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寅邪狱又称丙寅迫害、丙寅教难等，是指朝鲜从公元1866年（按干支纪年为丙寅年）2月开始的镇压天主教的政治运动。“丙寅邪狱”由朝鲜王朝的摄政者——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发起，他重申天主教为“邪教”并予以镇压，全朝鲜共有12万人被捕，其中8000多人被处死，包括9名法国传教士，为朝鲜历次“邪狱”（镇压天主教运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该事件直接引发了1866年10月法国军队入侵朝鲜的“丙寅洋扰”。

朝鲜原本是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封建国家，等级制度非常森严。18世纪，天主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天主教随即在地下迅速传播，并遍及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天主教的思想理念及其广泛传播带给遵奉程朱理学的朝鲜统治者带来巨大的威胁，他们一再宣布天主教为“邪教”，并多次镇压，制造辛酉邪狱、己亥邪狱、丙午邪狱等屠杀天主教徒的事件。但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朝鲜政府的屡次镇压而消亡，其势力反而越来越大。1831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宣布朝鲜教会与北京教区分离，成立独立的朝鲜教区，1836年，法国传教士罗伯多禄（Pierre Philibert Maubant）在朝鲜教徒的接应下渡过鸭绿江潜入朝鲜，此后朝鲜始有欧洲传教士进行传教（此前有两位华人传教士周文谟和刘方济先后在朝鲜传教），并都来自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1839年发生“己亥邪狱”，最早进入朝鲜的三名法国传教士范世亨（Laurent-Joseph-Marius Imbert，朝鲜教区主教）、郑牙各伯（Jacques Chastan）、罗伯多禄同时殉教。到朝鲜哲宗年间，执政的安东金氏对天主教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因而又有朝鲜教区新任主教张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等10余名法国传教士陆续潜入朝鲜，他们在朝鲜开办地下学校、刊行书籍，治病救人，收养孤儿，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此外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朝鲜宗主国中国的首都北京的消息传入朝鲜，引起极大震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史载“市民往往胸挂十字架，示其为天主教徒，欲以媚西人而免祸，于是教风大行，正宗以来前后禁令尽归虚文，而廷臣亦有奉之者”。由此可知，不仅民间信仰天主教者极多，就连两班贵族中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据教会统计的数字，到丙寅邪狱前夕朝鲜的天主教徒多达23000名，法国传教士12人。

1864年以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执掌朝鲜国政。兴宣大院君是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的生父，他原本并不反对天主教，他早年落魄的经历甚至使他对宣扬“人人平等”的天主教还有一丝好感。不仅如此，他的妻子骊兴府大夫人闵氏信仰天主教，高宗的乳母朴召史也是天主教徒，所以朝鲜的天主教势力对大院君抱有很大的期望。

当时，俄罗斯帝国透过《北京条约》割走了原属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近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朝鲜的近邻。1864年，朝鲜东北边境的庆兴收到了俄国的通商要求，朝鲜称之为“异样人之投书”，1865年又发生了几次俄国人边境投书事件，1866年1月，一艘俄国军舰又出现在朝鲜元山，要求朝鲜打开国门，与之通商。沙皇俄国的扩张引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高度震恐和警惕，防俄成为当时大院君政权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朝鲜的天主教徒虽然已有20年没遭到大规模的迫害，但一直顶着“邪教”的帽子而没能得到根本性的翻身。防俄之议出现后，天主教徒认为这是一个获得宗教自由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开始尝试说服大院君。谁知这竟酿成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最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丙寅邪狱。

自俄国人在庆兴投书以后，兴宣大院君便已与天主教徒之间秘密联系了。1864年7月13日，朝鲜教区张敬一主教在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长阿尔布朗（François-Antoine Albrand）的信中提到大院君并不敌视天主教，当接到俄国人要求与朝鲜通商的投书时，大院君通过一个官员向他转达了“如果法国传教士能驱逐俄国人的话，就保障宗教自由”的意思。1865年10月2日，张敬一又给阿尔布朗写信表示：“最近通过一个官员，就俄国人要求进入朝鲜境内一事同大院君进行了几次接触，大院君亲切地接受了我们的联络。其夫人秘密派人要求我给驻北京的法国公使写信，让他派人到朝鲜要求宗教自由。汉城的高官们也盼望着法国船只的到来。我主张在与大院君商议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目前传教依然被禁止，但我们的处境很好，相信明年会更好。”

张敬一书函所反映的正是1864年至1865年间大院君与朝鲜天主教徒秘密往来的事实，热衷于说服大院君的教徒有前承旨南钟三、进士洪凤周（张敬一的助手）、金勉浩等人。洪凤周与金勉浩在1865年底大胆地写了一篇防俄建议书，主张朝鲜联合法国和英国对抗俄国，由法国传教士中介交涉。这个建议书通过大院君的亲家赵晋基递给大院君，但大院君初看以后面有难色。南钟三又让高宗乳母朴召史去说服骊兴府大夫人，府大夫人说：“还呆着做什么？俄国人来朝鲜侵犯国土，能阻止这个不幸事端的人只有张（敬一）主教了，可他却去地方巡回传教了。请给我丈夫（大院君）写上书吧，会成功的。”因此南钟三又对原建议书加以修改，并携新的建议书赴云岘宫面见大院君，力陈与英、法联合抗击俄国之必要性与急迫性，保证张敬一能使朝鲜免受俄国侵略。大院君为其所动，命令各地隐秘活动的法国传教士火速前往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声称将要接见他们，共商抗俄大计。

南钟三受到大院君谈话的鼓舞，将此事讲给教徒们听，于是大院君召见法国传教士、容许天主教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天主教徒纷纷公开活动，云集汉城，欢呼雀跃，又是举行特别礼拜，又是计划在汉城设立中心教堂，对未来充满憧憬。至于张敬一的态度，正如其在书函中所表达的那样，他是不赞成自己主动出面的，但既然南钟三等人已争取到了大院君与传教士会晤的许可，他也就顺应形势变化了。当时张敬一在黄海道平山，副主教安敦伊（Marie Nicolas Antoine Daveluy）在忠清道内浦，获悉大院君召见他们的消息后，安敦伊和张敬一分别于1866年1月25日和29日先后进入汉城。但到31日约定面见大院君时，大院君态度大变，竟以法国人缺乏诚意为由拒绝见面。朝鲜天主教迅速由形势大好变为岌岌可危。

1866年2月19日（丙寅年正月初五日），大院君派心腹李景夏逮捕了张敬一的仆人李先伊、天主教徒崔炯、全长云，揭开了“丙寅邪狱”的序幕。2月23日，张敬一、洪凤周被捕，其后丁义培、南钟三、李身逵、金勉浩、禹世英等知名天主教徒相继落网，12名法国传教士除了张敬一以外，又有8名陆续被捕。1866年3月10日，大院君通过垂帘听政的赵大妃的名义，颁布了“禁压邪教令”，重申天主教是“邪学”，要“次第就捕，大行诛讨”。于是朝鲜政府以汉城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恢复辛酉邪狱以来历次“邪狱”所厉行的“五家作统法”，并规定沿海凡与外船来往者，先斩后启，对朝鲜天主教徒展开史无前例的大肃清。

大院君在镇压天主教期间，对教徒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种酷刑来逼供，供词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南钟三的供词中就有“尝再三往洋国，为美官，阶可我国吏判”云云，洪凤周更是被查出“招敬一为婿，籍其家，洋针至数柜”，也有许多“以校吏之睚眦而横罹者”，可见当时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大院君还对全国百姓声称天主教是洋人入侵的内应，煽动仇教排外的情绪，号召和发动普通群众一起反天主教，于是人们到处喊着：“天主教徒是祸首，洋夷舰船休逞狂，污点要用血来洗，赶尽杀绝洋教徒”，将成批的天主教徒从悬崖峭壁上推入江中，因此被百姓自发杀死的天主教徒也不计其数。

据记载，张敬一主教在面对大院君的审判时，宁死不屈，1866年2月27日大院君与其长子李载冕亲自审问张敬一，问他“剩下的神父在哪里？”张敬一说：“不知道。”大院君说：“送你回国，你要回去吗？”张敬一说：“即使强迫我回去也不行。”于是大院君对张敬一施以杖刑，其后又问他：“还是不想回去吗？”张敬一说：“不行，不行！”3月7日被大院君下令处死。其余8名被捕的传教士也被枭首示众。朝鲜教徒南钟三、洪凤周以谋叛不道之罪问斩，高宗乳母朴召史也被处死。时人记述当时情形说：“至是大索国内，缧绁相望于道，捕厅狱满，不胜裁决，其中多愚民妇童幼无知者，捕将悯之，恳谕令誓背教，信徒不听，乃以杖击之，期于悔改，而皮肉狼藉，血溅厅上，信徒辄欢呼曰：‘血花生于身，吾将升天堂矣！’捕将无奈何，遂缚置狱中，次第缢杀，每杀辄问能背教否，而虽童幼，亦愿随其父母登天，大院君闻之，令尽杀之，独赦童幼，弃尸于水口门外如山积，百姓股栗，逾畏威令”。丙寅邪狱从1866年开始，延续至1872年，每逢外敌入侵（丙寅洋扰、南延君坟墓盗掘事件、辛未洋扰）时就会掀起一次迫害天主教徒的高潮，因为大院君认定洋人入侵都是由天主教徒充当的奸细（朝鲜称之为“东奸”）。丙寅邪狱期间殉教的朝鲜教徒约有8000至10000人，成为历次“邪狱”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辛酉邪狱300余人殉教，己亥邪狱200余人殉教，丙午邪狱只有金大建以下9人殉教）。

当时潜入朝鲜的12名法国传教士中，张敬一以下9人殉教而死，只有躲进深山的李福明（Félix-Clair Ridel）、权神父（Stanislas Féron）和姜神父（Nicolas Adolphe Calais）3人幸免于难。丙寅邪狱发生两个月后，由于朝鲜高宗迎娶闵妃，在这种大喜的日子里不应有血腥的杀戮，故朝鲜政府放松了对天主教的迫害，随后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朝廷为了稳固民心，便没有下令搜捕天主教徒。趁朝鲜政府放松搜索之机，活下来的3名法国神父于1866年4月互相取得联系，决定让李福明神父逃离朝鲜向本国求援。6月29日，李福明在张致善等11名朝鲜教徒的保护下从忠清道新昌县龙塘里浦口乘小舟逃往中国。他们于7月7日到达芝罘（今山东烟台），随后李福明向驻扎天津大沽口的法军中国海舰队司令罗兹（Pierre-Gustave Roze）控诉了朝鲜迫害天主教徒、屠杀法国传教士的经过，并请求他尽快发兵救援还困在朝鲜的两名传教士（后演变为“丙寅洋扰”），同时又向欧美舆论大力宣传朝鲜的暴行，因此丙寅邪狱堪称是朝鲜在国际舞台中头一次引起注目的事件。

兴宣大院君对天主教的态度并非一味迫害，而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从接纳到疑虑，最后演变为血腥的镇压。大院君态度突变，是由于当时停泊在元山的俄国军舰已经撤退，联法抗俄、以夷制夷已失去现实意义；再加上朝中以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及赵斗淳、金炳学为首的权贵大臣在得知大院君与天主教徒眉来眼去的风声后坚决反对天主教解禁，大院君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转而大力镇压天主教；而且大院君毕竟是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经过仔细权衡之后不免发觉天主教对自身的威胁，如此种种因素，终于导致大院君大开杀戒，掀起“丙寅邪狱”。（也有一说认为大院君承认天主教原本就是“引蛇出洞”之计）

直到丙寅洋扰时期，大院君虽加大肃清天主教徒的力度，但却认为“若有怪术六丁六甲唤鬼唤神，设或逐贼（指法军），日后之弊，甚于邪学（指天主教）”，即认为东学道等朝鲜本土宗教信仰的危害甚于天主教，可见他不是像许多保守儒臣（如李恒老）排斥天主教那样坚决或是将天主教列为首敌，毕竟他归根结底还是站在朝鲜王朝统治者的立场而非程朱理学卫道者的立场。

当时的朝鲜文人裴琠认为：“国太公以丙寅海寇之后，严西教之禁，杀戮无算，余以为不得防遏之法，而使赤子膏于刀斧，非当局者之所可为……智不出于上此，窃叹大老（大院君）之不学无术，而不幸罹于禁网，悲夫南郭啾啾之鬼。”

历史学家朴殷植曾在《韩国痛史》中这样评论这一事件：“大院君之对待西教，演惨剧之血史，固出于排外之热，而何其暴也！然由今观之，西教在吾国甚得发达，岂其流血之效果欤？”

当代韩国一般将这一事件称为“丙寅迫害”，并于1966年（丙寅迫害100周年）以来在处决天主教徒的首尔切头山修建了多个纪念场馆和雕塑。1984年和1985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曾先后参观切头山殉教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