着以接收回信为由北上朝鲜，却在古群山岛触礁，无功而返。此后因1848年法国相继发生革命和政变，政局动荡，故无暇顾及远东。

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后，在筹划入侵印度支那的同时，也对朝鲜产生“兴趣”。1855年10月19日，法国海军和殖民部指示印度支那舰队司令盖兰（De Guérin）对朝鲜进行详细调查，以备将来殖民扩张之用。从1856年7月16日开始，盖兰从永兴湾出发，绕着朝鲜半岛东、南海岸到西海岸的德积岛，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侦查，并在安边鹤浦、元山岛、泰安半岛、外长古岛等地下陆与朝鲜人接触。他的结论是：“现在朝鲜非常孱弱，其宗主国中国也无力给予保护，只要欧洲大国下决心就能轻易占领。俄国正想利用这个机会占领朝鲜。近来俄国的军舰在对朝鲜进行勘察。能够阻止俄国占领朝鲜的策略就是法国要先下手为强，而征服朝鲜最为有利的地点就是永兴湾。这里土地肥沃且可以安全停泊舰船。只需步兵6000人、骑兵300人、轻炮兵一个中队就可以轻易占领永兴湾。”当时法国的首要目标是印度支那，因而并未立刻染指朝鲜。但由于法国对朝鲜的野心已经逐渐浮出水面，所以1856年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书中就提出了“英占舟山，法占朝鲜，美占台湾”的瓜分计划。1866年的“丙寅洋扰”，不过是法国长期觊觎朝鲜的必然结果罢了。

主词条：丙寅邪狱

此时的朝鲜王朝长期同外部世界隔绝，在西方素有“隐士王国”之称。还是朝鲜哲宗在位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消息传入朝鲜，在朝鲜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恐慌，史称“英法陷北京之报至，上下大惊，移老稚妇女及重器于外，大征兵士，以备阴雨，而市民往往胸挂十字架，示其为天主教徒，欲以媚西人而免祸”。这样的局面也使朝鲜王朝的统治者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天主教徒自然而然地被保守人士视为将来洋人入侵的“内应”。

1864年，朝鲜高宗继位，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他对内强化中央集权和国防建设，对外则继续奉行闭关锁国路线。他还重申天主教为“邪教”，大力镇压天主教，于1866年春掀起“丙寅邪狱”，先后杀死了8000多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张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等9名法国传教士。

当时在朝鲜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共有12名，其中李福明（Félix-Clair Ridel）、权神父（Stanislas Féron）、姜神父（Adolphe-Nicolas Calais）3人冲出了大院君的天罗地网，潜伏山野或信徒家中，到了4月，他们利用朝鲜朝廷忙于王妃拣择的机会秘密接上头，决定让李福明赴华求救于法国。6月29日，李福明和11名朝鲜教徒从忠清道新昌县龙塘里浦口秘密乘小船逃离朝鲜，7月7日抵达中国芝罘（今烟台），然后马不停蹄地奔向天津，向驻扎大沽口的法军中国海舰队司令罗兹（Pierre-Gustave Roze）控诉了朝鲜迫害天主教徒、屠杀法国传教士的经过，并请求他尽快发兵救援还困在朝鲜的两名传教士。罗兹答应其请求，并报告给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Henri de Bellonet）与法国海军和殖民部。伯洛内一面将朝鲜发生丙寅邪狱的情况电告本国政府，力主膺惩朝鲜；一面在7月14日（法国外交档案记载为7月13日）特地通知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清朝政府，内称：

“照得本大臣近接朝鲜来函，言于本年三月间，高丽国王突发一令，将该处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传教士七人、其习教只男女老幼无数近行杀害。如此残暴，自取灭亡。因其系属中国纳贡之邦，是以本国命将兴师，以讨有罪，理合知会贵亲王。且有此妄行，本国自应与被杀教众声罪致讨，是该国残杀之日，实即其国丧失之日也，理所必然，故特明言。所有本国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齐集朝鲜，暂取其国，后来再立何者为王，以守此土，仍听本国谕命施行。再，本大臣曾有数次于贵衙门，请发路照于传教士前赴朝鲜，均经推脱。据言虽高丽于中国纳贡，一切国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约亦未载入，是以本大臣于存案牢记此言而未忘。兹当本国于高丽交兵，自然中国亦不能过问，因与彼国原不相干涉也。为此照会。”

根据法国外交档案记载，跟照会开头一段“我很遗憾地向贵亲王正式通报朝鲜这个小王国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虽然该王国在很早以前就是中华帝国的属国，但是因为这个野蛮的暴行而将永远地从中华帝国分离出来了”（J’ai la douleur de porter officiellement à la connaissance de V. A. I. un horrible attentat commis dans le petit Royaume de Corée que des liens de Vassalité rattachaient autrefois à l’Empire de la Chine, mais que cet acte de barbarie sauvage en sépare à jamais.），但被翻译为“因其系属中国纳贡之邦，是以本国命将兴师，以讨有罪，理合知会贵亲王”，与原意有所偏差。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在7月16日致函伯洛内，劝其息兵，但无回音；同时主张让礼部将法国即将出兵之事告知朝鲜。清朝的礼部尚书万青藜也给来华奏请册妃的朝鲜使臣柳厚祚写私信通报法国即将出兵朝鲜的消息，并称中国内乱未平（指捻军及陕甘、云南等地回民起事等）、自顾不暇，故告诫朝鲜“切不可来中国请兵”。8月16日，朝鲜政府收到清礼部咨文，并于4天后回咨礼部，力陈丙寅邪狱之正当性，接着说：“弊邦与法国隔以重溟，不通书契，抑有何旧怨夙嫌，不思所以全归之方，忍行此诛殛之举乎？盖藩臣无外交，关市讥异言，尤系守邦之彝典。小邦粗知义分，恪守侯度，而今此法国之执言寻衅，诚图虑之所不及也”，并感谢清政府的“排难解纷”。正如咨文中所言，朝鲜在镇压天主教时确实对法国的报复始料未及，接到中国礼部咨文后的朝鲜众臣“不能寝食，计无所出”，尽管开始准备军器、军粮、将帅，但认定“以若朝鲜万无可当之势”，对局势十分悲观。

此时因为法国的新殖民地交趾支那（越南南圻）的西宁地方发生反法暴乱，所以罗兹领兵南下镇压，但听说暴乱已经基本平息，便又在9月6日回到了芝罘。9月8日，法国政府批准了远征朝鲜的计划，不过又表示法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利益是交趾支那，要求罗兹对朝鲜慎重行事，不要把法国政府牵扯进去，只能调动自己麾下的兵力远征朝鲜。当时罗兹和伯洛内之间围绕远征指挥权的问题发生纠纷，法国政府的仲裁结果是伯洛内越权，他发给清政府的照会无效，并将远征朝鲜一事完全交给罗兹负责。

在获得法国政府有条件的授权后，罗兹率3艘军舰于1866年9月18日从中国芝罘开赴朝鲜，由李福明神父充当翻译兼向导，另有3名朝鲜天主教徒同行。因为他之前南下交趾支那而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初次远征的目的在于探路和侦查。9月19日，他们来到了忠清道牙山湾的枫岛（丰岛），而后北上至仁川海域的芍药岛（勿淄岛）抛锚，其中2艘军舰于9月23日通过了江华海峡并进入汉江口，9月26日闯入汝矣岛下游的西江地区，他们甚至可以窥见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城墙，离开时他们开炮示威，9月30日返回芍药岛，与留在该岛的军舰会合，翌日启程返回芝罘。

通过此次远征，法国人成功测绘了汉江口和江华岛海域的地图。不过由于朝鲜方面严阵以待，所以他们并未获得更多关于朝鲜的有价值的情报，只是在离开前从偷偷跑来的朝鲜天主教徒那里得知了舍门将军号事件以及朝鲜政府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再度升温而已。

罗兹在向法国海军和殖民部的报告书中判断仅凭自己麾下的兵力难以占领汉城，但可夺取汉城的门户——江华岛、封锁汉江口，从而迫使朝鲜政府屈服、停止迫害天主教徒（朝鲜王朝时期全罗道和平安道等地的粮食和租税经海上的“漕运”，自汉江口运往汉城）。10月5日，罗兹向各国驻华公使宣布他将封锁汉江口。

另一方面，中国礼部咨文的传来和罗兹所率法国军舰的首次侵入也给朝鲜带来不小的震动。朝鲜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恐慌再次被唤醒，民间纷纷传言“北京已行之事，将不免复在吾东矣！”因此在法国军舰进入汉江之际，汉城就“人心汹汹”，逃亡者多达3400多户人家。朝鲜政府一面严阵以待，一面派人问情，但都问不出所以然，对方（李福明）只表示他们是来朝鲜游山玩水的法国人。为此大院君在汉城四大门张贴榜文，宣布了“若有为国家发谋出虑者不次擢用之意”，有个叫李禹赫的市廛商人自称可以说退洋船，还有个叫李正天的大院君门客自称可以用葛绳编网套住洋船，大院君居然相信并允许他们这么做，反映出他当时的焦头烂额。法国军舰退出汉江不久后的9月30日，奏请使柳厚祚一行从中国回来，却歪曲清朝礼部尚书万青藜的原意，散布清朝将在法国侵略朝鲜时“一并讨灭（法国），两国（清朝与朝鲜）挟攻”的风声，于是人心稍定。同时柳厚祚一行还带来了他们与多名中国官绅之间关于法国问题的笔谈，其中江苏人刘培芬提供的情报最有价值，他说法国军粮只够支撑1个月，提出“守而勿战，见其必胜，然后战，慎勿轻进”的持久战方针，大院君后来的决策很可能受此影响。

罗兹动员了7艘军舰（含66门大炮）、1500人左右的兵力（含600名海军陆战队）远征朝鲜，其舰队由以下军舰构成：

1866年10月11日，这7艘军舰在罗兹的率领下从芝罘出发，越过黄海进攻朝鲜，李福明神父依旧充当翻译兼向导。10月14日（农历丙寅年九月六日），罗兹让其中3艘军舰停泊于芍药岛，旗舰“盖里埃勒（女战士）”号等4艘军舰驶向江华海峡，展开汉江口封锁作战。当日中午，法军于甲串津登陆江华岛，未遭遇任何抵抗，然后在甲串安营扎寨。10月16日，法军进攻江华府城，江华留守李寅夔、中军李龙会不战而逃，两名朝鲜人在避难时中枪身亡。10月17日，一支50人左右的法军侵入江华岛对岸的通津境内抢掠，通津府使李公濂和当地民众都逃之夭夭。法国方面向朝鲜人恐吓道：“尔杀我九人，故要杀尔九千人！”不过法军只是抢劫，并未屠杀，史载“此贼入境，财帛妇女见则掠夺，军器及铁物尽载渠舟，火药库尽为冲火，而人民不为杀害；要害处则渠皆防守，湖海之路俱绝，而税船亦为所夺；人家神主及佛像见辄烧毁，而莫敢如何矣”。

大院君在听说法军入侵的消息后，急忙设置畿辅沿海巡抚营，以李景夏为巡抚使，李容熙为巡抚中军，梁宪洙为巡抚千总。与此同时，大院君还安排总戎使申观浩（申櫶）负责巡察防守沿江上下，并且遣使八道，招募义兵。10月19日，李容熙、梁宪洙领兵2000余人抵达通津前线，并传檄“洋舶都主（指罗兹）”，表示朝鲜仁至义尽，而且斥责法国不但不反省自己的传教士非法传教，反而侵略朝鲜，声称“十万大兵，今兹临海，欲伸奉天行讨之义，先驰诘朝相见之约。师曲师直，胜败决矣。汝勿退避，俯首听命！”当日，罗兹向朝鲜发出答复通牒，要求朝鲜惩办对丙寅邪狱负责的三名大臣，并遣使议定条约，否则将给朝鲜带来灭顶之灾。

除了军事上的调兵遣将外，大院君还加强舆论控制，坚持斥和攘夷的路线。罗兹的第二次远征给朝鲜造成了更大的“洋警”，官民纷纷逃难，汉城十室九空，主和论一度甚嚣尘上。朝臣们“日会政府，讲究兵事，别无良筹，只以中国、日本皆莫能支，毕竟许和乃已等说，纷纷不已”，很多人说“以中国之大、日本之强，尚不敌而许和，况我国乎？不如通和！”还有某位原任大臣（致仕大臣）让他的儿子给大院君捎话说：“御洋之道，和一字外无他策，须遣承旨劳问，厚给粮馔等物，使自退去似好”。为了堵住主和论者的嘴、鼓舞军民奋起御侮，大院君在板子上写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十二大字并揭于云岘宫厅壁（辛未洋扰时被刻成“斥和碑”）；同时起用保守派大儒李恒老，利用他来营造斥和攘夷的舆论；更于10月22日致公开信于议政府，轮示诸臣，大院君在信中写道：“人字下有死字，国字下有亡字，自古天地之常经。洋贼之侵犯列国，亦自古有之，于今几百年，此贼不敢得意。伊自前年中国许和之后，跳踉之心，一倍叵测，到处施恶，并受其毒，惟独不行我国者，实是箕圣在天阴骘也。到此之地，所恃者礼义也，所知者众心成城也。今日上下若有疑怯，则万事瓦解，国事去矣！我有四件画定矢心者，谅此血誓，随我蹑后焉。”大院君所发下的四条“血誓”是：

10月24日，大院君以国王高宗的名义向朝鲜全国臣民下达教书，先表达罪己之意，继而痛斥天主教祸害朝鲜，教徒引狼入室，最后号召“各陈备御之策，鼓发众庶之心，期底廓清妖氛，同我太平”“虽白挺短锄，奔突击贼，使不得敢肆其凶锋，则勇气自倍，贼不敢向迩”。就这样，在大院君的坚持与决心之下，朝鲜再无人敢公言主和，人心随之大为凝聚，攘夷热情也逐渐高涨，光是汉江下游就有4000余人志愿入伍抗敌。

10月26日，罗兹派图阿尔大尉去率领2个分队70人的兵力去江华岛对岸侦查，走到文殊山城时遭到驻守该城的巡抚营哨官韩圣根的伏击，但是法军凭借优势火力反击朝鲜军，韩圣根败走，法军攻入文殊山城并纵火焚毁南门城楼及公廨54间、民宅29户。朝、法方面各战死3人，负伤2人，另有1名朝鲜百姓死亡、1名朝鲜士兵被俘。其后法军乘胜追击，因出现大雾而不得不撤退。这是丙寅洋扰期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朝鲜政府宣传此役为朝鲜获胜，甚至传言杀死60名法军，以致当时有人激动地说：“广州铳手之能杀六十名，尽不愧乎别破阵之名（驻扎文殊山城的部队来自京畿道广州的炮兵部队“别破阵”），而安得如此百万众，横行于欧罗巴世界，大雪天下之耻也！”

丙寅洋扰期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是鼎足山城之战。当时，李容熙驻扎通津，按兵不动，“俯江华而不敢渡”。据说李容熙本人也整天下围棋度日，令军中失望。巡抚千总梁宪洙反对消极避战，遂主动请缨进军江华岛，李容熙便拨给他500余人的兵力，让他迎战法军。11月6日，就在梁宪洙准备渡海之际，大院君因军队部署尚未完毕而命令梁宪洙回军，梁宪洙则不听命，毅然于11月7日领兵分三批趁夜渡海（期间有18名士兵和1名船夫逃跑），抢据江华岛的鼎足山城，并且得到当地百姓的大力协助。翌日，李福明从朝鲜天主教徒崔仁瑞那里获悉梁宪洙入据鼎足山城的消息，赶紧告知罗兹。罗兹派奥利弗大校率150人（一说160人）的兵力去消灭梁宪洙的部队。11月9日中午，这支法军在李福明的引导下进入鼎足山城，在东门和南门同时遭到朝鲜军的伏击，双方交火之际“声震山岳”。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战斗，法军丢下部分器械而败走。此役朝鲜军死亡1人，负伤4人（重伤2人），但关于法军的伤亡人数则在朝、法双方的记载中有较大出入。奥利弗大校向罗兹的报告为负伤29人，李福明向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报告为负伤32人，两报告均无战死者；而梁宪洙称击毙法军6人，江华岛村民称法军死亡六七十人，连罗兹都被打死了（此说在朝鲜流传颇广），更有甚者说法军阵亡一百二三十人。很显然，朝鲜方面夸大其词，而应以法方记录为准。

本来，罗兹对朝鲜军事实力极其轻视，在派兵攻打鼎足山城时连大炮都没让带。但是朝鲜人的英勇反抗让罗兹意识到这个国家无法轻易征服，他向朝鲜提出的包含惩凶、缔约要求的通牒不会有回答，而且人数众多的朝鲜主力部队迟早会登陆江华岛，加上天气转寒，将会使法军面临更加险恶的处境。因此，罗兹在11月初就计划撤退，并对江华岛展开更大规模的破坏和抢劫，又沉没朝鲜船只200艘。法军在鼎足山城之战失利的消息传来后，罗兹决定立刻撤退，临走前在朝鲜王朝的陪都——江华府城放了把大火，将长宁殿、万宁殿、行宫和无数官衙民房付之一炬。此外，法军还将府库中的金银财宝尽数抢走（总计20万法郎），又从外奎章阁掠夺了包括朝鲜王朝实录、朝鲜王室仪轨在内的340册珍贵书籍（即外奎章阁图书，2011年法国以永久出借的形式将其归还韩国），给朝鲜造成重大损失。史载“国家视江华为天险，储峙粮械、珍货甚殷，至是尽焉”。

1866年11月11日，满载战利品的4艘法国军舰离开江华岛，途中曾遭到朝鲜李基祖部队的短暂炮击，但很快就驶入芍药岛，与停泊在那里的其他3艘军舰会合。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法军对朝鲜海岸进行了测量，然后罗兹于11月18日（农历十月十二日）正式宣布解除对汉江口的封锁，法国舰队中2艘撤回日本，1艘撤回芝罘，4艘撤回上海。为期两个月的“丙寅洋扰”遂告结束。

1866年11月24日，朝鲜军队凯旋，11月26日，国王高宗在春塘台设宴犒劳凯旋将士，同日撤销畿辅沿海巡抚营，结束战争状态。大院君故意回避和淡化江华岛被法军焚掠一空的事实，将丙寅洋扰宣传为朝鲜的胜利以及自己斥和攘夷路线的胜利，从而使其政权更加巩固。朝鲜民众的排外情绪也因法军的撤退而逐渐压倒第二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恐外情绪。大院君重赏了有功将士，惩罚了李寅夔等失职人员，同时朝鲜的天主教徒在丙寅洋扰期间与法军频繁往来，更加坐实其“通敌卖国”的罪行，所以大院君升级了对“邪教”的镇压，天主教徒一批接一批地被押送到汉城西郊的切头山刑场处决。此外。大院君还下令在德津要塞树立起刻有“海门防守，他国船慎勿过”字样的石碑，在沿海各地尤其是江华岛大力加紧军备建设，以丙寅洋扰为契机在江华岛确立镇抚营体制，以江华留守兼任镇抚使，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然而，越南阮朝的如清使阮思僴在听说此事后，冷眼看待朝鲜的此次“胜利”。1869年，阮思僴在北京邂逅了朝鲜使臣金有渊、南廷顺、赵秉镐，询问朝鲜是否有洋船骚扰，朝鲜使臣回答说：“丙寅秋，洋船来侵，随即捍御，渠不能肆毒，自此以后，渠反畏缩。”阮思僴又问及捍御之道，朝鲜使臣只泛泛而谈“制敌之道，以其国之伎俩，临辰（即“时”，越使避阮朝嗣德帝讳）处变，要在当场用几何如耳”云云。阮思僴在与朝鲜使臣交流后，私下感慨道：“大抵洋人之于朝鲜是初来，彼相几未可大得志，故暂退耳。我国未与洋约和之前，他亦屡来屡退，其情盖亦类此，所谓他反畏缩，不无张大其辞。忸小安而忽远图，他日之患，正未可逆睹也。”果然，朝鲜又在1871年遭遇美国入侵的“辛未洋扰”，直到1875年日本入侵的“云扬号事件”后被轰开了国门。

法国对丙寅洋扰评价不一。罗兹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远征，有力膺惩了朝鲜人；李福明则认为这次远征是失败的，朝鲜的天主教徒迎来更加残酷而悲惨的命运。法国政府也对此次远征持偏否定的评价。伯洛内在丙寅洋扰期间指责清政府包庇朝鲜，是朝鲜作恶的共犯，与总理衙门打起了口水仗；清政府则预估朝鲜将会失败、不得不同法国缔约赔款，决定继续采取只调停、不干预的消极方针。当然，丙寅洋扰的结局出乎清政府意料，伯洛内也在丙寅洋扰不久后被法国政府调去瑞挪联邦，中法的朝鲜交涉便告一段落。法国虽然掠夺了很多战利品，但连区区一个朝鲜都没能拿下，在欧美列强中颇失面子，而朝鲜则给欧美舆论留下了顽强勇敢的印象，“隐士王国”的名声更加远扬。法国海军军官亨利·絮贝尔（Jean Henri Zuber）在中国上海逗留期间对这些舆论及法国将来的对朝政策分析道：“远东各家报纸对我国远征朝鲜发表了许多文章。大部分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有的文章则异常精辟。《上海纪事报》叙事准确，十全十美，评论之正确令人惊异，给我们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大概有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军官为这家报纸提供材料，它对此次远征的看法与我们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从政治效果来说，是一塌糊涂；从水文和地理方面所获结果来说，是了不起的。这家报纸希望我们能很快报仇雪恨，以维护欧洲在远东的利益。但我认为欧洲当前的形势不允许法国考虑新的远征问题。”果然不出他所料，1867年美国邀约法国一起出兵侵略朝鲜时，法国借口自己已经对丙寅邪狱进行了充分报复而没有同意。后来法国后来发生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等大事，之后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上，再也无暇东顾朝鲜。1886年，朝鲜和法国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两国终于建交。在这个条约中，朝鲜承认了天主教的合法性，法国也最终获得了在朝鲜自由传教的权利。

这次反侵略战争以朝鲜胜利告终，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奋勇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书写下朝鲜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但它并没能使朝鲜有所觉醒，从此跟上世界潮流，对内实行近代化改革，对外主动开放，反而使大院君更加坚定了实行锁国政策的决心，进一步紧闭国门，使朝鲜更加孤立于世界舞台、落后于时代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