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开放（越南语：Đổi mới、“刷新”之意）是指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政策，主要是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改革与开放。

1954年按照《日内瓦协议》，越南实行南北分治后，北方独立，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之路越走越窄：50年代时，越南北方人均的粮食已达360公斤，70年代减少至250公斤。

南北统一后，在南方进行极左、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越南的经济社会陷入空前危机：南北统一后，越南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80%的土地集体化，90%的企业国有化。将相当部分城市人口赶到农村（新经济区），“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虽然使得南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由于一些“左”倾错误思想还是破坏了一些南方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力。

1975年南北统一后，越共走了一条中国五十年代选择的建设道路，斯大林模式，和闭关锁国——朝苏联“一边倒”政策。包括南方在内全面实现公有制的结果，窒息了经济发展，对外战争以及与中越之战，使本来已极其脆弱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据统计，其国防开支最高时，达到政府财政支出的50%。

国际因素是，与西方以及中国关系全面破裂，苏联戈尔巴乔夫政权提出以“公开、透明”等为核心的改革目标，与西方缓和关系，减少了对越援助——不啻压垮越南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1986年，其通货膨胀达到接近800%的历史顶点，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越南是现代战争立国、战争治国的典型国家。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延续了整整30年（1945—1975），国力消耗殆尽。国家休养生息这口气还未喘上来，1978年便发动持续11年的越柬战争。对柬大规模用兵的第二年，中越战争爆发，零打碎敲，又整整11年，直到1990年2月打了最后一仗。持续打准现代化和现代化战争45年，不要说越南这样的纯农业国家，即便西方大国，也会将国家打个底朝上。所幸越共战争治国中，保住了政权。到1986年，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加之受联合国制裁，国际环境空前孤立。

还要看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是越共决心实施革新开放政策的促动因素。首先是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以及效果的示范作用。其次，是亚洲尤其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刺激效应。

失去二战后两轮发展机遇，使越南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穷兵黩武政策，更让越南几成世界弃儿——不仅与世界所有大国关系破裂（1986年后的苏联政府也急速减少对越援助），与周边国家以及东盟国家关系，也坏到极点。

党内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作为与政权对冲力量的人民，终于为了自救，公开挑战越共政策。首先站出来的是农民。有趣的是，跟80年代初的凤阳小岗村农民一样，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70年代末便自发分田到户，搞起了“土地承包制”，几经曲折，最终在越共“六大”后，为越南政府认可，1988年，越政府向农民发放土地证，成为越南革新开放的先声。

为回应人民的愿望，1981年，越共先后颁发了有关农业生产的“100号指示”，和下放企业经营的“25号决定”，效果奇佳。1985年9月，越共进一步推行“物价、工资、货币同步改革”措施，以失败告终，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1986年越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越南自从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以华为师”，并坚持结合自身实际，锐意创新，20年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又迎来了全面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契机。

越南的经济“革新”发端于1986年的越共六大，20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6～1991年

越共六大政治报告会前向全国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可谓越共施政转折的象征。1986年12月，大会召开。大会检讨了过往政策，公开承认党的重大主张和政策，犯了“严重而长期的”错误，必须立即、坚决地予以纠正。值得一提的，是越共对过往执政存在的问题“事实”面向的认定，本着“直面事实，正确评价事实，说明一切事实”精神，越共首先对执政中忘记人民，忽视人民作用，做了反省；其次，对党指导、管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违背客观规律现象，做了自我 批评。

“六大”成果之一，是阮文灵当选总书记。因其“老革命”身份，以及“六大”前后发表的一系列革新言论，使其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不仅在党内获得合法性，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越共“六大”及其阮文灵执政5年实施的各项政策，为越南此后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越共六大确立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由国家管理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改革发展总路线。这一阶段，越南党和政府相继颁发了一系列重大决议、决定和法规，如《关于扩大国营企业自主经营的决定》《外国投资法》《区分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的决定》《正式确认农民家庭拥有全面自主经营和长期使用耕地权利的决定》等。然而，这些决议、决定和法规的实施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越南仍处于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徘徊阶段。

1991～1996年

面对当时依然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人民生活贫困的现状（199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200美元），1991年6月，越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全面调整了越南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在经济改革方面，七大明确提出：“为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巨大潜在能量，必须废除官僚统包制度，转向由国家以法律、计划、政策和其他工具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

在农业领域，越南早在80年代初开始对农民实行单位面积产量承包制试验，1993年7月越南国会通过立法，在“土地归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土地交给农民长期使用，期限可以长至15～50年。

在工业领域，把国营企业实行严格指令性计划的产销制度，改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制度，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按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同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已由10%上升到45%。

在商业领域，越南已经取消了地方政府对商品流通所设的各种检查站，把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市场调价，到1993年，除电力、邮电、港口运输、汽油、化肥、水泥等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外，其他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

在金融领域，1992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允许国有、股份和合营等多种形式的银行并存，建立多元的金融体系，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工商、农业、投资与外贸专业银行为支柱的银行系统，实行国家管理下的较为灵活的汇率政策。越南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是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高速起飞阶段。

1996～2006年

1996年6月越共召开了“八大”，会议对过去十年总的评价是成绩显著，问题困难不少，但政策仍沿着“六大”制定的改革总路线前进。会议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间从15年（1996～2010年）改为25年（1996～2020年）。2001年越共九大重申：“我们党所提出的四个危机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复杂。各种危机互相交叉，互相作用，不能轻视任何危机。”他们提出几点对策：1、按既定的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2、加强全民团结、完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3、外交、安全和国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4、建设具有浓厚民族本色的文化，抵御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5、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加强党的建设，这是防范和消除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经过调整，越南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1～2006年，越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6.89%、7.08%、7.34%、7.79%、8.43%、8.17%，居东盟各国之首。外界评论其经济增长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

越南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注重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制衡体制，让一把手始终在监督中。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上总书记进行差额选举，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破天荒的。越共十大按差额选举产生了181人组成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候选人207名，包括自我 推荐的2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原定选举25人，但因只有21人得票过半，大会决定不再进行第二轮选举。

越共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委的监督作用，以遏制腐败行为。比如实施“质询制”，规定党员的权利，其中一个权利就是对上一级党员领导的监督，这才是党内民主真正的含义所在。政府总理要出来接受国会质询已经进行了几年，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还有国会真正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国会可以对政府包括总理在内进行质询，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另外，也要求公示需要票选的候选人名单，这也在讨论中。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不断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改革措施，逐步完善国会选举制度。这些改革举措颇具“越南特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差额选举

越南规定国会代表选举为差额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选举中，代表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才能当选。2007年5月20日，越南全国5600多万选民前往各地投票站，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第十二届越南国会代表。5月29日，越南国会选举委员会正式对外公布了最终的选举结果，全国875位候选人中493人当选。

意外落选

中央推荐的165位候选人只有153位当选，“意外落选”者达到创纪录的12人，其中不乏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来自党中央、中央政府、国会机关和越南祖国阵线等行政机构的官员代表数量进一步下降，分别只有11、20、75和27人，而更多德才兼备的科学家则进入了国会，专职代表比例也进一步上升，从上届的25%提高到28%。民众认为，这样的结果有利于改善官员“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边踢球边吹哨”的状况，有利于提高国会的监督职能。

允许公民自荐参选

根据越南相关法律规定，除正在服刑、被拘留或刑事起诉、被行政管制等情况外，越南公民年满21岁 既有被选举权，也有权自荐参选国会代表，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符合国会代表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后来几届的国会选举都出现自荐候选人参选并当选的情况，本届国会选举，自荐参选人数大幅增多，被认为是民众参政议政意识明显增强的体现之一。祖国阵线组织进行的第二轮协商后，全国有1322名候选人进入了第三轮协商，其中自荐候选人为238名，占18%。经过第三轮协商，最终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自荐参选者只有30人，约占全部正式候选人的3.4%。但只有一位自荐候选人最终如愿成为国会代表。

候选人须过“民意关”

所有国会代表候选人都必须经过本单位和住地群众两道“民意关”，如果得不到所在单位和住地居民50%以上的民意支持，他们将不能成为候选人。征求民意支持的做法迫使国会代表或有意参选国会代表的人自觉深入到民众当中去，了解、掌握民众的现实情况和所思所想，更加注重民生民情，关注解决民众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可有效避免部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身为领导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与单位同事及居住地民众群众“打成一片”，将很难获得足够的基层民意支持，自然也就当不上国会代表，政治生涯也大受影响。

总之，近年来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扩大了党内民主，也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民主气氛。

经济改革魄力大

越南对土地“三权”进行大胆改革，私人除了没有土地所有权外，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全都拥有，这可谓改革的大动作。又例如开发区的税收政策，越南实行“四免九减半”的政策。此外越南企业所得税比周围国家的税率都低。除投资于服务业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8%外，制造业都可以得到20%、15%和10%等不同的优惠税率，以及税收减免若干年的优惠。又大胆开放了赌场。

新闻监督力度大

他们认为，要建立民主、文明的社会，民主和文明首先体现于媒体。媒体对于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要建立民主社会，首先就体现在媒体的透明上。它在促进国家整体进步时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既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对*也起到了威慑、警示作用，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民主的气氛。在反腐方面，越南媒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腐败案件，没有及时地被党组织发现，却被媒体送上审判台。

反腐力度加大

越南出台了《反腐败法》《反浪费法》，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立一个专门的反腐委员会，由总理直接牵头。这不仅对外有影响，对内也对老百姓有交代。

由于越南采取了发展与均衡并重的策略，多年来越南每年持续维持6%～7%的经济成长，不快也不慢。人民的幸福指数较高，藏富于民。2005年9月公布的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盛赞越南是“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是“人类成功发展的范例”。报告还特别提到，虽然巴西的人均所得是越南的四倍，但巴西10%最穷阶层的所得，比越南10%最穷阶层的所得还低。

早在1990年初，越共前总书记阮文灵就指出：“我们党的主张是全面和同步的革新，既进行经济革新又进行政治革新。首先必然搞好经济，避免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不给坏分子钻进来制造混乱条件。同时稳稳当当地逐步进行政治革新。” 1991年阮文灵在越共七大政治报告指出：“与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逐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越共“懂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问题是必须找到改革的内容、形式和适当的步骤。”“改革和健全我国政治体制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既是我国社会改革事业的目标，又是其动力。”从1996年越共八大开始，越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文化建设为社会精神基础”的战略方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2001年越共九大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国家的体制和活动方式，发扬民主，维护纪律，增强法制，建设纯洁、高效的干部职工队伍，反对腐败。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建设先进的、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文化。越南党和政府一贯主张，革新开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经济领域的改革应先于政治领域改革，政治改革必须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国会改革是越南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走得最快、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

越共认为，腐败是“一切危机之危机”，“一切灾难之源头”。越共中央在1989年作出《清除腐败分子，纯洁党的队伍》的决议，将反腐提到党建的议程，1994年1月越共中期全国代表会议首次将腐败看作是党面临的四大危机之一，2001年11月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在越共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腐败和官僚主义不仅威胁到改革的进程，而且已成为国家的一大灾难”。

从法律层面上讲，1996年底越南国会颁布了《反腐败法草案》，对各种腐败行为作了具体界定，并提出相应的惩处规定。同年首次处决大贪污犯。1997年越南国会通过的修改后的《刑法》规定，骗取公款或社会主义财富5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31.25万元）以上者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受贿一亿盾（合6.25万人民币）以上者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1998年越南国会通过的《反贪污法》规定，贪污或利用职权骗取社会主义财富500万盾（3125元人民币）以上者，受贿50万盾（312.5人民币）以上者，行贿50万盾以上者，均追究刑事责任。

越共认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人得到解放，按能力工作，按劳分配，过着富裕自由幸福的生活”。于是他们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藏富于民。2002年越共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继续改革、完善机制政策，鼓励并创造条件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决议》，对一些机制和政策进行补充和修改，以保证私有经济具有与其他经济成分同样的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条件，要继续完善和加强国家管理，通过政策、法律、法规手段对私有经济监督检查等。从2002年5月到2003年5月新增私营企业2万多个，新增投资金额34亿美元，为越南提供了90%的新工作岗位。越南还有一个大的革新措施，就是规定土地使用权归个人所有，可以转让，可以继承，可以买卖。无论北方的河内市还是南方的胡志明市，很多职工、干部，都可分到30～50平米的土地，自己建房子，所以很多人都有一栋楼（三层五层）。如果将房子和使用权加起来，越南人的个人财产价值是不低的，可见越南重视藏富于民，十分注重民生。

与中国模式相似，同属渐进式改革。

（一）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以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为指导，反对搞多元化；

（二）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多党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逐步推进各项改革：首先是进行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后再推进到城市，再推进到其他各个方面。其次，越南改革也是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主要体现在：

1、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过去的一大二公，企业权力下放，实行自主经营，合作社也下放了，把土地分给农民实行承包经营，在所有制上提倡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并存。

2、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3、在分配方面，过去搞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后实行按劳分配，允许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存在，成效良好。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越南革新，就是：全角度、有深度、大力度。中国与越南同处亚洲，山水相连，地理相近，历史相似，有很多共同之处。中国与越南在政治体制上有众多的相同，改革（革新）的总思路相似，越南革新经验对我们 有重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