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用陶瓷、竹木、等制成的筒形插笔器具。笔筒是搁放毛笔的专用器物，据文献记载，它的材质有镏金、翡翠、紫檀和乌木，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传世器物，大多是用瓷或者是竹木制作的。具有收藏价值。

引证解释

指筒形插笔器具。

三国 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红楼梦》第四十回：“案上堆着……各色笔筒。”清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因是於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

笔筒是文房用具之一。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对简单，没有大的变化。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其所说笔筒是否为今日笔筒，不得而知。从传世品来看多为明代中晚期之物，墓葬出土之物，亦不见有宋元笔筒。明屠隆《文具雅编》：“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明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湘竹，栟榈者佳”。故有笔筒为晚明之物一说，但查宋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似乎笔筒的年代应起码推至宋代。由于此系文化史范畴，故这里不加以论述。

瓷质笔筒应该产生于宋代：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说“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的不同，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十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清平画室”“名泉古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许人，擅长绘画雪景。他的雪景画构思严谨，极富诗意，被誉为“雪景大王”。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己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只是二人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对笔筒的明确汜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看到的笔筒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传世的所谓宋代笔筒并不确切。故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看，笔筒应该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笔筒，自此以后，成为中国置笔最主要的用具。

老笔筒材质多样，有瓷、木、竹、漆、玉、牙、紫砂等。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瓷笔筒，因存量很小，一直是藏家追寻的目标，但晚清和民国时期出产的瓷笔筒存世量还很大。从年代上讲，康熙笔筒属藏家难得之物，市场上大量带康熙款和画风的瓷笔筒其实大多为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仿造，鉴定两者区别，需要从釉色、造型、画意笔法仔细研究。

瓷笔筒除了要看胎、釉的质量外，主要看瓷画的水平和青花的发色。瓷画水平不同，价格会有天壤之别。在瓷笔筒中，以人物图案为主的青花笔筒价格比山水图案的高。比如在2002年北京拍卖会上出自名家之手的人物图案笔筒，起拍价基本上在2万元至3万元以上，精品甚至能拍出20万元以上的高价，木笔筒的主要材质有黄花梨、紫檀、鸡翅木、瘿木、榉木等。鉴别木笔筒除了要懂材质外，还应熟悉雕工刀法。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但凡木质器具，只要是硬木，就是好东西，其实不然，对于木笔筒还应从工艺水平、年代早晚等方面综合评估，用料的高档与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象牙笔筒和玉质笔筒较为少见，其价值也很高，鉴定方法与一般鉴定玉器、牙雕的方法相似，也可按其时代风格，表面包浆，雕工技艺依次鉴定。

市场上一般木笔筒的成交价大约在200元至500元左右，一些清代的竹、漆笔筒的价格大约在4000元至1万元不等。老笔筒中还有成交价过百万元的。中国嘉德2004年春拍上，明末清初青花《婴戏图》大笔筒以121万元成交。北京翰海2004年拍卖会上，清康熙青花《竹林七贤》笔筒成交价高达110万元。它们的高价成交，说明了以木质、竹质、玉质等雕刻为主的笔筒中，除了笔筒本身的质地，最重要的就是雕工。

清代的笔筒中，从存世的情况来看，瓷笔筒是仅次于竹笔筒的，品种涉及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墨彩、五彩、粉彩、斗彩、单色釉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笔筒，体现了各朝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从器型上看，清早期(顺治、康熙)，某些笔筒还保留了明代笔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清中期后，笔筒多为直身圆筒。从纹样看，有山水人物、花鸟、松鹤、百寿字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贤、春夜宴桃李园等。此夕池有少量的玉笔筒和象牙笔筒，这些笔筒大多通景，以深雕、镂空和阴刻技法琢制山水人物等纹样，人物与景色相配，纹饰精致，层次丰富，布局繁密，立体感强。

从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笔筒的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顺治年间的笔筒一般体形较高，平底无釉，：胎体厚重。到了清康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形，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如今，精美的老笔筒早巳成为收藏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明清笔筒传世品极多，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以瓷笔筒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颜色釉等。笔筒为文房用具中器型变化最小，装饰方法最为丰富的品种之一。

明代以前传世的竹刻器物甚少，一则是缺少知名的刻工，二则有些器物上没有刻工姓名，加之竹制品本身不易保存，难以见到出土之物，故具体年代极难定夺。明代中叶之后，竹刻名家辈出，竹刻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二者兼备的类型转变，竹笔筒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明代竹刻名家有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以浮雕和圆雕的深刻法创竹刻嘉定派；有〓仲谦，以不事精雕细琢，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斫磨的金陵派。清代竹刻名家有张希黄，创留青竹刻技法，为竹刻浙派的代表；吴之璠，刻工圆润，尤善浮雕；还有封锡禄、邓浮嘉、周芷岩、尚勋、潘老桐等人。就传世的明清笔筒看，有光素器物，不加雕饰以本身的纹理和色泽取胜，朴实无华，素雅大方，但相对来讲，工艺韵味稍差，为藏者所不重。有精心镂雕器物，如竹雕松鹤笔筒，为明代朱松邻所刻。筒式，筒身雕有老松一截，老干横披，瘿节密布。老树旁另有小松，盘旋曲折，松针纤细，枝叶繁茂。刀法洗练剔透，层次分明，重重叠叠，起伏而多变，为明代竹刻之精品。深刻法亦为明代笔筒刻法之一，其典型特征是纹饰全部陷入地之中，有时下剔几达七八层，运刀如笔，玲珑剔透。如竹雕白菜笔筒，为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刻制。筒式，色泽棕红，筒壁刻有白菜两棵，叶片或挺或伏，叶脉清晰，一只螳螂伏在菜叶上。其刀法为陷地深刻，菜心陷地最深，线条婉转流畅，颇见功力。明代竹笔筒还有浮雕一种，利用深浅不同的刀法，表现出纹饰的层次感，雕工精细，有古朴典雅之美。竹雕园林人物笔筒为明代典型的浮雕器物，筒式，下有矮足，色泽棕红。筒身用深浅不同浮雕手法，刻画出庭园、花树、山石及人物。刀法粗犷劲挺，人物表情传神。明代竹笔筒中有留青一派，所谓的留青，也称贴簧、文竹、竹簧，经煮、晒、压，胶合或镶嵌在木胎及竹胎器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饰，由于簧色洁净无瑕，有如象牙。竹雕仕女笔筒，为明代器物，纹饰采用了平刻浅雕、留青等多种技法，画面简洁明快，虽然从雕琢的工艺上似乎不及镂雕、高浮雕精湛，但古朴之中别有韵味。

清代竹刻艺术高度发展，竹刻名家层出不穷，而竹笔筒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也是清代竹笔筒传世品甚多的基本原因。清代竹刻笔筒继承了明代的优良传统，如清初的吴之璠在继承嘉定三朱的同时，而以浅浮雕突出主题，特别是留空为背景之法深得北魏浮雕之神韵。竹雕御马图笔筒，为吴之璠所作，外壁以浅浮雕刻出马的身躯，四蹄具有深浅不一的立体感，而阳刻的人物眉眼清晰，动感强烈。特别是马的眼睛嵌入半透明的深褐色犀角，突出了康熙时期画龙点睛的雕刻特征。清代竹笔筒中的透雕工艺极为精湛，画面层次感极强，虽盈握之器，景致深远。如竹雕竹林七贤笔筒，为清初顾珏所作，器身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刀法精纯，尤其是镂空雕出的竹枝远近有别，更显竹林的幽深，为清代竹刻笔筒中的精品。清代竹刻留青笔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现画面的淡远清秀，在清竹刻笔筒中别具一格。竹雕山水人物笔筒，为张希黄所作，画面疏密相间，构图极为精巧，刀法细腻，线条流畅。天水之间的大量留白，有明清山水画的意境。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红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作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作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明代木雕名家有孙雪居，其作品甚为罕见。清代有吴之璠、黄炳勋、朱清父、周芷岩等人。明代木笔筒以紫檀、沉香木较为常见，纹饰以花卉居多。紫檀笔筒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故显得大方稳重，古朴典雅。紫檀雕花卉笔筒，筒外壁雕有折枝梅花及秋葵，器口沿为花瓣形，整体采用浅浮雕的方法，纹饰简练，刀法圆熟古朴，明代的风格特征十分明显。清代木雕笔筒与明代风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去地高浮雕，浅刻及浮雕、镂雕、阴刻综合技法。刀法纤巧细腻。黄杨木笔筒，为吴之璠所作，筒口呈扁圆形，上下口以红木镶成，与筒身的鹅黄色形成反差。筒身采用去地浮雕之法，画面上人物突出，山石古松高远，四周留有空白。构图虚实分明，纹饰深峻生动，刀法极为精湛，为清代木雕笔筒中的佳作。所谓的浅刻即对纹饰仅以刻划来表现，虽然没有立体感，但在细腻的刀法下纹饰仍有层次感，与透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木刻梅花笔筒，为周芷岩所作，筒身浅刻梅花及题诗句，细腻的刀法使器物上的诗情画意尽收眼中，简洁之中见典雅，平淡之中见奇趣，为明代浅刻笔筒的代表性作品。清代集浮雕、镂雕、阴刻于一身的木笔筒较为常见，此类器物集中表现了清代木雕技艺的成熟与高超。如沉香木雕人物笔筒，将竹雕工艺用于木雕，使画面远深近浅，主次分明。清代木雕除上述方法外，还有巧妙利用材质本身的形状，稍加雕琢而成的笔筒，作品少有雕琢，突出天然的韵味。如黄杨木雕梅花笔筒，利用黄杨木树根的形状，稍加雕琢，器身虽仅刻一老梅，几朵梅花，但虬劲之姿极为生动，有古朴高雅之美感。清代的木雕工艺还常用各种名贵玉石、象牙、螺钿等多种原料嵌在笔筒上，具有华贵异常的装饰效果。如紫檀百宝镶嵌花卉笔筒，就是百宝镶嵌工艺的佳作。象牙笔筒明代极为罕见，清代传世品也不多。从风格上看，明代多以刀代笔，构图清新，画面简洁。清代则以镂雕为主，纹饰立体感较强。牙雕山水人物笔筒，为明代器物，筒身为浅刻山水人物图，刀法流畅，人物传神，颇有中国古代白描画的韵味。牙雕龙纹笔筒，为清代器物，筒身镂雕透空钱纹锦地，上浮雕龙纹，雕工细腻精湛，动静结合，精妙美观。明清笔筒除上述材质外，还有玉、雕漆、紫砂、铜等。由于传世品极少，收藏者寡，故不一一介绍。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当推瓷器，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对此时期的笔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由于瓷器的鉴定和断代较为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远非几句话就能说清，所以，对明清瓷笔筒只能略加论述。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笔筒，直口，平底无釉。筒壁绘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来讲，前者瘦高，后者粗壮。以青花为主。青花花鸟纹笔筒，为顺治时器物，体型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纹饰。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纹饰内容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节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细腻。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装饰味道较清初浓郁。如粉彩双联方胜型山水笔筒，为乾隆时笔筒的典型。这一时期瓷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各种颜色釉地粉彩及单色釉。雍正瓷笔筒的特征是清新典雅，乾隆则富贵华丽，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仍以粉彩为主要品种，器型以细高为主。纹饰以人物等居多，较为侧重观赏性。此时的另一特点是雕瓷笔筒开始出现，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黄釉雕瓷笔筒最为出色。如黄釉雕瓷笔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绘成竹节断面痕迹。官窑多有纪年款识，民窑有堂名款或刻工名号。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陈国治、王炳荣、汤源和等人。晚清瓷笔筒仍较盛行，但质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泛灰，青花浮于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红彩图章款。素胎剔地笔筒，为光绪时难得一见的精品。

笔筒的收藏最好能按不同材质有选择的进行。如竹木笔筒当以清代为重点，因明代器物传世品甚少，价格之昂贵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一般工匠的作品，动辄也在万元之上，而清代传世品较多，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瓷质笔筒当以清早中期为重点，特别要注意的是清末及民国时曾烧造过许多仿康熙、雍正、乾隆时的青花、五彩、粉彩器物，这就需要收藏者在鉴定这些器物时，要掌握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使自己的收藏跃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截取一段适宜的竹子，并且留节，就是一件初创的笔筒，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笔筒是南京博物院藏朱松邻制松鹤纹竹笔筒。朱松邻为明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松邻其子名缨，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世相传，嘉定三朱，声名远扬。所制笔筒参用圆雕、透雕和高浮雕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题材纹样也是以人物故事为多。上海博物馆藏两件明沈大生的竹笔筒，沈氏师承朱三松，以朱氏雕镂法制笔筒，题材亦为人物故事。

见有崇祯年制的，有直口和撇口两种，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口至底胎体渐厚，器口露胎或施酱釉，题材纹样以人物故事为主。

明万历年间的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有紫檀笔筒，上大下小，素面，口沿处有一周凸起的带状纹，附座，座下承三矮足。传世的明代木笔筒见有筒身浮雕蟠螭、花卉、云龙等。木笔筒中较多见的是浮雕花卉笔筒，构图或简练有致，或丰满厚重而不杂乱；刀法圆熟、流畅而古雅。

另外，明代还有漆笔筒和象牙笔筒传世。兴起于明代中晚期的笔筒在清代大行其道。各款笔筒强劲发展。瓷器、竹木、漆器、象牙、玉器、玛瑙、紫砂、葫芦笔筒，或变化完善，或粉墨登场，成为文人朝夕相处的良伴。

包括有：塑料笔筒 主要是PV之类比较具有韧性的材料

木制笔筒 木制笔筒的材料几乎不限制，主要是考虑因素是脆度不高，同样需要带点韧性的

金属笔筒 金属笔筒主要是以马口铁为主，轻巧而不生锈

竹制笔筒 这个很简单，制作工艺也比较简陋，主要是需要磨边的工艺而已

泡沫笔筒 一般都是比较具有韧性的泡沫材料

陶瓷笔筒 制作精美大方

木制笔筒和竹制笔筒基本是手工艺品，整个过程都可以依靠手工完成，成为了很多妇女的创业首选项目！其他类型的笔筒则需要通过机器来完成，尤其是塑料和泡沫笔筒，很多个成形环节都需要机器来完成，唯独包装和修边的过程是手工可以参与的。

笔筒的设计也十分重要，设计决定着用料和生产的工艺，用料决定着耐用程度，生产则决定着实用，使用方便是笔筒的最大竞争点之一，所以设计笔筒一定要尽量个性化一点，多用用户角度出发。

竹笔筒是清代最为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笔筒。我们从早中期几位著名的文人竹刻名家吴之璠、周颢、潘西凤、邓渭所制笔筒来透视一下清代笔筒的整体情形。

吴之璠，字鲁珍，号东海道人，嘉定人，活跃于康熙年间。所制笔筒从技法上可分为两类：—是继承明代三朱雕镂法，用深刻作高浮雕，深浅多层。此类深刻高浮雕笔筒在清代早中期较为多见；二是摹仿龙门石刻的浮雕法，创制出“薄地阳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钰《竹人录》云：吴之璠“所制薄地阳文，最为工绝”。由于吴之璠深明画理，故能在薄地阳文有限的高度上，；表现出画面的远近、层次和透视感。吴之璠另一手法是在笔筒的局部浮雕纹样，其余部位则去地铲除，留下大片空白(妙用中国书画：“留白”特色)，也有在空白处刻字题诗落款的，这样就在笔筒上形成一边景物，一边文字的格局。

周颢(1685年至1773年)，字晋瞻，号芷岩，又号雪樵、尧峰山人、芷道人，晚号髯痴，嘉定人，为清雍乾时期的竹刻大家。周颢既是竹人又兼画师，上海博物馆就同时收藏有周颢的竹刻与书画。周颢所制笔筒常以山水、竹石为题材，并且以阴刻为主要技法，刀法纯熟，能以一刀表现纹理的宽窄、长短、深浅，极具画意。笔筒画面的布局有两种形式。一是通景，多为山水题材；二是一边景物，一边文字布局。

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新昌人，寓居扬州，刻竹于清雍乾年间，潘西凤善以各种技法雕镂笔筒，浅刻、深刻及留青皆佳，所制留青笔筒晕褪变化，如墨分五色，精妙绝伦。又如竹根笔筒(广东民间工艺馆藏)，以竹根数节琢制，保留竹根的天然外形，盘根错节，虫蛀斑痕，极尽自然之妙。

邓渭，字德璜，亦作得璜，号云樵山人，嘉定人，活跃于清乾嘉时期。邓渭善镂花卉、人物，更长于刻字，浅刻行楷，书迹秀劲，工整雅致。上述四位为清代早中期最著名的刻制笔筒大师，所制笔筒既有继承明代刻法的作品，又有创新技艺。以他们为代表，清代早中期竹笔筒的风格是：技法上，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留青、深刻、浅刻等无所不备、无所不能；题材上，山水人物、庭园楼阁、花卉竹石、行楷文字等题材成竹于胸，并能以刀代笔，笔到意至，令后世只能望其项背，为中国笔筒发展史上之高峰。

乾隆以降至清末，竹刻制品由以笔筒为主演变为以臂搁、扇骨为多。笔筒雕刻之法也有所变化，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深刻等已极为少见，浅刻与留青是此时的两种主要技法。总体情况是，此时笔筒无论在技法还是题材上都趋于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