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竹轩（1886年4月17日—1956年7月6日），字如茂，江苏建湖人。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适逢灾荒，16岁到上海谋生。在公共租界协记公司拉黄包车，一度入租界巡捕房充当巡捕。20多岁时，跻身上海帮会上层。徒弟达数百人，有“江北大亨”之称。20年代初，与人合伙在闸北开办同庆舞台，不久又开设德胜茶楼、天蟾舞台。1923年起，独资经营天蟾舞台，联络京剧名角，推进京剧演出场所改良。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参加伤兵和难民救济，派保卫团支援抗战。抗日战争期间，掩护、护送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国共内战时期，掩护和协助中共中央上海局下属的帮会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又多次掩护发电厂地下党负责人的活动，并为运送物资和医药用品去苏北根据地提供方便。1947年，任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6年7月6日，在上海去世。

顾竹轩（1886年4月17日－1956年7月6日），字如茂，江苏盐城人。

少时家境贫寒，十六岁那年苏北大灾荒，顾随难民大军到上海谋生，以拉黄包车为业。后加入青帮，逐渐在闸北扩展势力，收徒纳众，成为著名的帮会首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时候，人们惊异地发现顾竹轩这个著名帮会人物并没有像杜月笙一样逃亡海外。同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们又看到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而出席会议。人们不禁要发问：顾竹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20世纪初，当顾竹轩背着被头铺盖踏上十六铺码头时，他望着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不存任何奢望，以丰衣足食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没有任何靠山，只有一身力气，遂在闸北新疆路租了间破棚户，靠拉公共租界协记公司的人力车过活。人力车上海人称黄包车，拉黄包车也非好差使，三九日西北风直刺骨头，手脚上生满冻疮，大伏天马路上的柏油被晒得滚烫，脚上烫起一排水泡。十六七岁的顾竹轩不怕吃苦，终于挺了过来。

顾竹轩为人慷慨仗义，打抱不平，在苏北帮黄包车夫中崭露头角。经人介绍，顾竹轩遂拜青帮头目刘登阶为老头子——刘登阶，江苏泗阳人，是青帮嘉兴卫帮大字辈首领；移居沪上后，一度从政，同时广收门徒，逐渐在闸北、虹口、曹家渡一带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顾竹轩有了帮会靠山，列名通字辈后，便顺利进入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华探。租界时代的华探，在外国主子面前是走卒，在市民眼前可是阎王。薪水虽然不高，但油水可是极大。顾竹轩当华探，不仅大大扩大了社会关系，而且也学到不少尔虞我诈、敲诈勒索的本领。另外，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为站稳脚跟，拓展事业，顾又拜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为师。

积累了一笔资金后，顾竹轩辞去了巡捕房的职务，买进了几辆黄包车，在闸北开了一家车行，开始当老板了。当时的上海滩上，租界的巡捕、华界的警察盛行撬照会，即借口违反交通规则，将黄包车的牌照没收，再迫使业主花钱去赎回。因顾曾是巡捕，所以昔日的同行总要给他些面子，这样，他车行的黄包车总能通行无阻。当然，对于华界的地头蛇们，顾竹轩往往也礼数周全。每当闸北的第四区警察署新署长上任之时，他都送上一辆崭新的包车。于是，顾的车行越开越大，成了人力车行业的“大王”。顾竹轩成了苏北籍苦力敬仰的目标，他们投入门下，顾便开堂纳徒，扩张势力。接着顾又在蒙古路开设同庆舞台，上演江淮戏，这里成为沪上苏北帮的集聚之所。然后又在新疆路建立德胜茶楼，协调手下人之间，及与其他帮会流氓势力之间的纠纷。一时，德胜茶楼成了闸北地区“吃讲茶”的权威仲裁机构。

有了底层社会势力的基础，顾竹轩又开始向政商两界挺进。正好这时，日益强大的闸北商界酝酿建立闸北保卫团，顾与之一拍即合，当上了保卫团副团长。团部设在大统路，分九个队，成员多是散兵游勇，市井无赖，他们投靠顾竹轩，遂穿上老虎皮，继续为非作歹。接着，顾竹轩又当上了闸北商会会董、江苏绥靖督办公署参议、陆军第二师参议等，成了亦官亦匪的风云人物。20年代初，喜爱戏剧的顾竹轩与人合开天蟾舞台，1923年后独资经营，舞台设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后来，永安公司老板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顾将舞台移址改建为永安公司东部时，顾聘请外国律师，据理力争，同工部局打官司，这场纠纷一直闹到英伦最高法院。结果判决工部局应赔偿天蟾舞台损失费十万元。此为近代中国人在法庭上击败外国人的少数几个事例之一，一时，顾竹轩声名大振。1930年，顾竹轩将天蟾舞台迁到福州路，座位扩建到三千四百多个，南北名角轮流在此上演拿手戏，成为上海著名的四大舞台之一。

这时，踌躇满志的顾竹轩搬到了湖北路203弄迎春坊13号，这里既宽敞又豪华。成名之后的顾，颇讲情义，经常资助穷人。1930年苏北遭受水灾，顾将沪太路上的天蟾玻璃厂卖掉，集资六万元送到家乡救灾。顾也将收山后的青帮师傅刘登阶供养起来，1932年1月22日，刘病死于大连湾路鼎康里寓所，顾亲自披麻戴孝，在天蟾舞台为刘治丧，从而引来上海滩帮会三头六臂弟兄的一片叫好声。

四十多岁的顾竹轩达到了事业的鼎盛时期，然而，大世界经理唐嘉鹏被杀案又使顾陷入了困境。

大世界游乐场为商人黄楚九于1917年创办，1931年底黄楚九猝死后，大世界由黄金荣接办，称“荣记大世界”。黄的得意门生唐嘉鹏担任了经理。唐嘉鹏诨名小二子，祖籍苏北盐城，自幼长在上海，依靠叔父唐大麻子生活。说来唐家与顾竹轩有段关系。20年代，顾竹轩已是著名的“江北大亨”。唐大麻子以同乡之缘，请顾提携侄儿，于是，唐嘉鹏到顾宅讨口饭吃。不久，天资聪颖、手段狠辣的唐嘉鹏得到顾的赏识，为了提携与笼络唐嘉鹏，顾将容貌姣美的堂妹嫁与唐，唐感激涕零，视顾为再生父母。然而不久，顾在安排座位时，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冷落了唐，唐遂怀恨在心，立刻倒戈相向，投入黄金荣的门下，从此也与顾结下了怨恨。

唐嘉鹏生性贪财好色。他担任大世界经理后，蛮横地控制游乐场内的一切剧团，看中的年轻貌美的女演员便一定要弄到手，否则就给该剧团的老板以颜色。一时，唐的风流韵事在法租界内流传开来了。副经理水果荣生认为如此下去，有碍大世界与黄老板的名声，便规劝唐收敛些，岂料唐大为不快。水果荣生便跑到老头子那里告了一状，黄听后大为赞许，因为唐近来正凭借可以任意出入黄公馆的特殊待遇，对黄金荣新寡的儿媳李志清频送秋波，所以两桩事相合，黄金荣已下定由水果荣生来接替唐的位置的决心。

然而没几天，水果荣生被人枪杀于南洋桥。他的死使黄金荣蒙上了一层阴影：究竟是谁有豹子胆敢杀我黄金荣的得意门生，也许是内部门生倾轧？莫不是唐嘉鹏？正当他满心狐疑之时，顾竹轩来到钧培里黄公馆，告知是唐嘉鹏的干将樊良伯暗杀了水果荣生，黄不由大怒。顾一看火候到了，说：“这种赤佬一定要清除，竹轩今天来打个招呼。”1935年的一天晚上，唐嘉鹏正准备坐自备车从大世界回家，这时一条凶汉冲来，一枪就将唐击毙在大世界门口。

唐被杀后，公共租界捕房的探长金九龄负责破案，不久便查出凶手是王兴高。王兴高兵痞出身，力大凶狠，枪法极准，曾长期为顾竹轩当保镖，但此时也曾经常进出钧培里，准备“跳山门”。据说是黄金荣指令其门徒许福葆收买王兴高，除掉唐嘉鹏的。王兴高被捕后，黄为了开脱罪责，掩盖内部倾轧的丑象，并排挤与打击势力日增的顾竹轩，收买王兴高，诬说是受顾教唆。结果顾竹轩被捕，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王兴高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顾竹轩在狱中被关了一年余，期间，其亲朋好友多方疏通，包括其族亲顾祝同的帮助，被释放出狱，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宣判无罪（1953年，黄金荣临死前曾在钧培里亲口对顾竹轩表示道歉，说：“唐嘉鹏的事你受冤枉了，对不起你，无论如何要原谅我。”）。

经过唐嘉鹏案件，顾竹轩一度有所消沉，抗战前后，再度活跃。当时他担任的主要职务有：大生轮船公司经理、三星舞台总经理、大江饭店总经理、上海市平剧院联谊会主席、武陵中学董事长、正民中学董事长、中国红十字会理事、天蟾舞台总监、上海市平剧院联谊会监察、江淮旅沪同乡会主席。

顾竹轩看到国民党内贪污腐败成风，不得人心，便开始接近共产党，向往进步，为民众做些益事。

早在大革命时期，顾竹轩就曾营救过上海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姜维新（姜是顾竹轩侄女婿姜维山的弟弟），从而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扬；后来，又多次掩护法电公司的地下党员朱俊欣等的活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顾竹轩曾亲率闸北保卫团配合十九路军抵抗来犯的日军。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顾竹轩又将天蟾舞台改作难民收容所。

上海沦陷后，日伪警察局局长卢英诱逼顾投敌充当汉奸，顾坚决回拒说：“我死也不当汉奸。”当时顾的侄儿顾叔平是共产党员，顾竹轩帮助他护送和营救共产党人进出上海。

1943年秋，顾竹轩协同顾叔平将地下党员藏在寺庙里，因为信佛的日人一般不会搜查寺庙。有时，苏北的新四军干部因病到沪开刀就医，也住在顾竹轩的家中。为此，日军贝当路（今衡山路）宪兵队曾到顾宅和天蟾舞台搜查。顾还利用他所控制的租界码头，将药品运送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为表示向往革命之心，他还将十五岁的小儿顾乃瑾送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局为了利用帮会势力与国民党展开斗争，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顾叔平也是委员之一，负责青帮工作。

顾竹轩对地下党的工作全力支持，帮会工作委员会设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的经理室，这里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最安全的碰头场所之一，因为警察中有不少是顾的徒弟，或者徒孙，祖师爷的办公室自然无人敢去打搅了。

1946年，中共上海局决定让顾叔平出面，利用与顾竹轩的关系，公开竞选榆林区副区长。顾竹轩亲自出面为侄儿的竞选出力，他要求苏北旅沪同乡会及其门徒朋友同心协力，结果自然竞选成功。顾叔平当上副区长后，了解并搜集了不少重要情报，为解放上海作出了特殊贡献。

解放后，顾竹轩留在上海，督促青帮徒弟和朋友，不与共产党为敌。

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上海市长陈毅曾亲自到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顾竹轩还曾到香港去访问；后来因病较少露面。

1956年7月6日，顾竹轩患鼓胀病而逝世，时年71岁。

幼年潦倒，上海发迹

若提起旧上海的青帮大亨，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了。但在苏北人当中，号称“ 江北大亨”的顾竹轩的势力才是最大的，因此有人赠他“江北皇帝”这个称号。

顾竹轩，字如茂，他的先祖为盐城西北乡（今建湖）人，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是同宗；清代咸、同年间，顾家举家乘破船流落至盐城梁垛团(今建湖县钟庄乡唐湾村)，为人佣耕。

顾竹轩生于光绪十二年农历三月十四日，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乡人习惯称他为“顾四”。顾家因人多地少，顾竹轩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少年时，他力气大，食量过人，十四、五岁时就能背起犁辫拉田。当时苏北饥荒频繁，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16岁的顾竹轩跟着母亲、兄长顾松茂等人驾小船逃荒到上海谋生。

到上海之后，顾竹轩先落脚在闸北天宝里附近号称“一百间”的地方，靠做马路工，拉“野鸡车”糊口。其间公共租界招收华籍巡捕，条件是体强力壮身高，文化程度不计。顾报考后即获录取，但后因私放了一名同乡逃犯而被开除。不久，顾与其兄一起受雇于位于闸北国庆路上的德商“飞星黄包车公司”，随后他又拉德国老板的私人自备黄包车，深得老板器重，代管该公司的出租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老板回国，顾竹轩乘此机会，利用手中的积蓄，廉价盘下该公司。顾竹轩的发迹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趋炎附势，野心蓬勃

1916年左右，顾竹轩通过同乡关系拜了宁籍的青帮大亨刘登阶为“老头子”。刘系青帮“大”字辈，按照青帮“ 大通悟学”的辈分排名，顾竹轩成了“通”字辈。这时顾已有一定经济基础，又是青帮的“二十二炉香”，加上他原来做过公共租界的巡捕，这三者相结合使得顾竹轩大开香堂，广收门徒，很快便成了青帮在闸北的“大头香”(指辈分高，势力大)。顾竹轩到上海谋生，拉过多年人力车。他为人豁达爽朗，很讲江湖义气，经常帮助一起拉车的穷乡亲，无论有钱没钱总是尽力帮助。他曾说，“只要瞧得起我顾四，脱裤子当当也来。”非但如此，因顾轻财疏义，好为盐阜同乡挣脸面，在闸北下层盐阜籍地痞流氓中很有地位，他们说“顾四瘪子”够朋友。因此顾的门徒中尽管有低级的文职官吏、小军官、一般警察，各种商贩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人力车行的行主及众多的人力车夫。在法租界巡捕房供职20多年并熟悉帮派内幕的薛耕萃在《近代上海的流氓》中称顾为“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而从势力范围来看，除闸北是他的大本营外，其势力也渗入了公共租界，门徒多达1万余人。

除了出租人力车，顾竹轩还涉足了很多行业。因顾在闸北黑社会的地位很高，黑社会中很多上茶馆吃“讲茶”的事情都由他出面。因此顾认为自己开茶馆应该更有利可图，不久便在闸北大统路靠近新闸桥的地方开设了德胜茶楼，又招来流落上海的盐阜淮剧艺人在茶楼上演草台戏(茶桌拼凑为舞台)，吸引了大量苏北人。此外，他还开设了泰祥南货店、大生轮船公司、同庆舞台(与左士臣合伙)、三星舞台、大江南饭店、天蟾玻璃厂等多个工商企业。

旧上海帮派竞争异常激烈，顾竹轩为了便于自己扩张势力，在人际关系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在青帮中，顾深知自己势力远不及“三大亨”，因此他竭力与他们搞好关系，尤与黄金荣私交甚笃。黄本人虽然在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但却很长时间内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而只是一个帮外的“空子”。他甚至自嘲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后黄拜“ 大”字辈的张仁奎为“老头子”，也仅是“通”字辈。但顾竹轩为了借助黄的势力涉足法租界向黄递了门生帖子。顾这些做法事实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他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的宁波大亨虞治卿，即是这时与顾相熟识的。由于虞本人在工商界的显赫地位，使得顾竹轩在从事企业活动时获益匪浅。如顾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经营的大生轮船公司，其船多是虞洽卿的三北轮船公司里的旧船，购价十分低廉。而在大生公司与张孝若、杜月笙合营的大达轮船公司竞争处于劣势之际，正是有了虞的帮助才得以支撑下去。顾还曾指示门徒阜宁人刘玉贵暗杀京剧名角常春恒，也是在虞的帮忙料理下才能够化解此事。

令顾竹轩在青帮中声名显赫的“天蟾舞台”事件中，则离不开杜月笙对他的鼎力支持。现位于福州路(旧称四马路) 的天蟾舞台，原本位于公共租界的二马路(今九江路)上。与天蟾玻璃厂的名称一样，天蟾舞台中“天蟾”来源颇具传奇色彩。顾曾梦见一个三足的青蛙，口吐金钱。他找人解梦，解梦者告诉说这是天赐蟾蛤，乃吉祥发达之物。他信以为真，便将玻璃厂、戏台用“天蟾”二字冠名。天蟾舞台设立后，得到了虞洽卿的好友、戏剧界“白相人”、青帮“通”字辈季云卿(季是曹幼珊的门徒)的帮助，生意很好。加之有黄金荣在背后撑腰，顾很快成了评剧院同业中的佼佼者，进而又当选为评剧院联谊会的主席。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后期，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的永安公司(天蟾舞台恰好位于永安公司的后身)为扩展南部，与工部局相勾结，勒令天蟾舞台拆迁。顾竹轩虽然四处奔走交涉，依旧无效。最后，他得到了杜月笙的帮助，用重金聘请了两位外籍律师，将官司一直打到英联邦最高法院，经最高法院裁定工部局败诉，并赔偿天蟾舞台的拆迁损失费十万银元。这件事对顾而言是名利双收。十万银元的赔偿费使顾不但没有蚀本，反而大赚了一笔。另一方面，顾状告工部局获得成功，使很多视租界势力为太上皇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不得不称他真有“牛皮”。而“顾四牛皮”这一绰号也就这样被叫开了。

与“三大亨”一样，顾竹轩在涉足工商界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势力之后，也极力地与官绅阶层拉近距离，将自己挤进其中。1924年秋，齐卢交战正酣之际，闸北豪绅王彦斌组织成立沪北区保卫团，因顾在闸北势力大，遂请他出任团附。从此顾成了堂堂正正的地方武装官员，社会地位与日俱增。之后，他又陆续担任上海市人力车同业公会主席、闸北商团会董、盐阜同乡会主席、苏北旅沪同乡联合会副主任、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以及一些慈善机构的董事等社会公职。与此同时，顾与上层社会人士接触也日益增多。这些人中著名的有同为盐阜同乡的清末进士、法部主事、国会议员季龙图，与蒋介石有师徒名分的胡敬安，《前线日报》馆长马树礼，中国佛教会副主席静波法师及江苏保安司令李长江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顾与同宗远房、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提高了他在上海的社会地位。1930 年代初，顾祝同任江苏省主席，顾竹轩则以为其祝寿的名义，在扬州买了一所旧园，整理一新后取名“祝同花园”，送给了顾祝同的一位族弟。顾祝同也投桃报李，在顾竹轩40岁生日之际，他亲派代表登门祝寿。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已任国民党陆军司令的顾祝同利用到上海公干的机会，顺道拜会了顾竹轩。消息一经报纸传出，原本因势力衰退门庭冷落的顾氏门前立刻又“ 车如流水马如龙”了。旋而顾又被上海市政当局聘为市议会议员。不但如此，顾还利用机会与最高层接近，他曾跟蒋介石合过影，之后便将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天蟾舞台的四楼房间内，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

轻财尚义，赈济同乡

顾竹轩幼年家境贫寒，无力读书，因此目不识丁。但当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他则请人教自己识字，逐渐地可以看信、读报纸了。之后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接触中，他又渐渐养成了一种上层人士“典雅持重”的风度。随着身份地位的日益提高，顾开始洁身自爱，社会事务能敷衍的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就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加以推脱。但有两件事是他一直较为热心办理的，一是为赈济同乡，二是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

顾竹轩于1956年7月6日因患水膨胀病在上海去世，从16岁离家到上海，他在长达55年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回盐城居住，但其对故土的思念十分强烈，为盐阜乡亲也出了一些力。早在顾初露头角的时候，他就以轻财尚义，济急恤贫为盐阜旅沪的穷乡亲称道。

1911年，苏北大旱，一些灾民逃荒至上海，以行乞为生。顾见状后，与同庆舞台的合伙人左士臣等人出面，在盐阜旅沪同乡与自己的徒子徒孙中筹集善款，救济逃荒而来的乡亲。此外，他又以盐阜两县的救灾问题向华洋义贩会告急。顾从事有关乡亲的善举，向来都是躬亲其事，尽力解决，不挂虚衔。如在闸北创办江淮小学时，他不仅献出了自己在大统路的宅地，还捐赠了很大一笔钱作为创办基金。有关顾对乡亲贩灾济艰的例子，建湖县文史资料办公室特地遴选了有代表性的几则事例。

民国十八年(1929)冬，顾氏返里葬母。事先闻知家乡是年大旱失收，特地筹措了一大笔银元乘专轮还乡。丧事既毕，宣布放饭。凡登门求济的，孩童银元一枚(价格可抵50斤稻)，青壮男女两枚，老人五枚，鳏寡孤独者七、八枚不等，最多的十枚。外地饥民闻讯而集，饥民船只塞满了唐湾河，直至带回银元放完为止。邻村有孕妇登门乞济被挤得把孩子生在裤子里，顾派专人送去银元、大米、衣被等物。

民国二十年(1931)秋，运河决堤数十丈，内下河地区西水横流，一片汪洋，经冬未退。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顾竹轩竭力奔走呼号于华洋义贩会和红十字会之间。在他和盐城的美籍传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下，终于为盐、阜、东(东台 )三县求得了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

这次贩灾中，顾竹轩为了多筹集善款，还将自己位于闸北太阳庙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共集资了五、六万银元。这件事在盐阜乡亲父老中有口皆碑，当时乡亲们很亲切地称他为“顾四爹爹”。不仅如此，1935年编写的《续修盐城县志》中也特地为其救灾“奔走甚力”书了一笔。此外，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慷慨仗义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

“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将天蟾舞台停业，作为涌入租界避难的盐阜同乡栖身之所。楼上楼下人满为患，还要筹集供应其衣食所需。时有要求回苏北老家避难的，顾氏向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协商租得长江客轮将难民分批运送至泰县口岸，再乘顾的大生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轮运往盐阜各地，前后历时两个月，共约收容、运送了上万人。顾竹轩将舞台停业不算，还解了私囊。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难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时值顾氏保释出狱(因赵广福、张亭桂告顾竹轩教唆杀害大世界经理唐嘉鹏一案，令其身陷囹圄)不久，他慨然再将天蟾停业改作难民收容所，直到3个月后战线西移，难民开始陆续离去。

狡兔三窟，同情革命

顾竹轩热心盐阜乡亲的事情，无论是旅居上海的同乡还是盐阜当地人均感其恩德，对他评价很高。如果说他热心盐阜乡亲的事情是因其本人很讲究同乡情节，有江湖义气，轻财疏义的性格，那么不可否认的是，他支持身为共产党员的侄儿从事革命活动，多次掩护和营救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让自己的幼子加入新四军等事则多少也与青帮行事中向来的“狡兔三窟” 风格有所关联。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不久，时任工运大队长的姜维新在送发罢工工人安置费时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巡捕房后将其递解至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姜的兄长姜维山当时在天蟾舞台工作，姜维山请顾竹轩出面营救。顾首先假认姜维新系天蟾舞台职工，并利用招待前来查核情况的警员吃饭的机会，避开英籍警员，疏通华籍警员将查办时间延后，赢得了营救时间，后由天蟾舞台作保将姜维新保释出狱。据姜维新事后回忆，当时被抓的有二、三十人，只有二、三人最后获救。事后姜向周恩来做汇报时，周恩来还表示，“顾竹轩为人还是可靠的。”

顾叔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顾竹轩的嫡亲侄儿。他早年投身革命，曾多次利用顾竹轩的关系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3年春，时任中国共产党盐阜区委组织部长的喻屏(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总检察长)与妻子李枫(时任中国共产党淮安县委书记)奉命去延安参加整风。组织上将掩护喻、李二人经上海去延安的任务交给了顾叔平。

从根据地到上海，一路上遇到几次危险，都是顾叔平抬出顾竹轩的名头后才化险为夷的。到上海之后，顾叔平也没有隐瞒二人身份，向顾竹轩将实情和盘托出，请顾帮忙。顾竹轩出于安全考虑让二人寄居在地藏寺中，花了大约20石米的钱打通关节，取得了去太原的通行证。为了谨慎起见，顾又吩咐干儿子李少春写了封致其父——京剧名角李桂春(艺名小达子，与顾竹轩私交甚笃)的信交喻、李二人随身携带，以便出现困难时可以一用。顾叔平则在获知喻屏夫妇已经安全抵达延安的消息后才动身回根据地。事后喻屏曾赞扬顾竹轩“为人很好，有政治头脑，有正义感，肯帮助人。”但因为这件事，顾竹轩却差点身陷囹圄，然而他对于侄儿的革命工作依旧热心相助。

1945年3月，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马宾的妻子林立患上甲状腺肿大症，必须开刀切除。组织要求顾叔平利用与顾竹轩的关系，与林立假扮夫妻，赴上海治疗。顾竹轩通过关系让林立住进了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出院后，林立又在顾宅休养了十多天。他们临走时，顾竹轩将自己的幼子顾乃锦(瑾)交给顾叔平，让他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顾乃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

迎接解放，终得善终

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派顾叔平到上海工作，顾叔平在顾竹轩的大力协助下当选榆林区副区长，还利用天蟾舞台的经理室作为地下党开会的地方，这样大大地方便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前后，顾竹轩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地下党和解放军做好接收工作，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

无论顾竹轩出于何种目的协助党的革命工作，客观上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即亲赴天蟾舞台看望顾。

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还亲自接见了他，给予其很大鼓舞，这些都是对他为革命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及褒奖。

顾竹轩出身贫寒，从社会底层起家，最终跻身社会中上层，成为社会名流、“海上闻人”；作为上海社会中的苏北精英是毋庸置疑的。

顾竹轩的同乡观念强烈，疏财仗义，在旅居上海的苏北籍人士中很有地位，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势力范围，以上海闸北为大本营，在公共租界内亦有影响力，门徒达上万之众。因为顾竹轩以人力车起家，又做过公共租界的巡捕，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顾和社会底层人民有着“鱼水交融”的交往，谁也离不开谁。顾的门徒中“尽管有低级的文职官吏、小军官、一般警察，各种商贩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人力车行的行主及众多的人力车夫”，是“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甚至有人把他称为上海的“丐帮帮主”。

其在上海社会及青帮中的数十年沉浮的经历与杜相仿，一方面，曾指使门徒从事过不法勾当，帮助过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另一方面，又涉足诸多工商业，担任社会公职，积极联络和增进乡谊，大力推动和参加对盐阜等地苏北家乡慈善捐助，更全力支持侄儿从事革命活动，并多次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员，还让自己的幼子参加革命。

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行为竟集中于顾一人身上，也正是上海社会中多重复合的人际、社会关系及利益价值的驱动在个体身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