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时效（Aging notes），是指持票人可以有效地进行票据权利的行使的期间。这里“票据权利的行使” 作广义解释， 既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的行使，也包括请求承兑、请求作出拒绝证明书等。广义票据时效相应地也应包括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和保全票据权利的时效。经过一定的期间不行使票据权利或不保全票据权利，票据权利人对特定票据债务人不能有效地行使相应的请求权，票据义务人当然得拒绝其请求。

票据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功高至伟。虽然信用证及电子交易极大地方便了商贸往来，但票据在当代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其原因就在于票据的流通性。

因此，各国票据法为了加强票据的流通十分注重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往往设计种种制度来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譬如票据行为的要式性使得受票人能够迅速地取得票据权力；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及对人的抗辩的限制使得受票人取得的票据权利确定无疑， 万一票据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有追索权制度对持票人权利进行保障。凡此种种制度设计， 均强有力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最终达到了促进票据流通这一终极目标。

由于票据是商事活动的工具， 为加强票据的流通， 促进资金的周转，有必要促使票据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 终结票据关系。票据时效制度可以使现有的票据关系迅速了结， 以进行新的票据关系， 从而加强了票据的流通，维护了商事交易的迅捷性。从这个角度看， 票据时效又体现了效率优先的主张。

由于票据权利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债权， 票据时效也不同于民法上的时效。相比较而言， 其特征如下：

各国票据法对时效的规定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归入两类，均一主义和差等主义。均一主义不分债务人的种类，无论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均适用同一时效，例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商法的规定。第二类是差等主义，即对票据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分别适用长短不一的时效。日内瓦国际统一票据法及日本票据法均采此例，我国票据法的时效制度也可以归入差等主义之列。

这种独立性，一方面表现在票据时效独立于基础关系债权时效，另一方面 对不同的追索权人，其权利时效各自独立发生、独立存在。

（1） 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关系或抽象关系，产生于票据的制作与交付，但在票据制作与交付之前一般都有一定的民法上的债权关系已经存在，如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以及票据预约关系等。票据关系在这些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基础上， 通过这些关系当事人的票据行为而发生，这些关系也因其为票据关系产生的基础而称为基础关系， 基础关系内容多为民法上的权利义务。虽然票据关系依赖基础关系而产生，但票据关系成立后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这是一般原理。票据权利也因此而成为独立于基础关系上的债权， 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是票据的无因关系上的时效，与原因关系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互无关联。

（2）不同的追索权利人其票据时效是各自独立发生、独立存在的。根据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当某一个追索权利人由于超过时效丧失追索权时， 该追索权利人的所有前手并不必然超过时效而丧失追索权， 这些前手在履行了对后手的付款义务后，仍然有权在自己的追索时效期间内行使追索权。各追索权人时效的起算点不同， 时效期间也不承继前手连续计算， 而是独立起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我国票据时效的期间分为三种：2年的期间、6个月的期间、3个月的期间。这三种期间，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票据权利。

1、二年期间之适用。有以下三种对象

（1）汇票的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汇票的出票人，对持票人负有保证承兑和保证付款的义务，持票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在二年内对出票人得行使追索权；

（2）汇票的持票人对承兑人的权利。承兑人承兑汇票后，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因此，持票人对承兑人有付款请求权。当不获付款时，持票人在二年内对承兑人有追索权；

（3）本票的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本票是自付证券，出票人在持票人提示见票时，必须承担付款的责任，持票人未按照本票上规定的期限提示见票请求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在时效期间内对出票人有追索权。本票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适用2年的时效期间。

2、期间6个月的时效，适用以下二种对象

（1）支票的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支票是委托证券，出票人对持票人承担保证从付款人处获得付款的责任，自己并不向持票人负担支付票面金额的义务，因此，持票人对出票人无付款请求权。在支票不获付款时，持票人对出票人有追索权。《票据法》第17 条第1款第2项所指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为追索权，时效期间为出票日起6个月。支票的付款期限很短，持票人在很短的付款期限内不获付款时，应当尽快行使追索权，使支票关系当事人的财产关系处于确定、安全的状态，为有力促使持票人尽快追索，票据法将支票持票人的追索权时效期间，定为较短的6个月时间。

（2）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票据以背书转让方式进入流通状态之后，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最初背书人（也叫“第一背书人”）和他之后的任何背书人、被背书人或者持票人之间，形成“前手、后手”关系，各国票据法上都规定，前手对后手承担担保责任，保证转让的汇票能够得到承兑和付款，转让的本票和支票能够得到付款，否则，后手或持票人对前手得行使追索权，我国《票据法》第37条、第68条、第81条第1款、第94条第1款等，即是如此的规定。持票人对其前手行使追索权的，应当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超过6个月时效期间的，追索权消灭。

3．期间为3个月的时效，仅适用于再追索权

持票人对其前手的再追索权，应当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内行使。再追索权，是经其他票据权利人追索而清偿了票据债务的票据债务人，取得票据后得行使的向其前手再为追索的权利。

《票据法》第17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1）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3）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4）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正确理解该条中的“自票据到期日起”、“自出票日起”、“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赶’这几个概念，对票据时效期间的计算，特别是期间的开始，至关紧要。

消灭时效的时效利益一般不能预先抛弃， 但对于已完成的时效利益，可以抛弃。正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8 条的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票据时效利益是不能任由票据义务人自由抛弃的， 这也许是由票据法的公法性和强行性所决定。

票据时效的经过并不必然导致权利人丧失实体上的权利，消灭时效的经过则导致其请求权或其实体权的丧失。“票据，其权利罹于消灭时效者，仍不因而消灭，继续表彰减损力量之票据权利，因此，执票人只能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 ” 当然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对象相对票据权利的行使对象而言， 其范围小得多，仅出票人或付款人承担在其所受利益范围内的返还义务。原来的票据义务人如背书人、保证人等均已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了。

根据法院可否主动适用时效这一问题也可以将票据时效排除于消灭时效。民法理论上认为民法属私法，民事主体权利的行使， 义务的履行， 责任的承担，通常属当事人的私事，并非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无须借助司法审判等国家权力予以干预。诉讼时效期满后，义务方是否同意履行已过时效的债务，是否行使时效已过的抗辩权，任由其自己意志，法院应中立。票据具有支付功能、信用功能，而且具有流通功能，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货币进行流通，若允许当事人以自己的意志放弃时效利益，将给票据权利带来不确定性，直接危害票据交易的安全性， 其必然的结果是阻碍票据的流通。因此， 票据时效应由法院主动适用，以维护金融秩序。

票据时效期间的起算点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一律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在民事生活中，老百姓对时效的概念不十分清晰，这样规定其起算点基本可以满足民事生活的需要。但是在票据交易中，票据权利必须是确定的， 因此，其权利时效起算点也必须是确定的，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公约》第70 条规定：汇票上对承兑人主张权利的一切诉讼，自到期日起算。《日内瓦统一支票公约》第52 条则规定：持票人对支票债务人的追索权自规定的提示期限届满日起算。

我国《票据法》也有从出票日起和从到期日起这些确定的起算点的规定。但追索权的起算点难以完全确定， 这是因为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时间是一个不能完全确定的日期，确切地说，在某一时间段内，持票人均可行使票据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票据法》第17 条第1 款第3 项的规定是：持票人对其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

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无需提示票据

对于票据期间中断是否需要提示票据，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及日、德、法等国的票据法均未明定，我国票据法也未作规定。2000 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将中断的效力范围限定于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明确了票据时效中断的非关联性，但也未明确是否需要提示票据。票据法学者对此的观点可分为二种： 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提示票据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而且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表示票据权利人已开始行使票据权利，因此票据时效期间有中断必需提示票据。另一种观点持否定说，认为提示票据并非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实际上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并非都一定需要提示票据。否定说也是通说，比如被追诉人向其前手通知被诉以中断时效，他未为清偿， 自然不可能收回票据，更无需提示票据。这是实务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这并不违背票据为提示证券这一根本原则，提示票据仅仅为使债务人应负给付迟延责任的要件，而非债权人表示行使权利的必要方式，故其中断时，仅以单纯催告为目的，亦即不以提示为必要。由于票据法没有规定时效中断是否需提示票据，故适用于民法中关于时效中断的相关规定， 民法中时效中断并非以要物为必要，所以中断票据时效无需提示票据，但请求付款则仍需提示

票据时效完成的法律后果

综观各国立法，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较普通债权的时效期间要短得多，因而，持票人较普通债权人更容易因时效届满而丧失权利。再者，票据法对票据行为都规定了各种严格的手续，稍有疏忽，持票人就有丧失票据权利而受到损失的可能。相反， 在上述情况下，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则可能轻易受益，这种情形既不能按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处理（因为得到利益者主观并无过错），也不能按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来补救（因为得到利益者并非无法律上的根据）。放任这种情形发展，将导致票据持票人的权利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而事实上票据法又不可能以简单地延长时效期间来保护票据权利，因为这有悖于票据流通中本身具有的时间风险原则。如同运用抗辩制度来保护债务人一样，票据法对因时效届满或因手续不全而丧失权利的持票人亦规定了一种特殊的保护制度，以维持票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平衡，这种制度即是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

所谓利益偿还请求权，是指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致消灭，不能达到请求付款目的时， 持票人对出票人或承兑人， 在后者所受利益的限制内，请求偿还其利益的权利。利益偿还请求权不是票据权利，而是票据法上的权利。尽管各国票据法都规定了相对较短的时效，但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 规定则不尽一致。统一票据法对此未作规定，任由缔约国国内法自行规定。我国《票据法》的第18条虽然受到学界的批判，但从时效角度看，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