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茂（1913年5月19日—2001年4月12日），江西永新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王恩茂，江西省永新县禾川镇北门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部长、县委秘书长，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干事、秘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湘鄂川黔、川滇黔省委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旅政治部副主任、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支队副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三五九旅政治委员，吕梁军区政治部主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届、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3年5月19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

1928年，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永新县参加革命。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永新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中共永新县委秘书长等职。

1933年，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的秘书。

1934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并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等职。

1935年，王恩茂参与了创建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担任中共川滇黔省委秘书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王恩茂从红六军团政治部调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

1939年，王恩茂随三五九旅从华北抗日前线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执行保卫大西北等任务。

1941年，王恩茂参加了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的学习

1944年，以三五九旅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

1945年，三五九旅恢复番号，郭鹏任旅长，王恩茂任政委。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我中原军区进攻。王恩茂随王震率部从中原突围，回到延安。同年10月，王恩茂随三五九旅再次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参加华北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3月，王恩茂随晋绥二纵从晋南地区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简称二纵）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王恩茂担任二纵副政委，率部参加了沙家店、韩城等战役。

1948年，王恩茂同二纵参加了瓦子街、西府、陇东等战役。

1949年，王恩茂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年底，王恩茂进驻南疆。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喀什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等职。1952年，王恩茂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新疆军区代政委。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王恩茂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起，王恩茂先后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

1960年，王恩茂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恩茂受到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

1975年，经毛泽东亲自过问，他被调到南京军区任副政委。

1977年，王恩茂担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

1981年，党中央决定王恩茂重返新疆工作，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984年，王恩茂又兼任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985年10月，王恩茂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6年3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王恩茂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8年3月，王恩茂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93年3月，王恩茂离开全国政协领导岗位。

2001年4月12日10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35年11月19日，红六军团在桑植县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了誓师大会，下达突围命令。当天晚上，王恩茂随军团主力从瑞塔铺出发，和红二军团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桑植城到达大庸的三家亭，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六军团担任前卫，任务是迅速突破澧水和沅江封锁线，为全军打开前进道路。红二、六军团北渡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后，战胜和摆脱了强大国民党军的疯狂追击，蒋介石妄图在追击中消灭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彻底破产。当时，如何翻越一望无垠的玉龙雪山和康藏高原成了部队面临的一个难关。为便于沿途筹集给养，军委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分两个纵队北上。从中甸县城出发向玉龙山主峰哈巴雪山以北前进，红六军团为右纵队。1936年5月5日，时任中共川滇黔省委秘书长的王恩茂随右路纵队的红六军团由大南坝一带进驻中甸县城，休整后，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

从中甸的四列到稻城的藏坝是多雪山区，王恩茂和大部分指战员都是从南方到达雪山区的，穿的都是单衣，不适应高山高寒地区的气候，更没有翻越雪山的经验。雪山寒冷、空气稀薄、缺氧，有的指战员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要吃辣椒、生姜、火酒等根本无法找到。山上冰雪覆盖，有的走错了路，就掉入了雪坑；有的走不动了，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起来；有的喝雪水过多，活活冻死在雪山上。

草地那里渺无边际，千里无人烟，连一棵树也找不到，人迹罕至，有的地方根本没有人走过。经过的地方，气候恶劣，变幻无穷。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阴天，一会儿大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冰雹，几乎天天晚上下雨，没有帐篷就挨雨淋，淋得要命，没有办法睡，但不睡，又瞌睡得无法形容的难受，早晨起来冷风一吹，冻得直打颤。

在这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没有粮食吃，就吃野菜度日。终于到达包座，草地中心的第二个阿坝。包座出现了喇嘛寺庙、房屋和田陇，大片的青稞都已经成熟。王恩茂和指战员们找到一个仓库，收集了一些粮食，挽救了一些因饥饿濒临死亡的指战员，但没有完全解决粮食问题。荒无人烟的草地一会晴空万里，一会乌云密布；一会大风凌厉，一会大雨瓢泼。王恩茂与指战员们前拉后推，到达普玉隆宿营。红二、六军团穿越五个省，胜利到达西康省甘孜地区，在普玉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红二方面军。

王恩茂随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翻越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多变的青藏高原。进入藏族地区后，由于大多数地方没有房子，部队只能露宿，只有极少数时间极少数部队住过简陋的土块砌的土楼房。由于气候寒冷，当地种植业非常落后，只能种一点青稞。部队很难找到粮食，只能找野菜、野草充饥。当时正值多雨季节，草深地湿，粮食和御寒防雨的衣物奇缺。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携带8天的粮食，预计10天可以到达阿坝。但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食，王恩茂和指战员们的体力遭到很大的削弱，行动缓慢。路经包座时，没有粮食吃，凡是牛皮、羊皮制作的东西，甚至连扎的皮带，干部戴的皮包，以及喇嘛寺离的破鼓皮，都成了王恩茂和指战员们的食物。同时，由于衣服单薄，寒冷刺骨，因饥饿、寒冷而死亡的干部战士不断增加，部队减员很大。9月11日，红二方面军向陕甘交界出发，先后攻克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威逼天水，胜利地完成了成（县）徽（县）两（两当县）康（县）战役计划，与红一、四方面军形成互相策应的有利局面。在甘谷礼辛镇，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王恩茂的马和马夫被炸死。王震随即调了一匹骡子和一个马夫给他，才使王恩茂得以顺利走完长征最后一段征程。10月4日，王恩茂随红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在整个撤退中，沿途都遭到国民党军的频繁堵截和骑兵、飞机的袭扰。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王恩茂与指战员一道奋勇苦战，夺路前进，渡过渭水，越过西兰公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作战，于10月23日在甘肃省会宁县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

王恩茂是在革命战争岁月里，经历过“两次长征”，第二次长征是在1944年秋，党中央以359旅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突破日军封锁，南下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5师会师，之后南下支队改名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经过半年多行军作战，到达湘中。王恩茂时任359旅副政委。日本投降后，部队继续南下，到达广东北部，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师，但因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又北上与新四军5师再次会师，恢复了359旅番号。全面内战爆发后，王恩茂随王震率部队从中原突围，经过浴血奋战，历经艰险，胜利回到延安。这次南征北战，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

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1年10月，周恩来应邀出席苏共22大，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带头攻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为中苏分歧说了公道话的阿尔巴尼亚党，周恩来当即站起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不待会议开完，周恩来果断地离开会场，提前回国，以表示对苏共错误作法的抗议。毛泽东破天荒地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刘少奇、朱德也都陪同毛泽东迎接周恩来归国。自此以后，苏联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1962年春，他们乘中国春荒严重之机，指示苏联驻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领事馆和伊宁市领事馆，秘密利用各种关系，煽动居民外逃。

1962年4月初，乌鲁木齐街道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但天气依旧寒冷，白天融化的雪水在夜间又冻成了冰。就在这样的一天，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农·太也夫少将和伊犁军区司令马尔国夫少将坐着吉普车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他们在草原上钻蒙古包，进帐篷，鼓动人们到苏侨协会领苏侨证。这两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都是俄罗斯族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疆的伊犁、阿勒泰、塔城三个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民族军，祖农·太也夫、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也参加了民族军。新疆解放以后，民族军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祖农·太也夫、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被授予少将军衔，委以军事领导重任。

1962年时，春荒严重，新疆也不例外，苏联克格勃乘机煽动边民外逃，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在克格勃的引诱下，决心叛国。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欺骗边民，许多苏联克格勃分子也利用各种关系在边民中进行渗透，一个巨大的阴谋逐渐酝酿成熟。4月22日凌晨，新疆伊宁市附近的霍尔果斯口岸静悄悄。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来，经过霍尔果斯口岸大桥往来的中苏公共汽车已明显减少。哨兵端着枪，警惕地守卫在口岸上，苏方境内车辆调动频繁，似有非常行动，得加倍警惕。

忽然，从晨雾中涌来数十名拖儿带小的边民，要求去苏联。战士查验证件时，他们拿出了崭新的苏侨证。战士奇怪，怎么一下子冒出来了这么多的苏侨。正犹豫间，成百上千的人举着崭新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国！”“我们要去苏联！”乱纷纷地向口岸涌来。与此同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政治文化中心伊宁市也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级别高于一般的专、州，该州下辖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所以伊宁市的重要党政军机关有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州政府，伊犁专区党委、专署，伊犁军分区。这几个单位都位于伊宁市的主要大街斯大林大街上，彼此相距很近。

在大批边民涌向霍尔果斯口岸的时候，斯大林大街上出现了一伙一伙的人群，这些人手持棍棒，一边在街上行进一边大呼：打死汉人，打死汉人；不仅许多在街上行走的汉族人突遭毒打，就连许多维吾尔族干部也挨了打。这些人在街上行凶后，便都向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委冲去，站岗的警卫未及阻拦，就被他们用棍棒打倒了。发狂的人群如洪水般冲进了州委大院，几千人把州委大楼包围得严严实实，他们举着双筒猎枪朝大楼的窗户开火，州委大楼上一片玻璃破碎的声音。忽然，一辆办事外出归来的吉普车被闹事的人群发现了，他们包围了吉普车，把车于掀翻在地。有人用汉话喊着：“烧车，快烧他娘的！”有人立即砸烂车上的油箱，点着了汽油，吉普车熊熊地燃烧起来。车里的干部无法爬出来，眼看就要葬身火海，警卫部队冲上去，从车里把他们拉出来，撤进了大楼。闹事的人没有想到解放军战士这么勇敢，再加上群龙无首，一时被解放军战士的勇气震慑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警卫部队撤进大楼。

忽然，有人喊着：“快去攻大楼啊！”人们被提醒了，“嗷”地大叫一声，冲向州委这座土黄色的四层大楼。州委干部从一楼撤出，用杂物堵塞了楼梯，坚守在二楼上，闹事者冲了几次没有冲上去。州党委常委在三楼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闹事者早已越过了闹事的界限，践踏法律，赤裸裸地用武力攻击州委机关，破坏公物，打死打伤干部群众，抢走档案，决不能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让步，坚决实行武装自卫。于是，州委集中了楼上仅有的几支枪，开枪还击。闹事者一看楼上开枪了。吓得往后退去，不一会儿，人群退出了州委大院。

闹事者一看攻占州委大院的企图没有得逞，转而攻击相邻的伊犁地区专署。正在伊犁检查工作的新疆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扎依尔少将闻讯赶来。曹达诺夫也曾是三区革命民族军的将领，他赶到专署，只见院子外挤满了人，便走到院子里的高土堆上，劝道：“冲击国家工作机关是违法的，大家不要上了坏人的当，赶快回去。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千万不要闹事。”这些闹事者指着曹达诺夫大骂，推倒木栅栏，向院子冲进来。曹达诺夫只好和专署干部退到了大楼里，曹达诺夫拨通伊犁军分区的电话，命令警卫连立即赶到专署。

警卫连赶来后，在大楼前持枪站成一排，警卫连长用粉笔在院子里划了一道线，向闹事者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谁越过这道白线，我就开枪！”有人畏惧了，悄悄地往后退去。这时有人煽动道：“解放军不会向群众开枪，他不敢开枪，冲啊！”一些闹事者心想，是啊，只见过解放军一年不断地为群众做好事，哪见过解放军向群众开枪。一些聪明点的人知道，解放军对人民群众那是真好，嘘寒问暖，挑水扫地，见了姑娘躲着走。可解放军打起坏蛋来也是厉害得很呐。乌斯满叛乱，解放军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收拾了。这些人眼看闹事过了头，成了武装暴乱，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们还是向院外溜去。为首者一看事情不妙，便领头冲了过来。连长举起手枪，朝天鸣枪警告，闹事者愣了一下，又不顾死活地冲过来。连长大声下令：“打！”战士们一齐举枪朝地上射击，闹事者吓得哭爹喊娘地朝院外跑去。

曹达诺夫见围攻者逃散，走出楼来向警卫战士们致谢慰问，他立即要通新疆军区的电话，向军区报告了伊宁市的暴乱始末。这时原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上将已调中央工作，他的老战友、南疆军区司令王恩茂中将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中共中央任命王恩茂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到曹达诺夫的报告后，大吃一惊，刚放下电话，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这些中苏边境线上的专州都打来紧急电话和电报，报告本地党政军机关都遭到闹事人群的冲击和包围。王恩茂心情沉重地放下电话，立即召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军区其他负责人会商对策。中印边境形势紧张，新疆主力部队已调往喀什待命，这些部队不能调动。兵团和地方部队都有重要的维护本地治安的重要任务。考虑再三，决定抽调上述闹事地区的兵团值班部队协助本专州驻军恢复治安，劝阻边民不要外逃。决策定下来以后，王恩茂立即把有关暴乱情况和决策报告国务院，同时下令各专州立即提高警惕，防止事态扩大。

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研究对策时，霍尔果斯口岸已乱成一团，越境者又跑回来向人们鼓吹：苏联边境上都搭好了帐篷，盖起了房，想住多大就住多大；面包香肠，牛奶苹果摆满了房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边民们听了，兴高采烈地赶着牛羊，从桥上挤过去。阿尔勒、塔城、博尔塔拉几个重要的口岸上，越境的人群也挤成一团。苏联境内，摆着许多兵车，广播车为入境者打气。夜晚，苏联边境上的探照灯一齐打开，为越境者照亮。整整三天三夜，外逃的边民们撕碎口岸上中国国旗，打倒哨兵，夺走枪支，推开劝阻者络绎不绝地越过边境，进入苏联。

周恩来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电报后，连忙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刚睡下，周恩来果断地要求卫士立即叫醒主席，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报告。毛泽东被叫醒后，知道发生了非常之事，立即让卫士打电话请总理过来。周恩来走进菊香书屋，把王恩茂的电报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吃惊地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的公安机关怎么事先一点都没有察觉？”周恩来建议说：“新疆军区的两位少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

夫已写了报告，要求去苏联，是不是让赛福鼎·艾则孜同志去劝说一下？”赛福鼎也曾是三区革命民族军领导人，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毛泽东摇摇头：“算啦，人去不中留，我就不信苏联是天堂。他们要走，礼送出境。金龟子可能还想对我们落井下石，可以从青海、甘肃、内蒙调一些骑兵部队到新疆去，让王恩茂在乌鲁木齐市组织盛大入城式，要像欢迎志愿军回国一样欢迎这些部队进疆。”周恩来赞同地说：“主席这个指示很重要，我马上去落实。”王恩茂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军区召开欢送祖龙泰耶夫、马尔国夫及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会议，会议结束后，军区即把他们和家属送上汽车，礼送出境。出走者在离开乌鲁木齐城时，不少人都睁大眼睛向这座美丽的边城行注目礼，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沉重地压上心头。于此同时，新疆军区加强了边界口岸的管理警备工作。要走的，一律礼送出境，但必须办理离国手续。陆续前往苏联的人共有6万7千人之多。

从青海、甘肃、内蒙等地调来的大批骑兵部队飞快地乘火车抵达乌鲁木齐市。5月中旬，乌鲁木齐市主要大街上搭起了彩门，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欢迎骑兵部队进驻新疆。骑兵部队的指战员们背着冲锋枪，举着雪亮的马刀，接受新疆人民的检阅。大批骑兵部队的到来，震慑了一些企图继续制造事件的反动分子，使他们不敢妄动。

王震率部进驻新疆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眼见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对共产党、解放军充满了感激之情。王震走后，王恩茂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继续按照老首长王震的苦干精神建设新疆，特别注重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短短几年间，全疆就吸收、提拔了近十万少数民族干部。有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进入了县、地区、自治区的领导机关，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一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经常教育自己的亲友，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虽然暂时经济出现困难，但他们深信共产党会很快领导人民克服困难。伊塔事件发生后，全疆局势仍然稳定如常。再加上新疆的浮夸风、共产风原来就不甚厉害，损失也小，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七千人大会精神，全疆经济形势很快好了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闹起来了，红卫兵造反派揪斗老干部日胜一日，王恩茂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猛烈冲击。“二月风暴”，各地夺权。王恩茂每天看到东西长安街上红卫兵造反派抓到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押上敞篷大卡车，戴高帽子游街，气得顿足。许世友好酒，喝一杯讲两句话：“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谁个抓我戴高帽子游街，我准备两支驳壳枪把他揍死；我在南京装备了两个连，谁抓老干部戴高帽子游街，就把他抓起来。”这个情况不知怎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接见大军区司令、政委。当王恩茂去参加接见的时候，因个子比较高，毛泽东见到王恩茂就说:“恩茂同志，你来了。”毛泽东接着问：“会不会打倒？”王恩茂说：“有可能。”毛泽东摆摆手说：“打不倒。”这使王恩茂心里有了底，又得到极大的欣慰。之后，毛泽东说：你们对红卫兵造反派抓老干部游街很不满意，很反对，你们不要怪红卫兵造反派，要怪我。因为在我的选集里收进了大革命时期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讲到当时农民暴动，起来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戴高帽子游街哩！你们不要讲，我要中央文革告诉红卫兵造反派，以后不要这样搞。中央决定军队“三支两军”，夺权的单位要实行军管，出去串连的红卫兵要收回来搞军训。王恩茂听后感到非常高兴。

年底，中央文革让新疆两派、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领导到北京，讨论解决新疆问题。1968年2月，毛泽东、党中央已经考虑拟定王恩茂到新疆任革委会主任。先是许世友回江苏省，同军内外的造反派见了面，讲了话，得到了军内外造反派的谅解，对立局势渐趋缓和，创造了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南京军区政治部发电报报告中央。毛泽东看了这个电报，批给陈锡联、韩先楚、王恩茂阅。江青派人把毛泽东的批示送给他们三人看。王恩茂阅后写信感谢毛泽东的关怀、爱护和教育，但没有写信感谢江青。那时，毛泽东批转南京军区的电报给王恩茂看的消息，已经外传出去了，新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形势喜人，有条件很快成立革委会，所以新疆和全国各地广泛流传着“春风快度玉门关”。

但当时的中央文革迟迟不开会讨论解决新疆问题，一直拖到1968年4月。于是王恩茂就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总理，我在北京三个多月了，新疆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理能否开个会，讨论一下如何解决新疆问题？”周恩来马上说：“好，我同中央文革商量，你要准备一个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时间20分钟。”4月11日，中央文革召集会议，新疆两派和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的干部参加了会议，讨论解决新疆问题。中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要王恩茂发言，还没有讲到两句话，江青就站起来指着王恩茂的鼻子骂道：“你的态度是最坏的，长时间跟刘少奇，对毛主席有‘二心’。为什么不到造反派那里去？到造反派那里去，捅你几刀子我才高兴呢。”周总理看到江青这样讲，会议开不下去，只好宣布休会，这次会议不欢而散。会后造反派在北京、新疆、全国各地到处散发大字报、传单，散布江青说王恩茂对毛泽东有“二心”，要打倒王“二心”。由此，掀起了一个打倒王恩茂的高潮。江青为什么对王恩茂这样刻骨仇恨，为什么在会议上王恩茂还没有讲到两句，她就站起来指着王恩茂的鼻子骂：“你的态度是最坏的。”原来是她送了毛泽东批示给陈锡联、韩先楚、王恩茂看，王恩茂阅后只写信感谢毛泽东，而没有写信感谢她，得罪了江青。最终新疆成立革委会时，中央仍决定王恩茂任革委会副主任。

新疆革委会成立，王恩茂由北京回到新疆。谁知林彪在新疆的代理人、造反派还要批判王恩茂，打倒王恩茂。1969年1月10日，造反派抓王恩茂在乌鲁木齐游街。他的第四个儿子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毛泽东第二天知道后，当即向新疆革委会领导小组发电报，要王恩茂和全家人乘飞机到北京。不久，进了新疆学习班，又继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林彪要打倒贺龙。原来是想拉拢、争取王恩茂跟着他走，要王恩茂揭发贺龙，王恩茂认为贺龙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林彪认为王恩茂不可争取，在新疆革委会成立后，他同一个干部谈话，说：“王恩茂同贺龙在新疆搞了很多鬼，人拉着不走，鬼拉着他飞跑。”林彪的话传到外面，新疆和各地又掀起了一个打倒王恩茂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仍决定选王恩茂作“九大”代表，出席“九大”。在九大会议上，王恩茂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虽然未能保留中央委员，但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国庆节后，王恩茂到长辛店北京二七车辆厂劳动，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徐向前、张宗逊、江华、江渭清、张平化、朱德海等，长达两年五个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王恩茂下放到芜湖，担任芜湖地委第一副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很多老同志劝王恩茂不要去。王恩茂考虑，不去会说是不服从组织分配，能上不能下，还会罪加一等。去，不过再受点苦，总不能说不服从组织分配，能上不能下嘛！于是硬着头皮去了。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王恩茂仍在芜湖。

1975年10月19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王恩茂参加过长征，就写一信给毛泽东。信的主要内容：一是检讨错误；二是讲在芜湖三年多的简要情况；三是讲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四是讲长期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在军队工作，打过仗，有军队工作经验，身体还好，一旦发生战争，还可以上前线，请主席批准回部队工作。写了两页纸，贴了8分钱邮票，一封普通的信寄中共中央毛泽东亲启，后面写王恩茂寄自芜湖。王恩茂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收到这封信后，马上批给聂荣臻，就近分配他到南京军区工作。

1985年8月的天山南北，风光格外秀丽。新疆各族人民欢天喜地迎接自治区成立30周年。在这个喜庆的时刻，王恩茂又回到为之奋斗多年的新疆。他从1952年起，一直担任新疆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职务，经历了新疆的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等各个历史阶段。

进疆之初，新疆没有一条柏油公路，不产一吨钢铁，没有一支现代纱锭，到处是经不起风雨的土坯房。进疆部队从甘肃酒泉出发，到达新疆重镇喀什，穿天山，走戈壁，在破烂不堪的土石路上徒步行军，整整走了三个月。30多年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新疆已变成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新疆了。

中将军衔

二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章

一级解放勋章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骆岚，陕西省长安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在吉林省统战部副部长岗位上离休。

1940年5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20岁的骆岚与年仅27岁的359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相识了。但骆岚起初并不积极，在她的想像中，像王恩茂这样的“老干部”，大多是只会打仗的“大老粗”，虽值得尊敬，但却无法产生爱情。作为一名奔赴延安寻找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她理想中的爱人应该是经历相似、年龄相近的知识分子……而眼前的王恩茂又黑又瘦，木讷少言。

为了早日摆脱别人介绍来的这份“爱情”，骆岚“伙同”一位女伴自作主张地给王恩茂介绍了一位女友，并想出各种理由和办法，企图急于成功，还下了“最后通牒”：你如果不要这位同志做爱人，将会真的做革命的和尚……这让极少生气的王恩茂很“上火”，不仅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回信，而且还当面批了她一顿。那段时间，两人忙于打仗、工作，也无暇顾及此事，“爱情之舟”暂时搁浅了。

1940年8月，在延安学习的王恩茂突然接到骆岚的来信。原来，骆岚在359旅驻地工作期间，对王恩茂的思想、品德、工作、学习情况渐渐有了新的了解，特别是当她得知王恩茂长年坚持写日记后，觉得王恩茂不仅会打仗，而且有文化、有知识。于是，姑娘的心被渐渐打动了。随着以后交往的加深，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王恩茂是个值得信赖和爱慕的人，将来他一定会成为好伴侣、好丈夫的。1942年除夕，这对历经两年爱情考验的恋人在延安南门外金隆客栈内一间破旧房子里结了婚。婚后王恩茂、骆岚共养育子女8人。

199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征集到王恩茂同志的日记原件18本，并于1995年在江泽民亲自题写了书名《王恩茂日记》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王恩茂的日记始笔于1934年10月，终笔于1949年11月30日，历时15年，编纂成书是1995年9月。从起笔到成书已经61年。60多年里，南征北战，万里纵横驰骋，这些日记竟无一有失。即使在七十年代的大动乱中，王恩茂家屡遭查抄侵犯，这些珍贵的日记也奇迹般地免遭涂炭。王恩茂的日记分为五部分，即红六军团长征到“七七”事变前夕；抗日战争三五九旅北上华北抗日前线时期；抗日战争三五九旅到陕北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南泥湾大生产时期；南征北战，三五九旅为主力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南下到广东，又从广东北返到延安时期；解放战争，一野二纵队、一兵团二军解放战争时期。

王恩茂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里，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战斗多么激烈，工作多么繁忙，始终保持着写日记的良好习惯。《王恩茂日记》所记述的那段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人民民主和解放最严酷、最激烈的岁月，跨越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时空。其中关于红六军团长征的全过程，关于三五九旅在晋察冀敌后抗日，关于三五九旅南下北返以及保卫延安和战斗在大西北并出兵昆仑的英勇卓绝的斗争史，日记都展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

《王恩茂日记》的最后日志是1949年10月30日，地点是昆仑山下的喀什噶尔。王恩茂自离开家乡江西永新，曾有过三次长途跋涉的进军。一是长征，从江西到延安；二是由延安南下去湖广而后返延安；三是由延安保卫战开始，鏖战八百里秦川，继而攻兰州、下西宁、出酒泉，继而沿着丝绸之路南道，一直到达边陲喀什噶尔。

王恩茂将军雕像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九龙生态园内景色秀美的莲花湖畔，雕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王恩茂将军与库尔班大叔亲切交谈的场景，雕像上刻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话语。深切表达了王恩茂同志对勤劳智慧的新疆各族人民亲同手足，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