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漪（1856年8月26日－1923年/1927年），清朝宗室，道光帝旻宁之孙，惇亲王奕誴之子，后过继瑞敏郡王奕誌（嘉庆帝四子瑞亲王绵忻子）为嗣，三十八岁袭封端郡王，义和团运动主要支持者之一。

载漪之父奕誴出继惇亲王绵恺，因袭惇亲王爵位。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载漪获赏头品顶戴。

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奉旨过继与瑞敏郡王爱新觉罗·奕誌为嗣。同年六月承袭多罗贝勒。

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赏戴三眼花翎。

同治十年（1871年），清廷命载漪以惇亲王子后嗣为奕志的后嗣，袭贝勒爵位。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因同治帝大婚，赏载漪食贝勒全俸。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加恩在乾清门前行走，是年六月挑在御前行走，九月派充前引大臣。

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管理虎枪营事务。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补授镶红旗总族长。

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授正黄旗汉军都统，十月授专操大臣。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管理新营房大臣，四月派出压马大臣，是月赏穿黄马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补授管宴大臣。

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补授十五善射大臣。

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赏加郡王衔，六月补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八月补授阅兵大臣。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管理行营事务大臣，三月署理镶白旗满洲都统并稽查七仓事务，十月稽查火药局，十一月署理镶蓝旗汉军都统。

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派出查城大臣，九月署理正蓝旗汉军都统，十月署理新营房事务，十一月管理上虞备用处事务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并调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十二月补授后扈大臣。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稽查火药局，闰六月调补镶蓝旗满洲都统，七月补授崇文门正监督，十九年六月管理新旧营房事务，八月补授宗人府左宗人，九月补授御前大臣管理左翼觉罗学事务。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庆辰，允宜特沛恩纶，延厘中外，懋赏之典，首重亲贤，载漪着晋封端郡王（本应为瑞郡王，因拟旨疏忽而错写成端郡王，此后因袭）。“七月管理神机营事务，十一月管理火器营事务。

载漪“自幼好武，在率领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时显示了一定的才干，不像当时一般亲郡王那样都钻营文职”。他的这种特殊性格无疑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关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载漪的政治生涯中是个尤为关键的年份，戊戌变法中，在帝党与后党的激烈冲突中，载漪坚定地站在后党一翼，向慈禧太后显示了自己的忠心。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云：戊戌政变前夕，“庆邸（庆王奕劻）、端邸（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且言伊藤（博文）已定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此说如果属实，那么载漪便是策动政变的重要建谋人。载漪在戊戌时到底起何种作用，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他是拥护慈禧反对光绪的比较强硬的人物。戊戌政变刚一发生，康有为曾在上海同英国领事班德瑞（Baurne）有过一席谈话，列举了后党最重要的6个人，载漪亦在其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一是对帝党与维新派推行变法的逆反，清中央的施政急剧转向保守复旧；二是对汉人产生重大疑忌，祺祥政变后奉行了几十年的满汉平衡方针出现倾斜。此一阶段，慈禧倚重的满人主要有三个，荣禄、奕劻、载漪。但荣禄非皇族，奕劻非皇室近支，且二人对待洋人及光绪帝废立等问题上与慈禧太后意见不尽一致。载漪却适逢其机，日渐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先后接管京师军务和总理衙门，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后党集团中位列慈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再有，在政治倾向上，载漪强烈仇外，排斥汉人，颟顸保守，属极端顽固派，扶植他有利于慈禧玩弄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平衡。

在家族关系上，载漪原为惇亲王奕誴次子，后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誌为嗣，与两门宗室有关系；其兄弟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在朝中也都有一定势力。载漪兄弟又都具有相当的政治野心，从戊戌政变后开始，与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庄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尚书启秀等人，以废帝立储为宗旨，逐步形成了一个废立派，慈禧援引此派，与军机大臣荣禄、世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帝师孙家鼐及督抚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陶模等结成的反废立派抗衡，具有一定实力。

最后，载漪“少不读书”，“愚而不学”，较易于控制。凡此种种，或许都是慈禧之所以考虑载漪父子的原因。载漪还拉拢太监李连英等，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慈禧乃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册立载漪次子、光绪堂侄溥儁为“大阿哥’，继嗣同治帝为子，以为将来继承帝位地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元旦，由溥儁代表光绪帝于大玄高殿、奉先殿行礼，是为“己亥建储”。

在己亥建储过程中，列强不表支持，甚至出而反对。这样，慈禧太后、载漪及其党羽对列强产生了仇恨而思报复。他们认为“洋人势焰不可长，穴驱洋人而复旧制”。载漪更梦想当摄政王，所以“极恨洋人，思伺时报此仇”。其时，适逢义和团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兴起于山东，这就给予载漪借用义和团之力，作为报复列强，扶立溥儁接位的极好机会。

载漪与义和团最早的直接接触，正是册立溥儁为“大阿哥”之际。他的师傅是一个来自山东的秀才，而他同时也参与了义和团，有一天载漪跟他谈及西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拥立溥儁，秀才就趁机推荐了义和团。载漪赶紧让他找几个拳民来试试御枪之法，看了后就信了义和团。这时，以“助拳灭洋”著称的卸任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经常与载漪等密商“抚拳灭洋”，毓贤极力称赞义和团忠勇可恃，使载漪深信不疑，载漪乃据以上奏。从而，载漪公开鼓吹“抚拳灭洋”，并令其所统率的虎神营练习义和拳术，成为北京最早练习此术者。慈禧太后本不相信义和团，载漪等勾结李连英采取多种方式“潜移慈意”，使慈禧太后由不相信到怀疑，从怀疑到一定程度的相信。

在上述情况下，载漪踌躇满志，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抚拳灭洋”集团。这个集团以顽固派和某些皇室成员为骨干，其主要成员有刚毅、徐桐、载勋、崇绮、启秀、载澜、董福祥、赵舒翘等人。刚毅素来依附载漪，己亥建储后，更加亲近载漪，争拥立大功，乃在慈禧面前“力引载漪居要职”。时人评论载漪集团“抚拳灭洋”时说：“刚毅非端邸不能成其恶，而端邸亦非刚毅不能济其凶”。徐桐虽以顽固道学著名，但名位欲望都甚强烈，强烈支持己亥建储，他又是溥儁的师傅，—‘心充当帝王师，故日益亲近载漪。同时，由于徐桐深得慈禧信赖，载漪也要引以为援，彼此相互拉拢。其他的人，不只和载漪的思想、主张一致，而且他们之间不是亲属、姻戚，就是亲近者。因此，在慈禧默许或支持下，这群顽固、落后和妄自尊大的贵族官僚，彼此结成一团，都期待在扶立溥儁即位而“灭洋”的活动中立下汗马功劳，故而聚集在载漪周围。

己亥建储后，载漪日益骄横，他“挟贵倚势，盛气凌人，汉大臣中稍有才具者必遭忌克”。当时，“朝中视线均集中于该邸。满大臣中竟有先递如意，希冀他日恩宠者”。加以载漪以御前大臣和遵谕照料溥儁读书时在皇宫的机会，与李连英沆瀣一气，朝夕盘旋于慈禧左右，更加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间，义和团已发展到了北京附近，列强也于月底派军入京护卫使馆。载漪乃通过其党羽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于五月初三日（5月30日）联名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对于义和团“不如抚而用之”“化私忿而为公义”的主张。这个奏折为正式招抚义和团定了基调。

慈禧太后又于初八（6月4日）、初十（6月6日）先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与刚毅前往北京附近之涿州一带“审察”义和团。明为“审察”，实为招抚。刚毅等一行的结论是“宜抚不宜剿”。十三日（6月9日），慈禧召集宫廷秘密会议。在会上，载漪力言对义和团“断不可剿办”。当即议定“招抚团民用以抗洋”。至此，载漪达到了他蓄谋已久的初步目的。

为了发展这一有利形势，载漪利用慈禧太后对他的宠信，进而攫取了一系列重要职权。会议次日，载漪取得了管理总理衙门大权，其党羽启秀、溥兴也同时进入该衙门行走。同日，调董福祥甘军从南苑进驻京城。二十二日（6月18日），令载漪与徐桐、崇绮等办理军务。此时，载漪“有请无不从”，出现了“政在军府，高下任心”的情况。一时间，载漪集团几乎攫取全部军事、外交和政务大权，权势赫赫达到了顶点。五月初一日（5月28日）之前，载漪就在王邸举行宴会，邀请团民首领商议，准备“率领团民，揭旗以入内城之事”。十三日（6月9日）宫廷会议之后，载漪、刚毅等把京南团民引导进京。十七日（6月13日），载漪“召见各师兄，团由是张扬街市”。十八日，数千拳民从刚毅入京。二十日，刚毅、董福祥受慈禧太后之命将义和团招募成军，招抚局面正式出现。

载漪招抚义和团入京之际，正是八国联军侵入华北之时。慈禧太后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16至19日），连续召开王公大臣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载漪等极力主张借拳民之力以抗联军，反对派吏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总理衙门大臣袁昶等坚主“剿拳和洋”，两派针锋相对，争论激烈。

载漪声称：“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恨。”他说：“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并力荐董福祥堪任统帅。“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端邸之说”。载漪俨然以抗战领袖自居，狂妄已极。他当面呵斥军机大臣王文韶，怒责袁昶。许景澄等“所奏不合”，骂立山为汉奸，甚至对光绪帝也出言不逊，使光绪“嘿笑”而不知所措。在会议进行中，摸透了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的载漪竟然伪造了一个列强要慈禧太后“归政”的照会。这个照会果然激怒了慈禧太后，当即悲愤地向臣下宣布决定向列强宣战。

接着，载漪就于二十四日（17日）赶紧派遣董福祥甘军，奔赴京津铁路沿线抵御入侵的西摩联军。袁昶、许景澄企图挽救这种局面，阻止甘军与联军对阵，面恳载漪收回成命，载漪不屑一顾。二十三日（19日），载漪请攻使馆，慈禧太后批准。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正式发布上谕，宣布向列强宣战，并命令各省督抚招集团民，共御外敌。载勋、刚毅奉命为办理义和团大臣，设总坛口于载勋王邸。载漪则早巳于王邸设立神坛，“朝夕必拜”，并以团民为护卫。这次宣战，“始也端王主之，四朝听之”。表面看来，载漪似乎是依靠义和团而抵抗外来侵略，其实他的出发点，只是为了“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的篡位夺权目的。

是时，载漪的盲目排外情绪与专横跋扈作风恶性发展。甘军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神机营杀德国公使克林德，都和载漪分不开。义和团把东交民巷改为“切羊鸡鸭街”，据说也是奉“内廷传谕”所致，“殆亦漪、澜辈矫诏行之”。他还宣布擒杀洋人不分军民者奖。载漪的这些言行，对本来就有浓厚盲目排外情绪的义和团民，不啻火上加油。载漪在煽动盲目排外的同时，对内更加结纳朋党，打击异己。顺天府尹何乃莹因迎合载漪主张，立即提升为左副都御史。给事中王培佑因助拳有功，擢升为顺天府尹。步军统领崇礼与载澜有矛盾，适逢崇礼把维持市面的部分责任推诿给顺天府尹陈夔龙，载漪以“有间可乘”，立以载勋代崇礼为步军统领。旦更为突出的是，载漪制造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耸人听闻事件。先在民间制造“皇上私通外国，必杀无赦”，“先杀贪宫，次杀不孝”等舆论。到了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他与载勋率领团民六十令人进入皇宫，以查验“二毛子”为名，大有弑君之意。同时他奏请要杀李鸿章等“虎”与“羊”。之后，载漪等又在慈禧支持或默许下，接连杀戮了许景澄、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等五大臣。在义和团高潮期间，载漪几手一手遮天，挟团民以自重，有的史料说：“太后意不可者，辄矫擅行之。且怵孝钦曰：‘京师安危操于拳众，不徇其意，则将杀尽都人。虽宫中亦不免。’”这些话可能有点夸张，但载漪骄横大体属实。

但是，宣战不过三天，慈禧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改战为和，改抚为剿。只是战与抚的局面已经形成，外表上不宜骤变，只能采取缓变以扭转局势的策略。慈禧这个策略的执行者为军机大臣武卫军统帅荣禄。荣禄成了对载漪或董福祥起牵制作用的仅有人物。但是载漪也不失时机进行反击。比如，当二十九日，载漪率团民在皇宫追杀“一龙”之后，慈禧很生气，命令荣禄立即停攻使馆区。但是，停火不过半天，到了深夜，裁漪又突破荣禄的限制，发动了进攻。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北京沦陷。载漪随慈禧西逃。由于载漪的所作所为是依靠慈禧的支持或遵照其旨意行事的，因此，即使在北京沦陷后，载漪仍不失为她的亲近者，八月初一日（8月25日），载漪被她任命为军机大臣。旋以封疆大吏和列强的压力，才于闰八月初二日（9月26日）免去其军机大臣官职。载漪逃亡到西安后，权柄虽已削除，但仍然“怙势恣睢如故”。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根据《辛丑条约》，载漪被列为“祸首”，因系皇族之故，免其死刑，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1900年11月13日）被革去爵位，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当他被惩之后，担心溥儁也在“惩凶”之列而焦急不安，及了解没有溥儁而大为高兴，期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是溥儁也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1901年11月30日）被革去皇子称号。载漪的黄粱美梦至此全成泡影。

由于载漪是皇室成员，且已无权无势，永远监禁新疆的处分执行情况，列强也就没有深究了。载漪及其亲属，初寄居于妻家蒙古阿拉善王篱下。宣统元年（1909年）其妻病殁，迁居兰州，依靠亲友接济为生。

民国初年，载漪贫困更甚，袁世凯每月予以二百银元接济。之后，随侍的长子、儿媳均先后殁于兰州，约在民国六年（1917年）返回北京，依靠亲友为生。

慈禧太后：①包藏祸心，凯翩非望，反复狡诈。②拳匪之乱，肇衅列邦……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

康有为：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陈夔龙：①少不读书，刚愎自用。②愚而不学，骄盈特甚。

载漪在中国武术史上也留下一页：杨氏太极拳祖师杨露禅等多位著名武术家曾被其聘于府上任教，吴氏太极拳祖师吴全佑即为端王府侍卫出身，在载漪引荐下跟从杨露禅学习才有日后吴氏家族开宗立派。

妻妾：

儿子：

（以上参考资料）

载漪的逝世年份具有争议，据其孙子毓运的《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记载，爱新觉罗·载漪于1927年逝世。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爱新觉罗·载漪于1923年1月1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逝世。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