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意思是温习旧知识从而得知新的理解与体会。

“温故而知新”有四解：

一为“温故才知新”,温习已学的知识，并且由其中获得新的领悟；

二为“温故及知新”：一方面要温习典章故事，另一方面又努力撷取新的知识。

三为，温故，知新。随着自己阅历的丰富和理解能力的提高，回头再看以前看过的知识，总能从中体会到更多的东西。

第四，是指通过回味历史，而可以预见，以及解决未来的问题。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应该具有的能力。

合并这四种解法，也许更为完整：在能力范围以内，尽量广泛阅览典籍，反复思考其中的涵义，对已经听闻的知识，也要定期复习，能有心得、有领悟；并且也要尽力吸收新知；如此则进可以开拓人类知识的领域，退也可以为先贤的智能赋予时代的意义。像这样融汇新旧、贯通古今方可称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也有学者以为作“温故及知新”解不太合适，因为按字面上解释，仅做到吸收古今知识而未有领悟心得，只像是知识的买卖者，不足以为师。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师”的意义：在论语中师字一共见于14章，其中意义与老师相近者，除本章外还有三章。

《论语》中的，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进而又能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体会，凭借这一点就可以成为老师了。

本章的卫灵公篇，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遇到合于正道之事，就算是老师也不必谦让）。此章的“师”字也有以“众人”来解的。

述而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说：几个人一同走路，其中一定有可以当做我的老师的人。选取他们的优点去学习，看出他们身上的缺点就要引以为戒，加以改正）。

子张篇，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孔子的学问是从何处学来的呢？子贡回答说：周文王和武王的教化成就，并没有完全失传，而是散布于世间。有才德的人能把握住其中重要的部分，普通人则能掌握住末节的部分，世间其实无处看不到文王和武王的教化成就啊。因此我的老师在何处不曾学习过呢？又何必需要有固定的老师呢）？

“可以为师矣”亦有两解：一为这样的人才可以之为师；二为自己做到这个程度，才可以为人师。前者在着重知人，后者强调修己，这两解意义并不相同，虽然兼备这两重的意义，可使得本章更为完整，但如果站在前述“师”的意义之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以修己的自我期许来解较为妥适。

读解：

“温故而知新”是孔子对我国教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他认为，不断温习所学过的知识，从而可以获得新知识。这一学习方法不仅在封建时代有其价值，也有不可否认的适应性。人们的新知识、新学问往往都是在过去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温故而知新是一个十分可行的学习方法。

作者：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辑录、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

《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虽说是焚书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实是一些方士），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

对于孔子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朱熹的解释长期以来被看作是经典。他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论语集注》）着眼于教育学的解读，把“温故而知新”视为为师的重要条件。平心而论，朱熹的理解应该说是对的，但如果仅此而已，恐怕又是不够的。孔子的言说都是有其情境和针对性的。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统摄了孔子对待整个传统、对待一切知识形态的态度。他是通过言说“为师”的具体事实来阐发其认识论的一般。

从普遍的意义上看，一切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构成都是可以为后人所用的“故”。在孔子那里，可以分为两类：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以，古代的典籍就成了“故”的主要部分，这一类是“故”文本的形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以及成文的典章制度。在这一方面，孔子主张“博学于文”。另一类是非文本形式，主要是指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的礼仪习俗知识。孔子所强调的闻见之知，就属此类。在孔子那里，所有的“故”都可能成为学习的资源。如子贡所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但是，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还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有选择地“述”。这种选择就是“既述又作”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对当时流传的三千多首诗歌，“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成《诗经》。为他的学生以及后来的人选取了有价值的可以知新的典籍。

“故”自身不会产生新，因为“新”的产生要依赖于主体的资质和其所处的情境。但是“故”必有某种品质才能使主体“知新”。这种品质就是“故”中所体现出来可以迁移到新情境中的抽象道理。这个抽象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说的“一”。孔子的言说方式虽是“泛应曲当，用各不同”（《论语集注》），针对不同的具体人事情境而有不同言说，但其“道”却是一以贯之，他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D《论语?卫灵公》E。又对曾子也同样说过“吾道一以贯之”D《论语?里仁》E。虽然，这里的“一”据曾子的理解是“忠恕而已”，也有具体的所指，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孔子在其中体现出来的思维方法。朱熹以之为归宿。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以一个基本原则统帅其思想各个层面，也就是古代圣哲们常用的执一驭多思维方式。“故”中蕴涵着可以在新情境中起作用的抽象的哲理，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相信事物有其共通性，这是“故”对“知新”价值的核心层面。此外，“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价值，这就是，先前的具体的典章制度，在新的情境下经过损益后，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何晏曰：“物类相召，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论语集解》）只要了解了其损益之“常”，就可从“故”里预知未来。“故”事乃“人”事，所以，孔子对“故”有“一”有“常”、可以使人知新这一信念的背后还有更为基本的假设，这就是对人性共通的认定。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相近，这是人与人可以交流可以理解的前提，从而也就是后人可以理解前人，理解前人的各种文化成果的前提。这应该是他认识论的起点。

“温故而知新”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能力，这可以从如下对温故与知新关系的宽泛理解中得到解释。知新是个人面对新的时空、新的言说对象、新的事件时，对已有经验的或因循、或批判、或创造的运用。一个人面对现实要知新，就必然要运用已有经验，也就是必然要温故；而任何温故都是在新情境下的温故。时空的变化是必然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所以也就必然地蕴含着知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温故而知新”是对人类认识的一种真理性概括。但是，知新温何故，温故知何新，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极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个体条件的差异。温故而能知新的程度依赖于个体的条件而有不同。首先，人有天赋资质的差异。孔子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其次，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后天的学习。对于这一点，孔子反复谈到。他说自己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对颜回的好学也是称赞有加。子贡在回答孔子“女与回也孰愈？”时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颜回好学的结果是“闻一知十”。温故知新还有着价值取向的不同，这在孔子看来是更为重要的维度。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价值取向不同，其知新亦不同，行事亦不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四、所知何新──—孔子温故而知新的实践孔子言“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对自己的道德天分充满自信，同时他又“学而不厌”、“发愤忘食”。所以，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就是对“温故而知新”最伟大的阐释。孔子虽言自己“述而不作”，但他其实就是通过温故，通过对“故”继承以及重新解释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整体性的转换和创造。有论者通过对《论语》与孔子之前已经存在的《尚书》、《诗经》、《易经》、《左传》、《国语》中一些关键词意义变化的研究指出，《论语》与其他典籍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论语》中的关键词属于一个意义完整、有所统贯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由孔子个人所创立的，并“一以贯之”，而在此之前，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体系。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论语》中的许多术语开始明确地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哲学范畴意义了。其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不少原本是一般词汇的词语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如“知”字，《诗经》里出现&'次，都是作动词解，而在《论语》里则成了辅助仁、义的一个概念。其他概念如“中”由《诗经》里表示空间位置的词，在《论语》中则具有了“适宜”，“不极端”的意义，并且与“庸”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了既为恒常、又体现于日用生活之间的儒家方法论。其二，《论语》中的一些词汇，从字面看来没有太大的新意，然而置于《论语》的意义整体之中加以考量后，则会发现它们也经过了孔子的改造，并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如“时”字，单就此字本身看，《论语》中并无新解，然而当它和中庸方法联系起来后，就具有很独到的意思，这便是“时中”概念的形成。孔子的“时中”，不仅使得“时”具备了道义的方向，而且使得君子之言行举措无不恰到好处，此即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故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忌惮也。”（《中庸》）其三，思想体系的变化，导致了思想核心的改变。西周初期周、召诸公强调修德、敬德，虽然客观上促成了天命与人事的紧密关联，但其主观愿望却完全在于宗族利益之维系，个人自身的道德境界不是敬德的目标所在。孔子标举“克己复礼”、“仁者爱人”，其目标也在于藉此以实现有道之天下，不过，其利益不再专属于某一宗族集团；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孔子虽不自许仁圣，然而其孜孜以求的却正是道德心灵世界的不断提升，而这则是《论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转变之一。

如前所述，孔子的言说方式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不同的对象、针对具体的人事的言说，但其中有共通的纲领、哲理，即“吾道一以贯之”。但这“一”是蕴涵在“多”中的。孔子哲学表达的这一方式有人称之为“事件本体论”。如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指出：“孔子的哲学是事件的本体论，而不是实体的本体论。了解人类事件并不需要求助于‘质’、‘属性’或‘特性’。因此，孔子更关心的是特定环境中特定的人的活动，而不是作为抽象道德的善的根本性质。”678事件本体论就是体用一如、本末一体的本体论，本体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就存在于特定的事件之中，且只能通过特定事件来显示。因此，要言说此一本体，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特定的事件来显示，并且在不同的事件中有不同的显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们是如何温故，如何知新的。其具体的形式如下：其一，发现“故”事（文献）所包含的抽象意义与新情境、新话题的契合。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从这两例看，诗文本身并不包含子贡、子夏所悟出来的意义，但是经过他们的抽象之后，“切磋”、“琢磨”与君子的修养产生了共通；“素”与“绘事”、仁（道）与礼在“先后”这一层面上产生了共通。古文献与新情境在抽象意义上的相通体现的是它对人的启发价值。后一例是论《诗》而得新意，是真正的“温故”后“知新”，“故”是缘起，“新”是意义的联想；而前一例是引《诗》证理，是“知新”后“征故”，赋予了“故”新的含义。其二，“故”事在新情境中作为证据的运用。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在这两例中，孔子引用了《书》、《诗》中的句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被征引的古典文献的意义并没有被过度地抽象和延伸。这样，“温故”本身没有产生新的意义，但是这种旧意却是参与新情境、新观点的言说，对于当下的情境来说，它们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这种情况无疑也是一种“温故知新”，或者叫做“知新而征故”。其三，“故”事在新情境中的被修正和改造。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癨’”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在第一例中，子路“知新而征故”，为请祷寻找证据，而孔子反对这样做，但又不愿直接批评子路，故用“丘之祷久矣”，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显然，对于“请祷”这一习俗传统，孔子在自己所处的新情境中，是采“不取”的态度。而在第二例中，孔子对于传统礼制有坚持、不坚持之区分，这就涉及到孔子面对新的情境的选择标准问题。麻冕变纯，虽俭，但不伤及礼，所以他从众；而拜上之泰则违背了“拜”这一礼的根本，所以，他选择“从下”。同样是“故”制，孔子在新的情境下选择在自己看来合于礼的方式或改造、或废弃、或保留。这无疑是对“故”的一种新用。

其一，对话。孔子是在与学生的探讨当中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在《论语》中，我们总能感受到对话生成意义的力量。前面提到的孔子与子贡、子夏论诗两个片段，学生的出其不意的问话使孔子获得了新的启发，使他兴奋不已。子贡在《论语》中是一个善问者。下面一段记载表明他深得“温故知新”之妙：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其二，学与思。学在《论语》中范围广泛，“博学于文”是学，“每事问”是学，“行”也是学。学是了解积累传统典章制度、习俗知识的过程，是使人变得厚重的过程。只有“学”，掌握了尽可能多的“故”，才有了知新的基础。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学是积累，而思则是“知新”的途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表明思、省与个体所处的具体时空情境相联系。个体面临新情境，运用已有的经验、知识，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问，这种发问蕴涵着创造、蕴涵着知新。当然，学与思是不能决然分开的。事实上，任何学的过程中都包含着思，而任何的思又是学的扩充。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其三，用喻。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自己就十分善于用喻。用喻无疑是对以往文化和当下意义的一种解释，此中包含着创造知新。翻检《论语》，我们发现，用喻是孔子言说的重要方式。由于所取喻体形象直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使人理解起来容易而亲切。言说者在用喻的过程中赋予了常识以道德的新意，而道德含义因与喻体的结合，而获得了新的展开与传播的方式。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鎎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由上可见，“温故而知新”固然是孔子论学习的一种方法，是做教师的重要条件，但孔子的这一概括，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孔子本人率先自觉地、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方法论。解析孔子的这一理论概括及他自己的实践，我们发现，孔子对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与尊重，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表现出极大的创造精神，依然极富生命力，有着重要的启示。

注：温故而知新中“温故”和“知新”应为递进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