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伯（468~525年），字仕休，青州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北魏时期大臣，齐郡太守贾道最的儿子。

贾思伯，汉朝太傅贾谊之后。十世祖贾诩，曹魏太尉；九世祖贾机（贾玑），从武威郡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迁徙到齐郡长乐。

贾思伯幼时聪慧，十岁能诵书诗，早年和弟贾思同曾随北海人阴凤学习。工草隶，善辞赋。21岁时，释褐奉朝请，接待南齐使者，稍迁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中书侍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随北魏孝文帝南征。

宣武帝即位，以侍从之勤，转辅国将军、河内太守，因非其好也，不拜，改授鸿胪少卿。正始三年（506年），母亲去世丁忧，去职；服阙，以持节军司的身份，随任城王拓跋澄围攻钟离，兵败退却，负责断后，拓跋澄认为他是文人，很可能遇难，贾思伯竟安全归营。拓跋澄称赞他说：“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但贾思伯却说自己因为迷路才凑巧脱险，绝不夸能表功；“时论称其长者”。除荥阳太守，有政绩，迁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不久，父亲去世，丁忧离任。除服，后除征虏将军、光禄少卿，仍拜左将军、兖州刺史。

孝明帝即位后，征为给事黄门侍郎，迁右将军、凉州刺史。贾思伯以凉州边远，不乐外出，辞以男女未婚。改授太尉长史、安东将军、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朝事，俄转卫尉卿，参与明堂建造规格讨论，久议不决。贾思伯上《明堂议》，提出了合理的方案，否定了戴德《礼记》中的记载和东汉蔡邕的见解，广征博引，论据确当，学者无不赞同。后升任太常卿、度支尚书、都官尚书，又被太保崔光推荐为侍讲，教授肃宗读《杜氏春秋》，“言约义敷，旨高辞远”。他虽官高爵显，但仍勤学不懈，并能“倾身礼士”，虽在街途，也要“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他对人说：“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谈。。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摄都官七兵二局，真殿中尚书。加安东将军、青州大中正。太保崔光病重，推荐他担任侍讲，侍读冯元兴一起教授年幼的孝明帝，读《杜氏春秋》于显阳前殿，“言约义敷，旨高辞远。”。贾思伯性格谦和，礼贤下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

孝昌元年七月十六日（公历525年8月20日），薨于洛阳怀仁里，年五十八。十一月归葬于青州，追赠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使持节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谥号文贞，寿光城西南4公里的李二庄。

南北朝时，北魏有个贾思伯，小时候因家境贫困，为了求学，和弟弟一起，拜北海的阴凤为师，总算能够“亲聆教诲”，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当他们完成学业，临出师的时候，因交不起学费，结果被那位“恩师”恶狠狠地剥去衣服，扣下被褥。对此，贾思伯没有记恨老师，离开老师后仍然求学不止。他知道，世界上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能因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就荒废了学业，更不能因为学到一点知识，就满足现状。正是由于他懂得这个道理，不仅学有所成还作了官。贾思伯作官以后，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特地赠送给他一百匹细绢，并准备了车马接他去作客。阴凤先生感到十分惭愧，不好意思去见贾思伯。

后来，贾思伯担任都官尚书，太保崔光病重期间，上表推荐贾思伯去做侍讲，于是他便进宫去给孝明帝讲授《杜氏春秋》。贾思伯在年少时虽然懂得经学，但自从做了官以后，学业有所荒废。“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了这个时候，他重新发愤学习，专门请了一些学者，日夜给他补课，甚至走到街上，见了学者，也会停下马，诚心诚意地接受学者的指教，没有一点厌倦的神色。由于贾思伯有“活到老，学到老”精神，知识越来越广博，后来当上了中书侍郎，深受孝文帝的器重。

十世祖：贾诩，曹魏太尉；

九世祖：贾玑，曹魏驸马都尉、关内侯

伯父：贾元寿，中书侍郎，追赠青州刺史。

父亲：贾道最，青州主簿兼任中正、齐郡太守。

夫人：刘静怜，长广人.

弟弟：贾思同，字仕明，襄州刺史、散骑常侍、七兵尚书、侍中，赠右仆射、司徒公、营陵文献公。

儿子：贾彦始，东魏淮阳太守。

《北史.卷四十七》

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寿，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思伯自奉朝请累迁中书侍郎，颇为孝文所知。任城王元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累迁南青州刺史。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业竟，无资酬之。阴凤遂质其衣物。时人为之语曰：“阴生读书不免痴，不识双凤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昭帝时，拜凉州刺史，思伯以边远不愿，辞以男女未婚。灵太后不许，因舍人徐纥言乞得停。后除廷尉卿，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

案《周礼》，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案《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其《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谓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矣。”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案《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

学者善其义。后为都官尚书。时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虽明经，从官废业，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言。思伯与元兴同事，大相友昵，元兴时为元叉所宠，论者讥其趋势云。卒，赠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