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九月，楚王朱华奎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两万两白银。运送途中，被楚国宗室朱蕴钤劫走。湖广巡抚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湖广承天府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史称“劫杠案”。劫杠案与妖书案、伪楚王案共称“楚宗之乱”或“楚宗之争”。

明朝中期以前，武昌楚王府曾与西安秦王府、开封周王府、成都蜀王府并称“天下四大富藩”。楚藩始祖楚昭王朱桢娶王妃王氏，为定远侯王弼之女。 楚定王朱华奎袭爵后，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京师留守后卫百户王守仁上奏说，远祖王弼死时，儿子幼小，为姐姐也就是楚王妃抚养，而王弼留下的黄金六万八千余两，银二百五十万两，珠宝“不可胜记”，也都寄存于楚王府库中。此外王弼还有明太祖皇帝钦赐的庄田八十六处，永乐以来庄田田租也由楚府代收，累计应有八百余万两。两项累计，当折银一千三百余万两。王守仁以他自己和王弼六世孙王锦袭的名义，表示要把所有这些财产捐献给朝廷，以重建火灾烧毁的三大殿。

王守仁所说的这个故事令贪财的万历皇帝激动无比，并且高度关注。他命令司礼监带着王守仁前往湖广，会同湖广巡抚、巡按和楚王府长史一道查明王守仁的“恭进家财”。但是朱华奎上奏说，王弼当年坐蓝玉之党羽，被赐死，哪里可能留下这么多财产？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金银珠宝之赐？楚府曾于宣德六年、天顺四年、天顺六年、成化十八年屡发大火，其中成化十八年八月一月之内连发三次火灾，王府烧为白地；而且又经朱英燿杀父弑逆之变，武冈王朱显槐两次兼理府事又侵吞大量财产，目下楚府只有存银十八万两，别无其他库藏。甚至表示愿意举家搬出王府，让朝廷挖地搜掘。事后调查结果，果真证明王守仁所说全为不实之辞。都察院、刑部、户部和湖广布政司众官要求将诬陷宗室、诓骗皇帝的“神奸”王守仁、王锦袭斩首，但万历帝十分扫兴，统统不予理睬。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楚王朱华奎决定向皇帝敬献两万两白银，“以助殿工”，万历帝这才龙颜稍悦。但在巨金运送途中，不满朝廷对伪楚王案处理方式的楚宗室人，以朱蕴钤为首纠约了几百人，在汉阳进行拦劫，时被称为“劫杠”（按“杠”乃抬送重物所用的粗棒，有时也代指箱柜，民间旧时呼进贡的东西为“皇杠”）。

地方通判等官当场拘捕了带头行劫的宗犯32名（一说36名），送往狱中。继而飞扬跋扈的楚王宗族群起闹事，突入府院，想要夺回银两和被捕的宗人。兵巡副使周应治（鄞县人，任广东参政时在惠州建“天泉书院”，见叶梦熊《天泉书院记》）等无法约束，甚至被殴，只得匿身民间。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赵可怀，本熟悉楚藩情况，因之前办理“伪楚王”案中顺沈一贯意，宗藩对赵可怀不满。赵可怀在提讯被捕犯宗时，走下大堂，温语讯问。不料朱蕴钤和朱蕴訇两人突然挣断刑枷，猛砸赵氏头部，致使巡抚赵可怀当场死亡（一说赵可怀本不该死，被朱蕴钤等人脱械殴打后仅受伤，被从吏扶入室内。不料朱蕴钤随之在公堂案上发现了一封奏草，正是“劫杠”之疏，因此才群殴赵可怀立毙）。赵可怀死后，人心汹涌，官员纷纷逃避，惟独湖广右参政薛三才与湖广按察使李焘坚守岗位。巡按御史吴楷即向朝廷以楚叛告变。

《太白剑》载：“万历中，楚宗人讦其王，业奉旨处分矣。王备物谢恩，因谢当事者。宗人欲申前说，三十二年闰九月三日，相率过汉阳府公馆，夺其私书并解京银四攫焉。本府闭城，黄典史走报分巡道，分巡副使周应治，鄞人也，仓惶请于赵巡抚可怀，带领军人捕焚其书，捉获宗人三十余人，裸其体，加桎梏而鸣金鼓以入于会城。诸宗人见之，愤甚，初五日麇至抚院，遇应治并学院窦某，共击之，应治窜伏赵内衙神橱，赵出谕，语复不伦，登时打死，碎尸，应治乘间弃敕印逃。”楚宗行劫目的在于获取所谓楚王“通贿”的私书证据，殴杀地方官则是对他们心怀不满，借机报复。

《明神宗实录》记载：“辛丑，大学士沈一贯等言：臣等接得湖广廵按吴楷揭帖，内开楚王进助大工银两，至汉阳县被恶宗数百提刀臂门，捆绑解官，尽行劫去。本府通判等官擒获三十二名，并赃银二千九百余两。闰九月初五日，恶宗三千余人各持凶器突入抚院，将副使周应治、窦子偁俱殴重伤，将巡抚赵可怀登时杀死，抢去劫扛、盗宗等。因臣等面问，承差口称，可怀家眷已归，止有一子在傍，混逃不知下落。周副使被赤剥乱打，生死未审。各恶仍围困布政司，要劫库银，纵横城中肆行抢掠。楚府不知消息，巡按出巡荆州，闻报即驰归省城。本系荆州发行，臣等闻此不胜惊骇，窃惟楚人轻剽好乱，本难抚治。而楚宗繁衍武昌城中有三千余人，虽多善良，实繁凶暴。抚按以皇家支，不敢施法。若有举发止是启王戒饬，而楚王近以华趆之诬，身且被辱，安能钤人。此辈目中既无抚按又无楚王，复何忌惮？是以劫扛抢狱，甚至手刃镇抚，旁及宪臣，尚可逭诛乎？今彼处情形虽未尽悉，要之必不遽靖，盖其积渐然也。惟因假借过优是以酿成大恶，巡按职在澄肃，正宜大振纪纲，岂得顾忌宗室。犹有假借捕治何疑，但众势方炽，不易为力，宜且先发严旨，又即补巡抚刻期到任。一面着各兵备集兵，恊擒庶几有济，若少缓时日，恐其滋蔓，益难图也。--- ---。上震怒曰：恶宗劫抢扛银，戕杀抚臣，好生悖逆，玩法既系强盗，岂得以宗室顾忌，着该抚按尽法擒拿。奏内言聚党数千，恐有一时观看之人，务拿真正凶犯，毋得滥及无辜，亦不许因而纵弛，致逋天诛。巡抚员缺着，便推猷畧堪用者去，其河南郧阳二处近楚地，前推巡抚亦令推来点用，仍谕拣选各处兵备以闻”。

被人为夸大的“不详揭告”致使明神宗未知实际事态如何，沈一贯据吴楷上奏情况，将其性质与正德年间的宁宗藩“宸濠之乱”等同。甚至动用军队，命鄂境严兵戒备，防止击杀大臣的罪犯外逃。附近地区因而哄传楚宗室“称兵谋逆”，人心惊惶不安。鄂西北的郧阳巡抚胡心得等，甚至集结兵马，请求会师进剿，宗室之乱被定性为起兵叛逆，本来是一件刑事犯罪案件其性质却被人为扩大成“称兵谋逆”。

《明神宗实录》记载：“己酉，大学士沈一贯等言：臣等昨暮接得湖广巡按吴楷书揭言，在承天府调兵候旨进讨，城中贼党纵横城外，官兵围守，逆宗肆出榜文，约以二十二日举事，至云顺流而下，镇坐南京，谋反已真。御史方候旨进剿，恐失事机，请皇上发一特谕，天威震临，人方尽力，不然，恐其犹碍宗室二字畏首畏尾，养疖成疽，流毒愈大。得旨：逆宗反形大著，祖宗法度，治安国家，既系强劫叛乱，何论宗人，且楚地辽阔，逋逃众多，讨恶安善，务保万全。”

吴楷的再次上揭，说楚宗人出榜文，并约定举事日。这便成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政治目的的叛逆事件，甚至提出为避免官兵因宗室有顾忌，请皇上下特谕。既如此，被蒙蔽的万历皇帝下旨讨叛。其实质是有人意图通过扩大事态的手法，借此以彻底打击与沈一贯对立的政治势力，还可以此作为立功的机会。据《明史分稿残编》记载，当吴楷上奏楚宗反叛时，薛三才其实已经以“今日之事，谓同强贼可也，岂可比宁濠辈？”为由说服了吴楷，不以楚宗反叛罪上奏。但是人微言轻，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各地调动了三省共五路兵马，准备征剿。沈一贯拟发兵会剿，命未下。《明神宗实录》记载：“巡按吴楷以楚叛告。一贯拟发兵会剿。命未下，诸宗人悉就缚”。在这千均一发之时，湖广按察使李焘并未理解当事者的意图，见事态被张扬，上奏恳罢五路征兵，积极劝说宗藩，只派出胥吏就控制了局面，带头闹事者被束，事态未被扩大。避免了一场大兵征剿楚宗藩的战事。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劫杠”案定谳。朱蕴钤、朱蕴訇两名，解送湖广承天府显陵（明世宗父母葬地）处死，勒令朱华堆等三名自杀，朱华焦等23名监禁，朱蕴钫等22名（一说25名）被革爵幽囚、拘发远府闲宅，朱英遶等33宗被押发高墙（明朝安徽凤阳的皇家监狱）禁锢，其余多人或降爵、或革禄，处分不一。

事态稳定后，吴楷上奏：“叛宗就擒”。并奏：“叛宗既获，省会稍宁，乞止各处调兵并分布本省兵防守，从之”。停止了各地调兵。而对事后的处理亦完全顺应吴楷等的意志，那些不响应集兵的官员被参劾，“罢紫荆关参将朱国忠，以原任湖广都司按臣吴楷劾其兵事不修，怯于应变”。为了对五路征兵有合理的说词，主事者不但模糊李焘定楚乱的功绩，瞒报诸宗被束的过程，抑之不报，而且委蛇邀誉以图首功。“庚申，湖广巡抚梁云龙，以收缚楚宗，叙录文武大小各官，抚按胡心得、吴楷以下九十二员，命兵部看议以闻”。一件本来就简单的案件却调动三省兵马，张大其事者不但没被追究责任，反而叙功。更甚者，犯宗被处以严刑，被狱者四十余人，带头闹事者被处极刑，处理为过，极度张扬，有失公允。行刑之时而恰逢地震，民心多言天怒不公。宗藩不是夷狄、胡虏，是皇亲国戚，楚宗藩人不过区区三千多人，而参与闹事者不过几百人，且多是因对“伪楚王案”不满而参与，并无“谋叛”的政治意图。因何如此大动干戈？因何如此严刑惩罚？当事者的行为和目的一直受到质疑。

以沈一贯为首的朝中“浙党”对楚宗藩的处理方式不断受到质疑，争论并未休止。有不少冒死上奏者。其中云南道御史史学迁言：“故辅朱赓临死一疏，惓惓以楚事妖书为辩，盖一生病痛全在于此，身家祸根亦全在此，故诸臣千参万弹，俱不关念，独于此一事为谆谆也。楚事方兴，万万金钱遂入都中，沈一贯、朱赓、司礼监田义、东厂陈矩、通政司沈子木、科臣钱梦臯，当日馈遗之单目可证，过送之姓名可问。此等奸贪隐情皇上知之否乎？重贿既入，若张似蕖、若姚文蔚、若司巡、若司捕；或运筹幕中、或张罗通衢。既逐发觉赃私之郭正域，又波及同心同德之沈鲤，中外摇手闭目，如坐陷阱，此等机械隐情皇上知之否乎？毒心已逞，不杀不休，妖书之出，不先不后，密尾杨村之船，擒拏几尽，兵逻次辅之宅，水泄不通。长班、医生、仆隶、奶口、书识各加研刑。（郭）正域、（沈）鲤危濒旦夕，若非御史沈裕极力危言，当时不知作何景象，此等奸恶毒手皇上知之否乎？抚按赵可怀辈，始未尝不具悉楚情，而后渐变更也。则一贯之授意已定，故诸宗之冤抑不伸。诬曰：‘劫贡’，手足扭镣，号令通衢，标曰：‘逆贼’。常人不堪何况诸宗？抚臣因是殒命。此等奸恶隐情皇上知之否乎？坐以反叛，诸宗束手待缚。毕竟杀死一家四命者，为谁张挂榜文者？为谁抢夺人财劫仓库污妇女者？为谁粧成异变调动三省兵马？当时一布政薛三才，不然其事，终于告病，一推官胡嘉栋，不平其狱，麾之他出。此等冤枉隐情皇上知之否乎？杀死抚臣自有应得之罪，应抵之人而滥列三等、二等嫌轻，拔之前列，身首异处，从来未有之刑。梁云龙、吴楷、胡心得、陈鸣华辈，惟阁臣之教是听，行刑之时，承天地震数日，行人皆仆，此等冤情隐恶皇上知之否乎？今日中外饮恨无过此事，皇上亲裁处断，尚未尽悉其情，臣是以不能已于言也”。

楚宗之乱事件中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万历龌龊朝政中官员倾辄、党争激烈中的冰山一角。随着阁臣沈一贯的引退，事论久而明，对是否属“谋反”、是否需用兵、是否适宜重刑等都提出了质疑。

“国体藩规俱莫论，老臣涂血也堪怜！”这是当时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对本案发出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