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是1921年郁达夫创作的短篇小说，1921年10月15日首次出版，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沉沦》中。

《沉沦》讲述的是一个留日青年学生，因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曾被学校开除，为社会所不容。他始终渴望真正的爱情和人世间的温情，追求真挚的友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拖累，这种热情一再遭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寂和空虚，孤独自闭的生活加上长期压抑的青春欲望，使他患上了忧郁症，郁郁寡欢竟至于性格扭曲，最后自暴自弃自甘沉沦，走进了妓院，颓废而又迷惘，消磨了生命的热力，毁掉了纯洁的性情。在无限的悔愧焦灼和哀怨自伤中，跌入绝望的谷底，最终以21岁的青春年华投海自杀。

1915年，郁达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1919年毕业后，郁达夫从名古屋前往东京。途中，他以在名古屋读书四年的生活体验写下了作品《沉沦》。

《沉沦》中，郁达夫把自己幼年经历和在日本留学经历艺术地写进了小说中，但《沉沦》只是有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不是作者的自传。

作品中主人公在“五四”运动和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已经觉醒，他热切地渴望恢复其自身价值，渴望着真诚的爱情。但是，在这“文明”的现代社会，特别是他这样一个身处异国的弱国子民，所有追求都成了不可实现的理想。他的生活处于一种极端矛盾的情况下：自身方面，他内心的情火熊熊燃烧，而现实给他的却是残酷的抑制，于是，在一种青春欲望的鼓动下，他竟用病态和变态的行为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走向了沉沦；在国家这一大的方面，他热爱祖国，却眼睁睁看着祖国日益“消沉”，这使他的自尊心与自卑感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他渴望着理解、温暖和同情，还有“从同情而来的爱情”，但他却无法实现这种爱。在心理上，他才华横溢，却受社会歧视；在生理上，他渴望爱情，却始终未曾找到。他在孤独和忧郁中挣扎，以至于进妓院麻醉自己寂寞的心。在“贪恶的苦闷与向善的焦躁”的双重夹击下，自卑与自责又构成了他心理上更深刻的矛盾和苦恼。终于，伴着个人理想的彻底破灭，他走向投海自尽的绝路。

年轻的主人公在异国经历的一切和饱受的折磨，与祖国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在自杀前，他悲愤地大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最强音，表达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

郁达夫小说中常常出现生活和心灵的三部曲：追求合理的人生——合理追求的幻灭――终至沉沦和自我。《沉沦》是这一情感模式的代表作。主人公对爱与美有着热烈的追求，其诗意的心境与美好的性情，在丑恶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最后终至沦陷而自戕。悲愤的情感宣泄和浓重的感伤情绪贯穿小说全篇。

首先，青春躁动的激情无所寄托，浪漫的情怀敌不过现实的压抑。主人公敏感自尊，而又自卑多疑，内心情感波涛汹涌无法平息，长时间的压抑造成了他忧郁而又哀怨自怜的个性。小说用多重笔墨渲染了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爱慕少女的情感波澜。青春的涌动，爱的渴求，身体的躁动，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多愁善感和万千情思。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在田野散步，“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郁达夫一向擅长情景互渗的写法。大自然的香甜气息冲击着主人公空寂的心灵，在饱满的原野和益然的生命面前，他只有顾影自怜的两行清泪。

其次，民族歧视和人世冷漠带来的自卑心理，也加重了主人公的苦闷心理。作为留学生，小说主人公的文化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有着个性解放的呼求和张扬自我的本能；另一方面，作为弱国子民，身在海外，受尽了歧视和冷眼，心中的苦楚无处诉说，因而发出复仇的呼喊。民族贫弱带来的自卑心理加重了青春期的精神压抑和性苦闷，而生与爱的苦闷外化出来，又强化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由民族贫穷落后到个人饱受欺辱，由对爱的渴求到异性的轻视，由性的压抑与苦闷到对自我的放纵，由自我的弃绝到对民族自强的渴望，这是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时所体验到的心路历程，也是《沉沦》的情感主线。忧郁症、压抑的情欲和民族主义缠绕在一起，成为国族悲剧的隐喻。五四大时代的壮怀激烈都成了生命的背影，轰轰烈烈的个性解放退潮的余波，把这些觉醒的灵魂抛掷在人生的沙滩上，如何回到新文化运动展开的现代性之途，很多人都没有答案。郁达夫的感伤和思索是他个人的，也是那个时代的。

《沉沦》的现代性焦虑体现在两个方面，个人的和民族的。当然，也是时代的和历史的。贯穿小说始终的个人的精神危机，小说结尾的民族家国表达，有着异曲同工的叙事效应，即个人的失败与家国危亡的同构性。在这一意义上，《沉沦》突破了个人生命履历的小格局，突破了时代精神症候的大历史，在个人和家国之间，在时代和历史之间，搭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留给读者关于追求现代性的文化伦理反思视角。也许正是在以抵抗为特征的民族意识上，郁达夫与鲁迅殊途同归。两个人的民族意识无疑都是在留学期间遭受创伤记忆得以生成和强化的。《沉沦》从大时代家国背景上，勾勒了一个年轻人的悲剧人生；又从精神苦闷和灵肉冲突的视角，描绘了一个现代人的心路历程。

《沉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艺术表现上的“露骨的真率”，它赤裸裸地披露了青年人的性苦闷以及由苦闷压抑导致的性变态，这就深深地触痛了道学家虚伪矫饰，忸怩作态的心灵、在封建性道德观念还占统治地位的五四时期，这样做是需要勇气与胆量的。

《沉沦》在艺术上开现代浪漫抒情小说之先河。这类小说对奇异怪诞的神鬼故事、鲜血淋漓的现实人生似乎并无多大兴趣，而热衷于表现作家的主观情绪，并以这种心理流程来结构小说。由于作者是完全顺着自己情绪的流动来写的，所以情节结构的处理就显得松散、无序甚至有点杂乱，在那里，情节发展的逻辑让位于情绪流动的规律，从而完成小说主人公由忧郁到颓唐，由颓唐到堕落、再由堕落到毁灭的精神旅程。

文学影响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沉沦》，其开创性是不容忽视的。自《沉沦》始，直抒胸臆便成为郁达夫写小说最常用的手法。在表现主人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情景时，他往往以充满激烈情绪的笔调信笔而书，于事件的叙述中作坦率的自我解剖，甚至用长篇独白的形式去直接拨动读者的心弦。这类小说与“五四”退潮后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失落与婚恋、经济苦闷相呼应，便造成了当时的“郁达夫热”。

《沉沦》问世后，一大批青年作家自觉地追踪郁达夫的风格写作自叙传抒情小说，如创造社的张资平、周全平、倪贻德、陶晶孙、叶灵凤、白采、冯沅君，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文学研究会的王以仁等人，他们构成了一个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作家群体。

纪念物

1998年，名古屋大学在丰田讲堂前，为郁达夫和他的小说《沉沦》树立了一块郁达夫文学碑。文学碑以福建厦门产的花岗石造成，碑面一侧嵌有穿学生服戴学生帽的郁达夫铸像，铸像下刻有“郁达夫”三字。碑面另一侧刻有“沉沦”两个大字。

近现代作家黎锦明：“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的。虽然一部《沉沦》并不是记述关于性的问题、革命心理的文字，然而那真情实感的启示，比《呐喊》那较鲜明的激动，尤其来得深远。”

《沉沦》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了文坛，影响一时。小说真实地剖析和刻画了“五四”落潮后，一个留日青年学生在异邦眼看现实的罪恶，不忍受辱，思乡思亲而又无法解脱的苦闷。作品中虽有某些不健康的描写和伤感的情调，但基调是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揭露和鞭答。小说表现的知识青年苦于无出路的复杂精神状态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有相当的典型性，因而发表后引起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卫道者视之，大为恼火，说它是不道德的小说，足以败坏世俗人心。两种对立的意见，有过激烈的交锋。

郁达夫（1896—1945），本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现代作家、诗人，革命烈士。1913年赴日本留学，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1917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开始小说创作，同年出版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1922年获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安庆法政专校、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1926年起主持创造社的出板工作，1928年加入“太阳社”，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主编《救亡文艺》。1938年3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前往新加坡任《星洲日报》主笔，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曾任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45年因汉奸告密被日军逮捕，同年8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