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系（英文：Sino-Tibetan languages）是语言系属分类的一种，分为汉语族和藏缅语族，是用汉语和藏语的名称概括与其有亲属关系的457种语言。母语人口有14亿以上，约占世界人口的20%。

汉藏语系是1924年提出的语言学术语。语言学家按照谱系分类法划分的一组语群，但是划分的形式很多，共计约250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中亚（东干语）、东南亚等亚洲各地。在中国，汉藏语系一般分为四个语族，即汉语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

按母语人数计算汉藏语系是仅次于印欧语系的世界第二大语系。汉藏语系为通用的名称，有的著作中也曾用过“印支语系”、“跨喜马拉雅语系”（Trans-Himalayan languages）或“藏汉语系”。

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和归属问题，学界争论不休：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不属于汉藏语系，中国大陆的学者一般把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划入汉藏语系。

中亚的东干人使用东干语，是汉藏语系的一部分。

语言学者1823年就提出汉语、藏语、缅甸语的基础词汇之间有同源关系，而泰语和越南语则不同。但后来他的著作被淡忘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才重新重视他的研究。19世纪流行的分类，一般都是出于人种的考量，用来表示除阿尔泰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以外的所有东方语言，包括日本语和南岛语。“汉藏语系”一词本身是在1924年提出的。

汉藏语系包含四百多种语言，覆盖地区囊括太平洋西海岸，直到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其中就包括具有悠久文化史的汉语、藏语和缅甸语。其中汉语更拥有数千年的文字史。然而，汉藏语系的发源地仍无定论。

一说认为，汉藏语系发源于中国北方地区，大约六千年前，这一语言共同体分化出单个群体，逐渐产生了方言并最终发展成为单独的语言，从而形成了汉藏语系中的各种语言。在这种假说中，就分化汉藏语系起源的另一种假说则认为该语系来自当今中国的西南部四川。持这种理论的学者认为，汉藏原始语言的历史更为悠久，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已开始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即使在同一种假说内部，就发源时间等问题也存在争议。

最近的研究支持北方黄河地区的起源理论（张等人）。

虽然没有人否认藏缅语和汉语有发生学关系，但是汉藏语系的谱系树的结构有待进一步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根本没有“藏缅语族”这个语族，因为汉语在汉藏谱系树的地位可能比较接近藏语，反而汉语和缅甸语或者羌语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

汉藏语系中各语言的一些类型学的特点：很多是分析语；有声调；单音节词根占多数；有量词；以虚词和语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早在1954年发现汉语的声调是后期的，战国时的汉语没有声调，到了南北朝韵尾-s和喉塞音分别演变成去声和上声。上古汉语也有复杂的形态，例如：使动的s-前缀：登（端母登韵）上古汉语，增（精母登韵）。

按照历史语言学的定论，声调的有无、语序（动词、主语和宾语的相对位置）、音节结构等类型特征无法支持或者否认语言同源关系的假设，因为这些特征容易扩散到不同的语系。惟有共同的形态成分（前缀、后缀、中缀、元音交替等）和基本词汇才能证明这种关系。

汉藏语系的语种及分类历来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有以下两种分类法。

分为汉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或称侗台语族、侗泰语族、台语族等）。最早提出这一分类法的是李方桂。他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中提出汉藏语系分汉语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在1973年发表的同名论文中仍坚持这个分类法。中国学者罗常培、傅懋勣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1954）中提出的汉藏语系分类表，与李方桂的分类法大致相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大都采用罗、傅二人的分类法（本词条内容也是依据此分类方法），认为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同汉语、藏缅语族不仅在现状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应属同一语系。

按此方法，汉藏语系下属分类为：

此分类法以美国学者怀特·保罗为代表。他在《汉藏语概要》（1972年）一书中，把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藏-克伦语两大类，又在藏-克伦语下面分藏缅语和克伦语两类。他认为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同汉语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其相同或相似之处或来自相互借用，或来自类型学上的一致。他还认为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在发生学上同印度尼西亚语有密切关系，应属同一语系，称澳泰语系。并举出一些壮侗语族同汉语不同源但同印尼语同源的词，以此证明其论点。早在1942年，白保罗在《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种新联盟》一文中就已提出台语同印尼语的亲属关系。后来他的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于1965年提出了建立澳泰语系的主张。以上两种不同分类法分歧的焦点在于：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同汉语之间相同或相似之处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还是类型学上的一致或是借用关系。

按此方法，汉藏语系下属分类为：

20世纪后期，多数西方学者认可了以上第二种分类法，但是仍然保留了汉语和藏缅语的二分法，例如马蒂索夫、布拉德利（1997年）、杜冠名（2003年）的分类。有学者不认同这种二分法，更有人认为汉语在汉藏谱系树的地位可能比较接近藏语，反而汉语和缅甸语或者羌语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还有少数学者（如克里斯托弗·贝克威思和安德鲁·米勒）不认为藏缅语族和汉语族有发生学关系。

有些语言的分类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应立羌语支，包括羌语、普米语、嘉戎语等；有人则认为这些语言应属藏语支。过去许多人认为白语应属彝语支，而后来有人又认为应分属另一语支。有人认为独龙语应属景颇语支，怒语应属彝语支。对畲语的系属也有两种意见：一些人认为属苗语支，另一些人认为属瑶语支。仡佬语的系属，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应属壮侗语族，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应属澳泰语系。在藏缅、苗瑶、壮侗3个语族中，藏缅语族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多，反映出这一语族分类上的复杂性。此外，京族语言的系属尚有争论：有人认为属汉藏语系，而有人认为属南亚语系。

由于社会和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因素，在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上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多数情况是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但也有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3种语言的。如瑶族使用3种语言：瑶语支的勉语，苗语支的布努语和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珈语。景颇族使用两种分属不同语支的语言：景颇语支的景颇语和缅语支的载瓦语。藏族除使用藏语外，有一部分使用嘉戎语，等等。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居住在海南岛的苗族，不说苗语而说瑶语。

除了以上已确定的30多种语言外，还有一些语言是不是独立的语种有待进一步确定。如佯僙话、村话、临高话、木雅话、尔苏话、尔龚话等。随着汉藏语系语言调查的深入，今后还有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语言。

汉藏语系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族为汉语族。汉语族中，官话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约8亿人，其中又以西南官话使用者最多。其次是吴语，使用人数约8000万。

所有汉语族的语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都拥有语言代码。

通常采用上述第一种分类法，即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属汉藏语系。按这种分类法，汉藏语系的分布地区主要在中国、泰国、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孟加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亚洲各地，此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也还有不少汉藏语系语言的使用者。以汉藏语系中的某一语言为国语或主要语言的国家，有中国（汉语）、泰国（泰语）、缅甸（缅甸语）、不丹（宗卡不丹语）、老挝（老挝语）等。由于汉藏语系语言和方言的界限不易划清，对语言数目也有各种不同的估计。美国学者R.谢飞认为大约有300种语言和方言，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估计约有400种语言和方言。使用人口在10亿以上，约占世界人口的1/4，仅次于印欧语系。

中国是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人口最多，语种也最多的国家。到为止，已确定的语种有30多个，分属不同的语族、语支。其中汉语族分布遍及全国各地，下分官话、吴语、闽南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等13语种。藏缅语族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中南地区。苗瑶语族分布在我国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壮侗语族分布在我国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现以罗常培、傅懋勣的分类法为基础，结合的调查研究成果，将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分为汉语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

由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尚未全面、深入进行，因而对其特点的认识主要在现状方面。通过语言比较可以看出，不同语言间不仅在现状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发展规律。

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在语音上的重要特点。声调能区别词汇意义。如汉语的[xan35]（寒），[xan]51（汉）。在有些语言里，声调还能区别语法意义。如彝语凉山话的单数人称代词用声调表示格的区别：嬜[a33]（我，主格）──嬜[a55]（我，属格）──嬜[a31]（我，宾格）。水语用声调区别词类，如（锅盖，名词）──（盖，动词）。

声调同声母、韵母的关系很密切。三者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为条件。声调因声母清浊而分阴阳，这一规律在整个语系中具有普遍性。从中古汉语到现代各语言的四声，普遍经历了分阴阳的过程。例如，古四声在温州话和潮州话里都分阴阳两类，共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8个调。壮侗语族的声调一般也依四声八类的系统发展，数目都在8个上下。例如壮语武鸣话有6个舒声调、2个促声调，与汉语的四声各分阴阳的8个调相当。苗瑶语族也存在这种分化。

古苗瑶语有4个调，后来由于声母的清浊各分阴阳。如苗语凯里话的声调就是由古四声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8个调。藏缅语族的许多语言也有因清浊分声调的现象，清浊对立造成声调的分化，往往是清声母使声调变高，浊声母使声调变低。如藏语拉萨话分高低两类调，其分化与清浊声母有关，高调来源于清声母，低调来源于浊声母。壮语武鸣话中平、上、去、入的阴调类调值是24、55、35、55（35为长元音），阳调类调值是31、42、33、33，也是阴类高，阳类低。

此外，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单辅音与复辅音的声母、元音的长短、元音的松紧、韵尾的有无等特点，也能影响声调的变化。许多语言的声调，因韵母是否带塞音韵尾而分舒促，舒声调一般都比促声调多。如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通常有5～6个舒声调，但促声调则以两个为多，有些地方还因元音长短而分为4个。

总的看来，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发展不平衡。从调值来看，数量上最少的只有两个（如普米语），最多的有12个（如苗语宗地话）。汉语语族语言有3～10个，苗瑶语族有4～12个，壮侗语族有6～10个。相对说来，藏缅语族的声调最少，有2～4个，还有的语言或方言没有声调（如珞巴语和藏语安多方言）。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之间声调的特点比较按近，都是四声八类系统，声调对应关系也比较明显。

汉藏语系许多语言的元音分长短，以壮侗语族为最普遍。汉语语族的粤语，苗瑶语族的勉语、藏缅语族的藏语、珞巴语、独龙语等也有这种对立。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长短元音的对立大多出带韵尾的主要元音上。例如广州话的kai55（鸡）和ka:i55（街），水语的tap55（肝）和ta:p55（挑），勉语大坪江话的nau231（舅父）和na:u231（老鼠）。就多数语言情况而言，主要元音是长的，韵尾则短，主要元音是短的，韵尾则相对地略长。所以，就整个音节来说，长元音韵母和短元音韵母的音节长短大致相等。元音单独作韵母时，长短不对立，一般念长音。藏缅语族不带韵尾的单元音韵母也分长短，长元音韵母和短元音韵母的长短不同。如珞巴语米林话的o嬜o（五）和o嬜o（鱼）。在长短元音的分布上，有的语言配对整齐。如黎语保定话有a、e、i、o、u、噜6个元音，带韵尾时各分长短。而有的语言长短的对立只出个别元音上。

如水语三洞话有i、e、a、o、u、徲7个元音，单独作韵母时只有长音，带韵尾时只有元音a分长短，其余都读长音。长短往往影响其他语音特征的变化。一种是长短往往伴随元音舌位上的某些差别：长元音比短元音舌位低的如勉语兴安话的a:，实际音值为【u:】，a为【奃】，la:i31（箩筐）读【lu:i31】，lai31（菜）读【l奃i31】（广州话“街”、“鸡”二词中主要元音的实际音值也是这种情况）。长元音比短元音舌位高的如壮语隆安话的u:，实际音值为【u:】，u为【戅】，堭u:n35（锥）读【堭u:n35】，kun22（裙）读【k戅n22】。其次，长元音往往还带有元音性的过渡音，其舌位一般比主要元音低。如黎语黑土话的o:都带过渡音奃，o:m读【o:奃m】。

广东中山话的o：也带过渡音，另一种更普遍的现象是元音的长短影响声调。如布依语兴义话的第7调，长元音韵调值是13，短元音韵调值是35。例如:za:p13（挑）和zap35（小猪笼）。壮语广南语的入声有4个调，是长短对立消失后分化而成的。汉语广州话的入声分阴入、中入、阳入3类；中入从阴入中分化而出，条件是元音的长短：中入是长元音，阴入是短元音。从发展上看，大多数语言的长短对立有逐渐消失的趋势，所以在有些语言里长短的配对已不整齐。

如侗语北部方言的元音长短对立已消失，只有一个短元音；南部方言的一些短元音韵已合并于长元音韵，长元音韵比短元音韵多。

许多语言的声母有清浊对立，并存在共同的发展趋势；如汉语语族的吴语，壮侗语族的壮语、水语、毛南语、黎语、苗瑶语族的勉语、藏缅语族的嘉戎语、彝语、哈尼语、僳僳语、拉祜语等。

在多数语言里，清浊对立主要出塞音、塞擦音、擦音上。塞音、塞擦音的清浊对立大多只出不送气音上。有些语言，如苗语、缅甸语、彝语、阿昌语、勉语、拉珈语等的鼻音、边音（或其中一个）也分清浊。如阿昌语陇川话的mu妱55（泼）和怰u妱55（弄泼），拀婖31（豹子）和 拀婖31（裤子）。

此外，有些语言除了纯浊音声母（如b、d、ɡ等）外，还有一套带鼻冠音的浊声母（如mb、nd、ŋɡ等）。如纳西语的be55（鸡冠）和mbe33（雪）、dy31（地）和ndy33（慢）。水语的两套浊声母是带鼻冠音的浊声母同带喉塞音的浊声母的对立，如mba33（靠拢）和妱ba33（蝴蝶）、水语的鼻音有3套：浊鼻音、清鼻音、带喉塞音的鼻音。如ma31（舌头）、怰a24（狗）、妱ma24（青菜）。声母的清浊同声调的关系最密切，同送气不送气、元音的松紧等还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清浊由对立到不对立，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发展趋势。就塞音、塞擦音、擦音而言，一般是浊音清化；就鼻音、边音而言，一般是清音浊化。清浊对立往往引起声调的分化。

汉藏语系语言的辅音韵尾常见的有-m、-n、-ŋ、-p、-t、-k、-ʔ等7个（发音只有成阻，无除阻）。有个别的语言还有-r、-徲、-s等延续音韵尾。如门巴语（错那）的嶃ar（东）、nis（七）、门巴语（墨脱）的ŋul（银）。个别的语言或方言还有复辅音韵尾。如羌语麻窝话有-st、-zd、-rb、-εp、-xs、-γl、-惒z等22个复辅音韵尾。

韵尾的发展很不平衡，但存在从繁到简的趋势。一般是：塞音韵尾由部分合并（如p并于t）和转化（如k变为妱）到全部转化为-妱，然后-妱又脱落；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发音部位相同的，往往平行发展（如p并于t则m并于n），然后转化为元音的鼻化，直至鼻化成分进一步消失。中古汉语有-p、-t、-k、-m、-n、-嬜等韵尾。到了现代方言，有的全部保留（如粤语），有的局部消失了（如吴语）。

藏语的发展也经历过这过程。7世纪的藏语有-b、-d、-ɡ、-m、-n、-ŋ等韵尾，到了现代方言，有的地方完全保留下来，如阿力克话仍有-p、-t、-k、-m、-n、-ŋ等韵尾；有的地方已丢失了一部分，如拉萨话保留了-m、-p、-妱3个韵尾，-t转化为-妱，-n、-ŋ转化为元音的鼻化。有的地方塞音韵尾都转化为-妱，鼻音韵尾都转化为元音的鼻化，如德格话。

缅甸语也经历了多种塞音韵尾转化为-妱、多种鼻音韵尾转化为元音鼻化的过程。彝语支语言的大多数地区，辅音韵尾和鼻音韵尾都已消失。

苗瑶语族也存在韵尾简化、脱落的趋势。如中国境内的苗语一般已无塞音韵尾，鼻音韵尾也只保留了一个（在后元音后读-ŋ，在前元音后读-n）。在苗语石门坎话里，韵尾已全部脱落。

汉藏语系一部分语言还保留有复辅音声母。复辅音以二合的为多，还有少量三合的。二合复辅音主要有4种类型：

①鼻音加其他辅音（前后辅音的发音部位大多数相同）。如彝语凉山话的mbu33（饱），纳西语的nd婖33〔上（去）〕，苗语高坡话的nto15（布）。

②喉塞音加其他辅音。如拉珈语的妱ba:n13（村子），水语三洞话的妱na33（脸），布依语佯僙话的妱va31（傻）。

③塞音（或鼻音）加边音（或颤音，或浊擦音）。如壮语贵县话的prak55（菜）、mra13（野果）、苗语高坡话的pla24（五）、独龙语的ɡla35（掉）、仫佬语的pγa42（山）。

④擦音加其他辅音。如羌语桃坪话的xt媆55（蛋），藏语道孚话的zɡo（门），藏语阿力克话的γlo（肺）。三合复辅音如拉珈语的妱bla213（摸）、僜语格曼话的 ŋkhloŋ35（翅膀）、嘉戎语的∫kra（细筛子）。复辅音以藏缅语族语言为最丰富，有上述①、③、④3种类型；其次是苗瑶语族，有上述①、②、③3种类型;壮侗语族只有上述②、③两种类型。其发展有简化、脱落的趋势。以藏语为例，7世纪的藏语有丰富的复辅音，不仅有二合的，还有三合、四合的，但发展到，有的方言（如安多方言）还保存较多的复辅音（最多的有90个左右），有的方言（如卫藏方言）很多地方已无复辅音。其变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脱落部分辅音，如藏文的dɡu（九），bsad（杀），拉萨话读【ku12】、【sε妱54】；一是复辅音合并为单辅音，如藏文的ɡru（船）、druɡ（六），拉萨话读 【堮hu12】、【堮hu妱12】。现代汉语除个别地区外，大都无复辅音。一些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有丰富的复辅音。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彝语、哈尼语、僳僳语、拉祜语、白语、景颇语、载瓦语等，元音分松紧两类。其作用主要是区别词汇意义，有些语言还能区别语法意义。如载瓦语：kjo21（听）—kjo21（使听），mju21（浮）—mju21（使浮）。松紧的差别常常还伴随着声调、舌位等方面的一些差别。如紧元音音节的调值比松元音音节略高，紧元音的舌位比松元音略低。有的紧元音后还带有喉塞音。松紧对立的来源，一种是由于塞音韵尾的脱落，即带塞音韵尾的元音，韵尾脱落后转为紧元音，与原来不带韵尾的松元音形成对立，如彝语支诸语言。一种是由声母的清浊转化而成，浊变松，清变紧，如景颇语、载瓦语。有的语言，紧元音存在松化的趋势，如哈尼语的碧卡方言、豪白方言。

汉藏语系各语言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词序比较固定。虚词种类较多，在句中表示各种不同的语法意义。汉藏语系语言词类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量词。量词的作用主要表示事物的单位和动作行为的量。此外，许多语言的量词还兼表事物的类别、形状、性别、级别等特征。汉藏语系语言有词的重叠形式，在许多语言里具有共同的特点，表重叠的范围、作用、形式等方面。其次，各语言还有一批表示不同句式和语气的助词，一般都用于句子末尾。

汉藏语系语言广泛运用各种助词来表达复杂的语法意义。首先，各语言有多种表示句子成分结构关系的助词。其中有表示限制、补充关系的，有指明主语、宾语、主动者、被动者的，有用在表示处所、时间、工具等状语后面的，等等。这类助词使某些语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景颇语的形容词定语加助词后能够移至中心语之前，宾语加助词后能移至主语前。例如：k╤31thoŋ31（寨子）k╤31掵i31（小），“小寨子”也能说k╤31掵i31（小）ai33（助词）k╤31thŋoŋ31（寨子），ŋai33（我）∫i33（他）phe妱55（助词）mu31（见）ju33（过）s╤33ŋai33（句尾词）：“我见过他了”，也能说∫i33（他）phe妱55（助词）ŋai33（我）mu31（见）ju33（过）s╤33ŋai33（句尾词）。其次，各语言还有一批表示不同句式和语气的助词（语气词），一般都用于句子末尾。例如汉语有“了”、“吗”、“吧”等等。傣语（德宏方言）有h噜35（吗）、li35（呢）、p婖55（吧）、l婖53（嘛）、la55（啦）等。布努语有ni12（吗）、lo22（啊）、抰e231（吧）、ma21（嘛）等。

汉藏语系语言词类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量词。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藏语、景颇语等）量词还不太发达外，一般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的作用主要是表示事物的单位和动作行为的量。如阿昌语陇川话有表示事物类别和形状的量词：尶u妱55（个）用于人；tu31（头、只）用于动物；堭e嬜55（棵）用于植物；lum31（个）用于圆形、块状、方形等物品；墭au31（根）用于长条形硬物；kh墭?amp;#91;嬜31（根）用于长条形软物。壮语武鸣话有表示性别的量词：tak42（个）用于男青少年；ko嬜24（个）用于中年男子；ta33（个）用于青少年女性；me33（个）用于中年女子。还有通过元音变化来表示级别的：je:p33表“小撮”，ja:p33表“大撮”；γe:k42表“小条”，γa:k42表“大条”。在壮侗、苗瑶语族里，量词还具有标志名词的冠词性作用，有些名词在使用时往往要在前面加量词。如苗语黔东话的tε11（个）nε55（人）意为“人”，lε33（个）堭ε35（房子）意为“房子”。在广州话里，量词也可以起冠词作用，例如：“条棍呢？”（那根棍子在哪儿？）从来源上看，量词大多来自名词、动词，如汉语的“碗、口、瓶、桌、背、挑、捆”等。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名词称量时用其自身形式当量词（双音节词多数取后一音节，少数取前一音节）。如哈尼语绿春话：mja33（眼睛）慯hi31（一）mjаa33（只）意为“一只眼睛”，l婖55扷婖55（桥）慯hi31（一）扷婖55（座）：意为“一座桥”。量词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发展趋势。

汉藏语系语言有词的重叠形式，在许多语言里具有共同的特点，表重叠的范围、作用、形式等方面。比较普遍的是形容词、量词的重叠。形容词重叠大多表示性质、状态的程度。如阿昌语陇川话的na55（红）和na55na55〔红红（的）〕，lum31（圆）和lum31 lum31〔圆圆（的）〕；勉语大坪江话的恄je52（重）和恄je52恄je52〔重重（的）〕，pε12（白）和pε12pε12〔白白（的）〕。通常重叠表示程度的提高，但也有例外，在汉语广州话里可以表示程度的降低（必带词尾-tei35），如pak pak tei（有点儿白的）。量词重叠表示“每”的意思。如壮语武鸣话的pou42（个）和pou42 pou42（每个），pai31（次）和pai31pai31（每次）。在许多语言中，名词、代词、动词也能重叠。景颇语重叠名词表示多数，如phun55（树）和phun55phun55（有些树），k╤31tho嬜31（寨子）和 k╤31tho嬜31tho嬜31（有些寨子）。载瓦语重叠疑问代词表示多数，如o55（谁）—o55o55〔哪些（人）〕，xai21（什么）—xai21xai21（一些什么）。彝语凉山话的人称代词重叠后构成反身代词，如ŋa33（我）— ŋa55ŋa55（我自己）。ŋo31（我们）—ŋo31ŋo44（我们自己）。汉语动词重叠表示“做一做”，如“走走”、“打打”、“商量商量”。纳西语动词重叠表示“相互”，如la55（打）—la55la33（打架），堭ha55（咬）—堭ha55堭ha55（互相咬）。彝语凉山话动词重叠表示疑问。如la33（来）-la33la33（来吗？），bo33（去）—bo33bo33（去吗？）。

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嘉戎语、景颇语等）有较多的多音节单纯词外，汉藏语系大多数语言的词主要由单音节的单纯词和多音节的复合词组成。中国境内由于使用汉语的人口多，分布广，所以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都普遍借用汉语词。对于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同源词，即原始汉藏语词根，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有一些新的进展。

日语、韩语和汉藏语系的关系

世界上对日本语和韩语的语系归属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只不过大多数语言学家倾向于把他们归到阿尔泰语系。归到哪个语系不仅要考虑源于哪里之类的文化因素，更主要的是要按语音、词汇和语法（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等方面归类。汉语是孤立语（分析语），而韩语和日本语是黏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