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6年，为丙子年（鼠年）；契丹重熙五年；北宋景佑三年；大理正治十年；西夏广运三年，大庆元年；越南通瑞三年；日本长元九年。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景佑三年（辽重熙五年）

春，正月，甲申，辽主如鱼儿泺。枢密使萧孝先请改国舅乙室小功帐敞史为将军，从之。

戊子，命李谘、蔡齐、程琳、杜衍、丁度同议茶法。谘以前坐变法得罪，固辞；不许。

时三司吏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度支副使杨偕亦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为止用三说，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故命谘等更议，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访以利害。

壬辰，追册故金庭教主、冲静元师郭氏为皇后，命知制诰丁度、内侍押班蓝元用同护葬事。寻诏中书、门下停其谥册、祔庙。丁酉，葬于奉先资福院侧，卤簿仪物并用孝章皇后故事。

时上元节，有司张灯俟乘舆出。右正言王尧臣言后已复位号，今方在殡，不当游幸，同知礼院王拱辰亦以为言，帝为罢葬日张灯。

己酉，许洪州、密州立学，仍各赐田五顷。

先是帝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书计，诏御史中丞杜衍等与本司差择之。有欲中衍者，扬言于外曰：“衍请尽黜诸吏。”于是三司后行朱正、周贵、李逢吉等百人辄相率诣宰相吕夷简第宣诉，夷简拒不见。又诣王曾第，曾以美言谕之，因使列状自陈。既又诣衍第投瓦砾，肆丑言。明日，衍对，请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二月，乙卯，正、贵杖脊配沙门岛。逢吉第二十二人决配远州军牢城，其为从者皆勒停。

丙辰，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海陵胡瑗较定旧钟律，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

太常少卿、直昭文馆开封扈偁言：“京师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无法，一袭衣直不翅千万，请条约之。”壬戌，诏两制与礼院同详定制度以闻。

三月，复入中见钱算请官茶法，凡商贾入钱于京师者，给南方茶；入刍粮于边者，给京师衣诸州钱。

乙未，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所定钟律。丙申，翰林侍读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别为钟磬各一架。

戊戌，诏曰：“致仕官旧皆给半俸，而仕尝显者，或贫不能自给，非所以遇高年，养廉耻也。自今大两省、大卿正监、刺史、合门使以上，致仕给俸如分司官，长吏岁时以朕意劳赐之。”

权判户部句院叶清臣上疏请驰茶禁，以岁所课均赋郭乡邨人户，其略曰：“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案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

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四元年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保任并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趋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又言：“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佑二年以前茶。”又言：“天圣年尝许陕西入中，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得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馀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谘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利不可胜计。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索氏自尽

索氏是元昊的妃子，自从嫁给元昊后就没有得到过元昊的宠爱。元昊进攻唃厮啰兵败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元昊兵败后被杀。于是索氏大喜过望，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因而她每天沉醉于音乐之中，同时还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然而，好景不常，元昊很快又回到了党项族本土，索氏恐惧不巳，怕元昊怪罪下来，于夏大庆元年（1036）正月畏罪自杀，其后元昊又杀了索氏全家以泄愤。

范仲淹被贬

权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范仲淹上书言事，无所畏惧，因而一些阿庾奉承的官僚对他恨之入骨。当时宰相吕夷简执掌朝政，朝廷内外官僚的升迁往往都掌握在他手中，因而一些士大夫因巴结吕夷简而得晋升。针对这一情况，范仲淹上书言及此事，他认为官员的升迁应该由皇帝掌握，晋升、降黜官僚不应由宰相作主。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向宋仁宗递交了自己绘制的《百官图》，对近年来官吏的升迁进行描绘，指出官员升迁中的不公平现象。由此触怒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的上书曾引起宋仁宗的高度重视，但吕夷简在宋仁宗面前竭力诋毁范仲淹，诬蔑他“务名无实”，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为此范仲淹又上书宋仁宗进行辩论，其一议帝王好恶；其二论选贤任能；其三论近名；其四论推诿等。吕夷简为此怒不可遏，侍御史韩缜迎合吕夷简之意，将范仲淹所上奏章逐一进行断章取义，然后诬告范仲淹越职入对。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郡阳）。范仲淹被贬后，多数官僚畏惧吕夷简的权势，不敢前往送行。唯独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前去为范仲淹饯行，受到后人的称誉。范仲淹被贬后，谏官、御史不敢进谏，唯独余靖上书陈述范仲淹无辜被贬，冒死进谏。因而余靖也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税。

欧阳修、尹洙被贬

范仲淹、余靖被贬之后，尹洙上书陈述范仲淹等人因进谏而遭贬，并认为给范仲淹加上朋党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那么，自己就难逃其责了，因而尹洙请求朝廷发落。吕夷简大怒，贬尹洙为郢州（今湖北钟祥）监税。景祐三年（1036）五月，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刚直不阿，亘古未有，自己却无权替范仲淹辩解，而你（指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却不知羞耻，居然在范仲淹被贬后不劝谏皇帝。高若讷将欧阳修的这封信转交给宋仁宗，欧阳修也因此而被贬为夷陵县令（今湖北宜昌）。

宋调兵修复白渠

白渠从汉朝以来即可灌溉田地四万顷，唐朝永徽年间仍可以灌溉田地一万多顷。到宋朝，由于官僚们得过且过，因循守旧，不思修复，白渠灌溉之利渐渐破坏，仅可灌溉田地三千顷。景祐三年（1036）二月，陕西转运使王沿请求政府抽调士兵修复白渠。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迅速派兵修复了白渠。

元昊拘留天竺僧人

天竺国（今印度）僧人经常入贡宋朝，他们从天竺出发东行六个月到达大食国（今阿富汗），二个月后到达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再经过三个月路程即可到达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在此之前，天竺僧侣善称等九人到宋朝京城开封府上贡佛经、佛骨和铜牙菩萨像，在开封（今河南开封）滞留三个月后启程回国，宋仁宗赏赐他们不少绢帛后准备遣返他们。大庆元年（1036）、宋景祐三年四月，这一行僧侣抵达夏州后，元昊将他们拘留在驿馆，要求他们赠送些贝叶梵文佛经给西夏，但天竺僧人不答应，于是元昊下令将这些僧人拘留起来。从此以后，西域僧人便很少到宋朝进贡了。

元昊攻取回鹘三州

沙（今甘肃敦煌）、瓜（今甘肃安西东南）、肃（今甘肃酒泉）三州在唐朝属于归义军节度使管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将三州之地归顺宋朝，曹元忠世世代代继承节度使的职位。其后曹氏为回鹘所迫，瓜、沙、肃三州又依附于回鹘。大庆元年（1036）七月，元昊亲自统帅大军进攻三州，三州首领请求回鹘予以支援。但回鹘没有答应，于是三州相继沦陷。元昊攻克三州后，完全占据了河南地区原来属于西夏的领土。

元昊改革兵制

改制前，党项族的一家就是一帐，由多少不等的帐组成部族，小的部族仅有一百帐，大的部族可达一千余帐。按照原来的规定，年满十五岁的男子为一丁，每遇战争，则根据部族的大小出丁为兵。大庆元年（1036）九月，元昊改革了这一旧制。规定凡是部族里的壮丁二人就必须有一名充任正规军，而西夏随军杂役一人称为一抄，凡部族内有丁男四人就必须负担二抄，即四丁之中就有二丁为随军杂役，其余的被称为空丁，空丁愿意充当正规军者，先替同部族的其他丁男充当随军杂役，如果没有随军杂役让空丁充任，即可陶汰正规军中那些年迈体弱者，由空丁顶替其位，因而使青壮年都成为正规军。凡是正规军均由政府发给长生马、驼各一匹。隶属于团练使酒泉），或将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元昊兵制改革后，西夏国内各地士兵总人数达五十万之多。元昊在此基础上设置生擒军十万，在兴灵（今宁夏银-川）附近还有精锐士兵二万五千人，同时设七万士兵专门负责配合这二万五千精锐士兵作战。此外，还有皇帝的禁卫军五千人，这些士兵是元昊从一些豪门或贵族子弟中擅长弓箭者的人里挑选出来的，号称“御围内六班”，他们分成三队，轮流值班，警卫皇宫的安全。元昊还规定每当东边发生战争时则由西部集合兵马出征，反之亦然，如果中部发生战事，则东、西两部均得出动。在外出作战时，一定要多设营寨，其中一些未必都得派兵把守，但必须在虚寨之外设下埋伏，以利于包围敌人。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以铁骑兵为前锋，铁骑兵乘坐良马，披上重甲，敌人或

砍或刺均不能刺透他的铠甲，同时用钩索将这些铁骑兵连接起来，虽然士兵死于马背，但也不至于堕落马下。这样的铁骑兵共三干人，分成十队，每队设队长，十个铁骑兵为一组。每一队铁骑在出击或撤退的时候前后都必须互相一致，因而颇具战斗力。铁骑在作战的时候率先冲出，打乱敌人的阵脚，等对方乱了阵脚后再向前冲击，步兵尾随于铁骑之后向前冲锋。元昊兵制改革还规定：要调动军队必须先用银牌召集各部族酋长，面授机宜，白天发兵则放烟或扬起尘土、晚上则以灯火为号，士兵出征一定要选择良辰吉日，避开晦气的日子。每名士兵所带粮草不得超过十天。作战之时，将帅在士兵后面督阵或在既高又险之处指挥士兵冲杀，这些是元昊兵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2月5日–忏悔者爱德华的弟弟艾尔弗雷德-艾特尔林企图从哈罗德一世手中夺取英国王位，被抓之后挖掉眼睛，最终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