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讨自先秦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部历史过程为主题的专门学科。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包括三大历史阶段：即先秦，秦汉到鸦片战争前夕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

先秦经济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及其以前各代。虽然这个时期内有关经济活动的传说不少，但很难置信。《尚书》和《诗经》中有一些记载，但内容均甚简略。根据文献，在西周时已出现了一些简单的经济观点，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道、儒、墨、法各家及其他思想家各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不少光辉的经济观点，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高峰。就个别学派而言，其经济观点多局限在某一两个经济领域，甚至只有一两个独特的观点。但如将先秦各家的经济观点汇总考察，则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领域均有原则性的论述，对后代封建经济活动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大体说来，先秦道家的主要经济观点是“均富”和“知足”。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如不人为地“损不足以奉有余”,财富分配会“自均”。均富思想对秦汉以后某些农民起义具有不小影响。道家又认为“多藏必厚亡”,“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下篇）,因而强调“知足”。这一观点由于与先秦儒家消费思想相近而被后世儒家予以进一步的宣扬，成为对后代各种经济活动具有相当制约作用的思想。此外，先秦道家从“无为”和“抱朴”观点出发，极端憎恶工艺技巧，也是先秦各家少有的，由此而派生的“小国寡民”思想，显然是“无为”思想的引伸。

早期儒家虽对一般社会经济活动基本上持积极态度，却非常强调伦理规范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因此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获取,强调“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反对“放于利而行”（《里仁》）；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基础，要求统治者以富民为先，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在财政上反对聚敛而要求“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主张实行农业什一税和“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梁惠王下》），并重视培养税源；对于社会的分职分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换活动，认为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主张“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滕文公下》），达到社会需要的满足。在《荀子》、《性恶》、《正名》等篇中可以看出，荀况在强本节用、欲望概念等方面亦均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观点。孟轲提出的井田思想对此后历代寻求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大同理想则直到20世纪仍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

墨家在先秦各学派中是经济思想较为丰富的一个重要学派。首先,他们分析各种问题均以是否对人民有“利”出发，认为伦理规范之可贵在于它能“利人”，“义”必须依存于“利”，“义、利也”（《墨子·经上》），与儒家观点完全对立。墨者根据此基本经济观点,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交相利,反对攻战,提倡节用,体现了“利”在墨家经济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墨家经济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强调节俭。先秦各家无不崇尚节俭，惟不如墨者强调之甚。重视劳动是他们的另一特殊观点，主张“强力疾作”。同时，反对统治者过度征发徭役，把徭役、不得休息与饥寒并列为三种“民之巨患”。后期墨家对于交换和价格问题，也有所论述。此外，关于人口问题的议论，也以墨子为最早和最多。

法家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李悝在其“尽地力之教”中，非常重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和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民与一般消费者的影响，提出了“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汉书·食货志》）的名论，他是推行稳定粮食政策的先驱者。商鞅和韩非的经济思想是独重农业，视工商为有损于农业的活动，而重视农业的目的是为了政权统治和军事扩张，商鞅的农战和徕民政策曾使秦国的“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韩非将战国末年流行的重农抑工商思想与“本末”概念相结合，第一次提出“农本工商末”，并被汉初儒家接过去大事宣扬使“重本轻末”成为封建地主经济全期的支配观点。此外，商鞅为了驱使工商业者归农，采取提高税率的政策，“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韩非公开肯定贫富差异的合理性，并第一次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中去寻求社会治乱的根源，是先秦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思想。

农家许行独倡的“贤者（指君主）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之说固属空想，却体现了某种否定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要求。他主张“市价不贰”（《孟子·滕文公上》），是小农阶层对前资本主义商业欺诈的反映。另外，先秦农学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管子》的《度地》和《地员》篇，对水、旱、风雾雹霜、疠、虫危害农业生产的分析，对土地上、中、下三类各适宜种植粟、稷、果木等的分析，《吕氏春秋·辩土》篇记载的农业簇种法，《审时》篇对各种农作物的最适当种植时令及其成长情况的详细记载，均为富有科学性的著作。

《管子》是先秦著作中对经济论述最多并具有许多光辉经济观点的古籍。它的经济思想偏重在商品货币流通和市场经济范围，这正是先秦各学派经济论述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它提出处理商品货币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把重要商品如粮食、布帛、盐、铁等和货币流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管子》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观点：①政治、伦理规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牧民》篇所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②认定财富生产的根源是土地与劳动，如说“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八观》），并指出财富的生产“生于劳身”（《八观》），强调了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③大力宣扬人们“自利”动机的积极作用，认为人们可以“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禁藏》）。④“轻重”是中国古代较流行而又独特的经济理论，虽非创自《管子》，但却在此书中得到完整的发挥和表述。轻重理论是一种价格波动理论，价格不固著在一定点上，而在一定幅度内由重到轻，由轻至重的波动。⑤它的货币思想已接触到货币的职能等问题，特别是商品数量论思想贯彻到所有的商品货币关系分析之中，对后代各封建王朝的货币思想有重要影响。⑥在分配方面主张“贫富有度”（《国蓄》），以防止贫富过份悬殊。为达到此目的要求官府做到“富能夺、贫能予”（《揆度》）。⑦消费思想方面则在重视“俭”的同时，又主张在特殊条件下要“侈”,因为“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不侈，本事不得立”（《侈靡》），形成一种侈靡的消费观，即通过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和增加就业。⑧在财政思想上，主张不把国家财政收入完全寄托在强制性的赋税征课方面，而是把重点放在国营专卖事业的经济收入上。此外，如预定国家计划，即所谓“国轨”；主张全面经济调查并特别注意对人民群众的工艺技能、农业生产经验和医疗技术等知识的奖励和收集保存；鼓励国外贸易，注意市场功能，根据产品不同条件实行不同的价格政策或经济政策等，均各有其创见。

范蠡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表现在三个问题上：①农业经济循环论，即谓“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货殖列传》）。此说不一定创始于范蠡，但在他的“计然之术”中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表述，稍后的白圭也曾以另一种表达方式阐述过这个理论。②范蠡的“积著之理”给商品、货币和价格在人们财富积累问题上的运用提示了若干足资遵循的原则。③他的粮食价格政策也很杰出，如说粮食价格“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货殖列传》）,这样才是使“关市不乏”的治国之道。如将范蠡的价格政策与《管子》的轻重理论相对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特殊价格观点是不赞成绝对稳定的市场价格，而趋向于在一定幅度内的价格波动。

这一历史时期长达二千年之久，其间经济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显示出了三个要点：①由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结束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西汉时期的思想活动中尚存在一些争鸣的余绪，但已不是严格的学派对立。而这时的儒家经济思想，实际上吸收了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成为先秦各家经济观点的混合物。例如，农“本”工商“末”，原是法家韩非首创的观点，而在汉代盐铁会议上就成了贤良文学们用来攻击对方的自有武器；李悝和范蠡的粮价政策，成为创立和维护常平仓制度的古典理论根据；至于《管子》的“衣食足则知荣辱”，更变成了此后儒生经常宣扬的思想。②本时期经济思想基本上是对先秦经济思想的继承。但由于在汉初曾将先秦的一些经济设想具体化为各种经济措施，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经济范畴，如常平、平准、均输、盐铁专卖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经济观点，如限田与均田、各种财政原则、钞币思想、外贸与人口思想等，而主要以土地、财政和货币三个方面为最突出。③汉初儒家由先秦继承的经济观点连同他们自己的一些新观点，构成了本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经济观点，其中有些观点逐渐僵化为传统的经济教条，如井田思想“正其谊不谋其利”，重本抑末等等。

从各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顺序考察，本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又各有其特点。

西汉武帝已明令规定独尊儒术，经过经学博士们的长期宣讲注释，儒家思想在思想界取得了独霸地位。但也出现了一些非儒家的思想观点。如桑弘羊在《盐铁论·本议》中强调的“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大工商业家树碑立传，东汉王充（公元27～约97）的《问孔》和《刺孟》。

汉代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少对后世起着深远影响的经济观点。首先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限田”思想，虽只有“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汉书·食货志上》）的寥寥数字，却在此后一千余年中导致出许多土地改革方案，并经常被人们奉为足资借鉴的原则。汉初晁错阐发《管子》的货币名目论说:“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食货志上》），这一论点一直成为嗣后二千年中较为普遍被接受的货币观点。他的移民实边思想的周详备至，也是后世垦殖和移民论者所向往的典范。耿寿昌的常平思想虽渊源于先秦,而它本身已成为一个独立概念,其内涵与形式在汉以后均曾发生一些变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统一货币发行和盐铁专卖等政策，在他生前的实施中已收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之效果，后世理财家也屡屡沿用桑氏之措施，只是由于轻商思想弥漫，而讳言其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长期的战乱频仍，社会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学术思想一般不甚繁荣，但也产生了一些非常可贵的经济思想。首先是北魏李安世的均田思想，不仅曾付诸实行，并断续地推行了三百年，宋明以来还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甚至还有人试图恢复，足见其影响之深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有名的农学巨著，记载了很多指导封建地主家庭经营管理田业的设想，为各种农作物和林木的生产提供了不少可贵资料，并对自给性家庭消费资料从生产、加工到享用方式的知识，也都有所论述。关于货币思想方面，一是先后出现过讽刺货币拜物主义的两部《钱神论》，其中的不少妙语至近代仍在广泛流传。二是南齐孔?的典型货币金属论，强调铸币不能“惜铜爱工”（《南齐书·刘悛传》），成为后世论述货币问题时经常引证的名言。此外，西晋傅玄还提出了“至平”、“趣公”和“有常”（《傅子·平赋役篇》）三个租税原则。

唐代是封建地主经济的鼎盛时期。在开元天宝及以前的百余年中，社会经济长期安定繁荣，人们只是反复背诵传统的经济教条，很少提出新的经济观点。安史之乱使经济破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从而涌现出一些新的经济议论。由于当时封建财政问题尤为严重，因而在这些新议中又以探讨财政问题为最多也最杰出。首先是刘晏的财政改革措施所体现的一些财政思想。他的基本观点是坚持以商业经营原则处理国家财政事务，很少借助于封建政权的强制。在租税征课方面，他执行两个原则：一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二是“因民之所急而税”（《新唐书·刘晏传》），即对日用必需品课税能以低税率而获致稳定的高税收。其次是杨炎的两税法改革所体现的两个极为杰出的财政观点：一是“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不同于先秦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二是以货币定税额，即以较进步的货币税代替落后的实物税。至于两税法简化征收手续的优点更是人人公认的。

宋代是封建地主经济走向下坡阶段的开始，因此在经济思想领域产生了两种趋势：一方面，一些理学家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力图将儒家传统的经济教条进一步神圣化为绝对不许违反的准则;另一方面,一些进步思想家逐渐对某些传统经济教条表示怀疑乃至进行批判。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从北宋开始露头到南宋日渐明朗化。最初批判“讳言财利”观点的是李觏，他指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第一》卷十六），王安石也认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北宋思想家对井田制、贵义贱利、打击富人等观点也表示怀疑或异议。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是将传统经济教条绝对化的首要代表。他所注疏的儒家经典《四书》是以后各王朝儒生必读的启蒙课本，影响极为深远。与朱熹同时的叶适

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反经济教条趋势的日益扩大。明代的反经济教条思想已不象两宋那样只是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是一种要求变革的潜在运动。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公开传授所谓“道”就是“百姓日用之学”（《王心斋年谱》），即讲求财利之学。他的后继者何心隐（1517～1579）更私下从事社会改革活动，而李贽（1527～1602）则以异端自居，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为工商富人辩护。另一方面，程朱理学到明代已有更巩固的市场。于是思想分歧转化为政治斗争，何、李二人均遭迫害。明末的东林学派直接反映了新兴工商者的愿望，主张贫富两便，减税惠商。明代维护传统经济教条的旧势力虽貌似顽强，但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连保守的官僚士大夫中侈谈经济和商业问题者也日益增多。只是他们所接触的多为一些财政、盐矿、商务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缺乏理论创见，且常是从维护传统教条角度而立论。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在经济思想领域反经济教条，对一些封建传统信念曾作过新的评价或批判，其论点更为深刻和鲜明。清初的颜李学派是关心经济和重视工商的，如王源提出的“惟农为有田”（《平书》卷七），是近代“耕者有其田”学说的先行思想，他建议的商税税制，颇类似于现代的所得税制。清初的蓝鼎元第一次从互通有无的纯经济角度为开放海外贸易辩护，这在以往中国侈谈海外贸易者的议论中是罕见的观点。乾嘉时期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与英国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非常近似，被近代学者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从18世纪中叶到1840年这一时期内的经济论述甚多，大都是关于改革盐政、漕运、农田水利和货币方面的具体问题。在货币方面，1830年以前多系讨论铜钱贵贱及其与白银比价有关的问题。1831年以来王瑬一再刊行的《钱币刍言》一书，引起了一次是否恢复钞币的长期争论，但争论双方的论据全是因袭宋元时期的行钞论点及其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未能越出以往旧说之藩篱。只有王茂荫在19世纪50年代建议的兑换钞币论，才是中国旧货币思想中较正确的一种钞币观点。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

这一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经济思想方面显著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影响从无到有愈益扩大，最后夺取了传统经济教条的支配地位。这一争夺过程可分为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败亡和从太平天国败亡后到五四运动两个阶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击破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必须尽可能地从“夷狄”那里吸取各种新鲜事物。这一基本认识在本时期内始终未变，只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延展。魏源在林则徐《天朝田亩制度》，其经济思想达到了中国以往农民起义从未达到过的水平；二是洪仁玕（1822～1864）的《资政新篇》，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设想的最早而又较全面的纲领。但这两个纲领都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实现。

太平天国败亡到甲午战争（1894）这三十年中，在一些城市兴办了许多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近代官营私营企业。其中，私营近代企业以洋商经办的企业势力最为雄厚。官营企业是清廷洋务派官僚创办的军事、交通、纺织等企业，后来除军工企业外，大都改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这是洋务派官僚所依靠的物质基础。在经济思想方面，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太平天国败亡前两年即已刊行，其内容虽有不少落后言论，而鼓吹采行西学却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整个过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在统治集团中，对是否兴办近代工商业问题始终存在着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尖锐斗争。对中国第一批新式工矿业的建立，洋务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管理十分腐败，无法使这些新式工矿业办得有成效。19世纪80年代末起，洋务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成为众矢之的，反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之论日甚，连那些原来支持兴办洋务企业，甚至一些由洋务派培植出来的人也对此表示疑虑或提出批评。本时期积极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知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马建忠（1845～1900）、薛福成等，他们涉及的西方经济知识的范围极为广泛，而重点多放在振兴商务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并建议清朝廷设立“商部”，于是“恃商为国本”、“商战”之说风靡一时，但这并不意味“不言利”、“轻末”等教条已最后消亡，它们实际还保持着不小的势力，故仍存在着维持和反对传统经济教条的公开或不公开的尖锐斗争，只是反教条的势力迅速扩展而维护教条者则退而消极顽抗。此时期在经济方面所传播的西学的主要内容均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常识，还没有接触到经济理论领域。

从甲午到1900年这六年中，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影响迅速扩大，积极要求由上而下的“变法”，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严复。他们宣扬“以工立国”,“振兴实业”,有人甚至要求“尽变西法”，全面地搬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整套生产生活方式。严复翻译了A.斯密的名著《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开始。他在翻译此书时，以大量的译者按语联系当时中国的现实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19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当时继李鸿章而起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为企图阻止变法而宣扬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说，也予以猛烈的批判。戊戌变法（1898）的失败使更多的爱国人士意识到非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不能改变国弱民贫的状态，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队伍迅速壮大，其理论代表人为孙中山、朱执信等。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清朝廷的反动统治，但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又存在着不彻底性。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一是主张“平均地权”，这是由西方引进并加以改造的土地思想；二是设想采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致中国于富强，而又不产生资本主义弊端，即“节制资本”。这些经济观点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定的号召力，对激励先进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辛亥革命（1911）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大论战中，这些思想是革命派的思想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时代的结束。从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思想方面也陷于智穷力竭，无法再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出新的主张和新的方案。到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就宣告结束。先进的中国先进分子就不再向西方资产阶级寻找理论武器，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