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1901年9月11日—1931年8月31日），安徽金寨人（今金寨县白塔畈镇白大村河北组白大小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文学家。

蒋光慈(1901年～1931年)，原名蒋如恒（儒恒），又名蒋光赤、蒋侠生，字号侠僧，安徽霍邱(今金寨县白塔畈镇白大村河北组白大小街)人。7岁发蒙,11岁进固始陈淋子志成高小,毕业后考入固始中学，16岁到安徽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就读。五四运动后，主编校刊《自由花》，积极领导芜湖地区学生运动，为芜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至上海参加社会青年团。1921年5月至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22年由刘少奇介绍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秋归国后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沈泽民等组织春雷文学社。1925年1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新梦》。2月，参加创造社。4月，至北京参加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工作。11月仍反上海大学任教。1926年，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问世，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1927年7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哀中国》。11月，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出版，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成果之一。

1928年，与孟超、钱杏邨等人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刊》《新流月报》《拓荒者》等文学刊物。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曾引起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因书中流露出同情白俄贵族妇女，渲染不健康的情绪，曾受到左翼文艺界的尖锐批评。1929年11月因病赴日疗养期间，主持成立太阳社东京支部，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回国后与鲁迅、柔石、冯雪峰等人组成中国左翼联盟筹备小组。

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选为候补常务委员。11月，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完稿，作品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作者最成熟的一部作品。不久，因对当时党内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不满，自动要求退党。1931年4月，肺病加剧。1931年8月31日凌晨6时病逝于上海同仁医院。1957年2月，安徽省民政部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金寨革命博物馆，在讲解员介绍蒋光慈及其作品时，他深情地说：“我的父亲当时也是受了蒋光慈作品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剥削制度要推翻，就是读了他的小说才认识到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习仲勋传》中，习仲勋多次回忆，他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受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的影响。不仅仅是习仲勋，胡耀邦、陶铸等也是在蒋光慈作品的影响下，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

新梦（诗集）1925，上海书店哀中国（诗集）1925，上海新青年社

少年飘泊者（中篇小说）1926，亚东

鸭绿江上（短篇小说集）1927，亚东

短裤党（中篇小说）1927，泰东；1958，人文

纪念碑（通信集）与宋若瑜合著，1927，亚东；后改名《最后的血泪及其他》，1932，新文艺书店

野祭（中篇小说）1927，创造社

菊芬（中篇小说）1928，现代

最后的微笑（长篇小说）1928，现代

光慈诗选1928，现代

哭诉（诗集）1928，春野书店

战鼓（诗集）1929，北新

丽莎的哀怨（长篇小说）1929，现代

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篇小说）1930，北新

异邦与故国（日记）1930，现代

乡情集（诗集）1930，北新

光慈遗集（诗，小说合集）1932，现代

田野的风，原名《咆哮了的土地》（长篇小说）1932，湖风

夜话（短篇小说集）1936，生活

蒋光慈选集（小说集）1951，开明

蒋光慈诗文选集1955，人文；增订本改名为《蒋光赤选集》，1960，人文

蒋光慈文集（1—3卷）1982—1985，上海文艺

俄罗斯文学（文学评论集）改编，1927，创造社

失业以后（短篇小说集）编选，1930，北新

现代中国作家选集 编选，1930，上海光华书局

两种不同的人类（短篇小说集）编选，1930，北新

新文艺诗选 编选，1933，上海南强书店

冬天的春笑（新俄国小说集）苏联索波里等著，1929，泰东

爱的分野（小说）苏联罗曼诺夫著，与陈情合译，1929，亚东

一周间（长篇小说）苏联里别津斯基著，1930，北新

蒋光慈自号侠生，“我所以自号‘侠生’，将来一定做个侠客杀尽这些贪官污吏”。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愤而想当和尚，改为“侠僧”，“我当和尚，也还是做个侠客杀人”。

在上海，蒋光慈进入共产国际开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随后就与刘少奇、任弼时一起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第一次署名蒋光赤，以示倾向革命。

1924年，蒋光赤留苏三年后回国，即开始在文坛上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5年，他的诗集《新梦》发表，钱杏村对此评价道，“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而做下这一评论的钱杏村，当时是不到二十的少年，他的这一评语已成为文学史最常引证的结论。

蒋光慈的诗歌完全是诠释性的。在他的诗中，愤青、小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他写光明就全是美好的，新鲜的。“鲜艳的红花，娇滴的绿柳。”(《梦中的疑境》)红军士兵“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一个从红军退伍归农的兵士》)

比起诗歌来，他的小说创作艺术性更差。他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瞿秋白感叹：“这个人太没有天才。”

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剧变激烈的社会，两三年之间，蒋光慈就时来运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普罗文学占据了文坛主流。蒋光慈于1929年东渡日本治疗肺病时写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仅在出版当年，就重版了六次。书店老板为着赚钱，也常改头换面再版蒋光慈的旧作。例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这跟当代的出版状况仍然相似，历史经常在这些细节上重复，虽然拙劣，但管用。

中国社会乃是风教之国，社会大众并没有多少定力，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总是受时代氛围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挫败感，一旦主导了年轻人的心智，那种宣泄性作品就成为读者的安慰。蒋光慈像一个笨拙的江湖医生，误打误撞地撞开了当时中国青年们的心扉，革命、爱情、理想等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要元素。

1930年5月，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被当局查禁，他的肺病同时也恶化了。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派给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一个人去法国公园，边散步、边继续构思《咆哮的土地》的后半部分。

但组织却需要他做出贡献，需要他提供开会的场所。1930年秋，蒋光慈反对在他的住处开会，并强调“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过了几天，左联党组的负责人就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为此递交了“退党书”。10月20日，《红旗日报》发表了“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除了其不愿服从纪律、参加组织生活之外，其中一项指责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他虽已被开除，但仍有创作激情，1930年11月，他的小说《咆哮的土地》脱稿。这是蒋光慈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在艺术成就上屡遭蔑视与非难之后，文学史上获得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正当人们对他的前途充满乐观估计时，《咆哮的土地》遭到查封。蒋的作品被查禁后，生活变得日益拮据起来。蒋光慈不仅有肺病，在医院里，还查出了肠结核。在当时，肠结核是一种绝症。

这个无根的革命文学青年，赤条条地来去。他死于1931年，年仅30岁。他跟任何大的政治、文学势力无关，只是拙朴地表达了个人的经验感受。

同年9月15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专门出了一期“追悼号”，哀悼蒋光慈等同志不幸逝世。钱杏以方英的笔名在“追悼号”上发表的一篇悼念蒋光慈的文章，指出：“他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部生命之中，他是以无限的精力献给了革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沉痛地指出：“他的早死，终究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建国以后，党和人民给予蒋光慈崇高的评价。1953年，纪念蒋光慈逝世22周年前夕，上海市文联经过多方追寻，终于找到蒋光慈的遗骸，并正式迁葬上海虹桥公墓。尽管蒋光慈自参加革命之后从未回过家乡，但是大别山的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个为革命文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儿子。1957年2月，安徽省六安县人民委员会决定追认蒋光慈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