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潜（1903年9月10日—2000年9月27日）出生于四川华阳，祖籍江苏武进，公共卫生学家。

陈志潜历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卫生学会委员、名誉顾问，《中华卫生杂志》编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理事。

1954年，陈志潜参加了九三学社；

1984年，任学社中央顾问；

1988年，任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74—1986年，他连续三届任四川省政协委员。

1987年，被聘为华西医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1903年9月10日出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市双流县）。祖籍江苏武进，祖父辈早年入川经营小生意，遂在华定居。

陈志潜4岁时丧母，所幸继母马氏待如己出。父亲陈可大是清代的秀才，书法家，长期在仕宦人家教家馆。外祖父也是位老塾师，并为陈志潜的启蒙老师。从陈志潜记事起，家里就没断过重病病人。长年累月的药香也未能挽救他生母的性命，姐姐、弟弟、姑姑也长期患病相继夭折。与他感情笃厚的继母在支持他转入教会办的新式中学读书后不久，也患了重病，虽不断请中医切脉处方，病情却有增无减。万般无奈，最后由14岁的陈志潜陪着继母到当时法国驻成都领事馆附设的诊所，请西医诊治。诊所内精巧的器械，整洁的环境，医生细心的检查，显著的疗效，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使他暗暗立下了学习这种新医疗技术，用以治病救人、济世助人的志愿。

这时，上海《申报》有一篇评述中西医的文章，这位14岁的少年居然写信给作者——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李振翩，请求到长沙拜他为师，李振翩热情地回了信，建议陈志潜报考新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陈志潜遂即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信。不久，他收到一封全是用英文写的回信。他翻查着字典勉强把信读懂，信中写道：“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大部分是外籍教授，课程全用英文课本，并一律用英语授课。入学考试也全用英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英文口语。”读完信，他下决心要投考协和医学院。他的决心感动了家人，为了使他攻克英语关，继母拿出私房钱，托人到上海买来英文原版数学、物理、化学教科书，由粗通英文的舅舅每天来家辅导，还请来英文老师每周为他补习三个晚上，每星期天还要到一位英国传教士家强化英文口语。

经过三年寒窗的艰苦拼搏，17岁的陈志潜中学毕业了。1921年夏天，他随亲戚来到北京，投考协和医学院。

入学考试发榜了，自学成才的四川娃子竟名列榜首，和沿海城市的同学们一道迈入了远东医学最高学府的大门。在学习期间，他连续三年争得医预科奖学金，于1924年顺利升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本科。他的同班好友有朱章赓、钟惠澜、林巧稚、荣独山、施锡恩等。入了医学院本科，他继续享受奖学金，免交学费。他在课余兼任学生宿舍管理员并到院部会计室帮助工作，所挣之钱用于补充伙食和零用，直到1929年毕业。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标准建立的。对陈志潜影响最大的是公共卫生学主任教授J．B．兰安生（J．B．Grant）。这位被誉为社区保健及社会医学的先驱和公共卫生学的思想家与实践家，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劳动人民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了解。正是兰安生在教学中对中国农村保健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实行公医制度的设想，使陈志潜产生了献身我国农村保健事业的志愿。

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了一心埋头学习的学生们以极大的震动。在杨济时、贾魁、陈志潜、诸福棠等平时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的带动下，学生会迫使学校当局同意提前结束课程，允许学生们参加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爱国活动。

1929年夏，经过了8年的苦读，陈志潜临近了毕业。他对自己将来的道路早已作了抉择。他不留恋城市舒适的生活及优厚的待遇，在兰安生的支持和陶知行（后改名陶行知）先生的感召下，毅然与新婚的妻子王文瑾一道到南京郊区晓庄师范学校，担任了乡村卫生实验区主任。他在余儿岗开设了一个“夫妻卫生所”，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为农民防病治病。他自编了《农民卫生知识讲义》，给参加夜校的男女农民上卫生课，还带领并指导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实习，他为师范学校编写出版了一本《卫生教育讲义》，这对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勒令解散了晓庄师范学校。这年夏天，陈志潜经兰安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师于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M．罗森?（M．Rosenau）教授。同时，他还在麻省理工学院C．E．端纳（C．E．Turner）教授的指导下，进修健康教育学，于1931年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德国德累斯顿市健康教育中心，进修健康教育技术及方法学，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赶回来报效祖国。

1932年，陈志潜经兰安生介绍，接受晏阳初的邀请，到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建设实验区任卫生教育部主任，同时还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仅有的两名中国董事之一，并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负责辅导本科医学生和护理专业学生进行农村卫生的实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定县卫生实验区被迫全部停顿。陈志潜当时还兼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副教授及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城市与乡村卫生教育区主任，所以暂时回到北平。翌年，经沪、港，只身到长沙、贵阳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1939年5月，他受命出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1942年改称四川省卫生处）处长。回到阔别18年的故乡，他看到成都依然只有教会办的少数医院和诊所，国民党政府多年来没有为人民搞任何卫生建设。当时，侵华日军正对成渝和平居民区进行狂轰滥炸，他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数以百计的伤员组织救护、安置工作。

他得到教会医院、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和自沦陷区迁来的齐鲁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师生的大力支持和合作，挽救了不少伤员的生命。

陈志潜在日本投降前的几年中，为四川省的卫生建设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利用担任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和战时救济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和机会，为四川省从无到有建立起综合医院，传染病院，妇婴保健机构，护士、助产士和公共卫生人员培训中心以及供医学生和护校学生实习用的温江农村卫生实验区。他还争取到当时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为四川省大部分市、县，建立起市、县公立公共卫生机构80余处，这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北平协和医学院决定复校，聘请陈志潜为医学院董事，同时派他赴美国考察战后的公共卫生教育。1947年初，陈志潜回到四川，四川省政府决定要陈志潜为本省筹建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院。他便立即全力投入到重庆大学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当时，物价飞涨，时局动荡，课室、宿舍都需租借，这些都没有难倒他。他作为院长带领大家边筹建边上课，在克服重重困难中站稳了脚跟，并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陈志潜应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参与制订了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会议通过了在全国普遍进行农村卫生建设的决定。当他看到自己多年设想的农村保健事业即将逐步实现，感到十分振奋。为了农村的防病、治病工作，他爬山涉水实地考察，就地防治疾病，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带领自己亲手创建的重庆大学医学院的第一批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深入云南省西部芒市地区防治恶性疟疾和腺型鼠疫；到四川省广元地区防治麻风和梅毒病，并为当地中医举办学习班，用麻风病人实例讲授该?目蒲?诊断，破除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到四川省安岳县调查棉农农药中毒的情况。

1952年，重庆大学医学院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并入四川医学院，陈志潜任该院卫生学教授。1955年，他又被任命为四川医学院卫生系代理主任。

1957年，陈志潜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不再兼任卫生系代理主任，只保留卫生学教授职称。1958年，在“上山下乡除害灭病”的活动中，他与学生一起到川北山区剑阁县农村进行工作。

从1970年起他开始进行尘肺调查研究工作，1974年被任命为尘肺研究室主任。

1979年，他应邀参加全国医学及公共卫生教育座谈会，其后，赴加拿大、美国考察医学及公共卫生教育。

1981年，他受聘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1986年4月，82岁高龄的陈志潜还到四川省卫生模范县——什邡县作农村卫生调查，对农村各级卫生组织的建制、管理、医疗条件以及卫生保健、卫生防疫、卫生宣传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对农村各级卫生组织的发展方向、医务人员的技术培训、计划生育、药品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1986年7月，他在烟台市召开的中国农村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且被推选为该协会的名誉理事，同年，任四川省农村卫生协会名誉理事。

30年代，晏阳初在多年平民教育的实践中，总结出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并针对性地提出：以识字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采取家庭、夜校、社会三大教育方式，提高农民的知识、生产、健康和团结力的“四大水平”。

陈志潜到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后，为摸清基本情况，他们先做社会调查。定县全县有40万人口，6个区，472个村庄。每户农民年均收入银元50元，平均每人每年医药费约0．30元。全县只有县城内有两位没有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开业医生。约有一半的村子有半农半医的草医和识字不多的中医看病。当时定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32．1‰，出生率为40．1‰。新生婴儿死亡率为199‰，死因主要是：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痢疾、婴儿腹泻、肺结核、黑热病、白喉、伤寒、天花等。他们对2032例死亡原因的分析中得出：传染病患者占半数以上，有37%可以预防不发病，另有32%如经早治可以痊愈，恢复健康。所以，当时定县的卫生工作应采取以扎根基层，面向农村，保证广大农民享受现代医学科学进步的好处，而不能走过去那种由传教士医生在城市开设医院，等病人上门，光治不防的旧路。陈志潜采用了1929年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培训农村小学教师，为农民种痘、急救的经验，选了两个区13个村庄作试点，开始把酝酿了多年的农村保健网的设想付诸实施。他认为发展农村保健事业必须要由下而上，先在农村培训保健员。保健员的任务主要是从事预防疾病的宣传，种痘，井水消毒，用保健箱里的几种药品治疗沙眼、头癣，急救伤员，改良自家的水井、厕所，并向乡邻示范，还要对村里死亡、出生情况进行登记，对需要医生诊治的病人及时介绍转诊到区保健所。区保健所有医学院毕业的医生，除了主持每天的门诊外，还兼管全区的预防工作和对村保健员的辅导管理。区以上设县保健院，院内的医护人员都受过现代医学训练。县保健院设有50张床位的医院，收治区保健所转诊的危重病人。县保健院主持全县的预防工作，培训所需要的各种保健人员，并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学校教育及成人教育密切合作，开展卫生教育。定县农村三级保健网教学基地组织机构，如附图所示。

为减少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他们开展了妇婴卫生工作，分批为各村培训旧接生员，先让她们懂得发生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的原因，并学会在接生前剪指甲、洗手，用消毒敷料包盖脐带等。还要她们到村子里组织年青的母亲学习妇婴保健知识。

定县农村保健网到1935年已发展到6个区，有220名村保健员，约覆盖半数的村庄，这一年，县保健院收治住院病人600多人，共住院1万多天，做手术260例；6个区的保健所共治疗患者6．5万人次；220名村保健员做急救、治疗小病计14万人次，还给14万人种了牛痘。农民的卫生知识有了明显提高，很多人家改良了水井和厕所。不过几年的时间，这里的轻、重病人都得到及时而科学的诊治。农民们不再受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天花、黑热病等病的威胁，各种肠道传染病也大大减少。他们还经受住了1934年华北霍乱特大流行的考验，全县只发生少数几例，无一人死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整个保健网的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仅为0．10元（约折合0．05美元）左右，即使是比较穷的社区也能承受得起。

陈志潜早在30年代初就创造性地为极端贫困的华北农村社区找到了一个享受现代医疗保健服务可行的模式，避免了当时著名于世的苏联、南斯拉夫、印度等国模式在试图解决同一问题中出现的种种缺点或不足之处。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对国外类似实验的观察，提出了一些带普遍意义的、根本性的指导原则：（1）首先，必须通过调查了解并解决大多数群众的医疗保健需求，才能迅速得到最广泛的积极支持。（2）必须是用现代科学医学为指导的、防治并重的医疗保健系统，但不排斥、不否定群众对传统医学的选择和应用。群众经过慎重比较会作出最优选择。（3）要有适合当地的组织形式，如定县三级保健网。一切模式，特别是引入的外来模式，不可冒然大面积推广，必须先经试点严密实验，经改进调整，确实适合当地具体情况后，经过示范稳步推广。（4）在经济上应为当地农民所承受得起的。象定县的保健网人均仅0．05美元费用，虽为数甚微，若能集中起来有计划、有重点地使用，就能为全县农民办起一个有现代医学作后盾的医疗保健网。（5）要有一批对农村保健事业有认识、有适当技术、有事业心和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公共卫生人员担任骨干和领导。（6）在最基层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卫生人员，最好是受过短期训练的，经过扫盲，志愿为农民服务的本村不脱产的农村青年。他们在区保健所医师的监督辅导下，从事种痘、处理外伤、井水消毒、改良水井和厕所等有限的简单防治工作。（7）保健网的各个层次，都要有社区相应层次人士的赞助、支持和监督，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服务质量。（8）农村的卫生建设最好配合社会发展同步进行，如上述定县的平民教育的四大教育同时并举，可以收到相互促进的效果。特别是要配合进行有关的健康教育，启发农民自己起来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向危害自己健康的因素作斗争。群众有要求，有行动，事情就好办了。

定县农村保健网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许多卫生专家前来作实地考察，如国际联盟卫生处处长、南斯拉夫卫生部长斯坦帕，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的冈恩和该会驻远东代表鲍尔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端纳教授，维也纳大学的坦德勒教授，以及著名的记者斯诺夫妇等，他们对定县农村保健实验都有很高的评介。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也在1934年底决定在全国推广定县的模式。

陈志潜对基层卫生保健的认识比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计划早40多年。他所创立的定县农村卫生保健网，已作为一种模式，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普遍推广。陈志潜执著地追求，默默地奉献，在自己专业领域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他的成就受到国际卫生界的高度重视。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他撰写了《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录》一书。该书已用英文出版，由中华医学会推荐给第三世界国家作参考。

陈志潜早在20年代作学生时，就注意并从事社会健康教育工作。1926年（岁次丙寅）在五卅运动的激励下，协和医学院一些青年医生和学生，发起成立了“丙寅医学社”，创办了《丙寅医学》周刊，以提倡新医、公医制度，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增进民族健康为宗旨。参加的主要成员有诸福棠、胡传揆、朱章赓、贾魁、陈志潜等，由陈志潜担任周刊主编。周刊很快就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欢迎，在全国也颇有影响，在中国健康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5年中，陈志潜为周刊撰稿100余篇。以后他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带领医务人员、学生积极向群众作宣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陈志潜不仅是中国最早出国学习健康教育的专家，也是中国最早从事农民健康教育的前驱。他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卫生知识读本，翻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本《健康教育原理》 。陈志潜是中国健康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陈志潜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重庆大学医学院、四川医学院（今华西医科大学）任教期间，一直教授公共卫生学，并竭尽全力发展公共卫生教育。他在从事多年的公共卫生教育中体会到：（1）公共卫生专业学制过短及过早分化，造成卫生预防人员缺乏必要的医学科学基础，影响他们日后在工作中的决策能力和学术水平，从长远看是不可取的。（2）培训卫生预防人员必须要象培训临床学科医务人员有实习医院一样，有城乡社区保健的实习教学基地，才能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动手实干的公共卫生人员来。（3）卫生预防人员的工作对象是社会，是人群，因而在课程安排上应当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的课程。（4）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对国家卫生事业全局及长远策略的教育，培养学生关心民族健康，不贪图名利享受的献身精神。（5）不鼓励脱离实际的纯试验室“科研”，反对学习苏联或东欧和欧美一些国家，把公共卫生学院办成科研机构，引导学生只关心发表科研论文，一心想成名成家的偏颇的倾向。

陈志潜治学严谨，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心胸豁达，勇于开拓，善于采集各方面的优点和建议。他一贯坚持科学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他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为了广大农民能享有现代卫生保健，他长年深入基层，在实践中学，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终于创立了适合中国农村的三级保健网模式。

陈志潜对中国农村社区保健和医学教育特别是公共卫生教育作出了贡献。

中外评价

1、Dr. James P. Grant—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前主席 格兰特博士

“陈志潜教授致力于卫生工作50多年，对世界卫生工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些贡献至今仍在促进着中国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同样也在相当程度地改善着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幸福。”

2、Prof F.p.Lisowski—澳大利亚塔斯马利亚大学 利索夫斯基教授

陈教授是真正有远见的公共卫生工作者之一，他的事业对中国的卫生保健是一重要贡献。如有可能，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应重新命名为“陈志潜公共卫生学院”，这是他应得的荣誉。

3、赛珍珠—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陈志潜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4、Kerr L.whrite—原洛氏基金会健康部主任 卡尔·怀特

60多年前陈志潜教授就提出了高瞻远瞩的医学领导体系，这确实是一个世界纪录。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全球的医学专业人员展示了如何组织卫生服务才能够正确地适应个体和群体的医学服务需求。

5、Henrik and Marion Blum—亨利和玛利安.布隆门

最令人惊叹的是您远远领先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初级卫生保健”和“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在您40年前所展示的最初的实验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可增加的了。

6、Dr. M. Roy Schwarz—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主席 席瓦兹

自1929年起，陈志潜教授创造性地探寻解决中国农村卫生困境的途径。他所面对的问题促使他所建设的农村卫生组织围绕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概念：“初级卫生保健”。他提出的这个概念今天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初级卫生保健是全球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主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