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年11月26日—1913年3月22日），祖籍法国。瑞士作家、语言学家，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学者世家，祖籍法国。他的家族中多自然科学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祖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父亲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但他父亲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科特（Adolphe Pictet）研究语言古生物学，他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学，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以及古拉丁语和希腊语。上中学时索绪尔就已经开始学习梵语了。

1875年，索绪尔遵循父母的意愿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化学、物理和博物学。家庭的传统和早期的自然科学的教育使索绪尔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意大利的语言学家Mauro曾言，达尔文把科学的态度描绘成怀疑主义和大胆设想的一种适度的结合：每一个论点，哪怕是人们最能够接受的，也还是当作一个假设来看待；而每一个假设，哪怕是最奇特的，也被看作一种可能成立的论点，并有可能加以证实和发展。索绪尔把这种态度体现在语言学当中。这也许和他早年接受的自然科学研究观念的熏陶不无关联。

1876年索绪尔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语言学。适逢“新语法学派”成立，索绪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但似乎并不属于学派的核心。

1878年，索绪尔转至柏林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这是索绪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他把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看成一个有规则的整体结构，因此从语言结构的不规则处着眼，拟测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索绪尔用这种方法解释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喉化音理论”，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奠定了索绪尔当时在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发掘出了古印欧语赫梯（Hittite）语的材料，证明了索绪尔在半个世纪以前拟测的正确性。这篇论文的理论方法已经显现出索绪尔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思想。索绪尔在柏林住了18个月后又返回莱比锡，他写了一篇关于梵语中绝对属格用法的论文，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

1881年，索绪尔来到巴黎，在巴黎的高等应用学院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语言学，同时也参加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当时巴黎语言学会是语言学的中心。索绪尔在巴黎教了十年书，对法国的一代语言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1891年，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从1907年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先后讲过三次。

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后比较沉默孤独，很少写作，这与他的语言学思想的超前性有很大关系。他在给他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的信中流露出对当时语言研究状况的失望，他感到有关语言的一些根本问题需要澄清和界定，但同时又对完成这一工作存有疑虑。他对自己的提出的理论始终不满，一直不断修正。他的普通语言学课程讲了三遍，三次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并没有兴趣写成一部著作。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许多听课笔记，据此整理出《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由于这本书不是本人所写，所以不断有后人做考证、注释的工作。一切表明这本书基本上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教程》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正是这部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

1913年去世，终年56岁。

1857年11月26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1875-1876年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

1876年，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

1876年加入巴黎语言学会。

1876-1878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在那里结识了青年语法学派的重要人物布鲁格曼、奥斯脱霍夫等人，和他们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

1878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被誉为“历史语言学中杰出的篇章”。

1880年以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获莱比锡大学最优生博士学位。

1881年在巴黎高等研究所教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语言学。

1881-1891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教，讲授历史比较语法，培养了众多的比较语言学专家。

1891年，应日内瓦大学的聘请，教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语言学。

1907年起，他曾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首创这一学科，但没有写成讲义。

1913年他因病去世，卒于澳洲。之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同学们的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提出了全新的语言理论、原则和概念，为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1916年在日内瓦出第一版，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1881年，日耳曼比较语法；

1887年，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

1888年，立陶宛语；

1891年，印欧语言比较；

1892年，自此每年教授梵文课程；

1892年，希腊与拉丁语音学，印欧语言的动词；

1893年，希腊与拉丁语源学研究，希腊语动词；

1894年，古希腊碑文选读，希腊语的名词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5年，波斯诸王碑文，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荷马史诗的语源与语法研究；

1896-1903年，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方言；

1902-1903年，欧洲地理语言学（古代与近代）；

1904-1905年，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6年，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古英语，古高地德语；

1907年-1911年，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

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是不管个人的特点如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有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索绪尔进而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索绪尔指出，研究语言学，首先是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开结构主义的先河。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索绪尔又指出，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①符号的任意性；②符号构成的线性序列，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时说。同时，索绪尔又有两点补充：①语言始终是社会成员每人每时都在使用的系统，说话者只是现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续性。②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此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语言的单位都是一定系统里的成员，本身是什么，要由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即由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来决定。这地位或关系就是它在系统中的“价值”。

索绪尔指出，语言中的关系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句段关系指语言的横向组合。联想关系由心理的联想而产生，指语词的纵合聚合。索绪尔揭示的两类关系，代表纵横两条轴线，成为每个语言单位在系统中的坐标。

索绪尔创造了“共时 ”和“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说明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他特别强调共时研究，因为语言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索绪尔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

索绪尔语言理论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排除任何非语言因素（如社会的、物理的、言语的……）的干扰；而就语言来说，必须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的研究来说，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实质，“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什么是语言形式？概言之，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所以，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后来有广泛影响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以索绪尔的这种语言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今天被称为“索绪尔语言学”，也称“索绪尔主义”。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不只限于语言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哲学、戏剧等多个领域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并采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对象的结构。

该著作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

索绪尔另一项重要发现则是：文本和一般语用的句法（syntax）是不同的。索氏在印欧哲学传统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 Laryngeal theory。

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一书，使我们知道索绪尔的符号分析可以延伸至第二层的“神话分析”。

索绪尔的理论也在雅克·拉康提倡〔回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拉冈六十年代的著作，均大量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令心理分析学出现重要的改变，并重新强调以语言分析为心理分析为核心的方法。但拉冈对于语言学的应用亦有别于索绪尔的做法，拉冈的方法令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附从性关系前后倒置，创造了以能指先于所指的格局，有论者认为这是拉冈唯理主义的开始，亦是开始了后结构主义对于索绪尔的修订。总而言之索绪尔的名言：“能指与所指（或意符与意旨）之间的关系是武断的。”在拉冈的理论中得到了发展，亦使拉冈能够将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整合为一。

弗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一般通称为符号学。

他的弟子夏尔·巴利（Charles Bally） 及薛施蔼（ Albert Sechehaye ）等于1916年将索绪尔课堂讲义的内容写成《通用语言学》（又译《普通语言学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该著作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

索绪尔注重语言的共时性而有别于19世纪对语言历时性的分析。共时性观点认为——某一时间点上的一种语言是自足的功能系统——此观点也广为后世一般学者所接受。他对现代语言学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认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口语，而不是书面语。这一观点也被后世语言学家所秉持。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话语能力的社会产物，而且它是被社会使用和容许人用这个能力的必要习惯的总和”，而语言结构是受规律支配的、“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索绪尔又划分出能指（signifer,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d, signifié）、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等重要概念，对后来的符号学影响深远。

“符号是语言（或，在某一时间点上的某种语言）的基础单位。语言是符号的集合。个体的发言是语言的外在表现。”

索绪尔另一项重要发现则是：文本和一般语用的[句法]（syntax）是不同的。索氏在印欧哲学传统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 Laryngeal theory。

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一书使我们知道索绪尔的符号分析可以延伸至第二层的“神话分析”。

德里达将索氏的理论超出结构主义的领域。德里达指出，如果符号是被定义在与其它符号的关系之中，则没有一个语言可以被一个外在中立的位置/阅听人所了解（即：语言只能在某一时间情境或文化中被主观地了解）。因此，符号在不同情境与时间可以有无限多种歧义的解读。

索绪尔的理论也在雅克·拉康回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起了重要的作用。索绪尔的名言：“能指与所指（或意符与意旨）之间的关系是主观定义的。”使拉冈能够将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整合为一。

索绪尔是第一位正式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换言之，索绪尔十分强调语言的符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排除在语言学之外。

澳大利亚学者霍奇 (Robert Hodge) 和克莱斯 (Gunther Kress) 在他们合著的一本书中所说，“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或横组合与纵聚合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意指活动(语言外部的指称关系)。与在其他方面的做法相一致，他（索绪尔）选择作为考察对象的是价值(系统关系)，而不是意指活动。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意义载体)和所指(概念或意义)。索绪尔虽然没有完全忽视对所指的考察，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能指上面。”索绪尔的这一选择导致了此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分注重符号系统关系而忽视符号本身意义的不良倾向。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定义人类对语言的符号本质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语言说成是表达心灵印象的符号，而文字又是口头语言的符号。尽管如此，直至 20 世纪初期，人们关于语言符号性的讨论要么旁敲侧击，要么只言片语，缺乏学术论证的严密和系统。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那本书里，索氏率先将语言同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从而把语言研究放到了他所谓的“关于符号的统一科学”中来进行。 要了解语言的符号本质，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语言符号这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根本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与声音模式 (A Sound Pattern) 结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Open Court 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66 页）。其中声音模式可被视作“物质”成分，虽然它只是一种听觉印象，而与它对应的则是更为抽象的思想单位。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就这样给语言符号下定义会带来一个术语上的问题，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符号”这一术语指的仅仅是声音形式。例如，人们常常把“tree”看成语言之外具体木本植物的符号。其实，“tree”之所以能够指称物体，是因为在该声音形式的背后还有“树”的概念。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符号的物质部分看成是符号的全部。为了避免这一术语上的歧义，索绪尔建议将语言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改名为“能指”和“所指”，而把这两者的结合称为符号。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和19世纪不同，20世纪语言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共时描写占优势。索绪尔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区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他指出组合和聚合的关系，系统和意义的关系,共时和历时的关系,这些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

索绪尔看到，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不过是文化中例子之一（虽然是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像文字信号、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他主张建立一门“符号学”来研究这类现象。近几十年来，索绪尔所主张的符号学已经建立，他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