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的统一王朝，享国38年。

隋文帝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隋国公”。杨坚世袭爵位，即位后立国号为“随”，但其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遂改为“隋”。隋朝是西晋后汉族重新建立的大一统朝代。由于皇室姓杨，又称杨隋。

北周宣帝奢侈浮华，沉湎酒色，政治腐败，自称“天元皇帝”，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其中就有杨坚长女杨丽华。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宣帝死后，身为关陇门阀之首的杨坚联合刘昉、郑译矫诏以外戚身份辅政。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改国号为隋，即隋文帝，年号开皇，定都长安，第二年，以长安旧城狭小，在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筑大兴城，第三年遂迁入新长安城。

参见：隋灭陈之战

隋文帝意图南下消灭南朝陈，采纳高颎的策略，干扰陈的农业生产，破坏陈的军事储积，使陈损失惨重。隋文帝于隋与突厥之战胜利后，开皇七年（587年）十月废除西梁。次年发动灭陈战争，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秦王杨俊、河清公杨素为副帅、高颎为参谋、王韶为司马，兵分八路攻南朝陈。

杨素率水军从巴东顺长江东下，与荆州刘仁恩军联合占领延州（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等上游陈军防御。由公安东援建康之中游陈军也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一带，为下游隋军创造有利条件。下游隋军主力乘陈朝欢度元会（即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钳击建康，与宇文述军包围建康。开皇九年（589年）二月，隋军攻入建康，俘陈后主，陈亡，江南三十个州，四百多个县，二百多万人口都进入了隋朝的版图，南北方在分裂三百年后终于再次实现统一。

开皇十年（590年）九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

参见：开皇之治

从辅政时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风习。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隋文帝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久长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他实行节俭，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他实行诛杀，因而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也就有助于节俭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对将近三百年乱局的结束是有重要意义的。隋文帝倡导节俭，节省了一定政府开支、废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苛捐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隋文帝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国，从此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隋朝建立的统一。

政治方面，隋文帝一方面躬行俭朴，一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由于隋文帝明白”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之道理，所以由他统治时开始，就提倡生活节俭，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隋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织成的衣领，居然搜遍宫殿，都找不到。躬行节俭，使人民负担得以减轻，有利于各项措施的推行。任用官员不限门第，唯才是举，通过考试以取士。隋文帝整饬吏治，曾派人巡视河北五十二州，罢免贪官污吏二百余人，裁汰了地方冗员约十分之三。他还宽简刑法，删减前代的酷刑，制定隋律，简要刑律，“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原汉长安城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汉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建新长安城。582年一月，隋文帝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因为隋文帝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取名大兴城，隔年三月竣工。

大兴城参考北魏洛阳城和北齐邺都南城，城池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里坊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里坊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城址落于龙首原上，北临渭河，南依灞水与浐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岗原起伏。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干之六爻，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根据《易经》，初九高坡代表“潜龙勿用”。九二高坡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大人”代表德位兼备的人，所以建设宫城作为帝王之居。九三高坡代表“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随时警惕居高位而不骄，处下位而不忧，所以兴建皇城让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九五高坡代表“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欲常人居之。

所以在这条高岗的中轴东西向，对称地建筑东面的大兴善寺（佛教）与西面的玄都观（道教），希望能借用神明镇压九五高坡的帝王之气。由于代表皇宫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所以皇宫只能布置在较低处的北边，然而北边有渭河相倚，也比较适合防御。“六坡”成为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朝廷和寺庙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城市的水道。这样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隋朝经济沿袭北魏的均田制，颁布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则分露四十亩。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役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等。此外隋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以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为积谷防饥，隋朝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隋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鉴于前代长期战乱，官书散佚，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凡献一书缣一匹。经一、二年，图书大备，整理后凡得三万余卷。为广置人才，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

军事方面，鉴于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北周、北齐。故隋立国后，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间，政治较为清明，人口显著增加，府库较为充实，外患较少，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开皇之治”。

隋文帝晚年颇受诸子的困扰。先是软禁三子秦王杨俊；接着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将长子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 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此消息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隋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不久后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在位前期国力仍然强盛，为了巩固隋朝发展，继位之初的隋炀帝便决定兴建首都大兴城，营建东京洛阳，开凿沟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保护归附外族。这些都提升了位于关中的隋廷对北方地区、关东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掌控力，使隋朝各地的经济、文化与人民能顺利交流，还诞生出经济重镇江都（今扬州）。带动中原与南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并对四周展开征讨，扩大了隋朝版图。政治制度上，还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并开始设进士科，最终形成科举制，这些都属创新的典章制度。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写道：“在隋文帝和杨广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隋唐大运河，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宇文恺等人于洛阳兴建东京（大业五年改为东都），以掌控中原与江南经济，在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国家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隋炀帝又注重洛阳的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遂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后，同年下诏迁都洛阳，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

隋炀帝营建的洛阳城，是为洛阳宫城（紫微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都城分郭城、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洛阳宫城和皇城偏隅郭城西北部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棋盘状里坊布局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该城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前后沿用500多年。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平定南朝陈期间，为了运兵南下，开始修建运河。平定陈后，隋廷为了提防之旧有势力及将江南的粮食运送到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又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并且在两岸筑御道，种植柳树护岸。所开的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业已干枯的旧沟，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开凿的。最终形成以洛阳为中心，首尾相连的几条运河。

584年，隋文帝为了将关东资源便利的运至关中，引渭水自长安开通到潼关的广通渠，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587年，为了兴兵伐南朝陈，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邗沟兴建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县）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时大规模发展运河，605年开通通济渠（又称汴渠）。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开始，循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黄河经汴水、泗水达淮河，经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等城市。同年又发十余万人再度修筑山阳渎，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以直达长江。610年，开筑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经吴州（今江苏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的钱塘江。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至此完成运河南段，隋炀帝还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由于北伐高句丽需要运输庞大物资，608年，发河北地区诸郡民夫百余万人开通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南至黄河，北接卫河直达涿州（今北京），完成运河北段。涿州便成为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的隋唐大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611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直达涿州。普通民船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洛阳位居运河中心，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货物集散地，成为隋唐经济重心；运河沿岸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隋唐大运河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建成后六百余年时间之内成为沟通南北双方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纽带。南北朝以来南北横析的地形。至此打破，它们对统一基础的奠定，无疑有帮助。隋以后，它们更成为唐帝国的经济命脉。

大运河将中国众多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这使得中华文明加速成为有机体的整体东方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 ，又以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河为四个组成部分，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加强了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隋朝时洛阳由于水路畅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加之隋炀帝调迁全国大量商贾和百姓入住洛阳城，洛阳人口达到五十万以上。

然而，由于隋炀帝急促兴建大运河，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而且他的目的不是利国利民的思想，所以功不抵罪。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

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一带）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到达焉支山后召开了一场“万国博览会”，会上吐屯设向炀帝献地数千里，炀帝大悦，以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大兴屯田。此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资治通鉴》评价：“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参见：隋末民变、瓦岗寨起义

然而由于隋炀帝急功好利，刚愎自用，不体恤下情，这些对经济和民生造成了破坏，激化了社会矛盾。徭役繁重，刑法残酷，以及穷兵黩武、纷繁的对外战争，例如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的三征高句丽，更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各地区也纷纷出现了水灾、旱灾和瘟疫，老百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但与此同时，隋炀帝还三下江南，六巡塞北，耗尽了民力。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反抗已经不可避免了，最终引起隋末危机。

大业七年（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王薄率众于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县）发动叛变，抵制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唱出著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山东地区，不久被隋军镇压。大业九年（613年），刘元进据吴郡，自称天子，向海明也在扶风称帝，但他们没坚持多久，同年就被剿灭。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举兵起义，达官子弟踊跃参加，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发动叛变，隋朝统治集团也开始分裂。

河南有翟让、李密的瓦岗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在李密建议下，攻破要塞金堤关（今河南省荥阳市），打下荥阳诸县。义宁元年（617年），瓦岗军又攻破距都城洛阳的粮库兴洛仓。由于李密擅长作战，翟让让位给他。李密自封魏公，国号魏，以洛阳洛口为根据地。随后占领回洛仓，直逼都城洛阳城下，然而内部猜忌使得李密杀翟让等人，最后投降越王杨侗。

河北有窦建德的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窦建德领导河北叛军转战河北各地，占据河北冀州部分地区，两年后自封夏王。与此同时高昙晟、高开道也在河北的怀戎、渔阳割据。江淮地区以杜伏威、辅公祏较强。大业九年（613年），两人在齐郡（今属山东省）举兵叛乱，随后南下江南。大业十三年（617年），占领高邮，切断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与北方的联系。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

参见：江都之变、李渊

隋朝在此局势下迅速土崩瓦解。早在616年，隋炀帝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自己率众前往江都。他下令筑丹阳宫，计划迁都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多是关中和中原人，不愿意长居江南，加上江都粮尽，人人都想逃回中原。大业十四年（618年）4月11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杀隋炀帝，拥立隋炀帝侄子杨浩为帝。不久宇文化及又杀杨浩自行称帝，国号许，年号天寿，设置百官。隔年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

大业十三年（617年）5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丞相，进封唐王。

大业十四年（618年）6月12日，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6月18日，李渊正式称帝，国号唐，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洛阳都城留守“七贵”在得知隋炀帝死讯后于6月22日拥立隋炀帝次孙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即隋末帝，次年（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废黜杨侗，两个月后弑之，隋朝亡。唐并之崛起。

参见：隋朝行政区划

隋灭陈后，疆域东起辽河、北抵大漠、西至敦煌、南据交趾，大业元年（605年）又吞并林邑，不久林邑复国，大业五年（609年）时隋朝一度吞并吐谷浑、伊吾，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余。西到且末，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国势号称极盛。

隋朝行政区划有两次重大变化。隋代地方上分为州、郡、县三级，隋文帝基本统一天下后，鉴于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已经混乱不堪，废除天下郡置，改为州县二级制，以州直接统县，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隋炀帝继位后，不久将所有的州改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190个郡，1255个县。隋朝州的长官每年年底都要进京述职，称为朝集使。朝廷则派司隶台官员或别使巡查省地方。

江都（扬州）、余杭（杭州）、巴陵（岳阳）、新安（歙县）、彭城（徐州）大致位置，并不完全重合，仅作参考。

参见：五省六曹制、隋朝官制

隋文帝即位后，废除北周附会《周礼》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府”，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

隋朝的中央官制为“五省六曹制”，五省包括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和内侍省。其中秘书省掌书籍历法,内侍省则是专门的宦官机构，两省较少涉及国家政务；实际的中央行政机关为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下设吏、度、支、礼、兵、都官、工六曹。唐朝仿此而设立三省六部制。

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事无不总”，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

隋炀帝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了中央集权，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最终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等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周律法有时松，有时严，不好掌握，导致刑罚混乱。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元年（581）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北周等旧律，制定法律。开皇三年（583年），又让苏威等人加以修订，完成了《开皇律》。《开皇律》以北齐《河清律》为底本、参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简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优点而成。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规定对十恶者要严惩不贷。《开皇律》分十二卷，500条，刑罚分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二十等。废除了鞭刑、枭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

参见：隋朝军制、府兵制

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诸卫，统率军府宿卫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设置司卫、司武官，统率府兵宿卫宫禁；又有武侯府统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设置中央管理机关为十二卫，此即十六卫的前身。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十二卫负责戍卫与征战，戍卫分为内卫与外卫。有战事时，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指挥官，组成作战组织。例如隋灭陈之战因为战区较大，行军元帅有隋炀帝、杨俊及杨素，由隋炀帝统一调度。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将十二卫扩充成卫统府的制度，这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加强中央侍卫力量以及分散诸将权力。卫统府有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分别为：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四府不统府兵，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十二卫率领外军，属于左右翊卫的骁骑卫军、左右骁卫的豹骑军、左右武卫的熊渠军、左右屯卫的羽林军、左右御卫的射声军和属左右候卫的佽飞军。左右翊卫兼领内军。内军指左右翊卫的亲、勋、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之兵，均由达官子弟担任。

隋文帝对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将北周官职品级制度和文臣武将都纳入同一个等级系统内。开皇十年（590年）颁布关于将军户编入民户的命令，军人除了自己本身军籍，还可以同家属列入当地户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调，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它任务。这个命令减轻中央朝廷经济负担，并且使军人能够和家属同住，也扩大朝廷兵源，堪称兵农合一。

隋文帝将全国各地区划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下设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总管：晋王杨广镇并州、秦王杨俊镇扬州、蜀王杨秀镇益州、韦世康镇荆州。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镇守要害。军区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东南九府，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镇爨族之南宁；之后又增加遂、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做法，并且发展成“道”的军区或监察。

参见：租庸调制、均田制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 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隋朝仓储布帛动辄数千万匹，说明当时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何北、山东历来是纺织业中心。北齐曾在定州（河北定县）设置绸绫局。相州的丝织品“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纹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细绫。而青州（山东青州）自古就有“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之称。隋代四川的织锦业，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织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隋代青瓷的烧造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选料比较精细，捏练技术有所改进，使瓷土得到较好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烧造过程中变形和损坏率有所降低。安阳出土的开皇十四年（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603年）卜仁慕中，有许多生活用具、俑群和明器等，是用青瓷烧造的，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白瓷的烧造技术在隋代也有突出的进步。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在西安出土的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大业六年姬威墓以及张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这批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

杨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高50尺，可以拍击敌船。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船，种类很多，有龙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其中尤以龙舟制作最精，高 45 尺，阔 50 尺，长 200 尺；船身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 120 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可见制作技术是很高的。

南、北两朝，钱币轻重极为紊乱。南陈有五铢、六铢、鹅眼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北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隋文帝即位，力求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各市都置样钱，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世称“隋五铢”。前朝旧钱一律废除。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百姓称便。灭陈以后，陆续在扬州（治江都，江苏扬州）立五炉，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汉市）立十炉，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炉，依定样铸钱。隋文帝刑法严厉，不许私铸钱流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隋炀帝时，私铸钱又盛行，一千钱只重二斤，后来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钱贱物贵，币制大乱，一直乱到亡国。

商业的繁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全国市场扩大，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东西两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为是国都所在，所以城内“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都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纷纷要求入丰都市交易，得到炀帝的允许，于是“先命整饰店肆……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一记载反映了在商业繁荣背后的虚伪和社会的不公平。

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以及南海、豫章、荆州、蔡州、岐州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

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有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而西北陆上贸易尤其发达。为了发展西北陆上的商业贸易，隋炀帝派裴矩驻于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当时以敦煌为总出发点的西北陆上交通贸易通道有三条：一是“北道”，在天山北路，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菻（叙利亚）；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过葱岭，又经鏖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到达波斯；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越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到达北婆罗门（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到达拂菻、波斯等西亚、欧洲各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主要是与南洋诸国以及日本、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南海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城市，这里“多犀象、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不仅是进出南海诸国的最大口岸，也是通往西亚、欧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

585年，隋文帝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检查后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奏行输籍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一次，《隋书·食货志》说，从此地方官无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检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此后历年检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数不多。至609年，隋炀帝又一次大检查，得丁二十四万余，新附口六十四万余。这次所得，约合585年所得的半数，其中还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见隐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设北方历年所得新附口数，为一千万左右（约二百万户），也还远不合606年的户口数。除非606年户口数出于构，否则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在南朝士族势力最大的江南地区。如果这个推测还不算远离事实的话，那南朝陈旧境户数当在三百万以上，口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户口数，说明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凡属于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负担朝廷规定的课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592年，史籍叙述隋朝廷的富饶说“度支官奏称，府库都藏满，不能再藏，只好堆积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东地区，本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这种富饶景象，据史书所记，曾一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经七百多年，再见于隋文帝时，实行节俭政治的皇帝，历史上确是极稀有的。

隋文帝前期主张调和儒佛道思想，并且主张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的文学思想。他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各地纷纷广建学校，中原地区学者众多，儒学一时兴盛。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到隋朝时没有统一的经典，使得科举制度在明经考试方面仍然困难。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开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同时下令营造寺塔五千余所。隋炀帝时虽然恢复各地学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时最著名的儒生有刘焯、刘炫，二刘学识丰富，受当时儒生景仰。然而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统治者。

王通是隋末大儒与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谥为“文中子”。他主张执政者应该先德后刑才能让人心服；提倡儒道佛三教应该共同相处，而不是互相抵制。又主张天人之事与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等思想。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续六经》与《文中子中说》。他的孙子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程朱理学影响深远。

当时的佛教其中最兴盛的天台宗主张止观说，而禅宗主张顿悟说。止观又称为寂照、明静，主张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专注于特定对象，并产生对于该对象的正智慧。顿悟为“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主张凡事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

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有差别，所朝《隋书·儒林传》记载：南人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朝继承北朝学风，知名学者有隋朝初年的牛弘、还有后来的刘焯、刘炫当时并称“二刘”，王通等。

牛弘著有《五礼》，刘焯著有《五经述义》，刘炫有《五经正名》。王通曾聚集第子的有子河汾之间，世人称他为“文中子”，著一”《中说》。降朝政治上的大一线出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主张以儒为主，授引信道人儒，预言了三教融合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趋势。

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唐朝中叶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著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且实用。由于南朝艳丽的文学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学大多承袭梁陈学风，没有新的突破。

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居然不过十余人。杜正藏所著的《文章体式》，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号为“文轨”。甚至连高句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这使得南朝文学流行到外国，影响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朴实文学。李谔建议不能依文藻华丽而录取人才。然而隋炀帝又提倡华丽的南朝文学，他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也是一个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宫乐歌》。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

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切韵》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完成。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讷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该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集韵》等书中。

目录学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存书籍，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讲究将“教”、“观”两者发挥到极致并圆融一体，认为法界无相，万物一体。止观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论宗因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著称。主张世间、出世间的万有诸法，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

隋朝早期佛教进入极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一度成为隋朝国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即位，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文帝还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造像106560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隋炀帝时，朝廷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智者大师受戒，成为佛家弟子。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隋文帝十分崇佛，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江南区域远离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缚影响较小，思想相对开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隋朝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起来，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潘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

隋朝的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杰出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20多人。展子虔以画台阁、车马、人物见长，他的《游春图》是中国国内已知的现存最古的名画，被认为是山水画的始祖。

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发展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同时被召入朝，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新的风格。他们除画寺院壁画外，还画卷轴画，专长于人物、车马、楼阁及山水配景。现存展子虔的惟一遗作《游春图》，是用勾勒刷法，着大青绿，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这证明了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彻底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早期幼稚阶段，使山水画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画中山水占了重要的地位，反映出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趋向。元代汤垕所著的《画鉴》，指出《游春图》是山水画的始祖。

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都是隋朝的宗教画家。他们曾经同时在长安光明寺小塔作壁画，郑画东壁、北壁，田画西壁、南壁，杨画外面四壁，当时人称为“三绝”。有一次郑法士要求看杨契丹画稿，杨引郑至朝堂，指着宫殿、人物、车马说：“此是吾画本也。”可见他们的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是很强的。于阗（今新疆和田）画家尉迟跋质那，当时人称他为“大尉迟”善画西域人物，画面上有阴影晕染，即所谓“凹凸法”。这种画法始于南朝的画家张僧繇，对后来的绘画影响很大。

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

隋朝的音乐，初期受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宫廷乐歌。也都杂有“胡声”。隋平陈后，得宋、齐的旧乐，设置清商署来管理。隋炀帝时，设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至于乐器如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筚篥、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流传过来的。在当时已经知道音阶有七音而非五音而已。

隋朝的音乐家有牛弘、郑译、万宝常等。而著名的是万宝常，他原是后梁人，跟父亲归降北齐，后来他的父亲想要逃回江南而被杀，他也被没入官府充当乐户，过着奴隶的生活。到隋朝时，他曾指出郑译所作音乐的缺点。他还写成《乐谱》64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创造。后来万宝常因受到大官僚苏威等人的排斥，得病饿死。临死时，由于气愤，遂烧去自己的著作，只被人抢出一小部分。

何妥也是隋朝著名的音乐家。何妥是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人，他还擅长哲学。592年，以国子博士受命制定正乐，当时诸重臣议论纷纷，万宝常也参与讨论，然而一时没有结果。最后何妥用计让隋文帝采用黄钟宫而解决了纠纷。何妥又为隋炀帝作御车“何妥车”。著有《乐要》、《周易讲疏》等书籍。当时隋文帝受胡音与南朝“亡国之音”困扰，为了制定正乐召集牛弘、辛彦之与何妥等人整顿音乐，产生符合隋朝一统天下的国乐。当时重臣郑译、苏威与何妥等人讨论许久而没有定论。万宝常虽然表达意见，然而身份低下，其建议不被采用。不过他取得隋文帝的同意，以他所提的“水尺律”来调制乐器。他的音乐在当时被说成是“西域之乐，乃四夷之乐，非中士所宜行也。”《隋书·音乐志》也把八十四调误认为是郑译的理论，实际上这是万宝常的研究成果。

隋朝科技情况如下（右图为赵州桥）：

自十六国时起，黄河流域汉族民众长期遭受非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虐待，要求恢复汉族政权。汉士族也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经取得统治权的各族，失势后陆续融合到汉族里，与汉族成为一体，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权，主要依靠汉族，本身并无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灭北齐后，汉族势力更有极大的增加。

隋文帝父亲杨忠，系出华阴杨氏，是士族中高门，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这些条件使得一群关西士人在周宣帝临死时，便合谋引他入宫辅政，总揽大权。他的主要谋士李德林和高颎（音窘 jiǒng） 都是山东士人，他通过二人取得山东士族的支持。581年，隋文帝灭周，建立隋朝。隋文帝在辅政时，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较为宽大。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宇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人愿望的。周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灭，因为隋文帝已获得民众的归心。他即帝位后，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礼》，表示上继西周，实际是想行用一种与汉，魏官制完全隔绝的制度，同时令百官穿着鲜卑服装，称呼鲜卑姓字（如隋文帝姓普六如，字那罗延），希望汉族在复古形式下，逐渐鲜卑化。隋文帝恢复汉、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复了汉族政权。

参见：隋与突厥之战

突厥沙钵略可汗因其妻为北周千金公主，以为北周复仇为借口，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于十二月攻占临榆镇。并联络各部，准备大举攻隋。开皇二年（582年）春，杨坚调整部署，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在洛阳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以秦王杨俊为尚书令；在益州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以蜀王杨秀为尚书令；并不断调兵遣将加强北方各要地守备，以御突厥。在元景山部击败陈将陆纶水军，攻占损口、沌阳，南朝陈被迫归还胡墅、遣使请和后，又诏令高颎撤军，与陈朝结好，准备发兵北击突厥。杨坚利用突厥各可汗间的矛盾，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建议，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先后派出使臣结好西面的达头可汗和东面的处罗侯（沙钵略之弟），以分化、削弱沙钵略的力量。

开皇二年（582年）五月，沙钵略可汗率本部与阿波可汗等各可汗兵40万突入长城，分路攻掠北方要地。隋军曾分别在马邑、可洛峐击败来犯突厥军，但未能阻止其攻势。十二月，突厥大军深入到武威、金城、天水、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大掠牲畜、财物等。在周桨之战隋军顽强抗击沙钵略主力后，突厥达头可汗不愿继续南进，引兵自去。长孙晟乘机通过沙钵略之侄染干诈告：铁勒等反，欲袭其牙帐。沙钵略恐其后方生变，遂撤兵北返。

隋朝经三年防御作战，争取了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反攻准备；而突厥则因隋之分化、离间政策，内部矛盾加深，加以灾荒严重，其势愈加不利。三年春，沙钵略再率各可汗兵南犯。四月上旬，杨坚下达“清边制胜”诏令，命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率隋军主力20万人分道反击突厥，以从根本上击破沙钵略，稳固北部边防。隋军先后在白道、高越原、灵州、和龙等地各个击败突厥各部，并乘机说服阿波可汗归隋，进一步促成突厥内乱，使沙钵略与阿波等相互攻战不止。四年春，达头可汗降服于隋。秋，沙钵略因屡为隋军所败和阿波军不断攻击，也向隋求和称藩。隋军反击突厥获胜，北部边患基本消除，解除了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

大业元年（605年），因契丹人侵扰营州。隋炀帝诏令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兵去讨伐契丹。突厥启民可汗派二万骑兵，听命于韦云起指挥讨伐契丹。韦云起把两万突厥骑兵分为二十营，分四道一同进发。每营相距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韦云起命令没有公事派遣不得驰马，行军途中一个突厥纥干违犯了韦云起的军令，被韦云起斩杀并持其首以示众。从此突厥将帅拜见韦云起，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视。

契丹本是依附突厥的，所以对突厥骑兵并没有多少猜忌防范之心。韦云起率军进入契丹境内后让突厥兵士诈称他们是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人做交易，并严令有敢泄露营中有隋使者斩。契丹人不加防备，韦云起率领突厥军前进到距契丹营地一百里的地方又假装转向南方以蒙蔽契丹人。夜里又率军折了回来继续向契丹营地进发。离契丹营地只有五十里的地方韦云起命令部队结阵而宿。天刚刚微亮，契丹还处在梦乡之中。韦云起命令二万骑兵一起急驰突然向契丹大营发起进攻。结果可想而知，战果辉煌。“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契丹人从此对隋朝服服帖帖，朝贡不断。

韦云起把俘获的契丹女人和畜产的一半赏赐给突厥人，把其余“胜利品”都带回隋朝。隋炀帝闻讯后大喜，招集百官高兴地说：“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师奇谲，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谔，朕今亲自（推）举之。”韦云起被升任为治书侍御史。

韦云起孤身一人前往突厥借兵两万并运用计谋击溃契丹人，堪称有勇有谋。这样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古人云：“以蛮夷伐蛮夷”计之上者也。隋炀帝只派一人，就取得俘获敌人四万人的辉煌战果。用突厥人打败契丹人，把中国“以胡制胡”的战略方针发展到极至。

高句丽位于东北亚，隋灭南朝陈后，高句丽平原王即备战防御隋军来犯。开皇十七年（597年）高句丽婴阳王率众万余人攻辽西。隋文帝借此发动大军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然而路徒险恶，死伤惨重，隋文帝只好退兵。随后婴阳王遣使请和，双方和平。

后来隋炀帝继续走隋文帝受挫的旧路，大业三年（607年）由于高句丽与突厥联盟，隋炀帝于大业八年（612年）、大业九年（613年）与大业十年（614年）对高句丽发动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第一次东征高句丽遭受惨败，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人民负担，导致日后隋末民变的发生。

百济于隋文帝开皇初年遣使入隋，封为余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隋灭南朝陈时，有战船漂入海中，百济供给丰厚物资送回，并派使祝贺隋朝统一。隋炀帝攻高句丽时，百济亦曾在境内调动军，声言会协助隋军，实际上却是对高句丽保持友好，有意在两国之间图。新罗于开皇十四年（594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为“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隋炀帝在镇压杨玄感起兵后，不顾内外危机四伏，于大业十年发动第三次攻高句丽之战。二月，隋炀帝下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三月，幸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时，由于国内纷乱，所征之兵多数未能按期到达。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今辽宁大连金州区）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时高句丽因连年倾国之力与隋朝作战，已困弊不堪，无力再战，又见隋军突破重重防线，高元大惧，乃遣使请降，并将叛隋投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明帝接受了高元的投降，且国内烽烟四起，遂于八月初四班师还朝。

隋代琉球可能是琉球群岛，也可能是台湾岛及澎湖群岛，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曾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琉球。因言语不相通，抓住一人，取其布甲而还。次年，炀帝又派朱宽到琉球去招降，琉球不从。于是派遣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琉球国。

隋军大海航行一个多月后才抵达琉球国，陈稜率大军顺利登岸。陈稜曾经从南海诸国招募士兵，其中有昆仑人能懂琉球语，于是陈稜派其招抚。琉球不从，拒抗隋军。陈稜命张镇周为先锋进攻琉球人。琉球国王欢斯渴刺兜遣兵与隋军抗战，被张镇周频频击败。陈稜率主力进至低没檀洞，琉球小王欢斯老模率军出战，被陈稜击败并斩了欢斯老模。于是隋朝大军分为五军一路攻至琉球国都。琉球国王欢斯渴刺兜被迫亲自将出战又被隋军击败。隋军随即攻入琉球国国都，并乘胜追击至流求军栅，攻拔之。隋军斩杀了琉球国王欢斯渴刺兜，俘获其子岛槌，并摧毁琉球的宫室。“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陈棱把琉球俘虏带回隋朝。隋炀帝大喜，把琉球俘虏赏赐给百官，加赏陈棱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大业四年（608年）冬，隋炀帝授右翊卫将军薛世雄为王门道行军大将，命他在西域伊吾国内修建一座伊吾城，并派吏部侍郎裴世矩共同前往经略。薛世雄乃大隋名将，凡所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深得明帝喜爱。隋炀帝曾夸奖他：“世雄廉正节概，有古人之风。”

薛世雄与突厥的启民可汗约定联合集兵进攻伊吾国。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后，启民可汗因顾失约没有到。薛世雄将军并没有退缩而是毅然决定孤军穿越茫茫沙漠直捣伊吾国，此时正直冬季西北地区正处在天气恶劣风沙猖狂之时。薛世雄进兵神速，势如天降。伊吾人根本就没想到隋军能来，所以都没做防备。当听说薛世雄率军已越过沙漠，兵临城下之时。伊吾人惊恐万分，不得不请求投降。薛世雄震服伊吾后，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筑了一座新城号“新伊吾”，裴世矩告谕西域诸国：“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筑）城伊吾耳。”薛世雄命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领一千多名士兵戍守伊吾屯垦戍边。然后率军班师回朝。隋炀帝大悦，薛世雄因功进位为正议大夫，并赐物二千段。

隋朝在伊吾国设立了伊吾郡和柔远镇，薛世雄兴建的“新伊吾城”成为隋朝控制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参见：隋与吐谷浑之战

吐谷浑比突厥人文明一些，处在半游牧半定居阶段。其首都在青海湖西四十五里的伏俟城。控制着丝绸南路河西走廊主干线青海道，此路是当时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最长的陆路交通干线。吐谷浑人还占据着西秦故地。

负责西域事务的裴世矩在《西域图记》中说：“伊吾、高昌，鄯善，亚西域之门户也。总溱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炀帝要畅通丝绸之路深知占据吐谷浑之地的重要性。大业三年派遣吏部侍郎裴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入朝，明帝亲自与他们积极策划打击共同西域贸易的竞争者吐谷浑。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再次运用“以胡制胡”之战略，派裴世矩游说铁勒诸部，使他们攻击吐谷浑，吐谷浑被突袭而大败。吐谷浑可汗伏允向东逃走，逃入西平境内，遣使向隋朝请降求救。明帝派遣安德王雄领兵出浇河，许国公大隋名将总领军事的宇文述率军出西平“应降”。宇文述率军浩浩荡荡的抵达临羌城，吐谷浑可汗伏允面对隋朝大军心惊胆战不敢投降，率领残部向西逃窜，宇文述统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引兵追击，接连攻下曼头、赤水两座城，斩三千余级，俘获吐谷浑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回师。

大业五年（609年），明帝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命银青光禄大夫刘权率军出伊吾道，与吐谷浑军相遇，吐谷浑人被痛击狼狈逃跑。隋军追至青海，虏获千余人，乘胜攻下吐谷浑国都伏俟城。明帝命令刘权继续率军进攻占吐谷浑，曼头、赤水两座重要城池，并在赤水大破吐谷浑，击溃吐谷浑军主力。伏允率众保覆袁川。明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仅仅率数十骑潜藏于泥岭之中而逃走，吐谷浑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来归降，其中六万余人被斩杀。

隋炀帝的此次亲征，彻底的征服、占领了吐谷浑。彻底的打开丝绸之路，畅通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震服了西域各国，从此西域各国对中国朝贡不断。隋书赞曰：“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

参见：朝贡、遣隋使

隋朝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杨广即位后，奉行的对外政策是：“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在他恩威并施的着力经营下，四夷归顺，八方来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为了宣扬国威，对外开放，隋与西域、中亚地区、南洋诸国以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联系密切，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后，“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高丽、百济、新罗、倭国，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政权，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一时东京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成为世界中心，“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炀帝对此也颇为自得。但在阔气排场之下，则是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和人民负担的急剧加重。

隋与西域、中亚地区的交通颇为发达，比西汉的“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发展。以敦煌为总出发点，通往西域中亚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北道，即天山北路。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南），渡北流河水（今中亚锡尔河）到拂菻国（今叙利亚）。一条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过葱岭（帕米尔），由中亚到波斯（今伊朗）。一条是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从鄯善经于阗（今和田）过葱岭到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隋炀帝时，曾深李是出使波斯。后来又深韦节、杜行满出使中亚各国。当时，西城商人多至张掖交易。隋炀帝令裴矩前往武威和张掖设立驿馆。接待西城商人和使者。大业中，中亚、西亚地区30余国相率遣使朝贡。可见隋朝的强盛和影响之深远。隋朝特设西域校尉，专门接待他们。

隋朝时，与南洋诸国的关系也有发展。当时，隋朝以南海（今广州）为主要进出口岸，与南洋各国发展海上贸易。东南亚各国的商人云集南海。隋与林邑（今越南）来往较多，仁寿年间双方发生过战争，但大部分时间友好相处，林邑使者来隋朝贡不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今泰国），受到赤土国十分隆重的接待。这是中国与赤土联系的最早记载。此后，赤土、真腊（今柬埔寨）、婆利（婆罗洲）等十余国先后遣使来隋，受到隋朝热情接待。

林邑地处今越南中南部，且多珍奇宝物，大业元年炀帝委任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负责征伐林邑，在此之前刘方已平定交趾。

大业元年（605年）一月，刘方率舟师主力至海口（林邑入海处）。林邑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隋军击溃逃散。三月，刘方率军进至阇黎江，林邑人据南岸立栏栅，意图阻止隋军渡江。刘方命令兵士盛举旗帜，雄击金鼓而进。隋军旌旗招展鼓声震天，强大的阵势与军威完全把林邑人惊惧了从而溃逃。刘方随即指挥大军渡过阇黎江。行至三十里，林邑人乘坐着大象，从四面八方围聚而来。妄图与隋军决战，威震住隋军。刘方忙命令士兵们用强弩射击大象，大象被纷纷射中受伤而溃乱逃跑，林邑人的军阵被受伤的大象践踏冲乱。刘方乘势指挥精锐之兵发起进攻，林邑军溃散。隋大军全线发起猛攻，大获全胜，只是抓着的俘虏就以万计。此次战役波澜壮阔场面宏大，隋军骁勇善战表现出无畏无惧的英雄气概。

刘方率大军一路向南追击，屡战屡胜，战无不胜。于是济区粟，度六里，前后逢贼，每战必擒。隋军进至大缘江，林邑人又据险为栅，被击破之。并追过了马援铜柱以南。随后隋军又向南追击了八天，终于抵达林邑人的国都。夏季，四月，林邑王梵志被迫弃城奔逃到海上。刘方率隋军进入林邑都城，缴获林邑人都是用金子铸成的庙主牌位十八枚。“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刘方命令刻石记录了这次征伐的功绩后班师还朝。

隋军此次过于深入南方，作战长达数月之久，从冬季打到夏季。班师回朝途中正处炎热的夏季，隋军士兵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加上长途跋涉，士兵们很多染上疾病，死去十之四、五。刘方将军也染上了病不幸死在回军途中。杨广得知消息后痛心为之惋惜，下诏褒奖赞美刘方将军。诏曰：“方肃承庙略，恭行天讨，饮冰湍迈，视险若夷。摧锋直指，出其不意，鲸鲵尽殪，巢穴咸倾，役不再劳，肃清海外。致身王事，诚绩可嘉，可赠上柱国、卢国公。”

隋朝初期，朝鲜半岛三国高丽、百济和新罗都是其藩属国，它们通使朝贡，接受册封。日本也有非经常性的通贡往来，不过它在与隋皇朝的交往中，往往不愿被视为藩属国家，而是想竭力维持一种对等的地位。

一、朝鲜

隋时，朝鲜半岛有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分立。开皇初年，高丽王高汤每年遣使入隋，关系友好，隋文帝加封高汤为大将军、高丽王。隋平陈以后，双方关系疏远。开皇末年和大业年间隋与高丽曾发生战争。但隋朝与新罗、百济基本维持和平友好关系。开皇初，百济王余昌遣使来隋贡方物，隋文帝加封余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大业年间也常遣使来隋。开皇中，新罗王金真平遣使来隋贡方物，隋文帝加封金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大业年间每年遣使朝贡。

二、倭国

隋朝与倭国（日本）的关系也有发展。开皇二十年（600年）倭国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来隋。大业三年（607年）多利思比现又遣使者小野妹子来隋朝贡，并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次年，场帝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受到隆重款待。以后倭国又派使者随裴世清返阴贡方物。这样的友好往来，增进了两国的友谊。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

隋朝还和欧洲许多国家进行商业交往，在打通丝绸之路后，大大刺激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中原的商品还远销欧洲，罗马、波斯等许多西亚、欧洲国家的商人居住在大兴城，很多欧洲国家的使节前往大兴城朝拜。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