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戍边，读音：tún kěn shù biān 。屯垦是驻扎下来开垦田地的意思，而戍边顾名思义就是在边疆守卫的意思。不过通常两个词一起用都是强调后一个意思的。

“屯垦戍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以军屯和民屯为主。

早在西汉时期，汉政府就总结了西征失败的教训，开始“置校尉，屯田渠犁”，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条件。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又进一步扩大，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也是维护西域社会安定和发展西域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自汉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把屯田作为统一、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中，唐、清两朝屯田规模最大，收效最为显著。

唐朝自贞观就开始对西域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在东起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西至碎叶川(今楚河)，南抵昆仑山，北达准噶尔盆地的广大地区进行屯田，使西域的屯田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唐朝盛世之时，屯田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为了有效地管理屯田，中央政府在尚书省工部设屯田司，置屯田郎中，主管大唐屯田政令；在各地置“营田使”，管理地方屯田。而西域地区的屯田设置，与军事紧密相连，设置的军使、都督、节度使不仅担负戍边重责，还必须管理屯田。屯田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管理机构之完善，是唐代在西域屯田的特点。

清朝时期的屯田与收复边疆的战争密不可分。清朝前期，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为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清朝政府开始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地屯田。“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当清朝统一新疆后，屯田得到很大发展，遍及新疆。屯田已成为开发边疆，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措施。道光时期，在平定张格尔、玉素普之乱以后，清朝政府改变政策，召集流亡，兴办屯田，自然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以民屯为主。解决内地一些地方人口过剩问题，移民边疆成为了清代新疆屯田的主要目的之一。清代在西域的屯田得到空前的发展。后来还出现了遣屯、回屯等形式多样的屯田。

《西域图志·屯政》记载：自汉代实行募民徙塞下的屯田之法后，“屯政”日升，“凡有军兴，必修屯政”，然而汉唐之屯政，专为养兵，而未能“兵民并济”，“师行则举，师旋则废”是其屯田的局限所在。只有清代的屯田“战守兼宜”，更注重对边疆的开发和建设。

以屯田为重要手段对西域进行开发和建设，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祖国西北边防。这是历朝历代“屯垦戍边”的意义之所在。

屯垦戍边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历代王朝屯垦戍边活动的回顾与总结不仅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屯垦戍边是中国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极富中国特色，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屯垦戍边早在秦代即是秦王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在岭南和河套地区移民屯垦戍边，其规模前者是50万人，后者则是设置44县进行安置，为维护边疆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书载“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②即是对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记载。正是看到了秦王朝移民实边所取得的效果，进入汉代之后，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治边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汉代的屯垦广布于西北、北疆、东北等地区，一方面为汉王朝解决了军队的补给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维持边疆稳定保持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赵充国利用屯垦顺利平定西羌反叛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③有了秦汉两朝的成功经验，汉代之后的各王朝，包括众多割据政权都将屯垦戍边作为其治理边疆的重要政策。隋、唐、宋、元、明、清更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

2．新疆屯田三个阶段的划分，反映出一个普遍的规律

通观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兴衰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举凡在西域实施稳固统治者，其在西域的屯田也都卓有成效；反之，举凡西域屯田成效显著者，其在西域的统治也多牢固，二者相辅相成，联系密切，互成因果。从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西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三朝时期是西域屯田的大发展时期，而且代表着西域屯田事业三个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其在西域的统治也相对稳固，其他王朝则是在这三个王朝的基础上效果逐减，甚至一无建树，其在西域的统治多充满着挫折，甚至是被迫放弃了对西域的统治。从史书的记载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各王朝国力的强弱、西域政策的进取与否，以及西域屯田事业的发展程度。西汉、唐、清三王朝在立国之初都普遍面临着来自于北疆或西北疆的重大威胁，而强大的国力又为这些王朝解决这些威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这些王朝都将对西域的统一和统治作为解决威胁的当务之急，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政策。在积极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这些王朝又都将屯田作为统一和统治西域的重要措施而加以实施，不仅克服了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的弊端，使西域地区一直保持着一支足以巩固其统治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些驻军因为屯田的开展也不会给当地各民族增加负担，同时大量民屯人员的进疆也改变了西域地区的民族构成，更加有利于实施对西域的治理。与这三个王朝相比，其他王朝则没能有效地发挥屯田在西域统治中的作用，而多是以西域远离中原、补给困难作为其缺乏进取性西域政策的理由。关于这一点，从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东汉王朝建立之初，西域诸国皆遣使者请求派遣西域都护，这本来是一个有利于东汉王朝统一西域的时机，但光武帝刘秀却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而加以拒绝。孝明帝时期，出于对匈奴用兵的需要，东汉王朝虽然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但又陷入了“三绝三通”的怪圈，其中主张放弃西域的理由之一即是“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不愿意“弃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④。从西域屯田发展的情况看，这种理由根本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只要积极地发展屯田事业，这些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东汉班超在的西域第二次统一活动，以及唐王朝后期吐蕃隔断西域和中原的联系后，而坚守西域的将士依靠屯田仍然能够抵抗吐蕃数十年之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我国历代王朝西域屯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边疆屯田是实施统一、治理的积极有效的措施，而边疆屯田及其所带来的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更加巩固了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

3．新疆屯垦戍边的特点

历代王朝在西域屯垦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几点：

一是时间长。西汉在西域屯垦113年，东汉在西域屯垦l28年，魏晋两朝在西域屯垦共96年，十六国和北朝各代在西域屯垦时间较短，隋朝在西域屯垦时间只有10年，唐朝在西域屯垦有160多年，五代和宋明两朝在西域没有屯垦，元朝在西域屯垦只有20年，而清朝在西域屯垦，从1716年开始，到1911年清朝崩溃，共经历了195年，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域屯垦时间最长的朝代。

二是范围广。清朝在西域的屯垦，东起哈密的塔勒纳沁，西到喀什噶尔，南抵和田的昆仑山北麓，北到额尔齐斯河以北的阿尔泰。24个屯区，分布面广。其中天山以北有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等14大垦区；天山以南有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巴尔楚克、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田10大垦区。它们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

三是人数多。西汉在西域屯军有2万余人，东汉的屯军有5000人，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时的屯军2000余人，元朝在西域的屯垦军民达5.7万余人，五代和宋明两朝，因没有屯垦故无屯军。清朝前期在西域屯丁共有12.67万人。

四是种类全。清朝以前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军屯。两汉时期，以军屯为主，只有少量的民屯和犯屯。魏晋时期，以军屯为主，其次是民屯；隋朝时，主要是军屯，其次有犯屯；唐朝时，以军屯为主，其次有民屯和犯屯；元初时，主要是军屯，其次是民屯。清朝在西域的屯田，不仅兴办了军屯、民屯和犯屯，而且增加了历史上所未有的旗屯、商屯和回屯。各种屯垦的规模，也都超过以往各代在西域的屯垦。

五是民屯为主。清朝以前，各朝在西域的屯田，主要是军屯，屯垦的主力都是从内地调往西域的边防军。清朝在西域屯垦的骨干和核心，也是在西域戍边的军队，但清朝在西域屯垦的主力，不是军队，而是民众。清朝军屯只为民屯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后来部分军屯转成民屯，民屯成了西域最主要的屯田形式。

六是各朝的战略重点决定屯垦的区域。西汉以来，历代在西域的屯垦，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各绿洲，天山以北地区屯垦很少，如唐朝，11个大垦区中，天山以南占了6个，当时三大屯垦中心中，龟兹、西州都分布在天山以南。由于历代政府长期集中在天山以南地区屯垦，更强化了新疆南农北牧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清朝开始重在天山以北屯垦，这是由清朝政府统一西域的战略大局决定的。清朝政府在天山以北长期布防军队，这批驻防大军需要大量军粮，因此清朝政府把屯垦重点放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选择。

纵观两千余年新疆屯垦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屯垦兴，则边境宁，西域兴；屯垦衰，则西域乱，外患内忧，民不聊生。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是千古之策，这是古人对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历史思考，是治国安邦之千古名言。

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开始在新疆(古称西域)进行“屯垦戍边”并历代相沿，其中尤以西汉、唐、清三朝为鼎盛时期。历史证明，“屯田兴则西域兴，屯田废则西域废”，屯垦戍边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千古良策。笔者认为，自西汉以来的屯垦戍边政策在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无疑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具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西汉：晁错上书开驻守西域创举

公元前169年，西汉政治家晁错给汉文帝上募民实边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屯垦戍边的理论。晁错在书中写道，从汉朝建立以来，匈奴不断攻掠北部边境，因此防守北部边境，劝农发展经济，已成为最紧急的两件大事。若保卫边疆的兵太少，敌人就会攻入，政府若不救援，会使边民绝望而降敌；若派军救援，从远处赶到边境，敌人早已逃走。边疆驻兵多，军费支出太大；若撤边兵，敌人又攻入。内地调到边疆的兵，每年换防，不熟悉敌人的情况，对作战不利。因此，为了有效地保卫边防，可从内地招募犯罪的人、奴婢、农民到边疆，与边疆驻军一起，平时种地，战时保边，以边疆土地供养边疆军民，以边疆军民保卫边疆安全。晁错认为，屯垦戍边不仅是利国利民、保卫边防的重要措施，而且是“利施后世，民称圣明”的长治久安之策。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主张，在北部边境创办了屯田。晁错主张以边疆的土地供养边疆的军民，以边疆的军民保卫边疆安全的屯垦戍边理论为后世举办军屯、民屯、犯屯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派军队到眩雷（今伊犁河谷中）屯田，这是我国古代中央政府最早在新疆创办的屯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政府“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此后至西汉灭亡为止的113年间，西汉中央政府曾组织两万多汉族军民在天山南北的西域都护府附近地区屯田50万亩。屯兵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国家供给，劳动产品全属官府。新疆的屯垦发展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

西汉统一西域以后，屯垦戍边的主导思想是经济和政治相统一。就经济因素来说，屯田的目的在于“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不仅使在西域驻防的汉军部队和官员的粮饷后勤有了可靠保障，而且减轻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就政治因素来说，屯田的目的在于巩固和发展西汉对西域各地的治理，进而巩固和维护西域的社会政治稳定。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的设立，不仅是汉朝统一西域的重要标志，也是汉朝通过屯田带来西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有效治理西域的重要标志。

西汉在新疆的屯垦，促进了新疆的统一，保卫了西北边防，推动了边疆的开发，加强了民族团结，增进了新疆和内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加速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为保卫边疆和开发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清两代：屯垦戍边大发展

唐朝在新疆的屯田，从公元630年开始到791年结束，前后历经161年。唐代在新疆的屯垦戍边主要有11大垦区。在北疆地区，有伊吾、庭州(今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遗址)、轮台(今乌鲁木齐市乌拉泊古城遗址)、清海(今石河子市乌拉乌苏乡)4地；在南疆地区，有西州(今吐鲁番市高昌故城遗址)、焉首、乌垒(今轮台县策大雅乡)、龟兹、疏勒、于阗6地；在中亚有碎叶(今哈萨克斯坦的托克马克)1地。除上述驻军千人至万人的军镇屯田外，在新疆的25个守捉城(驻军300人的边疆军事检查机构)、各烽戍(驻军几人至几十人的边防哨所)、各州县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屯田。

唐朝在新疆的屯田由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一领导，以军屯为主，还有民屯和犯屯。每屯种地5000亩，有兵500人左右，每兵种地10亩左右，实行供给制管理，产品全归官府。全疆屯军5万人，屯田50万亩。唐朝在新疆屯田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成效之显著，都超过了前代，是历史上新疆屯垦的第二次高潮。

唐朝在新疆大规模屯垦，确保了新疆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社会政治局面，对进一步巩固新疆在祖国版图中的地位，增进新疆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促进了中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丝绸之路的繁荣。

有清一代的新疆屯田空前发达，主要有26个垦区。清王朝在新疆屯田的兴盛，主要集中在乾嘉时期和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后这两个时期。乾隆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时就命令统军将领适时屯垦，“以省兵粮运费”。统一新疆后，便在新疆大兴屯田，以适应戍守的需要。屯田开始以军屯为主，并逐渐发展到民屯、遣屯（犯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1755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开始从内地调派大批军民到新疆，掀起大规模屯垦戍边的热潮，在天山南北、主要是在北疆地区大办各种屯田，其中伊犁和乌鲁木齐是两大屯垦中心。到

1840年，新疆各种屯田共有屯丁11万多人，男女总人口近50万人，垦地近300万亩。

1840年至1850年，布彦泰、萨迎阿任伊犁将军，新疆掀起了清统一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屯垦的高潮，新垦荒地125万亩，其中南疆72万亩，北疆52万亩。1864年后，新疆爆发战乱，浩罕国的阿古柏和沙俄乘机侵占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新疆各种屯垦遭到大破坏。1878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1884年建立新疆省。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发展民屯，1884年至1905年，全疆新垦荒地960万亩，乌鲁木齐变成新疆最大的屯垦基地和经济、政治中心。到1911年，新疆人口达到216.2万多人，耕地增到1055.47万亩。由于屯田的迅猛发展，使新疆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景象。

在古代新疆屯田发展史中，清代屯田无疑是规模最大、组织最为严密、成效最为显著的屯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在新疆开展的屯田活动，不仅对当时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一直影响到新疆的近代。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就说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早有认识。清代近300年的历史，是世界急剧变革和动荡的时期。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活动，帝国主义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强觊觎入侵、内部动乱及民族纷争的危局。不过，由于清朝在新疆广泛实施屯垦成效显著，基本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内部动乱及分裂活动。

巴里坤屯田帮助清朝统一新疆

清朝在统一中原、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把统一新疆提上日程。而在统一过程中，尤其是与噶尔丹势力的战争中，清朝逐渐认识到后勤补给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进击噶尔丹部，深入漠北3000余里，终于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追击噶尔丹的三路大军，仅用于运送粮草的大车就有7000多辆，每辆车用四匹骡马拉拽，使用畜力达3万匹，运粮队员1万多人，整个运送粮草的队伍浩浩荡荡达50余里。清朝最终消除准部势力，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达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补给问题。

为了统一天山南北，彻底解除噶尔丹的威胁，清朝开始在巴里坤屯田。巴里坤，水草丰美，地处天山东部的哈密北部，是进出新疆的门户，早在唐朝就已成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军进驻巴里坤后，将军席柱向康熙奏报：兵丁米粮不能接济，部队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于是，康熙发布诏敕命令，先让500名绿营兵在巴里坤专事耕种，给予口粮、耕牛、种子，并指派专人负责屯田事务。此后，清朝不断加强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营屯田兵，形成了周围二百余里的屯田区。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获了青稞21060石有余，解决了巴里坤大部分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乾隆统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经成为新疆屯田的示范区和粮食供给最重要的补给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达到1000名，屯种田地18700亩，不仅大量种植青稞，而且开始种植小麦、豌豆等作物，生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巴里坤屯田，不仅稳定了清军在新疆的边防阵营，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他们的军粮问题，为统一新疆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方基地和后勤保障。此后，清朝又陆续在哈密、吐鲁番地区屯田，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军长途运粮之累，最终使得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准部势力，统一了新疆。

屯田促进新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从巴里坤屯田开始，清朝揭开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开发过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清代以来中国史上先后有三大长征奇迹——锡伯族西迁、土尔扈特部东归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三大长征奇迹中，清朝屯垦新疆时期就占了两个。土尔扈特部东归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时期民族回归与社会融合的代表，而锡伯族从东北横跨近万里到伊犁屯垦的事迹更为可歌可泣。

锡 伯 族 ， 原 来 居 住 在 盛 京（今沈阳）一带，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20人，携带在册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这批锡伯族民众在满族官员率领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屯垦。途中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00余名，主要是后来追上的不愿分离的亲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婴儿。据传，当年乾隆皇帝曾亲口许下“六十年回故乡”的诺言，而今4个60年都已过去了，锡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个故乡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

除 锡 伯 族 外 ， 清 朝 从 乾 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甘肃的肃州、安西、高台、敦煌、张掖、武威、中卫等地向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乌垒、奇台、昌吉、奎屯、精河等地移民7586户，进行屯田。由清朝组织的新疆屯垦移民，不仅包括大量的八旗子弟移民、绿营兵、陕甘贫民，也包括新疆乌什、叶尔羌、和阗、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民众，这些维吾尔民众曾一度迁徙到伊犁等地进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垦移民一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共同生产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对于新疆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新疆官吏治理与新疆省逐步建立

新疆管理无小事，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因此，清朝非常重视在新疆官吏的选拔使用。乾隆皇帝就有意识地把他认为可堪培养、可委大任的官员派往新疆，他认为：如果能在新疆“随事尽心办理”，必定是能成大器的人，“朕必加恩特擢”，从而让在新疆的官员看得见前途与未来。因此，这些官员在新疆任职期间，大都兢兢业业，恪遵职守，为屯垦戍边、维护地方稳定尽职尽责。乾隆一朝，很多督抚大学士都有在新疆任职的记录，并且成绩显著。当然，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哪怕是撒谎诬陷，也要撤职查办。如，额敏和卓是乾隆皇帝非常欣赏的新疆地方官员，并委任其总理南疆事务。有一次，额敏和卓来京向乾隆报告说，喀什噶尔城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为人贪婪，常常以权谋私。乾隆马上让人调查此事，结果是噶岱默特不仅没有以权谋私的事情，而且受人拥戴，这件事是额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愤。虽然额敏和卓在乾隆统一新疆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乾隆对额敏和卓仍予以免职处分，让他回到吐鲁番“安居静养”。

新疆屯田管理不仅为清朝政府培养了大批重要干部，而且还促进了新疆州县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统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府，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随着屯垦尤其是民屯的开展，甘肃、陕西等地民众不断进入新疆，屯垦地域逐渐扩大至整个天山北路。为加强对这些屯垦区民众的管理，清朝逐渐设立民治机构。从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推动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的新疆省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省的建立结束了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体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制一体，政令一致，有利于新疆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

新疆土地得失，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

清代后期，新疆的土地有失有得，或者是失而复得，但都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19世纪中期，以沙俄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大肆侵略，大清帝国割地赔款，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等地，以及西北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入俄罗斯之手。这些被分割出去的地区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没有进行屯田移民。就新疆而言，虽然清朝十分重视伊犁屯田，但也仅限于伊犁九城周围、塔城一带，而对于更为遥远的巴尔喀什湖一带，仅是羁縻而已。所以，当俄罗斯1862年在北京与清廷谈判割地条约的时候，俄方坚持中俄西北的边界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伦之外尽作为应给之地”。所谓“卡伦”，就是清军在边界常设的哨所。清朝在巴尔喀什湖、斋桑湖、伊塞克湖等水草丰美之地，既没有常设的驻军更没有进行移民屯田，因此，在沙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中国西境的三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地区。为收复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新疆敌情及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在战争中尤其注重解决战争后勤补给问题。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筹运粮饷，整顿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左宗棠在哈密的四个月时间里，组织军民大力改善天山的运输通道，修筑盘山路，并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粮草的困难。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张曜在哈密屯田积粮成效显著，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当时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在观看了部队军容军貌和后勤准备后感慨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在逐渐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屯垦开发活动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他设立善后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并收留清军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从而使新疆一度中断的屯垦又逐渐恢复起来。《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这个成就的取得，是与屯垦戍边的传统和实践分不开的。

新中国：创新现代屯垦戍边制度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历史充分证实了屯垦戍边事业在国家统一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和使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把维护新疆的政治经济稳定，巩固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作为开发新疆的根本，从这个原则出发，新疆的屯垦戍边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1952年2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疆人民解放军二、六军大部分，五军（民族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共10.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了举世无双的农业生产大军，担负起征服荒漠、开发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历史重任。

1954年10月7日，根据王震、王恩茂两位将军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建设的兵团组织，一个世界上的特殊建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兵团除原驻疆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外，又接受了来自山东、河南、四川、广东、江苏等地的支边青年及知识分子，下辖10个农业建设师，一个工程建筑师，两个生产管理处。这是我国自汉、唐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屯垦戍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现代屯垦戍边制度的一个伟大创新。到1966年底，兵团职工总数已达80.86万人，耕地面积达80.86万公顷，粮食总产达72.3万吨。在“文革”的冲击下，兵团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到1999年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个师（局）、173个农牧团场，5036个工交商建企业和大批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单位，分布在全疆16个地州市境内，成为一个拥有240万人口，规划面积近亿亩，耕地面积达1600万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垦区。

兵团在50多年的发展中，正确处理了“屯垦”和“戍边”的关系，妥善解决了兵团在新疆发展中的定位问题，使得兵团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如今，新疆每3亩土地中就有1亩是兵团人开垦的，兵团以其占新疆1/7的人口，生产的粮食占全疆的1/5、棉花超过1/2，并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和新疆最大的油料基地。

50多年来新疆兵团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新疆兵团在开发建设新疆中的作用，1994年中央在给祝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肯定地指出：“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央支援地方，内地支援边疆，民族相互支援，推动新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