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是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

汉语修辞

所谓好的表达，包括它的准确性、可理解性和感染力，并且是符合自己的表达目的，适合特定对象和特定场合的得体的、适度的表达。修辞有民族性，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修辞习惯。修辞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修辞与社会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研究这种语言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修辞学。它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有关联。

修辞运用语言（包括它的书面形式即文字）的特点，同时也受语言特点的制约。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的为主，词以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为主，而汉语又是非形态语言，没有词形变化的约束。这两个特点，一向被充分运用于修辞，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修辞”一词的三个含义

（1）指运用语言的方法，技巧或规律；（2）指说话和写作中积极调整语言的行为（即修辞活动）；（3）指以加强表达效果的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和修辞著作。 一般情况下，总把“修辞”理解为对语言进行修饰和调整，即对语言进行综合的艺术加工。即：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有力。

语言单位的组合灵便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本是形容词，这里第一个“老”当动词用，第二第三个“老”当名词用。现代汉语中某些说法如“他铁了心了”，“母亲情词恳切的来信温暖了她被多次挫折冷透了的心”等等，都有浓厚的修辞色彩，描写景物，抒发感情，都有明显的特殊效果。“铁”原本是名词,“温暖”是形容词,“冷透” 是短语性的词,在这里所举的例句中都带了宾语，这正是汉语的特点提供的便利。

不仅实词，虚词也可以产生修辞效果。唐代韩愈的名句“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个句子里,可以只用第一个“而”，后面不再重复它，或者重复用三个“而”，二者使句子在节奏快慢，语调舒畅或迟滞等方面有差异，从而在听者或读者的心理上引起的反响不同。韩愈用了后一种说法，使人感受到他当时的沉郁心情。现代汉语的某些虚词在有些场合也有修辞作用。比较：“你放心，我不会让他逃掉。”“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逃掉的！”用不用“吧”和“的”表示不同的语气。

非常容易对偶

非常容易组合成音节数目相同而结构上平行的语句，通常称为对偶。并且很容易押韵。大量运用整齐押韵的语言结构是汉语修辞的特色之一。《诗经》、《楚辞》有大量整齐、对偶、押韵的句子，就连先秦诸子和史传的散文里也夹用了不少。从古及今，无论口头上还是书面上，无不大量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产生了一种全篇整齐、对偶押韵的文体──骈体文。启蒙的识字教材和阅读教材也大量使用。各行各业往往各有自己的一套口诀，都是整齐押韵的，如医药有“汤头”歌诀，珠算有“九九”歌诀，打拳练功的有拳诀，例如最普及的“八段锦”歌诀，等等。这些，至少有容易上口记诵的作用，有的还能起些概括性强，以至谐趣幽默的作用。许多谚语俗语，这后一种作用就非常显著。在封建社会，官府的公文书，通令告示，以及诉状判词之类，也大量运用。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区、解放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以及政府公告等等也常用，主要是为了易于记诵传播，对于识字不多的群众很有便利之处。在生活和各种实际工作中这样大量使用整齐、对偶、押韵的语言形式以达到特定的目的是汉字特点提供的一种独特的实用性修辞手段，为别种语言社会中所少见（见修辞格）。

汉语里有很多四字成语

陆续出现并且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四字成语”，这些成语中绝大部分富于显著的修辞效果。从修辞的角度对汉语成语进行深入研究，是汉语修辞学中重要课题之一（见成语）。

除上述几个大的方面之外，运用汉字的特点还产生了若干特殊的修辞技法，如回文、顶针、谐音双关，等等。

修辞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谓文化传统，包括由种种因素形成的民族心理特征，思维习惯，哲学观点，审美观点，以及反映这些特征、习惯、观点的各种文化成就。

①在汉语修辞中大量用“比”

用得多，用的方面广。“比”的方式有种种，总的就是不直说，而以此喻彼，让听者或读者自己去理解。一般修辞学上讲的“明喻、隐喻、借喻”等都是“比”，就连“夸张”、“移就”等，往往也是“比”或者包含有“比”的因素；各种成语，许多都是“比”的运用。大量的、多方面的用“比”，反映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侧面。有些比，许多年来长期使用，几乎成了一种定型的惯用语，甚至浓缩成为一个常用词，如“推敲”、“琢磨”等。在汉语词汇里有一部分词，实质上就是用比的方法构成的。这样的词并不是先有一个基本义或本义，然后才孳生出来一个比喻义（如“扣帽子”的“帽子”，“背包袱”的“包袱” ）,而是即以比喻义为本义的,如“蚕食”、“鲸吞”、“瓜分”、“席卷”、“囊括”、“海碗”、“海量”、“童心”、“水蛇腰”、“八字脚”、“漆黑”、“焦黄”等。动词、名词、形容词各类里都不少。不少文章整篇是一个比喻，用来阐明一种道理。这个事实是汉语用比特别多的一个有力证明。喜欢用比，善于用比，既是民族智力和语言素养的反映，也有某些社会历史因素，并且产生某些社会影响。历代很多关于婉言进谏，以至象《史记·滑稽列传》中那些俳优用幽默的比况向君主进谏成功的例子。 同时, 探求“弦外之音”，向字里行间揣测含有什么深文大义，以至流于牵强附会的风气也很盛。《诗经》里不少民歌以及历史上其他一些状物抒情的诗文被解释成为称颂在上者的事情很多；被解释成为讽刺在上者因而遭受贬谪以至酿成文字狱的事例也不少。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现代。借助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汉语修辞的这种习尚进行研究，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②独特的审美观

以整齐、对称为主,以参差错落为辅的审美观,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好些方面有所反映,例如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修辞，特别是书面语言的修辞，具有同样的特点。无论诗、赋、词、曲、各体散文,都是一样,既见于整首、整篇的总的结构，也见于段落语句的局部组织。不仅古文如此，而且从早期的比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散文小说，包括中短篇的所谓话本小说和长篇的所谓章回小说，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各体散文都已使用白话，这种整齐对称和参差错落相间杂的特点，始终明显地存在。这是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审美观在语言运用中的反映。探讨这种审美观的形成，是美学研究对象之一。

③在汉民族文化传统的许多领域中，广泛运用一种朴素的辩证观点。事物被认为是包含着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体。这两种因素被概括为“虚”和“实”两个范畴。“虚”与“实”的关系被说成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修辞,同样运用这种观点。无论诗、文，都有“虚写”和“实写”之分。整首，整篇，有虚写部分和实写部分。虚的部分和实的部分相资相生，相辅相成，或足以引起读者的悬念，或有助于读者理解而又节省笔墨，或足以引起读者深思与感情上的共鸣。在语言表达中有意识地运用“虚实”观点，取得某种效果，这是汉语修辞的又一个特点。

汉语修辞学中古今一贯的两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汉语修辞学专著极少,直到20世纪初叶之后才渐渐增多。在历代的各种论著中，有关修辞的论述并不少见。集中起来,可以看出,有两个基本观点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

①自古以来，有关语言表达的有两组概念。一组包括“道，义，理，情，志，意”等，都属于思想、感情之类， 也就是表达的内容方面； 另一组包括“文，辞，章，文辞，文章，辞章”等，都属于言辞组织之类，也就是表达的语言形式方面。前者概括称之为“质”，后者概括称之为“文”。总的要求是“质文相资”，也就是形式和内容要相适应，相协调，相辅相成。其后，在“质”的方面,逐渐突出了“道”,于是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等说法。再后，又有“义理,辞章，考据”的说法，针对往往陷于空疏说教的所谓“道”，改为突出“义理”，并且加上“考据”或“考证”，实指清代经学家的考证之学，也泛指踏踏实实的作学问，实际上仍是两个方面：内容(义理、考据)和形式（辞章）。到当代，就直截了当地说成“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与内容统一”。无论对“修辞”两个字作怎样的解释，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语言的运用要为表达内容服务。这是汉语修辞古今一贯的主导的基本观点。

②文体、风格、技法三者可以分别研究，但以联系、统一为主，着重对全诗、全文的考察，重视三者的相互作用。这里所谓技法，主要指 “修辞格”，还包括别的一些运用语言的方法在内。《文心雕龙》除了讲文章的起源和作文的基本原则之外，既讲文体，也讲风格，也讲技法。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明确的讲技法和文体、风格的关系的。宋代陈□的《文则》，讲技法比较多，也讲了文体和风格。王构的《修辞鉴衡》是20世纪之前唯一用“修辞”命名的一部书。他引《珊瑚钩诗话》中的一段话，列举了几十种不同的文体，并多处讲到了风格和技法。很明显，王构认为“修辞”是文体、风格、技法三者的综合。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兼论文体、风格和技法。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若干理论，运用了比前人的论著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内容上，则依然是文体、风格、技法三者综合论述的，尽管技法方面的修辞格分析论列最为详备，文体虽涉及，没有列为专题来讲。陈望道自己评论《修辞学发凡》时，说它“没有深入地谈文体”，是不足之处，可见，他也认为研究文体是修辞学分内的事。

文体、风格、技法三个方面需要综合研究，这是自古及今治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共同一致的基本观点。

①修辞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从文字记载日渐丰富的先秦时代起一直到20世纪初，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文化生活也不会有本质的变化。但是，两三千年那么长的历史，在社会性质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人们的风俗习惯必然也会有些变化发展。这种变化一定会反映到文化生活，包括文艺创作和修辞习尚中来。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学有很大发展,从“说话”（后代称为“说书”）起，逐步有了多种类型的讲唱文学，有了相当发达的戏曲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文学的发展，必然对修辞的发展有影响。这些文学形式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头语言（白语）靠近。这些新的文学形式（有的论著中称之为俗文学）不再只是写出来供人阅读，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讲，好唱，让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包括文盲，能够听得懂。这种作品写出来也要让“略识之无”的人大概能看得懂。这些特点无疑会产生若干新的修辞手段。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的已经很不少，并且取得了成果。但专门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的，至今似乎还是个空白。汉语修辞研究者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弥补。

②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雅言”。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下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

③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前后，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和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或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修辞学，开始建立了系统的汉语修辞学学科，并且在有的高等学校开设了修辞学课程；二是逐渐有了专以现代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从20～30年代，陆续出现一批修辞学专著。可举以下3种为代表：

唐钺《修辞格》(1923)。主要参考了欧洲传统修辞学，专讲修辞格（见《修辞格》）。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这部书参考日本修辞学较多,但是有自己的创见。它继承并发扬了《文则》和元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指瑕、正误的传统，把修辞区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它继承古代著作中讲比喻、夸饰、偶俪等修辞技法的传统，参考东西方修辞格的讲法，条分缕析，列为38格；这些，对此后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有很大影响（见陈望道）。

汪震《国语修辞学》(1935)，全讲白话文。第一章里说“国语修辞学限于中国标准的语言，既不是某处的方言，也不是专为读阅而不能用来讲话的文言，……我们为活人，说活话，把活人要说出的话用一种技术写出而没有讹谬，有效而没有误会。这就是国语修辞学的意义。”这个出发点和当时国语运动的历史形势是合拍的。

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修辞学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文则》、《滹南遗老集》里那些正误指谬的部分以及《修辞学发凡》概括为消极修辞的部分，不少地方是和语法交错着的。在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里,语法、修辞以至逻辑的相互关系，比在西方语言里更为密切一些。这个事实逐渐被语言学界感受到，从而有了为致用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讲述的设想和尝试。1951年发表了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这里所谓修辞，比较侧重《修辞学发凡》所说的消极修辞那类内容，结合着语法来讲述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序言里明白指出,这书以“匡谬正俗”为主要任务（见《语法修辞讲话》）。

50年代，参考苏联的学术发展的比较多。当时苏联修辞学界有一种区分语言修辞和艺术修辞的主张。鉴于中国古代修辞学中就有讲句法、字法的传统，而在汉语里语法与修辞的关系又很密切，因而也有人作了参考所谓语言修辞的主张，把用词、造句的某些内容从积极的表达效果方面纳入修辞学里讲述的尝试。

60年代，语言学界在《中国语文》上发起了关于修辞学研究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尝试和设想。

1979年，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出版。这是又一部试图把语法和修辞融汇探讨的著作。

80年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重新蓬勃开展起来了。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正分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着新的探索。有的更为广泛深入地探讨汉语修辞技法，特别是修辞格；有的把注意力指向对近代汉语的全面研究，包括对近代汉语修辞以及修辞专书的研究；有的着重对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的修辞的研究；有的试图探讨密切结合写作训练的实用修辞学，或者称之为文章学；有的着重探讨不同文体的不同交际功能的所谓功能修辞学；有的侧重探讨处于语法学和修辞学边缘的以连贯语言的运用为研究对象的所谓话语语言学，等等。成熟还需要时间。不过形势已使人们预感到，一种或几种新的汉语修辞学体系正在孕育形成之中，一些新的领域正在开拓之中。

汉语里的修辞格种类繁多,在此不一一赘析,仅就有代表性的比喻、双关、析字辞格来阐述汉语修辞对汉民族文化的反映和体现。

从比喻修辞格看汉文化

比喻是汉民族运用最广泛的修辞格,在汉语言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艺术魅力。比喻就是根据心理联想,抓住和利用不同事物的相似点,用另一个事物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我们就通过对喻体的研究来论述比喻辞格反映了哪些汉文化。

汉语中经常用动物做喻体。如“俯首甘为孺子牛”用老黄牛来比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老马识途”用老马来比喻富于经验、堪为先导的人。由此反映出中国人对牛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认为牛马最辛苦、最忠诚、最稳重。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农耕社会,而在那种生活环境中牛和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再有,龙和凤也经常出现在比喻中。成语“龙驹凤雏”用来比喻聪颖英俊的少年;“云蒸龙变”比喻英雄豪杰遇时奋起。龙和凤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古代龙凤是整个民族崇拜的图腾,这是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比喻修辞中多用龙凤做比,体现了中国人对祥瑞的重视和渴望。

比喻常出现在圣贤们的典籍中。譬如《三字经》中的“玉不琢,不成器”用来比喻人不受教育、不学习就不可能有成就。《劝学》中从首至尾多次出现比喻,“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等等,用各样比喻来劝勉和鼓励学习。以经典篇章中的哲理语句作为喻体,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和才干,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传承发展。

从双关修辞格看汉文化

双关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技巧,方便简洁地传达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个性。“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顾表面和内里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辞格叫双关。”双关分为谐音、语义、语法双关,下面通过探讨谐音和语义双关来呈现汉文化的多姿多彩。

谐音双关离我们并不遥远,生活中随处可见。汉人旧式婚礼,新娘入门要从火盆上迈过去,取“火”的谐音,寓日子红红火火;新床的铺盖中,得撒放红枣、花生、桂圆、栗子,以图“早生贵子”。今天,人们遇到灾难坎坷时,习惯用桃木梳子,吃桃子罐头,谐音“逃”,希望能够逃脱不幸和困难。生活富足了,许多生意人把翡翠白菜摆在店中或家中,“白菜”谐音“摆财”,意味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以上反映出汉民族人们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避凶求吉,凡事图个吉祥顺利,避免凶险邪恶。

鲁迅的作品语言犀利、寓意深厚,运用了大量的修辞,其中不乏语义双关。《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反复提到“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这里的“睡觉”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睡觉,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人们精神上思想上的麻木,对国事和国人的漠不关心。此处反映了中国人委婉含蓄的社会心理,将欲表达的意思蕴含在普通话语中,不刻意批判或嘲讽,却能褒贬到位,产生良好的语用效果。这种行文风格,是符合汉民族人们深沉、谦逊和含蓄的性格因素的。

广告语中运用双关的例子也较常见。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那一句广告词“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乍一听,“早晚”是指早上和晚上;仔细琢磨后,还可以作为时间副词,表示“迟早”的意思。从这句广告语可以看出语言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生动多变的汉民族语言铸就了丰富奇特的汉文化。

(三)从析字修辞格看汉文化

析字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修辞格,为汉语言中所独有。陈望道先生给“析字”下的定义为“把所用的字析为形、音、义三方面,看别的字有一面同它相合相连,随即借来代替或即推衍上去的,名叫析字辞”。下面我们就看看析字修辞在具体应用中对汉文化的折射和体现。

《红楼梦》中含有大量的诗词曲赋、灯谜酒令、对联歌谣,当然少不了析字的使用。第九十三回有这样的诗句“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不肖子弟来办事,荣国府内出新闻”,“西”字和“贝”字组成“贾”,“草”字和“斤”字组合成“芹”,这里用析字的修辞来讽刺贾芹的不务正业。前几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中有一则谜语“吃的有,睡的没有;骂的有,打的没有;右边有,左边没有;太后有,皇上没有;小燕子有,紫薇没有”,谜底是“口”字。这里根据汉字形体特点,把两组语义相关的字归并到一起,一组字均有“口”,另一组无“口”。

汉字是记录汉民族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们交际和交往的重要工具。汉字为中华文化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它也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面的例子就是依据汉字形体的特点,对汉字结构进行离析、拆解、组合、变化来表达意思。这反映出汉字结构灵活独到、不拘一格的特点。中华文字是方块字,形体平整,横平竖直,可以随意拆组,这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具备的。析字的运用,同时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积极思维、乐于创新、善于观察的性格,体现了他们诙谐幽默、热爱语言文化的心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收并蓄,我们将从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社会制度、风情习俗这四个方面谈一谈汉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和制约。

民族心理与汉语修辞

从古至今,中国人就有一个民族社会心理,即和谐。所谓“和谐”,就是融洽,是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协调统一。儒家文化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经典中处处体现着“和谐”的民族心理:《周易·说卦》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礼记·礼运》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从战国时代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到唐朝贞观年间的“君臣和睦,团结一心”,再到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口号的提出,可以说,“和谐”的观念和思维已深深印刻在国人的脑海中。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汉语语言中特别注重结构均衡、对称协调,反映在修辞手段上,则形成了对偶、回环等修辞格。

对偶辞格深受和谐心理的影响,如“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这两组对偶的诗句中,上下两联字数相等,音节数目相同,并且内容相对,平仄协调,读来悦耳,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和谐整齐的心理。再如回环的修辞“知者弗言,言者弗知”、“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循环往复,形式别致,辩证色彩浓郁,展现了汉民族和谐完美的意念。

地理环境与汉语修辞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度。广袤的疆域,千变万化的地理条件,对语言的发展和走向、对华夏文明的积淀产生了重大影响。汉语修辞也会因地理环境的复杂多变,呈现出地域特色。

地形地貌的差异,使得修辞具有地域性。例如,在江苏、浙江等南方水乡,河湖交错,小桥流水人家,就有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比喻。而在重庆、四川等山区,山脉绵延起伏,则有“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说法,比喻遇到难事不要着急,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在黄土高原,辽阔厚重的地貌铸就了西北人勇猛豪爽、坦荡奔放的个性,陕西民歌亦是朴实自然。其中《送大哥》一歌就运用了顶真的修辞:“我送大哥黄羊坡,黄羊坡上黄羊多。一只黄羊两只角,哪有个妹子送干哥?”

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得修辞具有地域性。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因此人们常把冰、雪、霜作为喻体,如“像雪一样洁白”“如冰一样坚实”等;而在南方,如广州,没有或很少有冰、雪、霜,自然就少用或不用这些喻体。南方的气候适合种橘,橘则常出现在修辞里。在广西南宁,市民素有过年在家中摆年橘的习俗,这是因为“橘祥如意”谐音“吉祥如意”,摆橘代表了富裕和幸运。

社会制度与汉语修辞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影响和制约着本民族的语言修辞。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观念的变迁,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发生变化。而汉语修辞作为语言表达的手段,它的发生和发展也必将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它会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而添加新的要素、出现新的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发展空前加速,人们的意识、心理都在起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概念新现象,修辞手法也丰富多彩、生动灵活。例如“下海”、“练摊”、“铁饭碗”等,就是新时期出现的新意词语。“下海”比喻经商、自主做生意;“练摊”比喻摆地摊儿,投资较少的个体商户;“铁饭碗”比喻非常稳固的职位。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沟通更加紧密,开放的社会环境亦影响了汉语修辞。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诸多外来词汇和网络流行语。如“白领”一词代指在办公室工作、从事脑力劳动、收入较高的人;“打酱油”代指对时事漠不关心,只做自己的事。

风情习俗与汉语修辞

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风情习俗,中华民族亦是如此。汉民族的风情习俗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沉淀和精髓,从我们的祖辈流传至今,映射着汉文化。这些习俗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而成的,影响并制约着汉语修辞。我们联系修辞实例来进一步了解这种影响制约关系。

我们以“玉”为例。玉,广受中国人尊重珍爱。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玉,石之美者”。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是美好的、高尚的,它已经超越了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古代以“玉”为信,用玉刻制的印章——玉玺象征着国家的权力、威严和信誉。直至今日,崇玉与爱玉的民族情怀仍根深蒂固,玉文化已发展成为汉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

孔子说玉有仁、智、义、礼等十一德,《礼记》所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都是警示有社会地位的人没有特殊原因,要玉不离身。受这种风情习俗的影响,汉语修辞里也常以“玉”为意象。如“如花似玉”、“书中自有颜如玉”、“遥望十里长亭,减了玉肌”等,都用“玉”来比喻美女。而“玉洁冰清”、“玉洁松贞”中的“玉”则象征了纯洁天真善良的女子。借代的手法中也通常有“玉”的出现,如“玉泉”代指酒,“玉柄”代指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