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台诏》，又称“轮台诏令”，是汉武帝刘彻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诏书。武帝在其中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同时仍要求各级官员提出补充武备的方法。诏书原文载于《汉书·西域传》，事亦见《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到其晚年，崇信方术，造承露盘等以求长生不老，又任用江充，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死事者数万人。经济上，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和肆意挥霍，国库空虚，民众不堪压迫，发动暴乱。军事上，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刘屈牦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后刘屈牦被腰斩，李广利妻被下狱。李广利闻讯恐遭祸，欲再击匈奴取得胜利，以期汉武帝饶其不死。但之后兵败，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种种打击，使刘彻心灰意冷。就在这个时候，搜粟都尉桑弘羊等人上奏，请求在轮台屯田。武帝为此颁布《轮台诏》。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对众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随后在田千秋的建议下斥退方士。六月，提拔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此外，又因为桑弘羊等人上奏请求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屯田，遂下《轮台诏》表明态度。但也有学者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所为狂悖”等语出自《汉武故事》 一书，不可据信。另外，《汉书》将拔擢田千秋为丞相之事系于《轮台诏》下达之后，也与《资治通鉴》有所不同。

汉武帝在《轮台诏》中，深陈既往遣李广利北伐匈奴之悔，否定了部分臣子主张将战争继续升级的屯田轮台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指出安定生产的重要性。但同时，武帝也要求各级官员提出补充战马、补充武备的方法。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以前曾有官员奏请对百姓每一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以接济边疆费用，这是要迫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可是又有人要求派兵到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过去开陵侯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的留在京城的子弟都首先回到本国，征集牲畜食物迎接汉军，又主动征发士兵，共几万人，由各国国王亲自率领，合围车师，降伏了车师国王。各国士兵因此精疲力尽，无力再到路上为汉军供应食物。汉军攻破了城邑，得到很多食物，但是，士兵们即使每人装得满满的，这些食物仍然不足以支撑汉军完成战事，强壮的军人吃尽了牲畜，体弱的军人死在路上竟达数千人。朕调用酒泉郡的驴和骆驼驮运粮食，前往玉门关外迎候军队。官兵们从张掖郡出发，路途不算很远，却还是前后人马分散，很多人因此滞留不前。

过去，朕不明智，因为军候弘曾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前后足，放在城下，骑着快马说‘秦人，我把这些马送给你们’”，又因为汉朝使者在匈奴久留不回，所以就发兵，并派出贰师将军，打算借此为使者壮威。古时候，卿大夫一起谋议时，要借助于用蓍、龟占卜，不吉利便不实行。以前，朕将捆马书展示给丞相、御史、二千石级朝官、各位大夫和郎官中学问渊博的人，并拿给郡和属国的都尉成忠、赵破奴等人看，他们都认为：“敌寇自己捆住自己的马，再没有比这更为不祥的啊！”有人则认为：“匈奴人是想借此显示强大，用我们不足的东西显示他们绰绰有余。”查阅《周易》，找到《大过》卦的九五爻，从中得出推断：匈奴将要衰亡。公车召请的方士和太史观星望气，还有太卜用龟、蓍占卜，都认为很吉利，匈奴必定失败，时机不可再得。又说什么‘北伐遣将率军推进，在鬴山定能取胜。’为各将领算卦，结果是贰师将军最吉利。因此朕亲自指令贰师将军率兵下鬴山，诏令他绝不要再深入。如今，计谋、占卜和吉兆全都与事实相违背。重合侯马通俘获了敌寇的刺探情报者，他们说：“匈奴听说汉军将要到来，派巫者在汉军所经过的各条道上和水中预先埋下牛羊，用来诅咒汉军。单于向天子送马皮衣服时，往往叫巫者进行诅咒。把马捆住，是用来诅咒汉军的出兵行动。”另外，他们占卜的结论是“汉军有个将军不吉利”。匈奴经常说：“汉朝极大，但是不能忍耐饥渴，失去一只狼，便会逃散千只羊。”

后来，贰师将军失败，士兵们或死、或被俘、或逃散，此悲此痛，时常萦绕在朕心中。有人请求在遥远的轮台屯田，想要建起烽火台，这是使天下人受惊和劳累，而不是优待百姓啊。朕不忍心听到这种话。大鸿胪等人又商议着企图召募囚徒去陪送匈奴使者，堂堂正正地将这种人封为侯爵，作为对匈奴愤怒的回应，就连五霸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况且匈奴得到投降者后，往往提取他们，进行搜身，盘问他们所听到的事。如今边塞涣散，有人擅自逃出塞外，竟无人禁止，堡垒的长官派士兵出去猎捕野兽，贪图皮肉之利，士兵被逼得困苦不堪，烽火陷于荒废，即使出现了以上过失，在送上来的文书中也不见反映，直到以后有投降者来，或是捕到敌俘，这才知道实情。当今正致力于禁止苛刻残暴现象，制止对百姓任意敲诈，努力发展农耕，贯彻对养马者免除赋役的法令，对军队只填补缺额，保证军备不荒废而已。望各郡和各王国二千石级官员将多献畜马的良策和补充边疆士兵缺额的建议进献出来，随同政绩报告一起，在朝廷进行对答。

史学界对于《轮台诏》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轮台诏》可谓是“轮台罪己诏”，它意味着汉武帝刘彻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感到悔恨，标志着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但也有观点认为，《轮台诏》并非“罪己诏”，其所调整的仅是在西域的具体政策，是班固、司马光等史学家夸大了该诏的意义。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前89年）罢遣方士，并于其后下《轮台诏》，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武帝一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守文”。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

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中期的《论轮台诏》一文。该文探究武帝晚年内外形势，论及武帝、太子集团矛盾昭宣中兴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

有观点认为，《轮台诏》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同时，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也并没有从穷兵黩武转变为“守文”。

这方面的观点，古已有之。例如宋代王应麟在总结昭、宣二帝时期汉朝的政治状况时即讲到：“昭帝幼，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绳下益峻。……宣帝好观《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泽斩焉。……以刑名绳下，以法律为《诗》《书》，帝之治体可见。”

在田余庆《论轮台诏》发表后，仍有学者认为“汉武帝仅从伐车师、苦边卒两个方面作了很不彻底的罪己监察”。师从田余庆的陈苏镇也指出：“《汉书·西域传》夸大了武帝悔过的内容，夸大了轮台诏的意义，也夸大了由此引起的历史转折的幅度。”辛德勇于2014年发表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后又扩充为《制造汉武帝》一书及增订本，除对《轮台诏》和汉武帝晚年政策详加论述外，还扩及巫蛊之祸等，认为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刘彻形象是经过司马光有意塑造的。他的相关论述引起较大反响，支持与反对的意见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