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载“《水经》三卷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改《隋志》之郭“注”字为“撰”，郭成为作者。但《新唐书·艺文志》称为桑钦撰，宋以后人的著作大多称为桑钦。此书简要记述了137条全国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对水道的来龙去脉及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记载不够详细、具体。后来被郦道元改编为《水经注》。

《水经》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著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争议颇多。《隋书·经籍志》载“《水经》三卷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改《隋志》之郭“注”字为“撰”，郭成为作者。但《新唐书·艺文志》称为桑钦撰，宋以后人的著作大多称为桑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巳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文寻句，大概三国时。”

《水经》简要记述了137条全国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对水道的来龙去脉及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记载不够详细、具体。

《水经》同名异书有两种，一种指北魏和东魏时期郦道元所注的《水经》，另一种指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水经注》则是郦道元在《水经》基础上扩充撰成，记载的河流水道1252条，达三十万余字，共40卷。全文超过《水经》20余倍。

《水经》，《煎茶水记》（下简称为《煎》）是唐代张又新所撰的一部茶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有载。《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著录此书，题曰:“唐张又新撰。……后有叶清臣《述煮茶泉品》一篇……清臣所记，称又新此书为《水经》。案《太平广记》三百九十九卷引此书，亦称《水经》，或初名《水经》，后来改题，以别郦道元所志欤?”(参考：陈亮、王勇“《水经》亦屡读”中的《水经》，《水经》同名异书考辨)

郦道元（466或472—527）字善长， 北魏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郦范年少有为，在太武帝时期，给事东宫，后来以他优秀的战略眼光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曾经做过平东将军和青州刺史。郦道元也先后在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公元493年北魏首都南迁到这里）担任过骑都尉，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将等中央官史，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做过冀州（今河北省冀县）长史，鲁阳郡（今河南省鲁山县）太守，东荆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刺史，河南（今洛阳）尹等职务。 　郦道元前半生，北魏正是鼎盛时期，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后，经过献文，文成等诸多帝王的励精图治，至后来的北魏孝文帝的积极改革，北魏国力日渐强盛。郦道元也跟随孝文帝等人致力于统一大愿的实现。然而，在孝文帝死后，北魏从500年开始，国内矛盾又开始高涨起来，逐渐走下坡路，至527年，六镇叛乱，四方叛乱揭竿而起。

郦道元在做官期间，“执法清刻”，“素有严猛之称”。颇遭豪强和皇族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郦道元在奉命赴任关右大使的路上，雍州刺史萧宝夤受汝南王元悦怂恿派人把郦道一行围困在阴盘驿亭（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亭在冈上，没有水吃，凿井十几丈，仍不得水，最后力尽，和他的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一同被杀害。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志于地理学的研究。 他喜欢游览祖国的河流、山川，尤其喜欢研究各地的水文地理、自 然风貌。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等广大地区，调查当地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游览名胜古迹、山川河流，悉心勘察水流地势，并访问当地长者，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情况及河流的渊源所在、流经地区等。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代地理学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禹本纪》、《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水经》等，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他的地理学研究和著述打下了基础。

通过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同古代地理著作进行对照、比较，发现其中很多地理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及时把这些地理现象的变迁记录下来，后人就更难以弄明白历史上的地理变化。因此，应该对此时的地理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同时查阅古代文献，与古代的地理学著作相印证，将地理面貌的历史变迁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

《水经注》是中国北魏时期地理著作， 散文作品。郦道元撰。郦道元以《水经》为纲，作了20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已另成专著。全书共40卷，约30万字，所记水道1389条。逐一说明各水的源头、支派、流向、经过、汇合及河道概况，并对每一流域内的水文、地形、气候、土壤、植物、矿藏、特产、农业、水利以及山陵、城邑、名胜古迹、地理沿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都有具体的记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繁征博引，详加考求，态度严谨，引用书籍多达437种。

其中以叙述北方水系最为精详，通过亲身调查研究，对前人讹误多所厘正。南方个别水流，因当时南北政权对峙，情况不熟，不免有某些疏误。《水经注》一书集中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著作之大成，为历史地理学、水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水经注》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在清代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其一，是书不同子《山海经》以山海为纲、《汉志》以郡县为纲，而是独创一柏的以水道为纲的地理撰述。郧氏在《水经》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撰述方法基础上，开创了“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方法，对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二，是书以水道为纲，兼及水道经行各地的地理、历史、经济、人物等各个方面，内容至为丰富详实。这种撰述是只有在汉魏以来出现大量的地方性地理记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它与后世地理学的研究，不只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队又在体例上给后区以至要启示。此书内容所及，几乎涉及到汉晋正史地理志著录的一切郡县乃至域外地区，由是成为此后续写任何地方志书及中西交通史书者，无不征引的重要参考书。

其三，是书繁征博引以地理为主的四百三十七种古籍以及汉魏碑刻，原书多已散快，因此书流传，才使后人得见吉光片羽，凤毛麟角，为保存了大量宝贵文献。它还收集和汲取了当代各地水文、水利、灌溉、农事、建筑、林园等现实材料。因此成为南北朝以前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一个结集。

其四，是书继承了《山海经》和《禹贡》大一统思想的传统。它撰写于南北朝时代，作者却能超脱自己出身北魏的束缚，超脱南北分裂局面，而是把汉族活动的范围，作为统一记述的对象。

其五，是书行文简洁雅驯，并带有骈体修辞特色，可谓生动优美的山水散文。

中国古代记载河流的专著就叫《水经》，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二说晋郭璞撰，一说东汉桑钦撰，又说郭璞曾注桑钦撰的《水经》。当代郦学家陈桥驿认为即使汉桑钦撰有《水经》，晋郭璞为其作注确有其事，本郦道元所注的《水经》当是另外一部，是无名氏所为，其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尚难确认，不过大体应为汉魏之作不成问题。

《水郦道元在他自己序文中就写道：首先，古代地理书籍，《山海经》过于荒杂，《禹贡》、《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记述《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具系统纲领，但未记水道以外地理情况。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所以他选定《水经》一书为纲来描述中国地理情况。正如王先谦所说，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右”（《王先谦合校本序》）。其次，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城市兴衰、河道变迁、名称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复杂，所以他决定以水道为纲，可以进而描述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身处政局分裂时代，他向往祖国统一，着眼于《禹贡》所描写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他利用属于中国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把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从而充分体现他要实施祖国统一的决心。由此说明郦道元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爱国主义著作。

《水经》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252条。今人赵永复将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算入，实记2596，倍于《唐六典》之数。注文达30万字。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

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2000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等，真可谓是中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记述。侯仁之教授概括得最为贴切：“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水经注选释·前言》）

《水经》是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

所记大小河流有1000余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此外还有兵要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等各方面资料。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说《水经》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如此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历史地理方面来说，就有取之不尽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复原了北京周围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等诸多课题。

在《水经》中， 郦道元所记述的内容包括了中国各地的地理情况，还记述了一些国外的地理情况，其涉及地域东北至朝鲜的坝水（今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印度新头河 （今印度河），西至安息（今伊朗）、西海（今哈萨克斯坦咸海），北到流沙 （今蒙古与内蒙古部分沙漠）。可以说，《水经注》是北魏以前中国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学的总结。

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遗迹等古今情况，并且具有明确的地理方位和距离的观念。像这样写作严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从 《水经》中可以看到，郦道元以其饱满的笔触，为展现了一千四五百年前中国的地理面貌，使人们读后可以对各地的地理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有较清晰的了解。例如从关于北京地区的描述中，可以知道当时北京城的城址、近郊的历史遗迹、河流以及湖泊的分布等，还可以了解到北京地区人们早期进行的一些大规模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像拦河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和人工渠道的开凿等。这是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北京地区最早的地理资料，也是研究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变迁的一个重要地点。这些资料对于今天仍然是非常有用的。科学和经验告诉，地理情况是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强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要真正了解和深刻认识今天的地理情况，单靠对现在的地理状态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了解地理情况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以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建设事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经》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

《水经》中的内容，除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到的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引用前人的著作达437种之多，还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材料。这些书籍和碑刻，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大都已经散佚了，幸而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才尚存一斑，使能够知道这些书籍和碑刻的部分内容。这又是研究中国文明发展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

《水经》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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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已积累了较丰富的水文地理知识，具体体现就是秦代有了一部水文地理著作，秦代的《水经》。

秦代《水经》，这是后人给取的名字。它附在《山海经·海内东经》末，全文近500字，描述26条水道的发源地、流向和归宿。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与《汉志》及汉代《水经》没有矛盾。所记水道分布范围，大体与秦帝国疆域相一致。它所包含的某些水道，如泾水、温水、白水、（不是汉代《水经》中的温水和白水），甚至连汉代《水经》都未著录。秦代《水经》中记载了26条水道，比起只记述了9条主要河流的《禹贡》篇来，有了很大的进步。

汉朝灭秦朝后，也很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并投入很大力量治理黄河。出现了召信臣、王景等有名的水利专家。同时也出现了汉末《水经》这样的水文地理著作。 汉末《水经》是一部争议较多的作品，它的写作年代和作者，至今仍无定论。由于郦道元注《水经》时，没有注明《水经》的作者，至使后来的疑难增多。汉末《水经》，按《唐六典注》的说法是共记水道“百三十七”，每条水道各成一篇，并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60条。描述时，以水道为纲，记述每条水道的发源地、流向、流经地区、归宿、主支流的分布关系等，从而较完整地反映了全国各地的河流水系概貌。原书已失，幸赖郦道元为它作注而存于《水经注》中，流传至今。但只有123篇，比《唐六典注》讲的少14篇。所记水道，繁简不等，并有一些错误。郦道元作注时，曾纠正60余处。以浊漳、清漳两水为例，浊漳水较详细，清漳水简略。这与河流长度有关，河流长，流过的地方多，记述自然也多。河流短，流过的地方少，记述自然简略。 汉末《水经》与秦代《水经》比较，又有了进步。以水道数目论，为秦代《水经》的5倍多，以字数论，约为秦代《水经》的20倍。《水经》所引河流137条，共7000余字，而《水经注》所引河流多达5000条以上，达30.3万余字，共40卷。《水经》所述水道源流，相对简略，而郦注则逐一记述河流源头、流经地区、流域地形、水文、气候、土壤、矿藏、农业、水利、地理沿革、历史故事、碑刻题记等，旁征博引，详加考证，引用书籍多达437种。《水经》和《水经注》为我国的古代的水文地理学留下了丰富的考证资源。

《汉书·地理志》

Book of Han: Annals of Geography

honshU diliZhi 《汉书·地理志》《汉书》是汉代历史学家班固的著作，《汉书》的体裁是纪传体， 其内容是断代史。在体例方面《汉书》的特点之一就是首创《地 理志)。后来的史书大多全有(地理志》专类，不过有的名称 不同。“ 班固创立《地理志》以西汉时期的孤域政区为主，分录其山 川物产等内容。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 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的地方，对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较详细的记载。此书对于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 具有重要意义。(李部荣陈宝国)

班固（公元32- 92年）著的《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我国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分》二篇，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单交待；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中间是主体部分，是班固的创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下，都记有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出汉平帝二年的全国人口数为59594978人，这个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它却是当时全国各郡县户口数汇总而成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在县、道、邑、侯国的项下，则根据地区特点，分别选择有关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和民情风俗等等，各郡写法体例一致，便于对比、查找，为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全书还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如在上郡高奴县下记 有洧（wěi，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 ，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在西河郡鸿门县下记 有天封火井祠，火从地出也 ，这里所记的火井，就是天然气；据统计，它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的分布情况；书中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300多处，记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制沿革为主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20部 正史 中，有地理志的共16部，它们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统志》等，都与《汉书·地理志》同为疆域地理志性质的著作。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也无不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更多地涉及到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