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1935年7月14日—2008年1月26日），出生于上海，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

章含之生母名为谈雪卿，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西施。生父为陈度(陈伯权)，是军阀陈调元之子。两人未婚同居，谈有身孕后，其母不愿为妾。陈调元请章士钊出面调解私了，将谈所生女儿托付给章，取名章含之。

1949年进入北京贝满中学读书。同年圣诞舞会与燕京大学学生洪君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相识，恋爱。

1953年保送北京外国语学院。

1957年，与洪君彦结婚。

196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毕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

1961年生女儿洪晃。

1963年，受邀成为毛泽东的英文教师。

1966年，洪君彦被作为陆平黑帮被揪斗、抄家、监督劳动。

1971年3月末，章含之入外交部，在亚洲司历任一般职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与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合称“外交界五朵金花”。

1972年，以丈夫有外遇为由，离婚。

1973年年底，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结婚。文革后期，乔冠华倾向四人帮，反对周恩来。文革后两人即被隔离审查。1982年12月审查最后没有结论，习仲勋代表中央宣布“一笔勾销”。

198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调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1990年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

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5分，因肺部并发症于北京朝阳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3岁。章含之生前刚把另一本回忆录底稿撰写完毕，女儿洪晃表示：“她这一走，剩下的包括文稿修改、史料核实、出版事宜都将由我来完成。”

2008年2月1日，章含之葬礼在八宝山举行，并与养父章士钊合葬。

在与乔冠华结婚之前，章含之有一场失败的婚姻。这场失败的婚姻：一个是初中的15岁的小姑娘，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洪君彦，相恋8年结合。

而与乔冠华结婚，这段悬殊的爱情让章含之走得分外艰难。1973年，乔冠华60岁，身为部长；章含之38岁，身为处长。即使抛开名誉地位的差距不论，年龄上的差距足以让人侧目。章含之虽经过犹豫，还是坦然地接受了。章含之放弃了当大使的机遇，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乔冠华身上。在度过了不愿回忆的1976年以后，她和乔冠华过上了平民的生活。史家胡同51号记录了两人心心相印的一切。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48岁的章含之一直沉浸在对乔的怀念中不能自拔。又过了10年，她才从这种失落的情感中逐渐走出来。

据章含之本人回忆录《风雨情》所述，章与洪感情破裂乃至离婚是由于洪君彦的外遇。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洪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对此，前夫洪君彦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见于香港《明报》《洪君彦：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文中指出，在洪遭受政治迫害后，章不仅没有关心和帮助，反倒开始和其他男人交往。

1963年对于章含之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她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章含之获得如此幸运的机遇，完全根源于她父亲和毛泽东的关系。诚如章士钊所说，他和毛泽东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寿辰。除了亲属，毛泽东又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去赴家宴。邀请时特意说明，不带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章士钊便带了章含之去。

毛泽东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后说：“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说玩笑话：“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了半年。每次读完英语，毛泽东都要和章含之谈论一会儿别的事情。

1971年3月末，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先在亚洲司四处做一般工作，后是副处长，不久又提升为副司长。但她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种外事场合担任英文翻译。特殊的工作岗位，使她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又像在中南海教英语那样多起来了，但时过境迁，她再也找不到20世纪60年代那种坦诚、宁静的气氛。

文革后期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批判。

章含之在回忆录《我与乔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也承认了当时的错误：“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含之夫妇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总理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纪登奎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悄悄地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据章含之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冠华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章。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却是真刀真枪。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当年章含之在外交部亚洲司的同事们，多年后仍然坚持他们夫妇背叛周总理，“一点也不冤”、“到了后期，她到处帮江青拉帮结派，这谁都知道”，一位资深外交官说，由于乔冠华深受周恩来的培养与提携，且在乔冠华落难时周恩来力保其复职，所以“唯独这条最不可原谅”，乔、章夫妇更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

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是给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同志策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过1973年那次“批周”会议，不点名地说了章含之：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我回京后第二天，应邀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他对我说：“乔冠华太不像话，陷入四人帮的泥潭，已经没到了这里了，”他举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上面，接着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我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

对于乔冠华，人们并不缺乏了解。根据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回忆，1974年冬天，她陪同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晋回国述职，向乔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乔冠华和章含之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坐。乔冠华对张颖谈起国内文革状况，重点是谈江青。乔冠华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称赞重用。又说江青认为张颖很能干，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张颖去文化组负责工作。乔冠华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章含之则对章文晋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他。显然，乔冠华、章含之认为时机已到，直接抬出江青的旗帜，为江青收罗人才，拉帮结伙。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心态。

我与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龚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龚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强，是女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在重庆时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我对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过于紧张劳累，英年早逝。我在干校劳动时闻此噩耗，深为痛惜。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不思自省，反而怨天尤人……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四人帮”被捕后，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而这份“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且名列“副总理”。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关于章含之，加在她头上的称谓一直都那么引人注目：民国时代，她是大律师章士钊的养女；共和国时代，她是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英语老师；再后来，她成了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

陈钢：她是标准的上海大女人

作曲家陈钢与章含之相识，是在文汇报副刊的一次笔会上，陈钢拿自己的《黑色浪漫曲》交换了章含之《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她是标准的上海女人。就像《花样年华》里的房东太太，说的上海话比我们都要纯。虽然我们同年，但她像是长我一辈的老上海。”陈钢回忆道，“她的风姿、风度完全是一个‘上海大女人’的形象，她打扮入时但很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但同时又是性情中人。”

白桦：她无法用英语完成自传了

“文革”后，章含之很寂寞地住在北京史家胡同51号，白桦经常去看她。“虽然没事可做，但她还是带了几个学生。那么落寞时，她还是要寻找一些生活的意义。心态好，才能经得起跌宕。”白桦说。他回忆章含之的家里摆满了乔冠华的照片，“她始终沉浸在爱情当中。但与我们聊天时她从不提悲伤往事，而是嘻嘻哈哈，乐观得很。”

1985年，日本演员中野良子来访时说她在中国发现了很高贵的女人，一个是白杨，另一个就是章含之。几年前，章含之曾在针对大学生的一次演讲中袒露自己文化不足，不是“才女”。白桦则叹道：“越是见多识广的人，越是感到不足。比如，她经常能滔滔不绝地以既风趣又通俗的语言讲解国际事件，我认为现如今中国女性很少有能像她这样的。她所涉猎的人、事与历史，都是她的亲历，不用学就能娓娓道来。不久前她跟我说，中国的文学、纪实性作品很好，但为什么不能在国际上普及，就是因为不能用英文写作。所以她正在用英文写自传，看来，现在也无法完成了，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沙叶新：她是个生动的人

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被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为“缠绵而不失之蕴藉，哀怨而又不失之高贵，实为难得之佳作”，而章含之本人在沙叶新眼中也是难得的“生动真实”。沙叶新不断重复章含之与其聊天时的叙述，“很有感情，又充满细节，她一说话所有的人全被吸引”。他们讨论国家大事，也谈红墙逸事，“这些从未见诸任何杂志报章，我劝她应该写一写。”沙叶新说，“章含之是很真实的人，也是个大而化之的人，没什么心眼儿。她是个让人难忘的生动的朋友，也是个真正的美女。”沙叶新说，他想写写与含之聊天时的那些事，以此为祭。

生母——谈雪卿，上海滩有名交际花；生父——陈度，军阀陈调元之子；第一任丈夫——洪君彦；女儿——洪晃，与洪君彦所生，是导演陈凯歌前妻；第二任丈夫——乔冠华，前外交部部长。

女儿洪晃

洪晃是章含之和前夫洪君彦的女儿，也是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的前妻。

章含之去世后，女儿洪晃说，母亲章含之走得非常坦然：“我知道她一直希望在家里离开，最后没有办法是在医院离开的，这是最大的遗憾了。”

【好友记录病情】

章含之的去世让很多朋友沉浸在震惊与悲伤中，上海好友叶航当天就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追忆往昔点滴。据叶航回忆，2007年11月底的时候，他去北京出差还专门去看望过章含之，当时她虽然有病在身，但精神不错：“我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她没有起身，我心里就感觉到她是真的生着病呢，要不，她很讲究客套的，好朋友登门她是绝对不会不起身迎接的。她身旁放着氧气机，她说刚刚吸过氧气，但见她讲话还是有些喘息，身体明显瘦弱了很多。”章含之告诉他，自己这个冬天一直不怎么精神，“早上总是赖在床上”。2007年12月24日，叶航给章含之发短信，章含之的短信回复是这样的：“小叶，我万没想到这场肺感染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今后我可能离不开氧气支持，也就不能任意走动了，比中风还惨。心情极坏！”因为章含之始终开朗且总能坚强地战胜病魔，他也挺乐观。叶航表示，到了2008年1月8日，他知道章含之的这次肺感染真的有些麻烦了，因为医生限制探望、限制讲话了。

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长篇小说《寻欢作乐》([英]毛姆著)，散文集《我与乔冠华》、《风雨情》、《我与父亲章士钊》、《那随风飘去的岁月》、《故乡行》、《谁说草木不通情》、《十年风雨情》等。曾经被人误以为是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的母亲。2002年，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在上海出版，引起不小的反响，时人称她为“末代名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