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词” （recited lyrics）是瑶族民间文学中一个特有的种类，一般不须入乐，以独诵或对诵的形式来朗诵多属排偶句的成文，其内容或涉及乡规民约，或为订亲娶亲、新房落成时说的吉利话，是极见民间语言技巧和聪明才智的口头文学形式。主要有“石牌话”，“说亲话”、“彩头话”等。

词是一种以乐为主、依乐谱填词歌唱、字数固定、格律化的长短句抒情诗。每首词都有一个词调。词调的名称叫词牌，它标明一首词的乐谱曲调。每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依据乐曲对字数、句法、平仄、韵脚作出基本规定。不同词调，意味着乐曲的旋律节拍、声调风格不同。

词调的乐曲有令、引、近、慢等区别。这些都曾是唐代大曲中的一部分。“令”最短，大约起源于唐代大曲中的酒令；“引”是歌唱开始的部分，相当于后来的引子；“近”亦称近拍，是慢曲以后，在又慢渐快的部分所用的曲调；“慢”即慢曲子，指曲调慢长，节奏舒缓的曲子。简单的分，词调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

词在结构上还根据分段的不同，有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的区别。单调只有一段，多为小令。双调包括两个段落，是有两段乐曲组成一个词调；前段称上片或上阙，后段称下片或下阙。片（阙）之间，是曲调段简短时的休止。双调是词中最常见的形式。三叠、四叠分别由三段四段乐曲构成，都是慢词。词的分段是由乐曲的段落结构决定的。

词由于配合乐曲的乐句、曲度、节拍，词的句式多为长短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组合的丰富多样，又影响到词的声情风格的变化多样，进而形成不同于诗歌的独特风貌。词的声韵格律也于音乐有关。押韵的位置，各个词调都有不同的要求，词调音乐曲度不同，韵位也就不同。词对声律的要求比律诗更细、更严，不仅区分平仄，还要辨四声。词的曲谱大多失传，后人根据前人作品的声律整理出的字句的平仄声韵谱作为填词标准，一般称为“词谱”。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宴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最初流行于民间。此因该是在隋代已经产生，唐代才开始兴盛起来。繁华的大都市是词发展的社会环境。

公元8世纪后半期（属唐代）开始，词人填词的风气逐渐兴盛。想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①像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②

晚唐填词风气更普遍，最有名的词人是温庭筠，他是文学史上致力填词的第一人。其词工于体物设色，有声调色彩之美。如《更漏子》，“玉炉香，红烛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③在温庭筠的影响下，五代出现了一个“花间词派”。赵崇祚收录花间派作品，编成《花间集》。作品大都是为歌楼伎女所唱，为了使她们能唱花前月下的美妙歌词，不必再唱民间俗曲，从而给文人的聚会增加更多乐趣。

五代时的南唐、后蜀相对安定。南唐中主李璟，宰相冯延巳都是著名词人。冯延巳语言清新，着力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和哀愁，他运用“托儿女之辞，写君臣之事”的传统手法，隐约流露出对南唐王国势的关心和忧伤，对温庭筠以来的婉约词风有所发展。南唐后主李煜是唐五代词人中成就最大的。他前期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后来成了宋的俘虏，又过痛苦和屈辱的生活。生活的巨变，使他后期词风改变，把个人的今夕之感升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所共有的一种人生感，所以他的一些词引起了后世无数人的共鸣。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④像《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⑤

唐代只是词体初立，词还带有诗歌乐府的性质。进入宋代，君主提倡，制礼作乐，词的创作逐步蔚然大观。宋词的兴盛是和宋初一百多年的繁荣经济分不开的。

宋初词坛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像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他们基本上承袭晚唐五代，采用旧曲小令词调，作小词自娱，追求深婉精致、含蓄慰藉的风格。晏殊是宋仁宗时的宰相，他的词风流蕴藉、温润秀洁。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今日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⑥

与晏殊一派完全不同的是柳永。晏殊等人还沿用旧曲小令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音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原息兵，汴京繁富，歌台舞席，竟赌新声。”⑦而柳永仕途失意，多出入于市井里巷，混迹于秦楼楚馆、舞榭歌场，于乐伎乐工交往，对当时民间流行的“新声”比较熟悉。柳永采用民间新兴曲调作词，大量写篇幅较长的慢词，扩展了词的体制，改变了宋初以来以小令为主的单一格局。“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柳永词影响很大，其词在市井都会广为流传，突破了士大夫自我欣赏的范围，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因而在民间广为流传。

词由宴乐发展而来，小令在五代、南唐开了花；进入宋代，长调出现，在经济繁荣的宋初至仁宗时期已经平民化；但内容还非常狭窄，那些伤时悼古，说理抒情，写景咏物，以及反应社会矛盾、感伤国事、歌咏田园的种种方面，都正待词人去开拓创造。

苏轼对宋词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苏轼的词容纳了更为广阔的内容，不仅大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而且提高了词的艺术地位。苏轼词风格也非常丰富，有的缠绵深婉，有的飘逸洒脱，有的清新明丽。苏轼创造意识上“以诗为词”，淡化了词的“女郎”婉弱柔媚风味，而代之以士大夫的刚健高远气息。苏轼的倡论极大冲击了“艳科”、“小技”、“谑浪游戏而已”定词学观念，以“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的诗词同源论为出发点，使词从题材、语言、格调直至思想内涵和功能上都更贴近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由“歌应娱人”向近乎诗歌的自我抒情方向转化。同时，也加大了文人词与民间词的分化。文人词和民间词都以强大的生命力，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苏轼之后词的创作十分繁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著名词人有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词走向了全盛，也是词将要衰弱的先声。

两宋之际还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女词人李清照。她所作的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伤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艺术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蹊径，语言清丽。李清照从女性的角度写词、看词，对北宋各家词人之作都有不满，大体是:“欧、晏、苏不协音律，柳虽协音律而辞语尘下，晏叔原苦无铺叙，贺方回苦少典重，秦少游专注情志而少故实，黄鲁直尚故实而多疵病，张子野、宋子京虽时有妙语，而破碎不足名家。”⑧前期著有《词论》，认为词“别是一家”，声律是词的重要部分，与诗歌有重要的区别，不可将词“诗化”；另外，词要高雅、混成、有情致，恰到好处的运用典故。这是在强调词的音乐性和婉约风格，廓清词与诗的界限，还词“本色”，与苏轼的“变体”恰恰相反。

金人南下，赵宋政权南迁，战乱不断，国家多难。文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忧时、伤世成为情感主调。随后而来的“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又给有志恢复却无法无力伸展报复的志士仁人增加了愤世的感慨。而南宋末年的风雨飘摇，以及政权的最终灭亡，则促成了哀怨基调的产生。使得南宋的许多词摆脱传统的狭小范围，负载起和诗歌一样的功能，成为反应现实，“言志”和书写”经济”之怀的载体。出现了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路游等。

辛弃疾的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山河的作品。其词以豪放为主，与苏轼并称“苏辛”。辛弃疾的词艺术风格同时是多样的，如婉约风格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⑨

与强调反映现实，强调表现主题精神相对应，缺乏思想意义的流宕无聊之作成为普遍反对的目标。陆游《跋〈花间集〉》说花间集“接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九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

另外，南宋文人有力主弃俗从雅的趋势，这在北宋时期已经买下了种子；由此也可推知，“俗词”即民间词，也正发展的繁荣。

南宋另一位大词人姜夔词作又别树一帜。姜夔字号“白石道人”，“隐居部仕，啸傲山林，往来潇湘淮左，与范成大、杨万里友善”⑩。他不但能写词，而且懂得作曲，曾创作不少新词调。如《扬州慢》等至今仍可演唱。姜夔词的优秀之作具有明净幽冷、清空深远的特色，是高度诗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

宋之后，元代写词比较有名的是赵孟頫，萨都剌等。明代词作比较沉寂。到了清代，涌出大批词作家，称为“词的中兴”。

词是一个被繁荣经济推动的文化，隋代产生并开始兴盛，宋初百年的繁荣经济将它推向高峰，随着经济的衰弱，它失去推力，惯性般升到顶点，然后走向衰弱，也酝酿着曲的产生。

【词目】说词

【拼音】shuō cí

【基本解释】1、言辞。2、辩解或推托的理由。3、游说的话；劝说的话。

亦作“说辞”。

1、言辞。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清方档案·武昌起义后清方动态》：“尽先选用道刘承恩，善於说词，胆识俱壮，即委令赴鄂宣谕。”

2、辩解或推托的理由。

聂绀弩 《梦》：“有一种巧妙的说词，印度虽然应该独立，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同盟国正在跟轴心国打仗。”

3、游说的话；劝说的话。

《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侍案金童下说词，拦腰抱住。”

《三国演义》第三回：“某更进说词，吕布必反丁原，来投主公矣。”

《东周列国志》第一百三回：“遂教以说词，使于枕席之间，如此这般，春申君必然听从。李嫣一一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