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语，是我国古代民族匈奴使用的语言，在语法上属于粘着语。用汉字音译记载的匈奴单于名号、匈奴官号、人名等用国标音标转译为粘着语，结果发现它们很多都是蒙古语。

从语言上讲，白鸟库吉是第一个借中国历史记载中的零星资料企图将匈奴语言归类的学者，但是他自己也游移于突厥和蒙古两种可能之间。白鸟的结论早已被后来的阿尔泰语专家否定，他的研究无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尔泰语曾经从匈奴语中继承和吸收了不少词汇，但不能证明匈奴语属于两者之一。例如冒顿单于之名一般被认同为北朝隋唐出现的突厥语“莫贺咄”，也即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红色英雄）之“巴托”和清代常见的“巴图尔”称衔。但是该词在阿尔泰语中并无完满解释，反而在伊朗语中可以找到词源。关于匈奴语的来源，古代文献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

分子人类学技术的发展让匈奴语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2018年，《自然》（Nature）刊发了哥本哈根大学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的论文“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欧亚草原的137个古人类基因》），首次使用分子人类学技术研究欧亚草原古代人群的基因流向与语言扩散。文章认为，突厥语是匈奴人群的主要语言，匈奴语是一种早期的突厥语。突厥语的扩散起源于匈奴，并在突厥汗国时期得以延续。现代突厥语的差异是由于多次突厥语人群迁徙所导致的，这些人群与各地人群融合，形成了突厥语的不同分支，但这一过程是以伊朗语的萎缩为代价的。比如，匈奴在往西域扩张时吸收了天山塞人，可能导致塞人的匈奴化（突厥语化）。

关于匈奴语的语言系属问题，学术界的争议逐渐平息，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突厥语说。即认为匈奴人和匈人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有法国学者Remusat，Klaproth，日本的白鸟库吉（1900年）以及Ramstedt，von Gabain，Pritsak等人。丹麦的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的研究认为匈奴语是一种早期的突厥语。

2、蒙古语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日本的白鸟库吉（1923年白鸟库吉改变以往的突厥语观点，认为是蒙古语）和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

3、认为匈奴人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政治集团，匈奴语也是许多语言的混合，如法国人Lacouperie。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罗新认为匈奴语中保留着伊朗语成分，匈奴语中无法用突厥语求解的部分伊朗语解读可能可行。

2018年，《自然》（Nature）刊发了哥本哈根大学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的论文“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欧亚草原的137个古人类基因》），首次使用分子人类学技术研究欧亚草原古代人群的基因流向与语言扩散。认为早期的突厥语是匈奴人群的主要语言。现代突厥语的差异是由于多次突厥语人群迁徙所导致的，这些人群与各地人群融合，形成了突厥语的不同分支，这一过程以伊朗语的萎缩为代价的。

在汉文史籍中保存有一些用汉字记录下的匈奴人的官号及个别的词语。在欧洲也保存有一些匈人（Hun）语言的资料。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称号都可以用来研究匈奴语。

汉籍记载的匈奴语仅是“单于”、“撑犁”、“孤涂”、“阏氏”、“居次”、“头曼”、“屠耆”、“瓯脱”、“若鞮”等几个词而已。然而，这几个词却费尽了各国学者的智慧和心机。

《汉书．匈奴传》说的“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像天，单于然也”。道明了“单于”（酋长）、“撑犁”（天）、“孤涂”（儿子）三字的语义。

在汉文史籍中保存有一些用汉字记录下的匈奴人的官号及个别的词语。在欧洲也保存有一些匈人（Hun）语言的资料。

“孤涂”的究析，须先明“孤”字的读音。《前汉书》的西域“狐胡国”，《后汉书》记作“孤胡国”，古代“孤”字是读“狐”的；而将“孤涂”读“狐涂”，其语属也就明确了。欧洲学者发现西伯利亚通古斯部落语言的“儿子”一字为kutu、gutu、uta、utu、ute等，白鸟库吉则迅速达成“[将匈奴]视为通古斯族，则问题容易解决矣”的结论。鄂伦春语之“儿子”一字确为ut'er，白鸟氏的见解实在非常有道理。

“单于”源于“广大”不足为奇，中原语言的“皇恩浩荡”也是同样的意思。但它过早就被人训读作chan-yu，而后人又一味因循这种误导，自然就找不到它的语源线索了。蒙古语的“广大”是delger，“酋长”是darga，两词的确非常音近，甚至可能是同根的。蒙古语g音常转读颚音gh，进而转为u或f。若将“单于”读作da-ghu或da-u，它的蒙古语源就一目了然了。

“居次”是“女儿”，同今世突厥诸语之kiz一字无疑。

“瓯脱”出自《匈奴列传》“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的记载。我以为它就是游牧民族的“帐幕”或“蒙古包”，该字蒙古语谓chachir，（“察赤儿”），土耳其语谓chadir或otag，前者同蒙古语，后者正是“瓯脱[格]”

“头曼”，已被确认是数词“万”。满、蒙二语之“万”均为tuman，而突厥语只有“千”（min）字，“万”字是“十千”（on min）。不能排除出自“蒙古原语”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不会是出于“突厥原语”的。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贤’为‘屠耆’，故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贤”可能是“聪明能干”的意思，上古社会“聪明能干”的人，莫如知悉前人经验的“历史学家”，而蒙古语之“历史”为“屠兀赫”（tuuh），“历史学家”为“屠兀耆”（tuuch），“屠耆”当是“屠兀耆”。匈奴“左贤王”和“右贤王”，相当于上古中原的“左史”和“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