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泳徽（朝鲜语：민영휘，1852年—1935年），朝鲜王朝后期的外戚权臣，朝鲜日治时期的贵族、资本家。初名泳骏，字君八，赐号荷汀，1901年改名泳徽。本贯骊兴闵氏，是朝鲜高宗李熙之王妃——闵妃（明成皇后）的远房侄子。早年以外戚身份参与朝政，并成为闵妃集团执政后期的首脑，也是“事大党”的代表人物。1894年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建议借兵中国，因而引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他也因此下台，一度流亡中国。归国后主要投身经济领域，并逐渐亲日。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他接受了日本的子爵爵位，完全投靠日本，被后世韩国政府定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

闵泳骏（闵泳徽）是闵斗镐之子，从宗法上来说，他是骊兴闵氏三房派（闵妃所属支派）之长房闵蓍重的七世孙。但从血缘上来说，他不属于三房派，而属于立岩公派，闵泳骏的生祖父闵致友是闵端显之子、闵致久之弟，也就是骊兴府大夫人（朝鲜高宗生母）及闵升镐、闵谦镐的叔父，被过继给闵端显之兄闵丕显，而闵致友之子也就是闵泳骏的父亲闵斗镐又被过继给闵蓍重的五世孙闵致叙。另一方面，闵泳骏血缘上的曾祖父闵端显被过继给三房闵维重的曾孙闵百述，血缘上的从叔闵升镐又被过继给闵维重的五世孙闵致禄，成为闵妃的养兄。总之，闵泳骏本来与朝鲜高宗的母家都是骊兴闵氏立岩公派后裔，血缘相近，但因为多次过继而转入闵妃所在的三房派，并分属长房和三房。

闵泳骏生于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朝鲜哲宗三年）五月十五日，光绪三年（1877年，朝鲜高宗十四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庭试文科丙科及第，历任艺文馆检阅、承政院注书、侍讲院兼说书、司谏院正言、弘文馆副修撰等职，凭借闵氏外戚身份参政。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壬午兵变”时曾作为闵姓外戚的重要人物而被起义军民破坏了家宅，自己也出逃外地。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发生甲申政变，闵泳骏曾请求清军驻朝将领袁世凯出兵镇压开化党。翌年升任礼曹判书，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又升任参议内务府事、都承旨。当时他与闵泳焕、闵泳韶、闵泳达并称“闵氏四巨头”，是骊兴闵氏外戚干政的代表人物。

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5月，闵泳骏被任命为驻日办理大臣，成为朝鲜王朝第一批驻外使节，在他出行前闵妃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送宴，象征着他在闵氏中高贵的地位。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初归国后，于翌年被任命为平安道观察使，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又被任命为知经筵事、江华府留守、协办内务府事。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回京任刑曹判书，此后历任礼曹、工曹判书，并兼任汉城府判尹。光绪十七年（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由经理使兼吏曹判书升任练武公院办理。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任内务府督办、统营使、宣惠衙门堂上，翌年任兵曹判书、亲军经理使、议政府左赞成。

闵泳骏是继闵泳翊之后闵氏外戚的首脑人物，他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又深受闵妃的宠爱，自己也很会讨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和闵妃的欢心，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贵，亦是事大党的代表人物之一。但闵泳骏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史书记载：“泳骏以聚敛固结人主，专权既久，四方辐凑，百姓鼎沸，府第之闳丽，姬妾之淫侈，傔从之豪纵，自有势道以来所创见。而田园租税至百万石，以三国甲富登播于中国新闻纸，其亦丑矣。”对于闵泳骏的恶行，他的后台袁世凯并非不清楚，袁世凯曾向清廷这样报告道：“妃从堂侄闵泳骏有肆应才，知韩君妃利欲熏心，每以聚敛生财等计立效献媚，韩理财诸臣罕能及者。……所有国内财政、进退官吏及诸要政，皆由泳骏操其柄，其君妃卖官鬻爵，亦悉由泳骏经手。权势熏赫，门前如市，不特举朝无足与衡，即议政相臣亦屏息以听。惟聚敛已久，众怨丛归，韩王以贪渎声闻，心亦渐厌，特以妃故，卒无如何。”由于闵泳骏是“事大党”，效忠中国，唯袁世凯马首是瞻，所以即便他臭名昭著，袁世凯依然利用他以控制朝鲜，终于闯下弥天大祸。

闵泳骏也不是没有一套治国的方法，面临朝鲜社会动荡、民乱不断的局面，他大力提倡恢复古礼。他主政平壤时，就编了《乡礼三选》一书，而后又在全罗道、庆尚道等地推广乡约和乡饮，但地方官不顾民众感受，强制施行，反而激化了民怨，也没有抑制住社会矛盾的爆发。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时，东学党发动甲午农民战争，起义军势如破竹，连胜官军，并在四月二十八日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直逼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东学党提出了“尽灭权贵”的口号，又在给官军将领洪启薰的呈文有“上奉国太公”之语，使人们猜测闵氏政敌——兴宣大院君和东学党有勾结。时任兵曹判书兼宣惠衙门堂上的闵泳骏感到末日已到，想去找袁世凯求援，高宗和闵妃也鼓励他去与袁世凯联络。但闵泳骏又有些犹豫，因为他害怕清朝军队一旦来朝鲜以后，日本会借口《天津会议专条》出兵朝鲜，引发更大的祸乱，就把这些忧虑当面对闵妃说。闵泳骏话还没说完，闵妃就将东学党的呈文扔给闵泳骏，呵斥道：“庸奴！吾宁作倭俘，不忍复当壬午事，我败汝辈灭，毋多言！”结果闵泳骏就频繁和袁世凯接洽，商讨借兵中国之事，袁世凯爽快地说：“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泳骏闻后大喜，立刻上报高宗李熙。尽管当时朝中金炳始等老臣坚决反对借兵中国，但在高宗和闵妃的支持下，最后决定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阳历6月3日）正式发函向清政府乞援。

果然，日本海陆大军也赶到朝鲜，与清军形成对峙，战争阴云密布在朝鲜半岛上空。由于闵泳骏长期以来的贪虐激起了民变，又因其提出借兵主张而惹出了乱子，所以人们对他的新仇旧恨一时激发，不少人主张“剥夺闵泳骏的官位俸禄，没收全部财产并流放荒岛”，更有甚者要求“杀闵泳骏以谢国人”。到五月十八日左右，闵泳骏亦与袁世凯产生矛盾。就连骊兴闵氏外戚集团内部也有很多人对闵泳骏极其不满，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诸闵氏之中，闵泳焕、闵泳达两氏专门反对闵泳骏；闵应植亦不赞助闵泳骏，只要得到机会就试图夺取其权力，则是昨年以来之事。此次将民乱之原因归咎于闵泳骏之专恣贪虐者甚多，特别是借来清兵一事，本为袁、闵二氏内定，并为众所确认，因而愈加归罪于闵泳骏，以致诸闵争斗更加厉害。据探报，清日两国军队之入韩，诸闵皆将其罪归于闵泳骏并大加斥责，主上姑且为之回护。又闻闵应植、闵泳骏二氏相互争权，泳达、泳焕、泳桂、泳喆及李宪植等左袒闵应植，而左袒闵泳骏者仅泳奎一人而已。”

在诸多压力下，闵泳骏被迫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六月十日辞去宣惠衙门堂上的职务，闵妃集团的势力也随之衰落。到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日本军袭击景福宫，扶植兴宣大院君上台执政，闵妃集团彻底垮台。闵泳骏作为闵氏家族的头号人物，成为怨府而遭到清算。高宗下旨称闵泳骏“专事聚敛，归怨肥己，此不可寻常置之，远恶岛安置”。接着命义禁府将他逮捕并发配到全罗道灵光郡之荏子岛，后来又批准池锡永的弹劾，要将他与闵妃另一亲信真灵君（金昌烈母）明正典刑。但是闵泳骏却早已逃之夭夭，北上投奔中国，在碧潼郡遭遇清军炮队，因为他在任平安道监司时剥削百姓，千夫所指，于是不明真相的清军将他押往平壤，并被左宝贵等清军将领拷打，从他身上搜出纸币30余万元，银子4000余两。后来由于现任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为他求情，再加上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发电阻止，闵泳骏才恢复自由。当年八月，清军在平壤战役中战败，闵泳骏随败军逃回中国，其间在朝鲜定州一度被日军掳获，但又被清将吕本元救出。此后遂躲在中国，投奔闵泳翊，并辗转烟台、天津、上海等多地居住。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七月，随着闵妃集团的重新掌权，闵泳骏也被赦免。闵妃将他与被流放到乔桐岛的大院君之孙李埈镕进行交换，才能使他从中国归国。同年八月六日（9月24日），闵泳骏抵达汉城，随后又赴春川乡第。闵泳骏归国后，闵妃打算重新起用他为宫内府大臣，并在宫中为他举行洗尘宴会，然而宴会完毕后就发生了“乙未事变”，闵妃在宫中被日本人暗杀，闵泳骏复权之议也就中止了。九月二十一日（11月7日），金弘集内阁把闵泳骏抓起来，欲加以惩处，被日本特使井上馨劝阻。而后高宗下令闵泳骏“荡涤叙用”，并负责闵妃葬礼。但闵泳骏去春川蛰居，以求保身。建阳元年（1896年）初，号召“为国母报仇”的乙未义兵运动兴起，春川是义兵活跃的地域，风传闵泳骏为“暴徒”（义兵）主谋者，闵泳骏又急忙进汉城向金弘集辩白自己与之没有干系。不久后的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发生“俄馆播迁”事件，金弘集亲日内阁倒台，李范晋、李完用等主导的亲俄内阁成立。事件仅过3天，闵泳骏与其族人闵炯植就被亲俄内阁逮捕，随后以“豪强品官凌虐百姓”之罪流放乔桐岛10年。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对此分析道：

“抑今般事件（俄馆播迁）之最大目标便在于专为闵后报仇，如闵氏（闵泳骏）者率先党与之乃当然之事，反倒是对前内阁（亲日内阁）辩疏非暴动主唱者之旨，翻过来视其对新内阁（亲俄内阁）之举动，则更无共提携事之形迹。至于新政府借口其旧恶，处之以流刑，此岂能不令人怪讶乎？而仔细检讨其因由之所以，盖闵氏不仅对于前内阁的宽大处理迄今犹抱好感，且至事成之日便察觉新政府不能坚固永久地持续；于新政府而言，则恐闵族之余势至今未泯，一旦风云际会，新政府亦无能如之何，不外乎此二点也。由于当初李范晋之辈为运其阴谋、煽动地方之暴民时，先劝诱闵泳骏以通之共谋之事，意外的是闵氏斥之而不与焉，反而对前内阁表现出要身名洁白之举，从此点来看，足以窥知一端也。而李范晋之辈今虽成就其谋计，组织新之政府，然因闵族首领泳骏、炯植之辈存在，彼等之阴谋辄有暴露之虞，且无舆望、薄权势之新政府视泳骏等实为隐然一劲敌，因此遂处二氏以流刑也。”

后来在安駉寿等人的努力下，闵泳骏在3个月后被赦免。但安駉寿又劝欲东山再起的闵泳骏低调行事，闵泳骏听从，此后再未出任实权官职。他历任中枢院议长、宫内府特进官、掌礼院卿、奎章阁学士，大韩帝国成立后，闵泳骏（1901年发生金永准谋逆案，按韩国法律与逆贼重名者须改名，“泳骏”在韩语中与“永准”重音，故于是年改名“泳徽”）历任宫内府特进官、太医院卿、掌礼院卿、扈卫队总管、侍从院卿、尚方司提调、表勋院总裁等闲职或虚职，先后被授予勋一等八卦章、太极章、太极李花大绶章等勋章。

与此同时，闵泳骏也转向亲日。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回到朝鲜之际发表感想说：“从来觉得是举世无双的强国大清国，居然被到那时为止还极尽侮蔑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到此时才领悟到之前的想法是多么疏漏……听闻日军节节胜利，连余亦怀疑日军怎么会如此之强，于是乎余有所悟，发现确实应该依靠日本，清国不足依靠。余亦完全成为日本党。”他还表示自己有意游学日本。建阳元年（1896年）8月，他派人告知日本驻朝公使原敬，称他感激当初日本人力保他的恩德，将欲依赖日本。

光武二年（1898年），闵泳骏卷入了安駉寿的逼宫阴谋，蒙受牢狱之灾，后来虽然无罪释放，但其政治生涯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所以他开始投身经济领域。光武三年（1899年）闵泳骏巨额投资创办大韩天一银行（今友利银行前身），光武十年（1906年）创办徽文义塾（今韩国名校徽文高中的前身）。光武九年（1905年）11月日本强迫韩国缔结《乙巳条约》时，百官联名上疏抗议，闵泳徽被推为疏首，他却百般推辞，最后由其从弟闵泳焕担当。后来闵泳徽也上了一道反对《乙巳条约》的奏疏，但明显只是做样子而已。闵泳焕自杀殉国后，闵泳徽前去吊唁，被人轰走。

隆熙四年（1910年）3月，闵泳徽等人发起“政友会”，自任总裁，主张“韩日亲善”。同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订立，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闵泳徽被授予日本帝国子爵的爵位，后又任中枢院顾问，并发行卖国公债，彻底投靠日本。闵泳徽在日本的后援下，大发横财，成为了当时朝鲜的大资本家，而且是朝鲜日治时期的首富。在20世纪30年代，垄断金融、土地和不动产的闵泳徽与垄断国内贸易的朴兴植、经营采矿业的矿主崔昌学、经营棉纺业和土地的地主资本家金年洙并称朝鲜人中的“四大富豪”，闵泳徽居“四大富豪”之首。后来他于昭和十年（1935年）12月30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闵泳徽先是亲清派头目，后来成为亲日派一员，并且为官贪墨，聚敛财富，颇为世人所不齿，连朝鲜八道的儿童走卒都骂他为误国罪人、亡国之臣。到了现代，闵泳徽被列入2002年发表的《亲日派708人名单》之中，后又被收录进《亲日人名辞典》。2007年，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委员会将闵泳徽列入《亲日反民族行为195人名单》。2007年8月13日，“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举行第24次全体委员会，决定将闵泳徽等10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所拥有的156块共102.6万平方米（相当于市价257亿韩元，约合2.1亿元人民币）的地皮收归国有。闵泳徽的后代不服，曾在2004年12月以国家为对象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认可其在京畿道南杨州市内的1600多平方米土地的所有权，但因法院不予受理而放弃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