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1763年3月17日—1820年9月4日），字理堂，又字里堂，江苏扬州黄珏镇人。清朝中期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

乾隆二十八年农历二月三日（1763年3月17日），焦循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世代研究《易经》的经学家庭，自幼对《易经》的悟性甚强，为世人所称道。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焦循入私塾学习《毛诗》，跟从表兄范徵麟学习古文辞。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焦循至公道桥阮家祝寿，壁上诗有“冯夷”二字，因能辨别其音韵，得阮承勋的赏识，遂许以女相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焦循从族父焦轼学习《说文》，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由此萌生。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焦循读《诗品》，阅史地、天文、术算之书，开始产生研究地理、算学之志。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焦循应童子试，进入当地官学学习。以扎实的算学基础得到江苏学政刘墉赏识，并接受刘墉学习经学的建议。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焦循初入扬州安定书院学习。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焦循开始学习经学，读《毛诗》《尔雅》，对陆佃、罗愿之书颇感不满，思有所著述，补两家之不足，始撰《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焦循继承家学，弱冠时便喜欢《孟子》，立志要撰写《正义》。安定书院院长吉梦熊用经学来勉励他。 当时焦循与阮元齐名，阮元比焦循年轻一岁，故称焦循为族姐夫。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谢墉到扬州主持岁考，焦循成为廪膳生。

乾隆五十年（1785年）， 焦循辍举子业，遍求说《易》之书，研究《周易》。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焦循乡试不第。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胡希吕到扬州主持岁考，李啬生教授推荐焦循试两赋。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胡希吕担任江苏学政，因其两试优等，多次向学师荐举，因与奇巡抚所议不合而罢。

嘉庆元年（1796年）春，焦循赴山东入山东学政阮元幕府。冬，随阮元转调浙江而客杭州，得《益古演段》《测圆海镜》两书，寄给数学学家李锐，请其为之疏通证明，因撰《天元一术》二卷、《开方通释》一卷。

嘉庆六年（1801年），焦循中举人。

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焦循赴北京参加礼部考试，不第。四月，拜访英和、朱珪，二人对他大加赞赏。随后焦循返乡，从此自甘淡泊，不求荣利。

嘉庆八年（1803年），焦循科场失意、心情郁闷之际，远在杭州的阮元再度伸出援手，邀请焦循赴浙人幕。然而焦循这次赴浙的心情与上次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焦循已不准备久居阮幕，虽然仍有学友不断地勉励他多多练习殿试策文，以待三年之后的礼部会试，但是焦循经过此番会试的挫折，对科举已无眷恋之情，仅在杭州小住了三个月，便于这年年底，由杭州匆匆返回扬州。

嘉庆十年（1805年），又值礼部会试。好友郑耀庭劝说焦循北上赴考，并且表示愿意出资相助。因为这次担任主考官的是焦循平时所景仰的前辈学者朱珪，而朱珪也素来敬重焦循的学问。此时的焦循正患痔疮，痛苦不已，行走不便，难以远赴千里之外的北京应试礼部。其次，年迈的母亲身体情形每况愈下，焦循不愿再重蹈其父临终前自己未能侍候在侧的覆辙，留下终身的遗憾。再次，焦循在历经科考中的挫折后，他对仕进一途已产生倦意。于是焦循以老母多病为由，婉言拒绝。

嘉庆十年（1805年），安徽宁化知府伊秉绶转调出任扬州知府，与阮元二人相约编撰《扬州府志》，并邀请焦循编修《扬州府志》和主纂《扬州图经》《扬州文粹》两稿。

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焦循馆扬州郡城郑氏宅，与汪莱馆扬州郡城汪氏宅相近，朝夕相聚，时以《易》相订证。三月，与张古馀、赵怀玉同辑《扬州图经》和《扬州文粹》。阮元守孝家居，常到扬州北湖，焦循出示所撰《北湖小志》稿，并请其作序。

嘉庆十二年（1807年）二月，焦循致书伊秉绶，讨论《扬州图经》编纂事宜，拟目录以呈正。三月，焦循的病痛加剧，误服药，导致耳聋、昏睡，焦廷琥仍郑素甫医案治疗，焦循不久痊愈。

嘉庆十四年（1809年），焦循得到酬金五百两，于是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维修半九书塾，另一部分在白茆湖边的雕菰淘中，修葺老屋，名曰“半九书塾”；又构建一座结构简陋、花木明瑟的“雕菰楼”，于房前屋后遍栽红薇、翠竹、蜜梅、木兰。楼的四面置窗，可远眺风帆出没、近听渔歌牧唱。从此，焦循走出半九书塾，来到雕菰楼。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余年间，他深居简出，足不入城，婉拒友朋之间的一切应酬活动，潜心研究学术。他曾自慰地说：“家虽贫，然蔬菜不缺。天虽嫉我，实造福于我，我将老于此中了！”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冬天，焦循与其子焦廷琥开始准备编撰《孟子正义》。二人先以近两年时间，博采历代有关《孟子》及赵注之论述，编次为《孟子长编》三十卷。及《长编》既成，焦循再就其中所录，删繁补缺。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焦循的身体状况出现了明显变化，常年患有的足疾一直困扰着焦循，从一年一发到“连月必发，每发痛彻骨”。同时，不间断地从事写作，也使他的右臂痉挛不止，直接影响到他的右手不能执笔。焦循深感时间的紧迫，于是对自己四十余年来的学术思想及其所作诗文进行了一次回顾与结集，取名《雕菰集》。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草成《孟子正义》三十卷。其间焦循惟恐志有懈弛，故立定课程以逐日稽省。惜翌年七月，焦循旧病复作，故于《孟子正义》的校誊、编订上，仅能手录其中十二卷而已。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20年9月4日），焦循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焦循年青时致力于名物考证之学，著有《群经宫室图》。在考证过程中，焦循认为郑玄注有错，为了将意思讲通，不惜改动郑注。为此，惠栋的弟子江声专门来信辩论，焦循又复信抗辩。在辩论过程中，焦循注意到，惠栋开创的吴派学人在治学中有一个不言而明的假定，即汉儒的注解是最可信赖的学术资源。在《群经宫室图》中的研究中，焦循坚持认为，如果不修正郑玄的注释，有一段话根本无法讲通。在辩论过程中，焦循以及学术好友阮元都意识到，曾经给考据学开辟过辉煌希望的惠栋学派，其方法论走入了严重的误区，因为吴派以汉儒的经传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儒学将重新走入闭塞的死胡同。在为焦循《群经宫室图》所作的序言中，阮元提出了新的学术标准：“求是”而不是“从古”。这是阮元与焦循的共同看法。

焦循还曾加入过“著作考据之争”。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惠栋学派的考据学研究。文学家袁枚批评朴学家孙星衍的经学研究缺乏“性灵”，声称只有文学才有“性灵”。章学诚认为，袁枚的观点将引发非常严重的伦理后果。焦循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不同意孙星衍以考据为经学的立场，而同意袁枚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欣赏袁枚大力提倡的“性灵说”，认为无性灵则无所谓学风，考据的问题正在于缺乏“性灵”，但他也不同意袁枚文学是体现“性灵”的唯一领域的看法。他重新解释“经学”范畴，赋予其新的意义。在他的“经学”中，经学是“性灵”的完全展开。它是众多人的“性灵”在跨越了个人的局限性与历史性的基础上融汇而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由学问与性灵共同构成的。因而，真正的经学有两个特征，一是学问的贯通，二是“性灵”的贯通。在“著作考据”之争中，焦循将学问和性灵都融贯到经学之中。焦循并不排斥考据学，他本人精通考据学，但是他决不同意以考据学作为经学的范型。考据学所缺的东西是“性灵”，这种缺乏导致了一个问题：它误认了经学的本质特征。完整的经学本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客观的学问的和主观的性灵。客观的特征是经文本身，而主观的特征是“性灵”。

焦循博学广闻，精于考据，涉猎广泛。因阮元考浙江原委以证《禹贡》三江，乃撰《禹贡郑注释》一卷，专明郑玄的学问。谓王伯厚《诗地理考》繁杂无所融贯，作《毛诗地理释》四卷。又仿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撰《论语通释》一卷凡十五篇。又撰《群经宫室图》二卷，为图五十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又录当世通儒说《尚书》者四十一家，书五十七部，仿卫湜《礼记》之例，以时之先后为序，得四十卷，曰《书义丛钞》。

焦循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精心而审慎地以己意贯串推衍，或明断内容的是非取舍，或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为了考证一个字义、一个史实或一个典章，或名一物，焦循往往不厌其烦地举出若干证据，因而他提出的结论大都精确可信，即或不同意他的意见，也能使人感到他的结论持之有故，言之有据，自成一家。焦循充分发扬了乾嘉学派注重求真，精于考证的良好学风。董洪利

在其数理研究中，焦循会通中西算法，深受《几何原本》的影响，学习了孙元化、方中通、李子金、杜知耕和梅文鼎等人的几何专著。其成果有：《加减乘除释》8卷、《开方通释》、《释轮》2卷、《释椭》1卷、《释弧》3卷（此三释总结了当时天文学中的数学基础知识），以上著述合刻为《里堂学算记》。

焦循思深悟锐，尤精历算之学。他与数学家李锐、汪莱被人誉为“谈天三友”。中国古代数学古籍多系以题为纲，求其解法，而未能从理论上予以概括。他在阅读了梅文鼎《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以及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后，深感梅书“繁复无次序”，戴书又“务为简奥”，于是“取二书参之”而撰《释弧》，讨论了三角八线的产生和球面三角形的解法。此书被钱大昕赞为“于正弧斜弧次形矢较之用，理无不包，法无不备”。此后又撰写《释轮》《释椭》二书，阐明诸轮异同与解释弧线的变化，论述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天文学理论中的本轮、次轮的几何原理以及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天文学理论中椭圆的几何原理。此外，他还先后写成《释轮》《释椭》《释弧》《天元一释》和《开方通释》多部有关天文、历算、几何等方面的著述，在当时颇具影响。

焦循在数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则是他撰写的《加减乘除释》。焦循从《九章算术》与《缉古算经》中发现了一些关于加减乘除的基本规律，写出《加减乘除释》这种系统推证的数学思维及其研究方法，划时代地把中国古代数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该书的宗旨，即以“加减乘除为纲，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全书共列出九十三条运算规则，每一条即相当于现代数学中的一条定理或公式。探讨与总结了中国古代数学的运算规律与理论，开创了借用甲、乙、丙、丁等天干文字来表达运算定律符号的先例，并且对传统的运算法则作了详细的阐明，其中包括“加法交换法则”“加法结合法则”“乘法交换法则”“乘法结合法则”“加法对乘法的分配法则”等，这在当时数学研究领域是一项开创性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焦循又提出了“理本自然”“名后法先”“数先形后”等数学思想，将数学中的自然之数视为自然之理，试图从逻辑与哲学的理论上来弥补中国传统数学少有理论的缺陷，在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雕菰集》为例收录他在一生各个时段所撰写的四百二十首诗和三百二十六篇文章。焦循的诗作，既有古体诗，亦有格律诗；既有纪事诗，又有述怀诗，他常常把自己的怀人感事之情，寄托在诗、赋、赞、颂、铭之中，用以表述心志。而焦循的三百余篇文章，更是囊括了辩、论、解、说、考、记等二十四个大类，既涵盖了他在一生中不同时期的学术活动，也充分展现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命历程。

焦循的散文以赋、赞、颂、铭、记为主，体式多样，而且具有鲜明的特点。前人在论及焦循时曾提到了其经学观与文学的互融性、同构性。并将焦循的学术观总结为求通、求变、求新、反对“执一”、“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五个方面；将焦循的文学观概括为提倡文学表现忠孝节义的思想内容；文学抒写性情，抒发性灵；文学形式要辞意双胜、意内言外；文学风格雅俗共赏、兼容并蓄四个方面。其文章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即形式完整而多用小序，纪实性与叙事性明显，文以载道德观念突出，以学问和材料为文。

无论是焦循之诗作还是焦循《雕菰集》中之文章，都含有相当浓烈的儒家道德价值挂念，焦循借其诗文来品评当时的人物、事件，或赞颂人物的优秀品质、或评论社会之重大事件，都具有风化世教之目的。焦循以多重学者的身份提出有关文学的观点中，不乏真知灼见。其文章的文学理论价值远大于其文章的文学审美价值。除此之外，焦循诗文中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除对亲友去世的悲痛外，其所表达的感情大都平和中正，生活的自然之理大于感情的激烈波动，给人以平和儒雅的感觉。

焦循治《易》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到了焦循这一代，集大成而发扬光大。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集中于《易学三书》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此外，他还著有《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治《易》之余，焦循遍览诸籍，撰成杂著《易余龠录》二十卷。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开拓了《周易》的象数范式研究。他发明了“旁通”“相错”“时行”等易学法则，从而论证《周易》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置换运动规律，揭示了其中所蕴含丰富的阴阳、变化思想，拓展了传统的象数易学。焦循认为“旁通”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卦爻一阴一阳的互相置换，以每卦中的阴阳互易而转换或得到另一卦为其主要目的。如《乾》卦六爻全系阳爻组成，那么与《乾》卦相旁通的卦一定是《坤》卦，因为《坤》卦六爻全系阴爻组成，由六爻全阳的《乾》卦与六爻全阴的《坤》卦相对，《乾》《坤》两卦的旁通方能成立。焦循还认为“时行”是在“旁通”和“相错”的卦爻位置换运动的基础上，将《周易》六十四卦作为一个必然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从而放大了卦爻间的内在联系。如焦循曾将六十四卦中言“元”者集拢为二十四卦，以“时行”法则进行各卦之间的爻位置换，全面阐述了“元”字在诸卦中“或明言之，或互言之”的意义所在。

为了进一步开拓《周易》的象数范式，焦循将中国传统数学中的“乘方”“天元”“齐同”“比例”等法则引入易学研究。如“乘方”是求得开六次幂（开五乘方）的计算方法，类推出六十四卦新的排列组合，为焦循建构新象数学范式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体现了他对《周易》变通理论的拓展与改造，引起了当时学界的震动，被赞许为“石破天惊”“精锐之兵”。他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推演，率先将数理引入易学领域，“以测天之法测易”“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之人。

焦循创拟的易学法则及其与数学的关系，都是焦循借以构建《周易》卦爻符号系统的参照。以数字来比附卦爻，依照数学法则的模式建立《周易》卦爻之间互相运动和转化关系，这套符号系统是焦循《易》学的结构形式，是其思想内容的载体。焦循《易》学的思想内容，没有能跳出象数派以卦象和数字推导出社会制度与伦理道德的有关原则。

焦循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在多方面为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焦循游南北时，常以医会友，谈医论药，注意搜寻医籍，加以研究。焦循因病始与李炳交游，以《易》为媒，以医为题，病医互动，医易互参。通过向李炳的问道解惑，使焦循治医得以登堂。

焦循从少时就跟随程维章学习种痘术，通过长期临床观察，确信人痘术操作简易，效果明显，遂先后亲自为其子孙种痘试验，将成功经验和医者论说，整理成《种痘书》1卷，详细介绍人痘术的具体操作技术和实际效果，抄录后分送乡里众亲，对于人痘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焦循在长期的医理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认识到方证辨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撰成《柴胡证论》，对《伤寒论》柴胡证进行全面探讨，可谓方证辨证研究的重要开拓者。

焦循十分重视医案的作用，将名医李炳诊治家人的病例详加记录，并搜集李炳其他治验，整理成《李翁医记》2卷。上卷专记李翁诊治焦循家人3案，载有臂痛、蛔厥、鼻衄、痢疾等症；下卷为他人所记李翁治验，载有伤寒、头痛、哮喘、腹痛、泄泻、咳嗽、咯血、痛疝、痿躄、牙疳等20余则验案。每案阐明病因、病理、立法、处方。行文简捷，语无夸诞。在其参与编纂的《重修扬州府志》的《李炳传》中又增加了4例病案。《种痘术》《沙疹吾验篇》等则是焦循自己临证经验的总结。

焦循辑有《吴氏本草》一卷（1792年），多取材于《太平御览》等，是清代第一部本草学辑复书籍，也是现存较早的医籍辑佚著作，对填补本草学发展历史，了解魏晋以前本草学发展概况，窥见岐伯、医和、扁鹊、华佗等医家的本草学成就，以及探求本草学编纂体例发展史、医籍辑佚体例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道气关系上，焦循认为一气反复往来，是为道。气反叫作阴，复叫作阳，所以又说阴阳变化，生生不已，是之谓道。认为天有德有威，人应乐其德而畏其威。其哲学思想为“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于立法之先”。他义说“名主其形，理主其数”“勾股者生于形者也，形复生形，而非数无以驭也”，数是驾驭物质存在的原则，而“理主数”，即理是数的统治者，故理也是数理关系，且具有先验性。他把“形”看做“甲乙丙丁”等性质的数学符号，是形式主义的符号学，把具体的真理内容抽空为纯粹的形式符号，故其先验论是一种形式先验论。他治《易》目的也是寻找和阐明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他称这种数量关系为“比例”。其“易学三书”是这种思想的结晶，体现了其哲学思想在于求取事物问的数量关系，而非质量关系。

焦循把“实测”探求事物间数量关系的方法用到哲学上就产生了“旁通”“相错”“时行”三个基本的概念。“旁通”即撇开事物具体特性，在数的形式下按其类似于棋谱中的理则谱式发生的彼此交感、贯通和相互依存、制约的关系。因《周易》的基本原则是阴阳对立和环道思想，故在其思想中也存在“相生相错”之语，把代表事物间矛盾“相错”现象的“卦”看成是世界的基本符号。矛盾的对立物是一种自然存在，这种对立只是事物存在的“序次”，而非“化生万物”的基础，这种“相错”只有通过“旁通”，才能达到合理的统一，从而形成和谐的数理次序。而“合于道”，“旁通”的力量胜过“相错”，“旁通”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绝对的，“相错”是相对的。他认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源泉非物内部矛盾，而是事物表面的对立力量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现为“相逮”和“相射”两种形式。他说“不相射则寂然不动，相逮则感而遂通矣”，“相射”产生运动，但只有“相逮”即事物问的“相与”关系才能产生交感贯通，进行均衡的有序运动，这是一种受天体力学影响形成的一种庸俗机械论、均衡论观点。他十分强调“变”“通”，认为“义在变通”为《易》之旨，故其“时行”是指能“趣时”变通和一种反复求平衡的运动。基于此，他提出了“得、丧、反、复、亢、迷”等概念，他的运动是一种反复进退以求“齐同比例”的均衡状态，并非一种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

在理欲关系上，焦循反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学究矫情，实违其本心。忍其欲，制其情，血气日戾，痰涌胸塞以死。主张“欲“是仁和王道的前提。但周时也提到关于“窒欲”的思想。由自己的欲望要满足，推到别人的欲望也要满足，他称此为“格物“。谓别人有玉我爱之，这为欲。若推别人之爱玉亦如已之爱玉，则攘夺之心息。推己及人的思想为恕，认为格物是行恕的功夫。而忠恕的本质是人与已一贯。一贯忠恕的外推有顺序：由己推到父兄，再推到妻子，最后推到众人。反对理学家的人生观，认为性即指气质而言，所谓性善，并不超乎饮食男女之外，只是对其合理满足。

焦循人性论是戴震思想和他本人“旁通”思想的有机结合，认为人的性情欲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他认为“一血气心知之性，为喜怒哀乐之情，则有欲”“欲本乎性”“欲在是，性即在是”。正是情欲的旁通，影响到人性的塑造，他反对宋儒将人性与情欲截然分开的思想，认为宋儒颠倒了人性的善恶，认为只有“人己之情通，而人欲不穷，天理不灭”才是真正的“善”，否则就是“恶”，具有明显的反道学思想，透露出近代个性解放的曙光。但因其均衡论思想的影响，其人性论也透露出一种“宜”观，“宜”是指各不相同的个性可通过“旁通”而“一贯”，使差别和矛盾变为和谐。因他在“会通中西算法”中深受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信息的影响，所以其认识论就继承荀子《天论》中“人定胜天”思想。他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人认识、改造、利用杂乱无章的客观自然的独特能力，是凌驾于人类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从而陷入唯心主义泥潭。在对待社会思想方面，他也主张贯通，反对独裁和执一，认为“异端”就是“执其一端”，指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是“自小其道，近于异端”。主张学术上应“舍短取长”“相观而善”，兼收并蓄，反对仇视异端，打压异端，由此批判了道统论。他以“变通”为要义喊出了“通乎天下之志”的呼声，抗议清廷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做法，主张建立充满竞争意识和平等开放意识的商品经济。

焦循在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是他在《春秋左传补疏》中所着力提出的正统观念。自东汉以降，杜预所撰写的《春秋经传集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来也被孔颖达选中，用来编订《五经正义》。但在焦循看来，杜预所撰的《集解》，非但配不上这么高的历史地位，还严重地曲解了《春秋》大义。焦循认为，《春秋》大义的核心，在于诛讨乱臣贼子。而杜预其人，一方面，曾经是曹魏政权的臣子，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是受司马懿的排挤而死。然而杜预非但没有为君父复仇之心迹，反而投靠了司马昭。在焦循看来，杜预因为心虚的缘故，便在注解《左传》的时候，屡屡为弑逆之臣辩护，从而完全背弃了诛乱臣、讨贼子的《春秋》大义。因此，杜预注解的《左传》，应当从根本上予以彻底否定。这种力主弘扬正统的观点，也引发了一时之潮流。在此之后，沈钦韩、李贻德、刘文淇等人的《左传》著述，便都以摒弃杜注，发掘贾逵、服虔等汉人旧注为风气。究其源流，焦循才是这一学术风潮的引路人。

焦藏书处有“雕菰楼”、“半九书熟”，抄录图书甚多，被誉为“抄书一痴”，传说当大水淹到家门口时，还在南窗下从容不迫地抄录《中论》。每得一书，必识其卷端，故其藏书多有题识，藏书印有“理堂”、“恨不十年读书”、“焦循藏书”等。焦循对已经购回的书，必要抄写。他在《里堂道听录·序》中记述：“余生质极钝，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则手录之；余交游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嘉庆十四年（1809年），焦循用编撰《扬州府志》的500两酬银建造藏书楼“雕菰楼”，具有曲径通幽的意境和园林式的精致景观。为了藏书，焦循还用废弃的木材亲自设计做过书架，从中一隔如同两个书架，且分四层，上层放经书，中间两层放史书，最下一层放着考订经史之书。在清代许许多多藏书家当中，像焦循一样修藏书楼且自制书架者并不多见。焦循在《北湖小志·跋》中说“藏书数千卷”，焦循批校之书约三百卷，《里堂书跋》所述藏书就有千卷上下，《易广记》所引书籍亦近千卷，《里堂书品》和《书义丛钞》凭据之书也均在千卷以上。

焦循藏书，正是为了读书。认真阅读每一部购、借的书籍而“手录”之，是焦循一生的治学习惯。除了阅读中的有感而发，如读抄张符骧的《依归草》时写成了《贞女辨》二篇等之外，不断“手录”的结果，就是积少成多，进而汇编成诸多品位不俗的读书笔记或资料汇编，成为焦循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义丛钞》40卷、《易广志》3卷、《里堂书跋》2卷、《里堂书品》5册449篇、《里堂道听录》41卷等书，还有如《易余答录》20卷、《扬州足征录》27卷、《邗记》6卷、《易余曲录》1卷、《仲轩杂录》1卷和《里堂札录》6卷。像焦循一样留下这么多读书笔记的学者，还是不多见的。这些笔记，是分析和总结焦循学术成因的宝贵素材。

焦循尤对戏曲学多加考索，深刻思考主要展现在他所编写的《剧说》和《花部农谭》之中。《曲考》今不传，但可在《扬州画舫录》所载“曲海目”见其大概。《剧说》6卷，是一部纂辑汉、唐后近二百部书籍中有关论曲、论剧的杂录，征引浩繁，多有罕见史料。也是焦循将自己的经史考据功夫用于戏曲史研究的成果，他通过广泛搜集唐宋以来各类论说戏曲的文献资料，以《桃花女》《杀狗劝夫》等地方戏曲中演绎的传说故事为例，将它们的来源、流传、演变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与研究。《花部农谭》是在柳荫豆棚下与乡邻谈论花部剧目的札记，为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第一部地方戏研究专籍。乾隆之后地方戏曲兴起，文人雅士多予以鄙薄，而他不同流俗，从声腔、曲词等方面与昆曲作比较，认为花部声腔慷慨动人，曲词朴质通俗，妇孺能解，有旺盛的生命力，明确提出“彼谓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见也”。在《花部农谭》一书中，焦循更是进一步在理论上提出了“扬花抑雅”的戏剧论，以及“形意相合”的时文论。在他看来，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表面的真实，要想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剧作，首先必须塑造出让人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然后还要有足够的现实关怀，让观众能够充分地代入和理解。雅部之所以会没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于烦琐、流于形式，反而是花部更能够贴近观众、激发情感。焦循推崇元代杂剧，认为可与楚骚、汉赋、唐诗并列。所著《易余龠录》，对《点鬼簿》《录鬼簿》的论证和对《西厢记》角色的研究，至今为论家所重。

焦循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停地发展和变化。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也都应该具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否则，只是在旧有的文学形式中停滞不前的话，是没有出路的。因此，焦循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评价，将《诗经》、《楚辞》、汉赋、六朝五言诗、唐代律诗、宋词和元曲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关汉卿在剧作上的成就，可与屈原之《离骚》、李杜之诗作相媲美。后世的王国维之所以对戏剧大感兴趣，写出《宋元戏曲史》这一力作，也是因为受焦循的影响。

焦循极注重地方志，对方志学亦有见解。嘉庆十一年（1806年），受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的邀请，焦循开始承担《扬州图经》《扬州文萃》和《扬州府志》的编纂工作。焦循先是将扬州地区的地理沿革、山川名胜、名人奇事、金石艺文等等，全都仔细地整理了一遍。他先与江藩合作，详细钩沉自周秦汉唐到唐宋元明间的各类史料，以扬州一地为坐标，以历史朝代为层次，将上古以来发生在扬州的各类重要事件，一一加以考订，编纂成了八卷本的《扬州图经》一书。在广泛阅览史籍的过程中，焦循发现祖宅附近的北湖，居然是一个伟人奇士辈出、名胜古迹遍地的地方，却没有人对北湖的古迹、地理、名人事迹、著述等加以整理。于是，焦循亲自把北湖一地的水系格局、地理变迁、风俗物产，进行了系统整理，又广泛搜罗历史上从当地走出的高官、将军、文人、学者的传记与著述，最后编订成了《北湖小志》一书。同样自幼生长在北湖附近的阮元在看到此书后，对焦循大加赞赏，不仅认为此书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家乡的效果，更认为焦循在此书的撰写中展露出了一位优秀史家的才华。

随着对扬州历史和地方文献的了解愈发深入，以及地方志编纂经验的日益丰富，焦循还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论方法。比如伊秉绶在嘱意焦循编纂《扬州文萃》的时候，本意是只收录籍贯为扬州人的文章，用以展现扬州一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但焦循在遍览时人著述之后，认为这种编纂思路并不恰当。在他看来，如果仅仅收录扬州人的文章，其实并不足以全面展现当地的文化面貌，而应该把所有跟扬州有关人物的传记、墓志铭、行状、文章、序跋、书札等文献，予以全面收集、整理，然后汇编成书。为此，焦循广泛搜罗了以上各类文献三百余篇，编订成了多达二十七卷的《扬州足征录》，从而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当时扬州地区的文教风气与文化风貌。

纂集《扬州图经》《北湖小志》《扬州足征录》以及《邗记》等书的经历，不但丰富了焦循的地方志和文献编纂经验，也切实提高了他对史学的认识水平。在焦循之前，戴震和章学诚曾就地方志的编纂理念产生过比较严重的分歧：戴震主张，地方志的编纂要以地理沿革为核心；章学诚则认为，地方志不应该成为地理专书，而更应该注重对历史文献的裁剪，凸显文化意义。焦循则在两者之间，提出了持平之论。在他看来，地方志既要贯通古今，彰显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也要能成为靠得住的释地之作，用以证实当时的地理事迹。因此，在《扬州府志》的编纂中，焦循也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他与姚文田、白熔等学者一起，编订出了一套体例清晰、详略得当、兼收并采、校勘精审的《扬州府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阮元：焦君与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与元齐名。自元服官后，君学乃精深博大，远迈于元矣。今君虽殂，而学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综其学大指而为之传，且名之为通儒，谂之史馆之传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遗也。

梁启超：里堂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

钱穆：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彼盖富有思想、文学之天才，而溺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与东原（戴震）、实斋（章学诚）鼎足矣。

徐世昌：里堂与阮文达同学，经学、算学并有独得，百家无所不通，《易学三书》及《孟子正义》皆专家之业。扬州学者，与郑堂江氏并称，有“二堂”之目，而精卓过之。

王章涛：阮元和焦循是扬州学派领军人物，焦循诸种言论，确实能体现出超迈时人的学力。

陈居渊：焦循在清代学术史上无疑属于开拓创新性学者，与同时代的学术通人相形，他的学问之渊博，胜过惠栋；他的思想之深度，可与戴震比肩。他所留存的思想与学术，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回响，而且也是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值得共同审视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尽管焦循名重当时，可是饥馑、疾病、贫困伴随着他的一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连年灾荒，他家中又迭遭凶丧，索债者日迫其门。焦循家有良田数十亩，又被里中的豪猾所勒卖，得价银仅十余两。他持银回家，本待聊补无米之炊，适有书贾携一部《通志堂经解》登门求售。这部书是先秦九经的汇刻本，计1860卷。焦循一见，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可是他卖田所得银两仅及书价的一半。焦循欲买不能，欲舍不甘。夫人知其爱书如命，慨然从头上拔下金簪，抵银12两，合为27两。书贾欣然成交而去。焦循夫妇以挨饿的代价换回这部丛书，晚间相对喝着麦屑粥，相互慰勉，毫无悔意，恬然自得。

焦循少年好学，昼夜攻读，母亲劝他早睡，可他不听，三更时分仍然攻读，母亲一时发怒，举手就打，打得很重很疼，但他却喜笑颜开。又有一次夜半更深，母亲见他还未入睡，就对他轻轻拍打，不料焦循大哭不止，母亲不解，问儿何故？焦循说：“上次母亲重重打我，儿知母身体很好，故笑；这次母亲打我很轻，儿觉母体不如从前，心忧而哭。”

焦循每于治学余暇，他都带着老伴和幼孙乘着小船去看乡间的“草台戏”。散剧归来，皓月当空。焦循和一些村叟田妪共坐于豆棚瓜架之下，纵谈他们的观感。有时焦循还为他们解说戏文，说到得意处，不禁手舞足蹈，忘情哼唱，乡人莫不鼓掌欢笑。一次，村里有人写了一册俚俗曲目的札记请他过目，他删除了一些繁冗的章节和文辞，又加以自己的见解，写成一部有名的《花部农谭》。

焦循曾祖父焦源、祖父焦镜，皆研究《易经》。父焦葱，纳粟为太学生。嫡母谢孺人，均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病故。生母殷孺人。焦循依次给子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焦循妻阮氏，为阮承勋之女。二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订婚，育有一子焦廷琥（1782年—1821年），完成了《北湖续志》一书的著述，为家乡的地方志修撰作出了贡献。

焦循一生出门甚少，然学友众多。焦循一生有书信252篇，涉及学人众多，其中多著名人士。就其重要学人来讲即有阮元、李锐、孙星衍、江声、江藩、钱大昕、汪光爔、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凌廷堪、王鸣盛、汪中等。这些人中大部分人为经师，少数人为算学家（如李锐）。然其中也有可于清代文坛卓然名家者，如汪中、凌廷堪、钱大昕、阮元。焦循与这些著名学人联系紧密、相互交游，不仅在经学、小学领域相互切磋，也多以诗文相酬和，因而在文学领域不仅创作了诗文词作品，相关书信也交流了文学思想，形成了其文学观点。

焦循著《孟子正义》三十卷，疏赵岐之注，兼系近儒数十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传之正指。又作《周易王氏注补疏》二卷，《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春秋左传社氏集解补疏》五卷，《补记郑氏补疏》三卷，《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二卷，合之，为《六经补疏》二十卷。《天元一释》两卷《易章句》著述宏富，有《焦循学算记》《雕菰楼易学三书》《易章句》《易通释》《孟子正义》《曲考》（佚）、《剧说》《花部农谭》《雕菰集》《雕菰楼文集》《六经补疏》《北湖小志》等数百卷。其中用力特深的，为《周易》《论语》《孟子》三书。《周易》方面，著有《易章句》十二卷、《易图略》八卷，《易通释》二十卷（以上四十卷合辑为《雕菰楼易学三书》）、《易广记》三卷、《易话》二卷。焦循善属文，掇拾扬州杂文旧事，为目录二卷，名曰《足征录》。又成《邗记》六卷。成《焦循道听录》五十卷。又举清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读书三十二赞》。曰《雕菰楼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