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旬报》（朝鲜语：한성순보）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报刊，创刊于1883年10月31日，由隶属于朝鲜王朝统理衙门的博文局负责。该报是朝鲜政府接受开化党人朴泳孝的建议创办的，实际接管该报的却是稳健开化派。其性质与中国清末官报类似，是由官方刊行的现代性质的新闻报纸，有5名编辑（包括一名日本人井上角五郎），全部采用汉文，主要翻译来自外国报纸的消息，编辑谨慎，言论缓和，是一份官员必订、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报纸。1884年12月6日甲申政变后，《汉城旬报》由于牵涉开化党而被暴民烧毁了设施。一年后以《汉城周报》的名义改版续刊。

朝鲜王朝自开国以后，便有所谓的“朝报”、“邸报”，作为承政院每日下发的资料供中央和地方官吏阅览，其性质无法与现代意义的报纸相比。现代报刊最早进入朝鲜人的视野，是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向朝鲜告知了日本人八户顺叔在香港报纸《中外新闻》上宣称尚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要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恢复”五年一朝贡的消息。该消息引起了朝鲜政府的恐慌，并寄信对马岛予以诘责。

在1876年关于《江华条约》的谈判中，朝鲜代表申櫶便将八户顺叔在新闻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拿出来，以对日本的野心进行揭露和谴责，而日本代表则对他说：“所谓新闻纸者，虽渠国郡州事，尚或无实。若信此纸，则干戈无寝息之日，只可一番笑看而已矣。”这是朝鲜人最早对新闻报纸的间接接触。

而朝鲜人对新闻报纸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则是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派遣的以金绮秀为修信使的访日使团，金绮秀对于日本的新闻报纸有如下生动的描述：“所谓新闻纸，日筑字搨印，无处无之。公私闻见，街巷谈说，口津未干，飞传四方。为之者，看作事业；当之者，视以荣辱。亦必字如荏细，精工无比。盖其喜动而恶静，无事懆懆，有事则跳，所以见小事，眉飞而肉舞，十指爬搔，不知痒在何处，是其素性然也。”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朝鲜国内开化运动的蓬勃开展，现代报刊的诞生也势在必行了。

朝鲜境内最早出现的现代报纸是1881年日本人在釜山创办的《朝鲜新报》，不过该报针对的是釜山的日本居留民，采用的也是日文，故一般算作日本报纸。朝鲜的首家现代报纸——《汉城旬报》则是以1882年第三次修信使朴泳孝访问日本为契机而创办的。这是壬午兵变后朝鲜政府为履行日朝《济物浦条约》而派出的使团，以朴泳孝为正使，金晚植为副使，囊括了金玉均、徐光范、闵泳翊等大批开化党人士。朴泳孝一行在日本访问了3个月，考察公共机关，与日本朝野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朴泳孝等开化党人透过访问日本切实认识到要启蒙朝鲜人，推进开化运动，必须发行报纸。因此在朴泳孝回国时，经过大力资助开化党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推荐，带回了牛场卓造、高桥正信、井上角五郎三名报纸编辑和真田谦藏、三轮广藏、本多清太郎三名印刷工。1883年2月6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朴泳孝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相当于首都市长），正式开始着手筹划《汉城旬报》的创刊事宜。朴泳孝利用驸马的身份时常出入宫禁，向国王高宗进言发行报纸的必要性，终于使高宗心动，在1883年2月28日下旨在汉城刊行新闻报纸。3月13日，汉城府向朝廷报告，准备设置新局从速发行报纸，关于刊行的各种规则将在日后商议禀告。

《汉城旬报》的发行得到国王许可以后，朴泳孝计划将报纸的全部事务交给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俞吉濬负责。俞吉濬师从福泽谕吉，正好朴泳孝从日本带来的牛场卓造、井上角五郎、高桥正信等人也均为福泽谕吉开办的庆应义塾出身，在日本时就与俞吉濬关系密切，因此在他们的配合下报纸筹备的进展非常顺利，仅在国王批准发行报纸后一个月，俞吉濬就制定出《汉城府新闻局章程》，以“博文局”作为名称，并对报纸的编辑、雇员、经费、发行等各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俞吉濬还用国汉文（谚文和汉文混用）起草了一篇2700余字的《新闻创刊辞》，阐述了发行报纸对于朝鲜近代化的重要性，文章逻辑严谨，颇具说服力。不过，到1883年4月10日，朴泳孝突然被罢免汉城府判尹的职位，随后左迁广州府留守。这多被认为以闵妃集团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针对开化党的反击。于是，朴泳孝和俞吉濬筹备报纸的工作功亏一篑，原本满怀热情的俞吉濬在朴泳孝调走后称病不出，既而远赴美国，《汉城旬报》的筹备工作被迫中断。而朴泳孝带来的日本编辑牛场卓造、高桥正信也断定发刊无望而归国，唯独年轻的井上角五郎依然滞留汉城，观望事态发展。

《汉城旬报》的筹备随着朴泳孝的外放而沉寂4个月以后，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发行报纸并不是独属于朴泳孝等急进开化派，稳健开化派也对发行报纸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而再次筹划的责任则落在同文学掌教金晚植身上。同文学是隶属于统理衙门的机构，负责教授外语，而金晚植则是一名稳健开化派人士，又是事大党巨头金允植的从兄，因而得到朝鲜政府及宗主国清朝的信任，同时他曾随朴泳孝一同出使日本，对近代文明也有一定接触，所以《汉城旬报》交由他负责。1883年8月17日，新闻局重新开设，沿袭了当初俞吉濬所制定的“博文局”的名称。但是，此博文局非彼博文局，俞吉濬拟定的“博文局”是隶属汉城府的，而新设的“博文局”则是属于统理衙门下辖的同文学的。博文局主事由金晚植的族人金寅植担任。9月7日，又任命张博、吴容默、金基俊为博文局司事。博文局主事和司事共4人以及依然逗留在汉城的日本人井上角五郎组成了《汉城旬报》的编辑队伍，主事金寅植（不久后改为擅长文章的吕圭亨）相当于编辑主任，而其他4人则承担实际取材和编稿事务，并将博文局的事务室和印刷所设在井上寄宿在汉城苎洞的家。此外还购买了印刷机械及报纸用的改良纸。福泽谕吉的学生井上角五郎是开化党的支持者，同时又与金允植、闵泳翊等事大党甚至清军将领袁世凯关系融洽，可谓是左右逢源。金允植谓其“每与之谈，作朝鲜语，语或未畅，辄伸纸下笔，飒飒有声，顷刻数十百言，辞理俱到，尽天才也”。井上先后担任了《汉城旬报》和《汉城周报》的编辑，为朝鲜新闻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1883年10月31日（阴历十月一日），《汉城旬报》创刊号正式面世。《汉城旬报》创刊号长25厘米，宽19厘米，共18页，装订成册。其内容用纯汉文，刊登相当于创刊辞的“汉城旬报序”及政府消息的“内国记事”、外国消息“各国近事”，接着是作为以启蒙和科普为目的的特别社论，还有“地球全图”一份及“地球图解”、“论地球”等关于地球的说明，最后一版刊登博文局欢迎读者批判和更正的“公告”。

“汉城旬报序”当是出自博文局负责人、同文学掌教金晚植之手，但该文仅仅是一篇300字的短文，无法与俞吉濬的2700字的长文相提并论。而且俞吉濬的文章用国汉文写成，而金晚植的文章则用纯汉文写成，影响力自然小一些。但是其核心内容都是相同的，都强调了报纸对于启迪民智、推进开化的作用。“汉城旬报序”写道：“今风气渐开，智巧日长，轮船驰驶，环瀛电线，联络四土，至于定公法、修聘问、筑港浦、通交易。而穷发燋齿，羊胛稷面，无殊联壤，事变物类，幻诡百出，车服器用，技巧万端，固留心世务者所不可不知也。是以我朝廷开局设官，广译外报，并载内事，颁示国中，瓜分列国，名曰旬报，以广闻见、辨众惑、裨商利。中西之官报、申报、邮报交询，其义一也。”并呼吁全国人民都来订阅《汉城旬报》。此后《汉城旬报》基本按照创刊号来编排，体例变化不大。

《汉城旬报》每隔10天发行一次，从未间断，现存有创刊号到第36号的报纸，截止到1884年10月9日（阴历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汉城旬报》因在1884年12月6日“甲申政变”后遭到破坏而被迫停刊，所以还有可能发行到第41号，只是中间5号亡佚了而已。《汉城旬报》每期印刷3000份，首先送中央政府各官厅及朝鲜四百多个地方官厅。另外统理衙门还向八道四都发布公文，要求张榜介绍《汉城旬报》，以扩大其影响力。汉城市民可直接到博文局订阅《汉城旬报》，而地方人士可以与各郡县的“京邸”（京城在地方的办事处）联络，因此部分《汉城旬报》也可为民间阅览。《汉城旬报》定价约为铜钱30文，这在当时的朝鲜是相当昂贵的价格，再加上使用纯汉文，因此基本与普通群众绝缘。《汉城旬报》的受众主要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福泽谕吉曾写信给井上角五郎，劝告他在《汉城旬报》中采用国汉文混用体，但井上还未来得及将福泽的劝告付诸实践便因“汉城旬报事件”而被迫回国了。

《汉城旬报》的内容版面也基本沿袭创刊号，“内国记事”刊登国王的谕旨、中央与地方官厅的报告、官吏任免、重要事件、物价变动等，“各国近事”则引用各国的报纸。其主要来源包括：

从来源来看中国的报纸占据压倒多数。这些外国消息有助于朝鲜人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大势。

除此之外，《汉城旬报》每期还在若干版面刊登一些自然和人文的科普文章，可见报纸编辑对近代文明的重视。例如，创刊号登载“地球全图”一张及“地球图解”、“地球论”、“论洲洋”等关于地球知识的文章共5版，其后亦撰写并刊登天文、历算、物理、化学、电气、牛痘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长篇文章。而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科普文章主要介绍世界历史及资本主义文明，其中代表性的是第3号（1883年11月20日）介绍并劝奖近代企业的《会社说》和第26号（1884年7月3日）要求整顿道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治道略论》。而这两篇文章又出自开化党（急进开化派）领袖金玉均之手，因而这也使《汉城旬报》具有鲜明的进步性。而《汉城旬报》介绍西方近代科学和制度、说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文章的来源则是相当于报社社长的博文局负责人金晚植的从弟——金允植在担任领选使时从中国带来的大批科学书籍，偶尔也特地订购编写文章时需要的书籍。《汉城旬报》每期刊登的科普文章，有利于推进开化，很大程度上起到启蒙的作用。尽管《汉城旬报》曾刊登金玉均的文章，但其总体言论仍属缓和，带有浓厚的稳健开化派色彩。

《汉城旬报》的经费部分是从海关税借支，另一部分则来自订阅费。其中地方人士在邮政不发达的条件下不可能直接向博文局汇款，其订阅费只能通过负责京邸的“京主人”缴纳给博文局。这种旧体制极为不方面，且产生许多问题，包括拖欠订阅费、京主人中饱私囊等，造成了博文局在一定程度上的运营困难。其后相当于续刊的《汉城周报》，便是由于地方订阅费长期拖欠而造成的矛盾和资金缺乏而停刊的。

《汉城旬报》在发刊过程中，经历过一次风波。1884年1月29日（阴历正月初二），发生了汉城钟路广通桥药局店主崔宅英被疑似驻朝清军枪杀的事件，次日发刊的《汉城旬报》以“华兵犯罪”为题进行报道，称：“昨夜中国兵丁往广通桥往钟街广通桥药铺，其素相识也，买用药料多有亏欠，药铺主人入内取药之隙，主人之子以‘前债未清、又来缠绕’责之，问答之际，至辱骂兵丁，忿愧不胜，遽发手铳，主人之子死。主人自内而出，兵丁仓皇之际，手势熟滑，又发一铳，主人扑地，兵丁逃走，喧闹相传，邻舍毕集，二人伏尸而无处究诘……”，最后还特别强调：“中国兵勇多半是招募四处，编成军伍，杀威已久，纪律申明而有此意外作变……”。这则消息是由博文局的日本编辑井上角五郎执笔的。经过这番报道，清朝驻军和中国人的形象在朝鲜官民中大打折扣，反华情绪日益萌生，比如当时的尹致昊便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闻昨夜胡人（清人）无端杀广通桥药局主崔氏子，崔亦受弹近死，闻甚骇痛，忿郁不胜。”如此可见一斑。《汉城旬报》刊登的这一消息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震怒，据说还胁迫朝鲜政府禁止发行当天的《汉城旬报》。而井上角五郎本人也受到清兵的人身威胁，不得不请来驻朝日军的矶林真三大尉前来保护。

这一事件还引起了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他要求中国驻朝商务代表陈树棠查明凶手是否是华人。陈树棠遂于1884年4月13日分别向博文局和朝鲜外衙门施压，称《汉城旬报》为官方报纸，登消息必须有真凭实据，非“各国私家日报闻风登录”可比，要求将“此案始末实在情形凭据、原案卷宗，备细分析，抄录见覆”。朝鲜回复含糊其辞，并表示“该局员自知谬误，引过深悔，更无可追核之理”。中方仍不罢手，继续施加压力，并称凶手并非驻朝清军，而是冒充清兵模样的名叫崔成均的朝鲜人，命令朝鲜方面立即将其抓获。朝鲜方面被迫承认该案是朝鲜人所为，并张榜捉拿，不过似乎没有下文，成为一桩悬案。而《汉城旬报》已经登出消息并造成恶劣影响，已是覆水难收，执笔该报道的井上角五郎迫于中方压力，离开博文局，于1884年5月辞职归国。《汉城旬报》引发的这次风波不仅在中朝关系史留下一笔，更触发了朝鲜国内的反华情绪，成为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的背景事件之一。

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党人联合日本发动“甲申政变”，暗杀守旧派多人，夺取政权。然而仅过不到3天便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到1884年12月6日这天，汉城市民由于不满日本和开化党而集会街头，进而演变为一场打砸抢烧的暴乱，主管《汉城旬报》的机构博文局遭到暴民的攻击和焚烧，所有设施遭到破坏，所藏书籍亦付之一炬。至此，发行了1年零1个月的《汉城旬报》被迫停刊。《汉城旬报》及博文局虽是按开化党人朴泳孝的建议而筹备，但经手接管的已是金晚植等稳健开化派人士，因此在他们的监督和运营下，《汉城旬报》虽曾登载金玉均的文章，并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但并没有过激的言论，也没有意图将其付诸实践，是紧跟朝鲜政府的路线的。同时，《汉城旬报》的朝鲜编辑也没有参与甲申政变。尽管如此，《汉城旬报》还是遭到破坏，首先是因为民众对新事物的一种不适应乃至恐惧感，加上《汉城旬报》使用纯汉文，脱离朝鲜普通民众，更加剧了百姓与《汉城旬报》的隔阂。事实上，《汉城旬报》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与攻击，称其为“邪教”（洋教）传播的手段，或指其为逢迎日本而刊行。而《汉城旬报》的日本编辑井上角五郎不仅是朴泳孝带来的，更与开化党过从甚密，是甲申政变的重要参与者。井上从博文局辞职归国后就一直与金玉均等人保持联系，并协助开化党人购买日本刀、火枪、炸药等发动政变的武器。所以，《汉城旬报》才会被朝鲜百姓误认为是开化党的渊薮而遭到攻击。

其后在新任外衙门督办金允植的斡旋下，博文局的恢复工作逐渐进行，井上角五郎也被召回朝鲜。在甲申政变过去5个多月后的5月12日，高宗同意恢复博文局，重新发行新闻报纸，改版称为《汉城周报》。《汉城周报》可以看做《汉城旬报》的续刊，与《汉城旬报》相比亦有较大变化，发行周期缩短为7天，编辑阵容增加3倍，而且不仅仅是纯汉文，更增加了国汉文和纯谚文的内容。不过《汉城周报》在发行3年之后因经费短缺而停刊，博文局亦随之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