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按照契约的另一方（委托人）的意愿行动，从而使双方都能趋向于效用最大化。 说白了就是，没有人可以通过损害集体利益去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每个人努力为实现自己利益的目标工作，得到的结果也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具体示例 会展行业的激励相容理论：就是要实现主办机构、参展商、采购商的多赢，个人与企业“价值的”双赢。

哈维茨（Hurwiez）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激励相容”是指：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为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表明，贯彻“激励相容”原则，能够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结果符合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让每个员工在为企业“多做贡献中成就自己的事业，即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两个目标函数实现一致化。

参与者理性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与机制设计者所期望的策略一致，从而使参与者自愿按照机制设计者所期望的策略采取行动。

产生“相互抱怨”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激励机制的缺失或扭曲。论资排辈、岗位僵死、固定的工资、平均的福利等现象在一些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对个人的考核主要是根据资历、学历、职务或职称来确定。这种情况下，鼓励了员工片面地追求高学历、高职务、高职称，忙于应付各种考核，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满足这些指标上，而忽视了实际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造成的结果是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发生偏离，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态度，甚至出现怠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现象。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及手段，要将劳动贡献与报酬直接挂钩，淡化资历、学历、职称等对收入的影响，破除惟学历、资历、身价等条条框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激励手段中要将个人的收入更多地以货币收入的形式出现，尽量抑制个人对非货币收入的动机，使个人与集体的两个目标函数一致起来，使两者的价值追求”相容“，为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双赢“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

就实际情况而言，许多企业“存在着激励不相容问题，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企业认为职工”没有集体观念“、”个人得失看得太重“、”没有长远发展的眼光“等，另一方面，个人则认为企业”没有为个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制度设计不合理，抑制个人才能的发挥“、”劳动成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与认可“等等。这些现实的矛盾与冲突，根本原因就在于激励相容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与个人在实现各自价值的过程目标函数产生了异化，进而表现出了企业与个人的”相互抱怨“，并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那么，如何才能设计出个人与企业价值的激励相容机制，从而实现两者价值最大化的”双赢“之道呢？

为员工提供发展路径

大多数企业员工的薪酬待遇是随着个人管理地位的提高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对于从事具体业务的人而言，要想收入提高，就需谋得较高的管理职位。这种实质上收入分配的职务化，导致了员工个人发展路径的盲目化。一些员工本身优势在于专业项，但为了更高的物质收入，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从钻研业务中抽出来，去谋“职”、求“位”。为员工设计多渠道的职业发展路径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初，美国在一些企业实施的“双阶梯激励机制”，是为了给组织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与管理人员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而设计的一种职业生涯系统和激励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生涯可以有两条平等的路径：一条是管理职业生涯路径，一条是技术职业生涯路径，走技术阶梯人员能够与管理人员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层级。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那些在业务技术上有优势和潜力的员工专心走业务技术的道路，为企业“业务的创新与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扭转了员工把进入管理层作为惟一的职业发展道路的局面，为员工个人职业生涯打开更多的通道，为员工提供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发展空间。

凝聚优秀人才

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员工与企业“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休戚相关。实践表明，企业仅仅靠条条框框的”条例“、”规章“、”制度“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组织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不能使设计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企业文化作为各种规章制度发挥作用的根基，作为可以使人心服的”软件“，在人力资源潜能的调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在管理中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按人性的规律对人进行管理，将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整合到员工的思想和工作中去，促使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得以充分释放。

只有充分尊重劳动成果、激发个人潜能的制度设计，才是有效的、激励相容的制度。企业在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时，要真正做到岗有所需、人有所值，实现人力资源配置最优化，切实把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保证企业价值实现的同时，能够使员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得到充分发挥，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知识的升华和价值的实现。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与企业“价值的”双赢“。

探索培训方法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企业“的培训还只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付工作性阶段。变革这种陈旧的培训理念与方法，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人才培养规律与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探索新型的培训方法。在培训方式上，把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全员培训与个别培训、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适应性培训与前瞻性培训、脱产学习与在岗学习、请进来与走出去等多方面相结合。在培训内容上，既要注重对具体业务知识的培训，又要突出对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新方法的培训，同时还要注意加强对员工的整体素质、思维方式、创新能力的培训。要使培训工作制度化，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在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年度培训方案与计划，从应付性的培训中走出来，既要培养岗位能手、业务骨干，又要培养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专家型、管理型人才；既要培养员工的基本知识、业务知识，又要培训员工的整体素质，使员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培训是对自己进一步发展的积累，是企业“给个人提供的一种无形而高价的”福利“。

目标冲突与激励相容

来自军队的启示

在战争中，将军与士兵的目标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相异之处。打赢战争，减少伤亡，是将军与士兵的共同愿望。相异之处在于目标的排序：将军以赢得战争为第一，减少伤亡为第二，而士兵则以自身安全为第一，赢得战争为第二。此类问题也存在于企业或其它类型的组织中，例如在目标排序上，经营者阶层视企业生存和长期发展为第一目标，将员工收入和脑体力支出列为其次，而员工的目标排序则与此相反，将自己收入的提高和安逸甚至是“偷懒”视为第一，将企业长期发展视为第二。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存在于其中的目标冲突及解决办法，于企业或其它类型的组织也不无启迪。

一支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在战争中只有人人向前，英勇善战，不避艰险，不畏牺牲，才能赢得胜利，减少伤亡。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既满足将军的目的，也符合士兵的愿望。因此，从战争的总体目标出发，人人都应该奋勇向前才是。但从士兵的角度看，一马当先或奋勇向前则意味着自己不伤即亡，若伤亡在即，胜利于我何益？况且作为个体，士兵只能控制自己的战斗行为：如果我往前冲，别人向后撤，则我亡人存；如果我往后撤，别人也往后撤，全员皆退，那就要比比脚下的功夫，看谁撤得快。所以作为个体，一个理性的选择是：他人在前我在后，他人先冲我后上；他人迟疑不前，我就悄悄地开溜；如果大家都想溜，我就捷足先溜。如果人人都持定这样的想法，则兵将均亡，满盘皆输，个人的理性选择招致了集体的灾难。 为解决这一矛盾，军队开出的药方与其它组织并无二致，赏罚并用或规范地说，是正激励与负激励措施相结合，差异只在于表现形式不同。

正激励

战前及战争中的鼓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古代作战最讲求士气的调动，就是说除了战争的硬件条件外，还要注重软件建设，即重视战争主体——人的作用，所谓“一鼓作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兵家泰斗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体系中，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被提升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战争胜利愿景的描绘，军队中设立政治委员，支部建在连上，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强调政治宣传的作用，注重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战前动员大会，爱国主义教育，战前忆苦和讨伐声势的营造……，凡此种种，无不在他运筹帷幄的战争艺术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有经验的老兵通过《白毛女》戏剧的演出，就能够嗅出大战在即的味道。

战后奖励的形式更多，如表彰英雄，按功行赏，加官晋级，抚慰战争遗孤等等。军队中的各级长官都或多或少地享有一些特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特权也扮演着正激励的作用。因为升迁与否，是与战争绩效紧密挂钩的，况且，升迁之后，在战争中伤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与士兵减少伤亡，打赢战争的目标排序是吻合的。

负激励

体罚、打骂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负激励形式。古代军队中的割耳、鞭笞、差遣苦役……，现代军队中的批评、教育、警告、记过、关禁闭等，都是负激励措施。夺命是负激励的最高形式，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设有不同形式的督战队，对逃逸和开小差的士兵，都无一例外地施以夺命的极刑。所以，开溜的想法是断不可有的，只能奋勇向前；左右都是一死，何不来得壮烈些，或许还会荫福家人。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种将正负最高激励形式都演绎到极限的一种战法。它为全军模拟了一种死期逼近的环境，生机只在奋勇向前。但此法的适用条件较为苛刻，一旦失败，战争成本较高。古者，有马谡失街亭，迫使诸葛亮罢兵的战例。今者，有抗日战争中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战前请樱，信誓旦旦，试与南京共存亡。为表示背水一战、自断退路的决心，他将渡船全部销毁，让原来两艘可容七八百人的轮渡开赴汉口，同时指示江北的胡宗南第一军和江南悒江门外的宋希濂36师：若有人私渡，军法处置。岂料战事未几，唐生智却突然向各路守军发出撤退命令，自己也背弃了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于1937年12月12日晚8许，乘坐为他保留的最后一条小汽艇北渡长江逃窜，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原理既适用于组织，也适用于个人。有人考托福，不惜大事张扬，搞得全单位人人知晓，既拉开了一种不成功决无退路的架式，也巧逼单位提供种种备考的便利，可谓一举两得；也有的人，遮遮掩掩，生怕考不好辱没了声名，无颜面对父老乡亲。相比较之下，前者将鼓足风帆，一路向前，而后者则欲步趑趄，甚至中途见弃。

人们通常认为，军服或为草绿，或为米黄，或为迷彩，只是一种便于伪装的保护色而已。其实，军服也是一种区别敌友的标志。在战败之际，不同的服饰使溃散之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利于对方识别、清剿。不胜则败，不进则亡，军服在溃败之际也发挥着一种负激励的作用。

军队作战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此类现象可谓举目皆是，我们手中可以“驭人”的武器——正激励和负激励——也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不论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领导者，老板、经理，中层干部，为人夫或为人妻，为人父母或为人师长，概莫能外，只是激励的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组织或企业而言，军队例证的启示意义在于：1.某些强制性的负激励措施，如行政部门处罚和政府管制等，是必要的；2.作战中士兵少打枪、不瞄准乱开枪或脚底抹油——开溜等行为，与现代企业组织团队作业中有人偷懒、怠工等消极行为，多有相似之处，因此运用正、负激励手段，以期奖勤罚懒，也始终是企业“将领”使役“士兵”的不二法门。3.在战争中，极刑是对官兵的最高惩罚，而企业充其量只能将员工“开除”，从表面上看两者相去甚远，但若施用得当，也会创造异曲同工的效果。极刑于生者而言，意味着已经无路可退，只能选择奋勇向前；被开除的人若就业机会较多，开除就不会起到警训作用，因此，设置一定的再就业障碍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西方国家，前任雇主的推荐信往往是再就业时的敲门砖，若前雇主的评价较低，寻找下一份工作时就会遇到障碍。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