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2009年9月，中共《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宋宝安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由特定和不特定的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偶合群体，以一定的目的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利益诉求性质的体制外活动，是以合法的或非法的规模性聚集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事件。向德平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不受既定社会规范约束，具有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罢工、非法集会、聚众、游行、示威、骚乱、暴乱、大众恐慌等等”。

具体特征是：　（1）　有一定数量和规模；（2）　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3）　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4）　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对抗化；（5）　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6）　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是一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一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现象。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相关性越强。表现为：　参与主体大部分是社会弱势群体；大多缘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数量的日益增多与社会弱势群体弱势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密切相关。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由于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称“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称“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称“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称“紧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期称“群体性治安事件”。根据我国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发[2000]5号），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

2004年，国务院委托专家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的报告。2004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现场处理和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依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首次写进党的重要文献。

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他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 一词首次公开提出。2007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施行， 2009年9月，中办《党的建设辞典》再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其实群体性事件等新词被收入其中。2009年12月21日，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9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仍然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出现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可分为群体性暴力事件和群体性非暴力事件。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直至上万人参与的在全国也已经是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所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累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

从性质上来说，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对权利和权益的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并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

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另一方面，有那么“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2000年以来由农地流转引发的个案较为突出、尖锐，群体性事件日增，社会矛盾日炽。

数量增多 规模扩大

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

涉及的部门行业多 主体成分多元化

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 维权内容不同

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表现方式激烈 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

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

组织程度高 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

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一、群体性

指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制造和参与的。这是群体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因此对应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遍及各个省（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厂矿企业退休人员，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

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二、组织性

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

三、仿效性

指当前群体性事件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传播性。一些群体事件在开始之初，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一旦甲地发生群体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现象。例如，2002年以来，黑龙江大庆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对全国其他省（区）、市、县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在一些整个东北、华北老工业基地和化工、煤炭、建筑、军工等多种困难行业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

四、破坏性

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越来越多采取各种极端行为发泄不满情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一是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为了迫使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其问题，许多群众较多地采取在政府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办公场所前聚集、静坐。少数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强行冲击政府机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砸坏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二是堵塞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2003年10月14日，山西省近五百余名企业军转干部推翻铁路防护网，强行进入太原火车站内，并在铁轨上静坐，制造铁路交通瘫痪2小时20余分钟，损失极其严重。三是极易引发暴力，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发泄不满时，常常难以控制其情绪，往往形成大规模的械斗，或与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从而造成较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五、反复性

由于群体性事件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不同的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大，所以经常反复。同时部分群众把政府或有关单位化解矛盾及时解决一些问题，误解为群体性事件“闹”的结果，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造成事件反复不断。

一、直接原因

1、不满社会群体存在。

2、群众缺乏表达渠道。

3、政府管理能力应对能力不足。

4、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

5、基层不作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6、干群长期矛盾的积累

深层原因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

3、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

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

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

6、法制不健全

7、 权利集中

8、领导没有能力

9、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

10、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

11、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

12、政治体系存在问题

（1）2005年6月 安徽池州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5年6月26日下午，安徽池州，4名乘车者与行人刘亮发生争执，将刘亮殴打致伤。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汽车撞人纠纷。然而到当天晚上，这已经发展成为一起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多名武警和民警受伤，4辆车被毁，派出所被砸，一超市被抢。据记者调查，事态的发展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有不实的传闻，有不法分子的煽动，有处置的不当……其中不实的传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实，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有类似的特点。池州“6·26事件”就像一个标本，反思这一事件，对预防其他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2007年01月 四川达州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许，大竹县莱仕德酒店一女员工因不明原因死亡，引发一起群体性事件。事态已平息，涉嫌强奸的犯罪嫌疑人刘持坤（系莱仕德酒店员工）已被刑事拘留，涉嫌违规参与该酒店经营的民警徐达祥已被部门“双规”。

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大竹县公安局接到该县莱仕德商务酒店报称：该酒店员工杨代莉在送至大竹县人民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死因不明。接到报告后，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对案件展开了调查和侦破。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

为加快案件侦破和做好群众疏导工作，大竹县立即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事件处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并做出了具体工作安排。16日下午，在得知有关情况后，达州市委书记李向志、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高度重视，对事件的处置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迅速组织精干警力，加快侦破进度，尽快查明真相，并坚决依法处理。二是做好死者善后及其亲属安抚工作。三是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对群众反映的干警违规参与该酒店经营问题进一步开展调查，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指派市委副书记胥健，市委常委、副市长邓宏志立即赶赴现场，指挥事件处置。

1月17日下午4时许，少数人员冲入酒店，与酒店员工发生冲突，引发了打砸烧，并引起数千群众围观，事件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对处置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赴现场指挥。为迅速平息事态，避免伤及群众，在公安干警、武警、消防官兵、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现场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火势很快被扑灭，围观群众陆续被劝离，事态得到平息。

（3）2008年7月云南孟连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执行任务的公安民警被不明真相的500多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过程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被击中致死。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广泛关注。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经过4天的艰苦努力，事件处置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局势较为平稳，伤亡人员得到妥善安置，群众情绪基本缓和，整个事态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孟连县“7·19”事件，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经初步调查，孟连县的橡胶产业发展从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两次改革，一次是乡镇企业改革，一次是股份制改革，但两次改革都不彻底。县里的橡胶产业开始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胶农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由于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达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刺激胶农，致使警察被打、警车被砸，“7·19”前已累计发生群体性事件7起。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发展成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不满，加之少数违法人员乘机进行挑唆、误导，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围攻、打砸橡胶公司，甚至围攻、殴打县乡工作组人员，打砸公私财物，非法收缴群众费用，欺压群众等情况，致使基层政权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群众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调处。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治安稳定。针对以上种种问题，孟连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调整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决定于2008年7月15日派出工作组深入勐马镇和公信乡各村寨开展群众工作，深入宣传《孟连县深化橡胶产业产权及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进行社会治安重点整治的通告》及《关于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限令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依法对勐马镇辖区内的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时，遭到被人挑唆、误导和不明真相的胶农干扰阻挠，甚至围攻、殴打执法公安干警，从而引发了冲突事件。

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专程到省委政法委汇报，孟苏铁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委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云南省省委政法委、云南省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2008年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依法对勐马镇勐啊村芒朗组分别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的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在依法强制传唤任务执行完毕后，按计划向村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时，500多名不明真相的人员在极少数别有用心人的煽动下，情绪激动，行为过激，多次冲越警戒线，手持长刀、钢管、铁棍、木棒向民警进行攻击性劈砍、殴打，致使多名民警受伤，民警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经多次喊话劝阻、退让、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由于距离较近，致使两人死亡。事件还造成41名公安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事件发生后，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平息事态。在第一时间组成了由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挂帅的工作组，前往孟连县指导事件处置工作。省、市、县领导深入事发地点，采取一切措施，尽最大努力平息事态，与胶农直接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诉求，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经过4天的艰苦努力，事件处置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受伤人员得到救治，死者遗体已进行火化，群众情绪基本稳定，整个事态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认真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把妥善处理好胶农、企业和各方利益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党委、政府的首要任务，抓紧开展胶农与橡胶企业利益调整工作。省政府已成立孟连县橡胶产业利益调整工作指导小组，普洱市成立孟连县橡胶产业利益调整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将吸收公信、勐马2个乡镇的有关群众代表参加。两个组成立后，将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摸清基本情况，认真准确测算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孟连县橡胶产业利益调整方案。方案必须做到“两个兼顾”，即：必须兼顾胶农、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突出“一个重点”，即：充分听取广大群众的合理诉求，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利益。方案出来后要及时公开征求意见特别是广大胶农的意见，征得大多数群众认可后择机组织实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彻底消除引发矛盾的根源，为边境地区长治久安创造条件，为建设和谐、稳定边疆作出贡献。

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开展“兴边富民”送温暖活动。按照省委、省政府“兴边富民工程”会议精神的部署，迅速开展“兴边富民送温暖”活动，组织市、县、乡三级“兴边富民”工作队，进村入户，帮助群众学习文化科技、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发展目标，完善发展思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条件、协调解决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围绕兴边、富民、强省、睦邻的目标，依靠和发动群众，在做强做大橡胶产业的同时，拓宽经济发展的门路，做好其他优势产业的发展，使农民有更多的增收机会。要带着感情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民意，掌握民情，让老百姓真正从“兴边富民工程”中得到实惠，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狠抓整改，把事件变为经验，把痛苦变为财富，把压力变为动力。要以此次事件为借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针对我们的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淡漠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的问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认真解决好群众的切身利益。切实加强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牢基础，切实维护好边疆各族群众的利益，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确保边境安宁稳定。

2007年06月 广东河源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8年06月 贵州瓮安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9年06月 湖北石首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9年06月 宁夏海原发生群体性事件海原6·10群体性事件（民众反对县城搬迁）

2010年04月 黑龙江富锦长春岭发生群体性事件

2010年06月 安徽马鞍山发生群体性事件马鞍山611事件

2011年06月 广东潮安县发生“古巷事件”、增城市“6.11”事件

2012年04月10日 重庆万盛群众聚集事件

2011年10月重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当地群众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些担心和具体问题，但一直未得到解决。 当地群众反映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担心区县合并后经济会萧条，尤其是第三产业滑坡；二是由于原万盛区执行的医保标准较高，按照市统一要求，必须纳入全市统筹，执行同一政策，一些原万盛区群众每月医保费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区县合并后产生失落感，认为区县合并是错误的，希望“复区。” 因当地群众利益诉求未能有效解决，2012年4月10日，从中午开始，万盛经开区子如广场、高速公路路口、万盛公安分局等地先后出现人群聚集。这期间，部分聚集者向维护秩序的执勤警察和武警投掷石块和砖头，并有12辆警车被砸，4辆警车被烧。4月11日，聚集人群封堵了綦万高速路万盛路口。11日上午10时许，现场执勤的武警、民警开始对聚集人群进行清场，并施放了催泪弹。经警方介入后，万盛城区聚集人群散去，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城区内各主次干道全部恢复通行。 参加此次聚集的人数最多在一万人左右，事件造成12辆警车被砸，4辆警车被烧，在冲突中并无人员死亡。有个别民警和群众受轻微伤，也均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事件发生后，2012年4月13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接受记着采访，并叙述了事件起因、经过，及市政府对该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方法。 新闻发言人称，对于群众的合理诉求，市政府都应重视，并积极予以解决。事实上，綦江区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如对万盛经开区餐饮业进行补贴，大幅削减綦江到万盛公共交通票价等。 这次聚集事件发生后，市长黄奇帆、市委副书记张轩等市领导迅速赶到现场，召开紧急会议，指导进行现场处置和疏导劝返工作。 解决聚集群众的利益诉求，促进万盛经开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解决撤区后经济社会运行中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市委市政府4月11日出台了《关于促进万盛经开区当前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政策意见》，总共有八条，旨在解决聚集群众的利益诉求。该文件已经通过媒体予以公布。 与此同时，綦江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迅速研究出台了支持万盛经开区加快发展的5条措施，包括重大项目建设、旅游发展、三产发展、民生政策等。 此外，新闻发言人还额外强调，这次聚集事件与“王立军事件”及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无关，是一起孤立事件。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8.26”群体性事件日前已基本得到妥善处置，群众提出8个方面的诉求已有7个获得解决。以陆良事件为起点，云南省正在探索建立“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2009年9月，中共党建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小村官、网络反腐、带病提拔、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

对群众的感情有多深，解决问题的力度就有多大。说到底，应对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每个部门的各个层面都不等不靠，勇于负责。只有将“第一位”的基础工作做好了，宣传部门的工作才会游刃有余，权力部门的公信力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稳定也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依靠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群众工作

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规模大，对社会和稳定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预防和处置群众性事件工作政策性强、难度大。因此，政法机关要在主动了解民意，掌握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时，分析社会动态和潜在的矛盾，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根据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并采取必要措施，力争把群众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造成危害。在做群众工作中，树立群众观念，讲究工作方法，防止随意抓人，切忌公安干警言行不当，而激化矛盾。

（二）加强农村基层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1.要把开展依法治村同健全基层组织结合起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配套组织建设，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强化监督机制。实行上下互动，官民互约的治理；既要依靠法律的约束、惩罚性的治理，又要运用教育，说服的疏导性，奖励性治理；既要体现法治精神，又要运用民主的方式；既要管理农民，更要约束干部。

2.要增强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我国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往往异常激励烈，对于社会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必须会去占领。“干部万万不能忘掉或者偏废肩上的政治使命，必须坚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信念，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够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识别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而不至于陷入迷信的深潭。

3.为全面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有关部门要切实抓好农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保证他们具备基本的法律书籍、资料，同时要做好基本法和新法的辅导，培训工作，要把法律知识水平的高低作为任用和考核农村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

（三）充分发挥基层治保，调解组织的作用，促进农村稳定

发挥好基层治保，调解组织的作用，笔者认为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选好人员。治保，调解工作做得好，主要是因为治保，调解人员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广大村民的信赖和支持。因此，治保，调解主任及委员，要挑选那些热心于治保，调解工作，作风正派，处事公正，在村民中威信较高，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同志担任。

2.村主要干部及两委会要关心，支持治保，调解工作，把治保，调解工作作为维护稳定的重点环节来抓。要注重增强治保，调解人员的政治素质，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树立他们在广大村民中的威信。在鼓励他们发扬奉献精神的同时，也要适当提高他们的待遇，尽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全身心的投入治保，调解工作.

3.严格执行依法调解的原则。调解民间纠纷不能搞违法调解，违法调解不但是无效的，有时反而带来负面效应。如刑事犯罪案件就不能调解，一旦调解就会产生放纵犯罪的严重后果。治保，调解人员还要注意防止治保，调解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倾向，对于当事人要一视同仁，不分地位高低，不论贫富贵贱，决不能因为有利可图就积极主动，认真负责，而无利可图则推三阻四，敷衍了事，甚至放任矛盾激化引起犯罪发生。对突发性，容易激化的案件，要及时，果断处置，平息事态，坚决避免因态度冷漠和作风粗暴引发农村不安定事件。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

当前许多农村公民的法制观念淡薄，多年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收效甚微，普法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在普法宣传工作中，应将重点守法和用法上，教育公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敢于揭发各种违法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当前要依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组织的配合，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形式，到热点问题比较多，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区和单位，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严防一时冲动造成不良后果。切实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的规范，但二者又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律作为一种刚性的社会规范，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它的主要作用是惩恶。道德作为一种柔性的社会规范，是靠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舆论，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扬善。概括的讲：法治治身，德治治心；法治治近，德治治远；法治禁恶于已然之后，德治禁恶于将然之前。正因如此，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共同构成了两大基本的治国方略。农村基层组织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农民教育的意义，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提高普法质量，同时要教育农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他们打工经商要有职业道德，在公共场所要遵守社会公德，在家庭中要讲究家庭美德。从而不断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五）加强调研，做好群众性事件前期预防和善后工作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社会治安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掌握社会各阶层情况，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应该摆上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公安机关的议事日程，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要及时了解社会各阶层对现行改革措施、政策的反应，对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和正当要求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给予解决。对确因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向群众说清楚、讲明白。切忌工作方法、方式欠妥而激化矛盾。二要加强廉政勤政建设，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甘当人民公仆、树立在群众中的威信，一旦发生问题，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三要加强基层公安派出所、农村治保会建设。对辖区内可能制造事端，铤而走险的人进行调查摸底，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要提前介入。做到抓准、抓早、抓苗头，及时做好疏导教育和缓解矛盾工作。四要抓准季节规律，把预防工作做在前头。如春秋两季争水争地多，农闲争地盖房突出。春节期间因宗教、迷信等引发的问题多。群体性事件平息后，要按照属地原则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是哪个辖区、部门、单位的问题，就由哪个辖区、部门、单位负责，尽快拿出办法，限期予以解决，给群众以满意的答复。一时无法解决或群众要求过高无法满足的，有关辖区、部门和单位领导要继续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避免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

（六）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做到发现事态迅速制止

群众性事件有突发性和潜伏性两种。潜伏性的事件占大多数，不论是突发性还是潜伏性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公安机关必须建立快捷灵敏的预警机制，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实践证明，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成功在于情报灵，失误在于情报滞。因此，要把大力加强情报信息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争取工作主动权。要落实全员预警责任，发挥公安机关的整体优势，形成公秘结合，专群结合，纵横交错，覆盖整个社会的情报信息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多方位、多层次信息网络和反馈制度，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信息来源多样化，上下联系一体化，分析信息专业化，综合反馈网络化。要着重做到对重点部位、重点地区信息灵、情况明。要充分利用治安调解网络建立信息点，兼有及时发现报告群众性事件苗头这一任务。要积极开展不安定因素的排查工作，坚持日常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及时掌握突出问题，把矛盾解决在萌芽或初始阶段，对于群体性事件要坚持治“早”，防止形成事实。

（七）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依法办事、文明办案、取信于民

加强执法队伍的组织、纪律、作风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提高执法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敏感性。有针对性开展队伍整训、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提高业务素质。在执法过程中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依法执勤、文明办事、讲究政策和斗争策略，对一些业务素质差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以管人者自居，言行粗鲁、随意动手打人，时常与群众发生争执冲突的执法人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育或岗位轮换。对教育后仍不改正的，要采取有效措施，调离执法队伍，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执法的灵活性，实现工作方法的策略性，保持执法队伍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使执法队伍真正成为人民信任和拥护，能够统一指挥，能够应付各种重大事件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八）加强侦控工作，严格区分事件性质、分类处置

公安机关要认真研究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特点、规律，采取不同的方法，正确处理。要加强侦察控制工作，掌握斗争主动权。对纯属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要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的合理和正当要求给予耐心的解答，讲明道理，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属于敌对分子插手操纵的问题，要把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与一般群众区分开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时控制幕后操纵者和组织者。对一些犯罪分子从中进行打、砸、抢、烧、爆炸、杀人等严重威胁人身、财产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活动，则要讲究方法，及时果断地处置，决不手软。

干部轮训

2011年5月18日至29日，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示范培训班在北京举行，256名来自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了培训。

中组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维稳办、中农办、人民日报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应急办、民政部等有关部委办负责同志和专家到班上作专题辅导，系统介绍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方针政策。

基层党组织书记轮训班课程表

主办者：中组部

轮训时间：2011年5月-2012年5月

教师：中组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维稳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应急办、民政部等有关部委办负责同志和专家

学员：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

教材：中组部精心设计、量身定制了一整套培训课程和学习资料

内容：既有理论政策，又有大量案例；既有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形势任务的讲解，又有基层常用法律法规的解读；既有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又有应对突发事件、应用网络媒体的方法传授。

学习目标：提高广大基层党组织书记的社会管理能力。

学习要求：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基层党组织必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学习方法：专题辅导、经验交流、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实地考察、小组讨论、全班交流等。其中，剖析云南“孟连事件”，作为学习案例。

学习交流：从全国遴选出的10位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在班上介绍创新管理、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等来自一线的做法和体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学习实践：基层党组织书记表示，培训充了电、加了油、给了力，回去要扎实做好基层社会管理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