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直接领导，上海出版，立足长三角，面向全国；主流、高端、权威、亲和，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日报。《文汇报》由进步知识分子在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它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新闻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上海便被敌人占领，从此开始了屈辱的“孤岛”生涯。昔日万家灯火下的欢声笑语，转成一声声长吁短叹。敌军逼近上海后，铁路局遣散了绝大部分职工，众人拿着数量不等的遣散费，失望又焦虑。怎么办呢?一群人坐在铁路局职工俱乐部的房间里，先是牢骚满腹，而后想到妻儿老小，不由强打精神想出路。这时，有人提了个建议，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眼下，上海好几家报纸停刊了。乱世之际，市民更关心战况，想了解时事新闻。如果拿这笔钱办一份报纸，不愁没有销路。”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主张马上着手。筹集到的7000元，成了后来名满天下的《文汇报》的开办费。兵临城下，读者最需要的是战争新闻，这也是《文汇报》的创办初衷。可日本人的新闻检查这一关不好过，弄不好就会被开天窗。要避开，除非挂洋人招牌。

恰好，俱乐部成员中有人认识一个英国人，叫克明，曾经当过英文报纸的记者，如今正在跑马厅打工，料想经济状况不佳，应该会答应作《文汇报》的发行人。果然，去问的人第二天报告说，克明已满口答应，不过提出了——大堆条件：他要兼董事长之职，每月薪金300元；儿子小克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英籍董事要由他介绍，每人每月车马费100元。这苛刻的要求，都被接受了。商量妥当，就根据英国公司法，筹组董事会，并向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立案。英国董事5名，中国董事5名。英方的都是克明找来的，中方的都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严宝礼、胡雄飞、徐耻痕、沈彬翰、方伯奋。严和沈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胡和徐是办报的提议人，方则是找来克明的牵线人。报社经理由严宝礼担任，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徐耻痕任编辑秘书，掌管编辑部的日常业务。万事俱备，只待一位懂行的总编辑。

上海滩那么多家报纸遣散，报人无用武之地。敌人占领上海后，上海各报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说应日军当局的要求，自1938年12月16日起，所有华商报纸，一律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通告一发，各报主持人紧急磋商，决定立刻自动停刊。这是何等悲壮的举动。《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创刊有年，苦心经营，好不容易在读者中树立了声望，却要在危难之际忍痛停刊，情何以堪。何况还有报社员工，把报纸当成终生的事业，此时也理想破灭，谋生无计。徐铸成竟也是这当中的一个，他是《大公报》最优秀的少年才俊之一。不久，一位朋友加入《文汇报》社论写作的工作，也把徐铸成拉进去了。再后来，《文汇报》遇到资金困难，正逢胡政之拿到蒋介石的一笔钱，要他在《大公报》关门后另办一份“孤岛”租界报纸，可是计划未成功。胡无意恋战不复安宁的上海，就把这笔钱投给了《文汇报》，而且据说的还不是现金，以欠付的印费和《大公报》报馆的白报纸等抵充。

这样，两报就有了合作关系，徐铸成被前任老板派到一个新岗位——《文汇报》总编辑。新老板严宝礼对这样一位出色报人的加盟求之不得，待徐上任之时，颇说了一番“久仰”和“一切仰仗”的话。可是徐铸成和其他员工一样只能拿四折的工资。《文汇报》太困难了，在《大公报》资本进入之前，出版了20天，排印费分文未付，白报纸也由《大公报》垫用，难以维持。但毕竟印费、白报纸方面的债务负担由此免去，而且有内行携手，前途显出一线亮光。严宝礼对全体员工宣布：“现在工资只能四折发放，如果销路超过5000份，广告费达到月收5000元，就五折发工资。照此类推，广告和发行都超过1万，就十足发薪。” 《文汇报》后来的确蒸蒸日上了，创刊两个月后，销路不止1万。严宝礼请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来查账，结果是根据营业情况，票面为20元的每股股票，实值可升为720元，等于涨了36倍之多。可是十足发薪的承诺许久未能兑现，现金调度始终不大充裕，员工们体谅报馆困难，同意仍按七折取薪。

1938年1月25日诞生于“孤岛”的《文汇报》，坚持民族正义和抗日立场，积极传播于中国有利的抗战信息，受到“孤岛”人民的积极欢迎和热情拥护。有读者就有事业，《文汇报》迅速发展。不到半年，其篇幅即从创刊时的对开一大张逐步扩展至对开四大张；其发行则增加到6万份，超过了接受日伪检查的《新闻报》，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其广告也飞速增加。半年内，其广告篇幅从创刊初的不足一版，持续增加到九版甚至近十版；其广告篇幅占报纸版面的比例，也从创刊初的20%左右很快增加至60%。在赢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文汇报》也获得了同业的尊重和积极支持，这从其刊登的大量报刊的发刊广告即可得到证明。

据统计，从1938年2月15日刊登《上海人》周报出版消息开始，至1939年5月18日被迫终刊时，共有75家报纸杂志在《文汇报》刊登广告二百三十余条（不包括《文汇报》《文汇周刊》《文汇晚刊》《文汇年刊》的六十余条广告）。平均每家3条，平均两天即有一条。刊登较多的如《自修》17条，《青年周刊》17条，《孤岛》13条，《上海妇女》10条。笔者分析这些广告发现，在《文汇报》刊登广告的大多是坚持抗日立场或有抗日倾向的报刊，其中有中共领导和支持的抗日报刊《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华美》周刊、《上海妇女》和《上海人报》等数种，其他抗日报刊更有《孤岛》《自修》《新语》《大美画报》《杂志》《自学》旬刊、《读物》《中国画报》《良友》《大地》旬刊、《涛声》《大英夜报》《导报》《国际日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循环报》和《申报》（挂洋商招牌的）等二十余种。另外，这一时期，上海“孤岛”出现的一批专载地方新闻并以地方命名的小报，如《锡报》、《苏州公报》等，也在《文汇报》上刊登过广告。这些报刊在《文汇报》上刊登的广告都是其创刊、复刊或出版消息，信息量丰富。由于当时环境制约，加之年代久远，相当部分报刊至今已无保存，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也就只能借助于报人的回忆、幸存刊物留存的相关信息。故《文汇报》刊登的这些发刊广告，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保存了比较翔实可靠的史料，可帮我们还一些报刊本来的历史面目。

有人劳而无获，有人不劳而获，受益最多的要算是挂名的洋发行人克明了。克明一见《文汇报》赚钱了，就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000元，儿子的增到300元。他不上班，每月却除了白得的1300元，还有一个“办公室”的房租200元。他拿着“高薪”，租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酒吧间作客人闲谈之处，两名仆人身着白衣伺候一旁，与日日在报馆埋头苦干的众人真有天壤之别。若他只是挂个名，给《文汇报》挡挡风，也不枉创办者们的一片苦心。可后来他反倒成了《文汇报》发展的阻力，曾任总编辑的徐铸成因而在回忆录中认为严宝礼是自作聪明，引鬼上门，结果大受其累。且说克明不甘心“枉挂虚名”，一心想控制《文汇报》，得到实权。他竟接受日本人收买，和汪精卫之流搭上了线，想把严宝礼挤走，自己当经理。据说日伪给了克明5万元，并许诺等把报纸抓到手，再给5万。厚币诱惑在前，克明愈发不择手段，寻机操纵报社。他另觅编辑部人选，订了一部印报机，连排字设备都一一备齐，就等着把《文汇报》变成亲日报纸，大赚其钱了。

《文汇报》人正是想在“孤岛”发出正义的声音，才不辞辛苦流血流汗。诞生才17天，就因坚持抗日立场，被人往一楼营业部扔了枚炸弹，发行职员陈桐轩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新闻战线殉职第一人。有人牺牲，有人受伤，注了毒针的水果装在漂亮的花篮里送来，不明来历的“礼物”热水瓶里盛着死人手臂，整个报馆在恐吓中一天天度过。付出这样的代价，岂能让鲜血换来的清白被玷污?21名员工宁肯冒失业的危险，决意在《申》、《新》两报上刊登广告，揭露克明的阴谋。而后紧急运作让报纸不再出版。要把《文汇报》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得先把大权收回来。办报不易，停报也不简单。根据英国公司法，所有英商企业至少应有51%股权属于英商，所以《文汇报》登记时把51%的股票划在克明、路易·乔治等英人名下，他们再办一张转让文件给真正的股东。公司的经营方针，要由多数股权决定。幸而英国公司法有一条，规定如果有1/3以上的股权不同意，公司不得继续经营。严宝礼等人赶紧筹划，计算严自己和肯定能跟他走的股东手中的股权，连《大公报》的都算上，还不到l/3。好在有些股东担心报纸停下后股票变成废纸，愿意出手，克明也没想到中国人会使这一招，未出资抢购，足够的股权很快就收集到了，同人们赶快写就——份申请停刊书，交给英国大使。

租界当局由于英国特殊的对华政策，不愿亲日，也不想对日持强硬政策，所以对于取缔英商出面的抗日报纸很痛快，批复立时下来，《文汇报》不得再出版。这份抗日爱国报纸的清白保住了，然而大家的一腔心血付之东流。看来，找个野心勃勃、醉于名利的外国人当挂名老板真是后患无穷。旧中国民营报业资金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也有不同类型的投资人。什么人出钱办报，决定了这张报纸的编辑方针和风格。所以职业报人总是尽力争取独立自由资本，以赢得运作上的自由。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汇报》因为立场鲜明的反对内战，令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十分不满，迫使《文汇报》于1947年5月24日停刊。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报社同仁一路辗转，于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也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两家报纸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文汇报》受到严重冲击，被迫关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文汇报》曾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发行量达到了一百七十万份，在拨乱反正期间报纸宣传一些思想改革的总的方针，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后来讲到的伤痕文学，《伤痕》这篇小说就是《文汇报》发出来的。《文汇报》发行量有四十万份。

严宝礼（1900－1960）字问聃，号保厘，苏州同里镇人。少年时就学上海南洋公学，1920年入两江路局总稽核室任职，善于经营筹划，被举为路局“同仁会”负责人。30年代初，创办集美广告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铁路沿线及上海市区路牌广告。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宝礼于1938年1月通过英国人克明领取英国执照，联络好友创办《文汇报》，任总经理。他广聘有爱国心的记者编辑，报道八路军转战敌后抗战，纪念十九路军抗日等，翌年5月发表“五·九”国耻社论被勒令停刊。45年6月18日，严宝礼遭日本宪兵逮捕，经营救出狱。9月，《文汇报》复刊。他继续广揽爱国记者.编辑主持报纸，使复刊的《文汇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国民党威逼收买不成，遂于47年5月封闭该报。严宝礼等将资金设备转移香港，1948年9月在香港出版《文汇报》。次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上海《文汇报》复刊，严任总经理。他领导《文汇报》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还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等职。1960年12月病逝于上海。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兼大公报社长、文汇报社长：李大宏

上海《文汇报》的发行区域和渠道：上海地区占三分之二，江苏、浙江、发行量比较多。还有就是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发行量较大，北京约二三万份。编辑和记者的总量是260人，在北京设有办事处，江苏设有办事处，浙江也有记者站，武汉、西安、广东、山东都有记者站。同时在世界各地14个国家和地区也设有记者站，在联合国，有两组记者，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在巴黎，在东京，在德黑兰、墨西哥、尼泊尔、菲律宾都有记者。

《文汇报》设有要闻、国际、财经、体育、教卫、文化等新闻版，及时、准确、客观地传播新闻，评论世间万象，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积极反映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拥有“文汇时评”和“笔会”、“环球视窗”、“国内视窗”、“经济观察”、“每周讲演”、“论苑”、“学林”、“文艺百家”、“书缘”、“上海人才”、“教育家” 、“近距离”、“视觉”、“健康生活”、“汽车广场”等一批品牌专栏和专副刊，体现了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派驻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记者即时追踪国际风云变幻，全方位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文汇报》以强大的名家专家资源塑造主流媒体的时代形象，为当今各界读者及时提供权威资讯和深度新闻读解。

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可以说是同一祖宗。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部分报社同仁一路辗转到了香港，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又在上海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报头，只不过香港文汇报报头是竖的，上海文汇报报头是横着的。

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也是一份以社会精英为读者定位的香港主流报纸，日均出版60版左右，除在香港地区发行外，还即日运销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零售港元6元。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2003年5月，香港《文汇报》珠江三角洲新闻中心成立，下设广州办事处、深圳办事处和珠海记者站，《文汇报》副总编辑张建华兼任本中心总编辑。 2006年，香港《文汇报》在广东省境内发行两叠24版的“商务精华版”的《文汇报》，周一至周六发行，周日停刊（仅有一次倒扁运动期间没有停），在各个报刊零售点都有销售，人民币3元。一叠主要是报道各地主要新闻和财经地产消息，二叠主要报道娱乐、马经和六合彩。

《文汇报》以香港报纸自居，声称读者定位主要是香港社会各界精英，由于该报拥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站在偏左的立场。

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零售港元6元。

以爱国爱港为办报宗旨，新闻报道公正翔实，及时准确；新闻内容详尽丰富，生动活泼；版面时尚，色彩艳丽，印刷精美。

香港文汇报在中国内地各省市共设立包括北京新闻中心、上海新闻中心、珠三角新闻中心在内的三十个办站机构，拥有一支敬业、勤业的专业记者队伍，其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和评论，经常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转载和高度评价。

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

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

王树成先生，河北省平山县人，高级编辑，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社长。

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具有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生学历，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编委，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他相继担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辑助理，1993年升任副总编辑、总经理；1994年12月调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1997年底，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2005年底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2008年5月，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副社长，同年12月任现职。

他还相继担任安徽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安徽政协委员、安徽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联谊协会常务理事等。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写出百余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述评、人物专访、杂文、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华社和相关部委评为全国好新闻，《我们永远需要艰苦奋斗》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辅导教材。

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相继组织和参与了国庆50周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和筹备、抗击非典等重大战役性报道；参与过“漫游中华大地”等大型丛书的编撰，编著有《风云人物大写真》等人物通讯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报告文学作品。

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鉴于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

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

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

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

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

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

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

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

截至到2021年9月30日，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批准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共33家，文汇报社位列其中。

2023年11月，文汇报刊播的“让全球玩家爱上中华文化之美　爆红全网的《原神》是如何做到的？”荣获第33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