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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小说

小说领域术语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先秦两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导，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溯源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显然是以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为内容，亦即侠义武勇之属。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传奇原是唐人小说的代称，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抑豪猾、除暴乱的侠义武勇之属的小说，固然是公案小说，而官司的平反刑狱，亦是公案小说的题材。宋人所存留的公案小说，以平反刑狱之类居多，如单篇的错斩崔宁、简帖和尚、沈小官一鸟审七命等是，此等尚保留了“说公案”的型式，即每一则故事都有入话、正文、结局。在元代时期杂剧编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待制智勘后庭花等剧本，搬上舞台演唱，到了明代经人整理成书的《龙图公案》是元代杂曲包公故事的短文集，清代经过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渲染，包龙图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

在众多的公案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首推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又叫包公案、龙图公案)，其次是施公案、彭公案。此类故事能在民间广为流传，主要的原因是该书综合了平反冤狱与侠义除奸的内容，其中包公案又为此类小说的先导。《三侠五义》叙述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陷空岛的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钻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人协助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特别是小说中详细增加了包公的身世、开封府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三口铜铡的由来等等，塑造了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公形象推向顶峰。由于“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大破冲霄楼”等故事脍炙人口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三侠五义》故事因而一延再延，续以续侠义传、续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续书、一直到十六续五义。

施公案是以施仕纶为主，辅以黄天霸；彭公案是以彭鹏(或作彭玉麟)为主，辅以黄三泰、欧阳德。此类小说，流行于清末，撰述者原意或许是以侠义之士来协助诸公，完成其平反冤狱的壮举，孰知阅读者众，故事因而一延再延，施公案、彭公案等书亦多达三、五百回。

发展概况

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完美合流在《三侠五义》，此后引导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第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施公案》中的恶虎庄黄天霸为救施仕伦而杀兄逼嫂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三，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水浒传》中第一流的豪杰清一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义小说则推出“儿女英雄”模式，《绿牡丹》写江湖侠女花碧莲对将门之子骆宏勋的痴情苦恋，开英雄美人风气；《儿女英雄传》为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而为一，遂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

本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当推《三侠五义》。《三侠五义》绘声状物，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生动、口语化的特点，刻画人物、描写环境,能与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特别是对侠客义士的描绘，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于世俗生活气息。鲁迅说此书“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成为公案侠义派小说的最高峰。

小说简介

《龙图公案》

《龙图公案》（也叫《包公案》）是明代人整理元杂曲等民间包公故事整理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包拯，历史有其人，庐州(今合肥)人。宋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等。《宋史·包拯传》称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宋元以来就有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现，明代出现了两种有关包公的小说：一是《包龙图断百家公案》，二是《龙图公案》，它又有百回本与六十二回本之别。这是两种不同的小说，其中相同的故事占四分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中有与包公故事有关的八种词话，从刊刻时间看，《明成化说唱词活》最早，《百家公案》次之，《龙图公案》最晚，可能是明末刊本；从内容方面考察，三书相同的几个故事加以比较，也说明是《明成化说唱词话》最早，《龙图公案》最晚，因为在演化过程中，情节的漏洞得到弥补；如刘都赛故事，《明成化说唱词话》、《百家公案》里都是刘都赛被赵皇亲强虏进王府后，太白金星化为小虫咬坏她的衣服，刘都赛要织匠来补，这才有与经营纺织业的丈夫师官受见面的机会。《龙图公案》改为刘都赛衣服是被老鼠咬破的，情节更近情理。这部书属于包公故事的版本流变。

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半人半仙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龙图公案》中夹杂了很多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内容，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是对封建皇权的“愚忠”，这是不足取的，全书文意较差，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像《盆儿鬼》里，关键情节是“算命先生——窑神——盆儿鬼”三者完成的，这些封建迷信愚民思想不适合社会的进步，而且龙图公案里的故事充满色情、荒诞不羁，在清代同治七年（1868）《龙图公案》被查禁，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把《龙图公案》列为榜首，将其与道光末问世的《品花宝鉴》并列。龙图公案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清代《三侠五义》里的包公形象，胡适评价：“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这样的改变真是“翻旧出新”,可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包公故事也因《三侠五义》而再次被广为流传。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囿于才识浅薄，学力不逮，校点中难免疏漏舛误之处，诚望方家及热心读者不吝指正，以便重印时订正，更臻完美。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又叫《忠烈侠义传》，早期版本也叫《龙图公案》）作者清代石玉昆。石玉昆是嘉庆、道光年间京城享有盛名的说书人。他推陈出新编著的《三侠五义》是侠义与公案完美合流模式的经典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兄弟。“五义”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本都是江湖侠士，后来多数得到清官包公的赏识与荐拔而获得官身。小说叙写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在众位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充分地体现了底层人民的愿望。其中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书中穿插了大量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表现出他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本质。

《三侠五义》小说前面讲述北宋仁宗年间，包公出世，赴任定远县、执掌开封府，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安乐侯庞煜派人刺杀包公，南侠展昭暗中保护帮助包公，使包公得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随后，包公又查清了多年前的皇宫冤案“狸猫换太子”案，使仁宗与李娘娘母子二人得以团聚。南侠展昭因多次救包公，阅武楼献艺被皇帝封为“御猫”,引发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后来五义同归朝廷供职开封府，其中间穿插韩彰蒋平等人捉拿采花贼花蝴蝶的故事、包公的门生倪继祖在北侠欧阳春、黑妖狐智化、小侠艾虎等人的帮助下铲除霸王庄恶霸马强的故事，后面主要讲述包公的门生颜查散和白玉堂等人，治理洪泽湖水患、收复军山、剪除襄阳王赵爵等诛强锄暴的故事。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的作品，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与幻想。《三侠五义》中的包拯形象，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最为饱满、得以更广泛的流传。特别是小说中详细增加了包公的身世、包公的三口铜铡由来、开封府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开封四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来历，开封师爷公孙策的来历，展昭、白玉堂等人的来历等内容，及其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公形象推向顶峰。

这部小说着力刻画侠客和清官相辅相成的关系，塑造了清官和侠客正面而崇高的形象，是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之作，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堪称武侠小说的鼻祖，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而《三侠五义》侠义公案的故事，又成为各类戏曲的题材来源，如京剧《打銮驾》、《陈州放粮》、《铡国舅》（铡庞昱）、《遇皇后》、《狸猫换太子》、《乌盆记》、《打棍出箱》、《黑驴告状》、《花蝴蝶》（鸳鸯桥）、《大破冲霄楼》、《北侠除霸》、《打龙袍》、《五鼠闹东京》、《血手印》、《铡判官》（探阴山）、《卧虎沟》（艾虎招亲）、《茉花村》等24部戏曲都是敷演《三侠五义》的故事，《铡美案》（秦香莲）等包公戏也是深受《三侠五义》的影响。《三侠五义》情节纷繁曲折而又条理清晰，语言通俗，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的特色，俞樾评此书：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 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彭公案》

述清代绍兴府侠士黄三太闻清帝康熙貌丑，欲一睹。赴京，得九门提督飞天豹武七之助，于康熙出猎时假充武弁随行。康熙遇虎，三太金镖打虎相救，得钦赐黄马褂。三太返乡，邀江湖好汉庆赏。杨香武闻而不服，夜入皇宫盗得九龙杯，欲持往绍兴与黄争誉，不料在茂州客栈为神偷王伯燕窃去。王将杯售与一卸任官员，二郎山盗袁龙、袁虎劫杯，送给扬州避药庄庄主周应龙。康熙失杯，命钦差彭朋访缉。彭至三太处邀各路江湖好汉查询，杨、王道出实情，众好汉至扬州劝周应龙交出九龙杯，周拒之，杨香武二盗九龙杯，众好汉大破避药在，周应龙逃往河南紫金山。彭、黄伴杨香武回京送杯请罪，肃亲王不信杨有盗杯技能，令杨入王府盗杯。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得以免罪。为追查周应龙拒交九龙杯之罪，众好汉破紫金山擒周归案。河南北星庄庄主花得雨为害地方，彭朋率众好汉破庄除花，花弟得雷逃往大同，盘踞溪皇庄。彭朋至大同私访，被得雷识破押禁。得雷欲杀彭为兄报仇，众好汉乔扮戏人混入溪皇庄，杀死得雷，救出彭朋。女盗九花娘设迷人馆诱惑少年，彭朋遣入前往探访，并破之，九花娘逃往剑峰山，嫁寨主焦振远第五子焦信。黄三太、诸彪等劝焦振远献出九花娘，不从，遂破剑峰山，擒焦氏父子和九花娘。飞龙岛盗韩登劫彭朋，禁于岛中。众好汉破飞龙岛救出彭朋，复又破清水滩、连环寨。贺兰山白起戈摆木羊阵，众好汉中伏，死伤过半，后经探明阵图，打破木羊阵。彭朋功成回京，向帝复命。此书目传人有朱耀良、胡天如等。又潘伯英早期亦曾据小说编演此书目，传徒唐骏麟。

《彭公案》在叙述主人公彭朋在破案断案中，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打击、征治贪官赃吏和豪绅恶霸的同时，塑造了许多各具性格特点的人物，像心高气傲、沈稳庄重、武艺超群的侠客黄三太，官逼民反、豪爽鲁莽、不贪财色的绿林豪杰窦二墩，占山为王、老奸巨猾、专干打家劫舍勾当的吴太山等，都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施公案》

《施公案》，未署撰人。对待嘉、道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荡寇志》提供的是血腥镇压的模式，《施公案》提供的则是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模式。清官成为调和社会矛盾的杠杆，一方面抑制豪强，一方面消弭乱萌。小说以黄天霸归顺清官施仕伦而立身扬名为故事主干，体现了对皇权顶礼膜拜的奴化意识与对功名利禄歆羡的庸俗心理。其他侠义公案小说还有《绿牡丹》、《彭公案》、《永庆开平》、《圣朝鼎盛万年青》、《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金台全传》以及《警富新书》、《清风闸》等。

续书也层出不穷，此类作品，迤逦不绝，直衍变为后来的武侠小说。

《海公案》

《海公案》系《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的合集。属公案小说，全称《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一题《海忠介公居官公案》，该书是以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部公案小说。小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悬案迭起，引人入胜，生动地塑了一个刚正清廉、不畏权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但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

《鹿州公案》

（清）蓝鼎元著中国古代三大公案小说之一，文言体短篇公案小说集。原名《蓝公案奇案》，又名《公案偶记》《蓝公案》，二卷廿四则，有雍正年间刊本和光绪年间刊本，光绪廿八(1902)年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为《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作者于雍正五年(1727)任广东普宁县知县、后兼理潮阳县，本书是有关地方官府判例的辑录整理而成，主要记录了作者亲身审理的一些实案。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洲镶红旗人。他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本人历仕理藩院员外郎、郎中。天津河间兵备道、安徽凤阳府通判。小说以何、安二家冤案为由展开情节，何玉凤（化名十三妹）之父为人所害，她立志复仇，遁迹江湖。安骥之父亦为人所陷，安骥携金往救，落难于能仁寺，为何玉凤搭救，何并为安骥与同时落难于能仁寺的村女张金凤联姻。安父后来得救，而何之杀父仇人已前死，何也被说服嫁给安骥，二女相夫，终使安骥探花及第，位极人臣。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说作者少时家门鼎盛，晚年诸子不肖，家道败落，他块处一室，“著此书以自遣”。鲁迅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小说作者虽与曹雪芹的境况相似，但没有曹氏那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超拔凡俗的审美情思，只是一个皈依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世俗之人，写作此书，实是要在精神幻想中圆一个补天的梦。所以曹雪芹写的是罪恶世家的衰败史；而他写的则是积善世家的发皇史，因此，浓重的封建道德说教、陈腐的纲常名教观念以及玉堂金马、夫荣妻贵的庸俗人生理想成为小说的主要思想缺陷。然而，《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深于人生阅历之作，加之艺术手腕圆熟高妙，熔侠义、公案、言情小说于一炉，仍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之作。书中较成功地塑造了英风侠概的十三妹形象。孙楷第考证十三妹的形象渊源于明代凌?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和清人王士祯的《女侠》（《池北偶谈》卷二六），然而该二则中的人物形象仍然比较苍白，不脱诡秘之气。可以说，直到文康笔下，才完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间侠女形象。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名教的束缚，赋予十三妹以民间侠义色彩。这个出身宦门的女子，身怀绝技，遁迹深山，蔑视权臣，目无王法，由一腔不平之气激成一副游戏三昧的性情。小说着重刻画了她拯人于穷途末路的义骨侠肠。从悦来店寻根究底，到能仁寺歼灭凶僧，赠金联姻，借弓退寇，生动地表现出她襟怀磊落、肝胆照人的豪侠气概。文康笔下的十三妹，心高气傲，豪爽天真，口角锋利逼人，又带几分诙谐风趣，个性鲜明，气韵生动。在她铲除人间不平的侠义行为上寄寓着人民的审美理想。她最终成为安家的贤德媳妇，恪守三从四德，热衷荣华富贵，前后面目迥异。作家立意要收服“十三妹这条孽龙”，“整顿金笼关玉凤”（第十六回），把她送入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去作为最终的归宿，与其他侠义公案小说之将侠士送至清官手下，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趋向。“儿女英雄”模式的确立，又为侠义、言情小说的合流推波助澜。《儿女英雄传》具有切近世态人情的长处，所谓“描摹世态，曲尽人情”。作家以精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面。诸如官场的鬼蜮横行，下层社会的光怪陆离，悦来老店、天齐庙会的喧阗扰攘，以及当时的各种典章礼俗，无不写得细腻真切。首回写蹭蹬场屋的五旬老翁安学海赴考、候榜前光景，笑中有泪，不逊《儒林外史》笔墨。第二十八回叙安、何结亲，文字花团锦簇，满洲贵族婚礼的一应仪注，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人物描写也有相当的功力，安学海忠厚善良而不免迂腐，张金凤内刚外柔而深心周密，邓九公豪爽拙直，张老夫妻又怯又土，各具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