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是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

《洛阳伽蓝记》书名中“伽蓝”一词，即梵语“僧伽蓝摩”之略称，意为“众园”或“僧院”，是佛寺的统称。

《洛阳伽蓝记》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余处。其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

《洛阳伽蓝记》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笳、刘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洛阳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于此，直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元年（公元534年）迁都邺城止，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一时文物典章都极为可观。其间因为天子后妃带头佞佛，王公士庶竞相舍宅施僧，上起太和（公元477—499年）末，下至永熙（公元532—534年），四十年间，修建寺宇达到1300余所。

这些浮图建筑的壮丽，装饰的华美和贵家的豪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寺院见证了北魏京城洛阳的兴废，不少大伽蓝（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宁寺）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洛阳伽蓝记》作于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公元534年）后，杨衒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国家兴亡，其中既寄托了故国哀思，又寓含着治乱训鉴。

故都伽蓝不仅是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征，而且是北魏国运的象征。经历了巨大历史变故的作者在“重览洛阳”之际，立志要让消逝了的梵钟之声在文字中遗响后世，字里行间流露出恍若隔世的悲怀，构成了全书的情感主旋律。

《洛阳伽蓝记》有不少传说典故，蕴涵着的文学笔触，将朝代历史地理人文融入其中，独特的近似纪录片的镜头，使得《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齐民要术》合称北魏三大奇书。

《洛阳伽蓝记》全书叙事主要用散文，形容描写则往往夹用骈偶，条理清晰，洁净秀丽。其中有不少历史故事和神怪传闻的记述，情节虽不复杂，文字也颇简练，但写得生动具体，形象鲜明，与南朝的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内容相近。

作者在语言表达上善于使用整齐的句法，主要为四言，有时也适度利用四六骈句，同时又能发挥散句的长处，节奏感与自由韵律得以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典丽而清拔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他善于吸取辞赋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赋状物写景的经验，如卷三《高阳王寺条》描写高阳王元雍的府宅：“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修幅周通。”这里的“飞檐反宇”一语将静止的建筑作动态的形容，为直接采纳张衡《西京赋》“反宇业业，飞檐献献”之语而来。可见作者对前代京都大赋，由于其所表现主要是帝室皇居的空间之美，与该书有某种一致性，必有钻味。当他正面记叙某一贵族豪侈生活或某项京城盛典之际，笔端似有意带上了汉大赋式的气韵，这对传递出特定对象夸饰的本质，无疑是相得的。

《洛阳伽蓝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研究者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诸多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及研究空间。

史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史学界有较多的讨论及研究。

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衒之的历史精神》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指出杨衒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

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从《洛阳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

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洛阳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

文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洛阳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洛阳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论》认为：杨衒之以冷笔写空闾，故条理井然，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洛阳伽蓝记》整体组织上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

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洛阳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该书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代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台湾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对《洛阳伽蓝记》的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洛阳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洛阳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城建价值

《洛阳伽蓝记》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利用《洛阳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邦规划》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筑，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

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参照《洛阳伽蓝记》记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结合《魏书》和《洛阳伽蓝记》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其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

在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宁寺解》（注：该文1939年初次发表，收入《中国佛教美术》，1968年），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注：该文1952年初次发在，收入《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年）、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年）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年》（1968）等，均是以《洛阳伽蓝记》作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

虽然《洛阳伽蓝记》在历代官修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等图书目录中屡有记载，但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最早出处，还当推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校勘家缪荃孙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记后魏城阙市里之文出于《洛阳伽蓝记》，观《河南志》相关内容，当属最古。缪荃孙自言该节盖袭自北宋著名文学家、文献学家宋敏求之旧志（编辑者注：宋敏求书见《宋史·艺文志》凡二十卷），则缪荃孙所录者是北宋本。

明代解缙主编《永乐大典》中有引及《洛阳伽蓝记》处，散见于卷7328和卷1382，两者相合约相当于原书的五分之三。《永乐大典》大多为宋元相传之旧本，则《永乐大典》中所引之《洛阳伽蓝记》，应是明代以前之又一古本。以上是于今可考《洛阳伽蓝记》两处最古之出处。

《洛阳伽蓝记》刻本很多（编辑者注：一说有171种刻本，说见韩结根《洛阳伽蓝记选译·前言》），学界称明刻本和清刻本。在明刻本和清刻本中，按其源流可分为二大系列：如“隐堂本”、“古今逸史本”。二者可称后世一切刻本之祖本。其中尤以如隐堂本为善本，在各刻本中占有权威的、重要的地位。古今逸史本虽传刻不多，但由于出世较古，故多为后世校勘家所参证。

如隐堂本不知何人所雕（注：赵万里曾考为长洲人陆采所刻），据周祖谟，此版刻出于明代嘉靖间，应是现存最早《洛阳伽蓝记》刻本。如隐堂本原刊本已不易见到，现易见者为董康及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李木斋书中有之，但无清代人藏书印记。源出如隐堂本的有：绿君亭本及其衍生本嘉庆间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等，嘉庆吴自忠真意堂丛书活字本，道光吴若准集证本等。应该指出的是，吴若准集证本是如隐堂本钞本而来，辗转传钞，造成与如隐堂本有所不同，并且厘定了书中的原文与子注。也因此，《洛阳伽蓝记》有了最早的校对本。后来的西平禅院本、李葆恂本、四部备要本源亦出于吴若准本。

古今逸史本为明万历间吴琯所刻。观其内容当是来源于《永乐大典》本。逸史本与如隐堂本来源不同，文字有异。逸史本讹误颇多。逸史本从时间上晚于如隐堂本，但亦是如隐堂本之外的另一较古刻本，后世刻者亦有宗之。源出古今逸史本的主要有：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汉魏丛书本（注：此本出自明人何镗辑刻，历代有增刻，清人王谟辑校重刻）；徐毓卿本，不题刻书年月，观其字体及款式大概在清朝初期；等。

唐晏钩沈本。该本参校众本所成。唐晏对吴若准集证本的子注区分尚不满意，在其基础上再将子注与正文详加区分。陈寅恪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中，质疑其“标准多出主观，是否符合杨书之旧，仍甚可疑。”

还有：张宗样合校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该本亦从各本中择长而定，且注异文于下；四部丛刊影印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7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据清光绪二十九年刊本影印本；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1958年2月第1版，1978年12月又出新版，1982年7月第2次印刷时亦有所增补；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6月出第1版，亦是《伽蓝记》今本中的权烕之作；《洛阳伽蓝记选》（注译本）陈庆元、章廷泗注译，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该书是为普及本；《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周振甫释译，学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该书是注、释、译本中的典范和集成之作；《洛阳伽蓝记》，韩结根注释本，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等。

《洛阳伽蓝记》在中国古籍文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于国际汉学界，也颇受重视，国外有若干译本及专著论述，取得不小的研究成果。如日本大正藏经本，《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1924（大正十三年）至1934（昭和九年）刊行，是近代以来流传最广、使用最为普遍的铅印本汉文《大藏经》，其卷五十一收有《洛阳伽蓝记》校本，原书据如隐堂本排印，并参校众本，列其异同于下。

此外，还有日本学者人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 F.Jemier译注的Memnories of Loyang：Yang Hsiian-chik and the Lost Capital（493- 5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评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等。

杨衒之，生于北魏，而《魏书》无传，生卒无考，家世爵里皆有争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作阳炫之，云其北平人。一作羊炫之，始自唐刘知几《史通》，南宋晁公武《读书志》因之。《洛阳伽蓝记》书首署名“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