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全称《钦定全唐文》，是清嘉庆年间官修唐五代文章总集。该作品共一千卷，并卷首四卷，辑有唐朝、五代十国文章共18488篇（一说20025篇）、作者3042人（一说3035人），每一位作者都附有小传。

《全唐文》编次为：“首诸帝，次后妃，次宗室诸王，次公主；五代亦依此序次，十国主附五代后；次臣工，次释道，次闺秀。至宦官四裔，各文无可类从，附编卷末。”

清宫原藏有《唐文》稿本一百六十册（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其编者为陈邦彦），清仁宗认为它“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于是下令重编。

该书即在这一稿本基础上，用《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补其缺略，又从《永乐大典》辑录了唐文的单篇残段，并旁采他书和金石资料编校而成。

它汇集了唐朝及五代的文章，为学者查阅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

但该书在编纂、考订上还有不少缺点，包括文章漏收、误收、重出，作者弄错，题目和正文的讹脱，小传记事不确，采用的书不注出处等等。

清劳格和现代学者岑仲勉在读本书的《札记》中（见劳著《读书杂识》﹑岑著《唐人行第录》）曾举出上述问题约四五百条。

《全唐文》是唐代(包括五代)文章的总集，也是迄今最大的唐文总集。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清仁宗取得内府旧藏《唐文》一百六十册，认为该书“体例未协，选择不精”，遂命儒臣重加厘定。

《全唐文》正式辑纂始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敕令开设“全唐文馆”，由文华殿大学士董诰领衔，由廷臣学者共107人入馆编校，董氏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有主编巨书的经验，故非徒以位高而领衔，具体规划皆有裁定。

《全唐文》以《唐文》为基础，取《四库全书》内的唐人别集，以及《文苑英华》、《唐文粹》、《唐大诏令集》、《古文苑》、《崇古文诀》、《文章辨体汇选》等总集，并搜罗《永乐大典》所载之残篇，“散见于史子杂家记载、志乘金石碑版者”。

作为《全唐文》底本的内府旧籍《唐文》原书今已不存，当时学者对其检视描述如下：

《唐文》收录唐、五代文一万数千篇，分十六函，每函十册。

《唐文》无序文、凡例，页首有“梅谷”钤印，当时不知编者，传说为海宁陈氏或玲珑山馆、传是楼之遗藏。

《唐文》尚未编辑完成，采纳文章大都来自常见明代版本之唐人文集。

《唐文》将诰制特别分为一类。

《唐文》将帝王批语附于本文之后。

《唐文》中唐太宗文章内有《晋书》赞文。

《唐文》收有《会真记》等传奇作品。

《唐文》将史书中唐人对话误以为该人之文章。

《唐文》误收隋代以前之文。

《唐文》中采自《文苑英华》之文章因据明刻本所辑，极多讹误脱漏之处。

清仁宗所批评“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主要指后六项，于是《全唐文》编辑时修改了体例，也不收录小说作品。

全书凡六易寒暑，至嘉庆十九年（1814年）闰二月成书进呈钦定、御制序文后即交由内府、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刊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刊成，即所谓扬州官本。光绪年间又有广州重刻本。

和《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辈，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这一人员组合，对本书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加上时当乾嘉朴学鼎盛之时，编者又可以充分利用内府图书，文章本身也不像诗歌那样流传多歧而容易以讹传讹，所以《全唐文》的质量较之《全唐诗》要好得多。

《钦定全唐文》卷首·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奉旨开列编校全唐文诸臣职名〉详列姓名与官衔：

正总裁官：董诰、戴衢亨、曹振镛

副总裁官：英和、潘世恩、周兆基、秀宁、帅承瀛、觉罗桂芳、陈希曾

总阅官：阮元、文宁、孙玉庭、秦承恩、陈嵩庆

提调官：穆彰阿、继昌、李恩绎

提调兼总纂官：徐松、孙尔准、胡敬

总纂官：杜堮、法式善、席煜、邓廷桢、谢嵩、陈鸿墀

纂修官：彭邦畴、潘恭辰、吴椿、谢学崇、洪占铨、胡开益、盛唐、董桂敷、何彤然、鲁垂绅、程德楷、周寿椿、陈官俊、陶梁、董国华、陈传经、谢阶树、周之琦、石承藻、刘荣黼、洪莹

协修官：汪润之、李宗昉、白镕、宋湘、陈用光、叶绍本、沈维鐈、孙升长、胡承珙、翟锦观、叶申万、刘嗣绾、史评、吴信中、高翔麟、费丙章、孔传纶、龚镗、黄旭、方葆升

收掌官：春昭、双宝、桂昌、哲麟、星额布、文路、承恩、汪绳𤇴、王尔勄、贵格、握尔敦、德庆、台斐英阿、那彦福、门裕安、福盛泰、博琳、福秉泰、宝桂、福宁

监刊官：阿克当阿、刘沄、廖寅、巴彦岱

刊校官：莫晋、吴鼒、吴锡麒、程寿龄、秦恩复、施杓、石韫玉、赵佩湘、江涟、谷际岐、黄文辉、贵征、孙星衍、洪梧、汪端光

四部类目：集部，总集类，隋唐五代

现存版本：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

卷数：一千零四卷（含卷首四卷）

函数：五十函

册数：五百零四册

装订：线装

版面：每页面九行，每行二十二字。行格四周双栏，板心花口、单鱼尾，中缝上记书名“钦定全唐文”卷次，下为页次。

《全唐文》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搜采十分浩博

据清仁宗《御制全唐文序》、《全唐文·凡例》、法式善《校全唐文记》（《存素堂续集》卷二），编修官们曾从《四库全书》中的别集，《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永乐大典》，释道两藏中广泛搜集唐五代文献，而“天下府厅州县”方志以及“散见于史子杂家记载、志乘金石碑版者”，亦在求访之列。

如李商隐文集久失传，清代前期传本注本《樊南文集》都是从《文苑英华》中抄出的本子，而《全唐文》则从《永乐大典》辑出多篇，钱振伦兄弟即据此作《樊南文集补编》的笺注。

今《永乐大典》已残存无几，所以《全唐文》的这部分就特别珍贵有用。

《全唐文》共收文20025篇，作者3035人，俞樾云“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兹，读唐文者叹观止矣”，诚非溢美。

考证校勘较为精密

在小传的撰写上，《全唐文》编者下了很多工夫。和《全唐诗》作者小传相比，《全唐文》作者小传不但更为翔实，而且纠正了前者不少错误。在文章辨伪方面，《全唐文》对于作者有异说的，大都能通过考辨以定去取，而非不负责任地有见必录。

如《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既见于柳宗元《河东集》，又见于独孤及《毗陵集》，《故东州节度使卢公传》、《杨烈妇传》，李翱《李文公集》、李华《李遐叔文集》两见，悉予订正，前者归河东，后者归李翱。

在文字校录方面，全书《凡例》规定：“碑碣以石本为据，余则择其文义优者从之，若文义两可，则注明一作某字存证”；“金石文字，类多剥蚀而版本完善足信者，即据以登载；其无可据，则注明阙几字存证；惟残阙过甚仅留数字，无文义可寻者，不录”；原书所用《文苑英华》为明刊闽本，“讹脱极多，今以影宋抄逐篇订正，补出脱字”，为例甚善。

本书工程浩大，加之出自众手，因此疏忽在所难免，最为显著的缺憾有四条：

一、辑录不注出处。已无法补救。

二、误收。有一些作品被张冠李戴，甚至误收南北朝和两宋人作品为唐文，而真正是唐文，并为《文苑英华》所收者反而漏去，作者的小传也多错误。如卷三百五十七收《皇甫冉集序》并非高适作品，《陋室铭》似为伪作，非刘禹锡作品。

三、重复。《全唐文》的次序安排不当，不少文章前后重收，这些在清人劳格所撰《读全唐文札记》中谈得很多。

四、网罗尚有不少遗漏。

为裨补《全唐文》缺失，同治年间古文献学家陆心源掇《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出处逐一写明，补辑遗文达3,000篇，新增作者近500人；于光绪年间付梓。

其次，在校订上，文字讹误和重出互见较突出，并有人名误、题目误、收录误现象。小传叙述亦间有失实；清代考据家劳格深谙唐事，撰有《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共130条；近代唐史名家岑仲勉继撰《读全唐文札记》310条，为其纠谬、正误、质疑，共涉及文章近400篇，作者130余人；陈尚君编《全唐文补编》。

（1）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扬州全唐文局刻本，版入武英殿。

（2）光绪时广州重刻本。

（3）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嘉庆本，并附影光绪时陆心源的《唐文拾遗》72卷和《唐文续拾》16卷，全部断句。是如今通行的比较便于阅读的本子。

（4）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刊本剪贴缩印，后附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等。

（5）中华书局2001年《全唐文篇名分类索引》

（6）中华书局2005年，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董诰（1740年-1818年），字雅伦，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谥文恭，董邦达长子，浙江富阳人。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顺天乡试举人，1764年成进士，殿试各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为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纂修。散馆年改任编修。

董诰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奉命辑《满洲源流考》，充武英殿总裁，以至文华蓼大学士。

四十四年，任军机大臣，旋任户部尚书，两次图形紫光阁。其时，和珅用事，排除异已。董诰支拄其间，遇事多所救正。及嘉庆这即位后，又襄赞之，卒能歼除巨憝，朝纲不坠。

董诰位极人臣，出入禁中40年，供职勤恪，进止皆有常度；熟谙掌故，政事得失，皆能洞鉴本源。朝见时，凡有献纳，皆面陈之，不用奏牍。平生所学，在一“城”字，以为天下无不可与外之人；而人亦未有敢侮之者。亦擅绘事，其所进呈画本，均经乾、嘉二帝亲笔题咏，收于《石渠宝笈》第三编。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再次上疏乞休，命以太保大学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剧而卒。嘉庆帝亲临祭奠，赐谥文恭。墓葬蛇浦村（今属新桐乡），有御制碑文，今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