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1918年3月18日—2012年9月29日），出生于中国浙江温州乐清市，中国当代文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

民国七年（1918年）3月18日，南怀瑾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县柳市翁垟镇地团村南宅组（今属柳市镇长岐社区殿后村）。父亲是乡绅南仰周，母亲是南仰周续娶已故夫人的妹妹赵氏。赵氏多年不育，每日到城隍庙烧香拜佛，终产下独子。亲友们都把这位男孩说成是“佛送的儿子”。小名银奶，后改名怀瑾。

南怀瑾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严格的传统蒙馆教育。到17岁时，南怀瑾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书法、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每得其精髓而以为乐，从小孜孜以求。但自小其祖母、父辈们并没有要求他将来能够显达或富贵，相反其祖母还说：“读书可以，但不要做官”，其父则要求他能够养活自己平安度过一生即可。

南怀瑾6岁开蒙，11岁时被父亲送到乐清第一小学上学。

民国二十年（1931年），13岁的南怀瑾在小学毕业考试考了倒数第一，拿了肄业证书。父亲要他去学木雕或去商店做学徒，他不肯，只好在家自修。自修的3年里，他到表哥家听过浙江青田名儒朱味渊（陈诚的老师）的课，父亲还给他请过老师叶公恕。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7岁的南怀瑾和姨表姐王翠凤结婚，并有了长子南舜铨。同年又离开温州，前往浙江国术馆习武，并于浙江国立艺术院学习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在国术馆同班同学中，他个头最小，年纪最轻，但每门功课，每种武艺，他学得最快最好。他曾到之江大学和杭州的英文补习班学习。期间，他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在文渊阁接触过《四库全书》，在史量才姨太太沈秋水的家庙里，读过一些道家古籍，也曾研习《金刚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南怀瑾回家度暑假，妻子后来生下次子南小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南怀瑾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国术馆毕业，获得武术教官的资格。时值抗日战争爆发，20岁的南怀瑾只身入川，生活窘迫。后来，南怀瑾考入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后返蜀执教进入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南怀瑾在川康边境创办“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人数曾多达万余人。但在地方军阀和军统特务的夹击下，不到一年即宣告解散。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冬，南怀瑾辅助袁焕仙在成都创办维摩精舍并辞去中央军校的工作。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禅门虚云老和尚莅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法会，袁焕仙闭关期满，袁焕仙携南怀瑾赴渝礼请虚云老和尚回到成都灵岩寺成立了维摩精舍弘法，南怀瑾追随左右，遂拜门墙，成为维摩精舍开山首座弟子，潜心修道参禅，多有会心之处。5月，南怀瑾独自前往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行。前后苦行3年，潜心研读佛家典籍如《大藏经》。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南怀瑾突接密报，谓有人意欲加害，故匆忙离山返回成都，继续在五通桥闭关以满三年之愿。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南怀瑾从四川经康藏转道云南昆明后回到故乡乐清探亲，年底离乡时计划带家人去台湾经商。但南仰周因为听不懂外面语言，不愿离开家乡。

1949年春，南怀瑾前往台湾，定居基隆。2月，南怀瑾只身跑到台湾时，没有师友同盟照应帮衬，住在基隆。一次，一家小旅馆失火，有个叫杨向薇的吉林长春姑娘成了南怀瑾收留的难民之一，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婚后的南怀瑾迫于生计，同温州老乡一起做船运生意。三条船凑成“义礼行”公司。从琉球运货到舟山，再从舟山运货到琉球。国民党从舟山撤退时，占用他公司的船，他血本无归，一夜之间负债累累。两女两子先后出生，他不得不栖身于基隆海滨一陋巷的棚屋中。

1955年，南怀瑾在窘困处境中出版《禅海蠡测》，却一本都卖不出去。不久，他举家迁到台北龙泉街，住在菜市场附近。在这里，他煮字疗饥，凭记忆力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楞伽大义今释》，但少有人购买。

1956年，南怀瑾经人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干将之一杨管北。此时杨管北已称病退出一线经营，在家中开辟出“奇岩精舍”，潜心研究“养生打坐法门”。初识之时，杨管北对南怀瑾不以为意。然而，南怀瑾用六年时间彻底折服了杨管北。从此，杨管北对小他十余岁的南怀瑾执弟子礼，并成为南怀瑾最初和最重要的资助者。

1960年，胡适读了《楞严大义今释》，表示赞许。南怀瑾因此逐渐被人知晓。

1963年，举家南迁台北后，南怀瑾的声名引起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的注意。张其昀聘请南怀瑾担任教授并兼礼学院院长，南怀瑾接受了教授聘书，附加条件是不到学校上课，由研究生到其家受教。随后，南怀瑾在台北辅仁大学开设《易经》课程。凭大学教授的身份，南怀瑾身边逐渐聚拢了一批追随者。

1966年，声名鹊起的南怀瑾参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致力于对诸子百家古籍进行解读。

1969年，南怀瑾创立“东西精华协会”，后创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和“十方丛林书院”。

1971年，南怀瑾创办《人文世界》杂志。

1974年4月初，台湾某部门邀请南怀瑾每周三下午去给他们的员工讲《论语》，讲稿后来在报纸上连载。演讲受到了大众的广泛追捧，报纸被许多人剪贴成册，并转告亲友。讲稿随后以《论语别裁》为书名出版，引起轰动。

1976年到1979年，南怀瑾闭关于闹市三年。

1976年，南怀瑾出版的演讲辑录《论语别裁》，趁势而热，多次重版，流行于华人文化圈。

1985年，南怀瑾离台赴美客居。在此期间，先后创办美国维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和香港国际文化基金会等文化教育机构。

1988年，南怀瑾返抵香港定居，期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前去造访，希望南怀瑾倡导、推动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提及的金温铁路，南怀瑾慨然应允。

1992年11月18日，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南怀瑾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2月18日，金温铁路正式开工。

1994年2月11日，南普陀寺禅堂落成之时，南怀瑾应妙湛长老之邀来厦门南普陀寺主持“南禅七日-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禅学讲座。

1998年6月11日，金温铁路开始通车。在通车前夕，南怀瑾基于“功成身退，还路于民”的想法，将股权转让给浙江省和铁道部。

2004年，南怀瑾从香港移居上海。

2006年后，南怀瑾移居长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庙港并在苏州吴江区创建“太湖大学堂”，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与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相结合，发展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研究，后建立光华奖学基金会，资助多间中国大学，如北京大学等。

2012年9月19日，南怀瑾病危。9月29日下午4时，南怀瑾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庙港太湖大学堂去世，享年95岁。

南怀瑾谆谆教导海外众多弟子赴中国大陆投资，引进先进科技，支持国家经济建设。1990年泰顺、文成水灾，捐资救患，在温州成立南氏医药科技基金会、农业科技基金会等。又将乐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作为老幼文康中心。1997年8月，南怀瑾创办中国第一家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并作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为后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行的参考样本。 南怀瑾还于中国大陆创办东西精华农科有限公司，又因国内学者的敦促，为黄河断流、南北调水事，倡立“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作科研工作之先声。

1988年，建设金温铁路被提上议程。南怀瑾提出：“如果金温铁路修建，再衔接福州到温州联线，甚至南进由闽南地区打通广州，便可使华南半壁江河，一齐活跃飞腾起来。然后再扩展到华中、华北。有志者当如此着眼，才有意义。”1989年2月2日，南怀瑾在上海市举行了金温铁路座谈会，写信提出：“在我或我主持的公司的立场看来，实际上不只是资金的问题，是怎样可以建立一个可行性的办法问题。”南怀瑾预见作为横跨温丽金三地区的金温铁路建设，重大问题决非温州一市能决定承担，急需向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请示汇报审批，并与金华、丽水两地市沟通协商。

1989年10月20日，南怀瑾派尹衍樑及李传洪来浙江，于22日签定了意向书。主要内容有：双方同意合资建设金温铁路；总投资一点四亿美元；出资比例浙江为20%，香港方为80%；合资限期为三十至五十年；金温铁路以合资形式建设，可享受关于鼓励外商、侨胞来华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1992年2月26日，经过三年的频繁协商沟通、文书来往，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修建铁路的合同完成。这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打开了一扇大门。合同修改后于1992年8月12日终于送到南怀瑾手中，南怀瑾当即签字。

1992年11月18日，金温铁道公司正式成立。南怀瑾非常重视铁道公司内部的风气的监管，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他希望由金温铁道公司的同仁做起，慢慢影响，改正这些不良风气，愿人人能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对人要宽厚，对事要严谨。”12月中旬，公司举行了第一次董事会，南怀瑾提出于12月18日在金华麻出塘站、武义清塘隧道、永康车站、缙云仙都隧道、温州洞桥山隧道等五个地方同时开工。

自金温铁路全线上马之后，对资金需求急剧增长，并远远突破了15亿元人民币投资预算。为了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南怀瑾组建了筹资小组，并与国外多家银行进行联络、谈判，做了大量工作。此时南怀瑾对金温铁路建设理念有了新的构想，即人民铁路人民建，铁道利益人民享。他个人愿交出所有权，只作配合性外资，即由原来的主导性大股东变为一般性小股东。如能在1997年全线贯通，将公司股份交还给国家，并推向市场，铁路的利益由铁路沿线的人民来享用。他不要等到股票上市，自己获得利益，而是提早将股权还给政府，由政府和人民来共享。这就有了两次合资双方股权调整。

1994年5月2日至11日，浙江省代省长柴松岳和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傅志寰和南怀瑾就有关事项进行了商谈。南怀瑾认为铁路工程不像公路、电厂、钢铁厂、矿场，铁路不是封闭式的。所以一定要同国营有契约，大家协调，共同协助才能达到目的。经多方协商，南怀瑾被推荐担任公司的新名誉董事长。金温铁路建设上马后，南怀瑾时时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同时常派人慰问修路工人。金温铁路前后历时近十年，终于在1997年7月顺利竣工。1998年，经协调，香港联盈兴业公司的25%股权，全部转为国有，成全了南怀瑾功成身退、不计名利、还路于国于民、早日通车投入运营造福于民的愿望。

南怀瑾非常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播。南怀瑾认为中国能历数朝甚至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仍不亡，乃是中国文化不亡所致。他坚持，中国文化的传承必须与时俱进，经世致用，并依此改变大众的生存状态、行事方法和价值取向。引导运用重于训诂考证，他反对把中国传统典籍的研究引入狭窄的学术胡同。

南怀瑾认为，一个国家被灭掉，还可以复国，但是一旦文化衰亡就万劫不复了。中国文化最早出现断层是在秦末以后，而所谓的焚书坑儒的罪过还并不大，关键是西楚霸王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一直到汉武帝时期，这段时间是断层的。而后来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有相当内容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汉儒们经过考据而有所增废，后被称谓（汉学）的一部分，到宋明理学发展起来的时候，孔子就已经被误解的很深了。而这种以“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三纲五常”的腐儒思想和误解，并以“朱、程”为代表的儒学释义和理学思想，一直统领着历代王朝上千年之久。法久弊生、自然就成了后世被打倒的前因。

南怀瑾身居书房讲堂却心忧天下。“两伊”战争爆发后，当南怀瑾看到现代战争武器投射之精准，杀伤力之巨大，慈悲为怀企盼世界大同的南怀瑾甚感震惊、痛心。他赞同墨子既要主张科技的发展同时坚决反对将科技用于战争的理念，提倡“兼爱”、“非攻”、“和为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天下同此凉热”等思想。他指出优秀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不可缺失的宏大科学理念和力量。

南怀瑾的著述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捷径，对于那些无法直接了解典籍，不知如何理解、学习、继承传统文化的普通人作了一个重要引导，但其中最为著名也是传播最广的著作之一，当数《论语别裁》。1975年4月，南怀瑾就已开始普及传统文化的探索之路。但因为旧时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僵硬老旧，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但南怀瑾一直主张传统是随时可以创新的，并非简单的复古。当代知识分子自己不承担国家的责任，反而让孔夫子扛责任，就把孔夫子打死了。南怀瑾讲《论语》，还不复古称：“朱熹注释的《论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南怀瑾一直试图还原孔子思想家的地位，让世人看到儒家思想是正向的。认为那些强调纲常伦理一类的东西，是后代儒生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发展而逐渐附加上的。于是，孔子的思想在发展中被曲解和误读得渐渐多了，孔子也成了一个被随便涂抹的偶像。他说：“至于孔子学说与《论语》本书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后起之秀，如笃学之，慎思之，明辨之，融汇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必可得到自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打倒了被南怀瑾喻为“粮食”店的孔门学问后，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便失去了正确的依沽。南怀瑾认为孔家店被打倒其实跟它的“伙计”有关，作为“老板”的孔子是很冤枉的。也可以说孔子曾经被“曲解”了几千年。所以，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南怀瑾一直在讲《论语》，并充分考虑到从未深入接触过《论语》的普通人的感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一时间引发《论语》热。

南怀瑾倾全力讲述、印行传统文化经典，从学界、商界到民间大众，南怀瑾不辞辛劳，奔波教化三十余载，内容涵盖儒、佛、道及诸子百家，兼及医卜天文、拳术剑道、诗词曲赋，著述凡三十余种，立足时代科学精神，影响深远。

南怀瑾漂泊四方，一直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而奔走呼号。1966年，南怀瑾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伦理道德。他和钱穆、林语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阐述传统文化。到台初期，在台北设立“十万禅林台北道场”，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另在新竹县设“十万禅林峨嵋道场”，教导众生打禅。后来在台北、北投、汐止、高雄等地多次举行禅七法会。回到香港后，南怀瑾愈发认为，文化重建要从儿童抓起，于是他开始着力推广儿童读经运动。读诵的内容，包括儒家、道家的基本经典，甚至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内容。他希望能将读中国古书的基础往下扎根。儿童读经运动以推动“中、英、算”三者并进，非独厚中国国学也。而所注重之读经部分，又以四书五经为主，尤以四书为重，冀能为中国孕育出经世济民之材，而非诗词歌赋之材也。自1997年起，从台湾、香港开始，儿童读经运动逐步在全国推广。南怀瑾亲自列出书目，为读经运动选编一套《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教材，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典籍。这一活动影响深远，波及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华人社会。

南怀瑾为重续中华断层文化心愿，提倡幼少儿童智力开发，推动中英文经典课余诵读及珠算心算并重之工作。其学生自出巨资，用其名义在国内创立光华教育基金会，资助三十多所著名大学。南怀瑾还创办吴江太湖文化事业公司、太湖大学堂、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恢复禅宗曹洞宗祖庭洞山寺，支持中医现代化研究——道生中医四诊仪研制与应用，资助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捐建太湖之滨老太庙文化广场。1977年，南怀瑾开始在台湾成立老古出版社，并开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教机构，传扬文史哲佛学说，提升民众文化水平。南怀瑾还弘扬少林武术，为“希望工程”捐款，捐资支持乡村教师。

南怀瑾非常关心北京大学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多次建议北大能够成立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表示自己可以出资支持。楼宇烈将南怀瑾的建议转达北大，在学校等多方支持下，1992年1月，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此后，南怀瑾如言，为研究中心提供经费予以支持。2000年，已年逾八旬的南怀瑾在江苏吴江太湖之滨开始创办太湖大学堂，秉承宋明书院之教育，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传道授业解惑，践行“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南怀瑾经常说：“孩子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

南怀瑾对人生阐述就是“儒释道合一境界，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在台湾则多由佛道入门，佛教学方面如《金刚经说什么》《圆觉经略说》《如何修证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在中国大陆有多数的民众由西方哲学转入东方文化，其中广为流传的代表作品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易经杂说》。其中刊正了许多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南怀瑾通过对儒、释、道三家学问的演绎和归纳，最终的目的无非是告诉人们，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此心同此理亦同的道理。而从“平凡”到“高贵”并不存在边际问题，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要回到平地上来，总不能悬空挂着。因此做到了“大平凡”就是“最高贵”；南怀瑾临终的这一示现，就说明了这一道理。

南怀瑾在书中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有三道之学：君道、臣道、师道。在上古，夏、商、周三代，作帝王或者诸侯、士大夫们都有身兼（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任务和标榜，而师道超越以上两者而独立存在，是在周朝中叶以后的事情。这里是其明显的“分水岭”，应该是（公天下和家天下）本质意义的不同。

南怀瑾通过以经解经、经史合参的方法，加以个人的修证所得，通过《论语别裁》为绝大多数人还原了平凡、可爱和真实的孔子形象。毋庸置疑孔子是得了道的人，南怀瑾对于形而上本体的认识清楚的很。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实际就是说：我没有其他的，只有对本体的认识和起用罢了。而曾子对其他门人却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因为同学们程度还不够，所以只能说具体的认识和做法，譬如禅宗神秀大师做的偈子：“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是一样的。南怀瑾正是通过这种对比引用的方法，把《论语》的精神朴素的展现出来。

南怀瑾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本有的儒家道理。那么儒家的三纲和八目，拿佛家来讲三纲就是：悟道、起修做善事、最后大彻大悟。八目等于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八目就是大方向的外用之学，而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整体核心部分是“心性”之学，而即使在“明心见性”以后，起修也是一辈子的事情。南怀瑾把对经典的导读，升华至对个人“心性”的培养和修身上，扩至对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上，以期开创新的人文格局。也正因此他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统合起来、构成了孔门学问的基本道理“内圣外王”。基于这点南怀瑾先后讲了《原本大学微言》《孟子旁通》等；完成了儒家系列的学术研究，并在内涵和外延上反复作了比较和论述，使其在学问研究方面，始终保持不变的中心思想；所谓“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文王得一而天下平”让读者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

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里，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对象是因人而异的，孔子对教育时机的洞察和把握也是“手眼通天”和多变，并且孔子在日常起居生活中，显得活泼而又有生机，譬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并不像后世理学家们，所表现的那么严肃和不通人情，以致把孔子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最终把儒家学问推向了“灭门”之路。南怀瑾这种不带任何个人偏见的导读方法；根据自身修证的经验；运用经典的前后对照与经史合参并举，把儒、释、道三家作了充分的对比和互通，此引人至胜的学问手法，着实开创了当今“述而不作”的新风。

在道家方面，南怀瑾的书籍在命理及中医学亦扮演不可缺的首阶，如《老子他说》《庄子諵哗》《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等。《老子他说》以“经史合参”及“以经解经”的解说方式行之。是南怀瑾的道家思想之代表作。《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介绍道教的发展，以及道教复杂的派系。《我说参同契》依据清康熙年间朱元育《参同契阐幽》版本讲述，再加上自己见解以发挥。发挥的方式，仍与《老子他说》或《论语别裁》相同，即旁征博引许多有趣的故事或诗词，以作解说。《列子臆说》则通过约100个故事来阐明道家的高深思想。这些著作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推动了道家的大众化。

南怀瑾等对易学的科学性也有深刻论述。他明确指出，《周易》的象与数，都是科学的，如果不按照其中之科学之理来讲，就没有办法讲明白，所以非要学会它的规矩与法则，才可能懂得《易经》。他关于易学的论述为后世的道家经典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南怀瑾认为真正的佛法是破除迷信，佛法的根本是无主宰，有个上帝、阎王，有个命运做人家主宰的是没有的，主宰的都是你的心。他用佛法的真谛实践人生的价值，阐析人性的诟病与高贵。他说“世间一切学问，大至宇宙，细至无间，都是为了解决身心性命的问题。离开人生、身心性命的研讨，便不会有其他学问的存在”。虽然喜欢佛学，但对于进入佛教界，南怀瑾一直持否定态度。因为进入佛家，成为僧人就需要“削发、独身、吃素”，这是千百年不变的定律。南怀瑾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所以在南怀瑾看来，佛是一个无形的意念，所谓的清规戒律是人们借助佛而约束自己，对自身进行约束的外在形式。对于学习佛法，南怀瑾认为不一定要袈裟在身，只要自己好好修持，真正做到“济世利人”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们心中的“佛”。

南怀瑾不仅积极投身于佛教禅宗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中，而且借助其课堂的讲演和著作的出版，将很多“门外汉”领入学禅学佛的道路上，广泛弘扬和传播佛教禅宗文化。他的第一本著作《禅海蠡测》就是关于禅宗文化的。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但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研究禅宗，对禅宗的起源、发展演变之类的内容都知之甚少，更有甚昔。对禅宗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不懂禅宗却在反对禅宗，当时的学界泰斗胡适就是其中一位。所以，有着深厚禅学底子的南怀瑾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认识到禅宗的魅力，纠正对禅宗的错误认识。在《禅海蠡测》一书中，南怀瑾对禅宗的演变、禅宗的宗旨、禅宗与佛教及其他派别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让人们对于中国禅宗文化的发展有个正确的定义。同时，南怀瑾凭借着自身学禅的经历和经验，对学禅中需要注意的事情进行指点，使“后学者”少走歪路。除了《禅海蠡测》，在南怀瑾后来出版的专著中，有关佛教和禅学的就有一半多。例如《楞言大义今释》、《如何修正佛法》、《金刚经说什么》等。可见南怀瑾对佛教禅宗文化的重视。后来仰慕和追随南怀瑾的众多学生中，大多数是受他的禅宗思想的影响，跟着他学禅学佛。

南怀瑾自幼个性就好动，并嗜读武侠小说，刚在十二岁时即开始习练种种武艺。起初，随师习练时，固然不知道以南怀瑾衰弱之躯而学此刚猛之拳是否适当，又不能分辨拳艺的优劣，每回习拳之后却有头脑昏昏之感，莫知其所以然，但以从小志慕侠客义行，所以也就勉强自己而照练如仪。

其后南怀瑾负笈四方，人事接触渐广，以心喜武术道功，乃不计耗资，不论宗派，凡遇有一技之长的人，或具神通，或有道，或有武功，即顶礼叩拜为师。因此到二十岁前，所拜的师父，各门各派，积加起来亦多达八十余人。所学范围有南宗、北派，长拳、短打，乃至十八般武器，少时亦习弄过十四件左右，外加蒙古摔跤、西洋扑击等。中央国术馆张清江，于杭州国术馆主办全省性国术比赛，南怀瑾亦参与其盛，以姿势优异而获冠军。抗战前，各县市普设国术馆，都有专人负责，武风维扬，盛极一时。所以，南怀瑾私自反省所习武艺实未精到，各路各派，亦不过略窥其门径而已，乃决心继续寻师访道，亲近高明。

当时杭州城隍山上有一老道，传说系清朝皇室出家者，这位老道须眉皓白，童颜鹤发，神釆奕奕，南怀瑾得此消息，心中万分兴奋，即行前往拜谒数次，都未得见面。听说这位道长当时逢人来求皆推称不会剑术，若欲习画他则教人画梅。几番周折后，南怀瑾终于见到了他，即向他再三恳求学剑，只学此项，不求其他。南怀瑾练习当面了一些所学剑法，他批评说：“这真的只是儿戏，不可再练，徒费光阴，还是以读书为好”，并提出苛刻的练剑条件。因当时南怀瑾立志学文兼学武，心想诸事分心，惟恐心不专一则反而一事无成。于是放弃了作剑仙，然而对于学拳仍旧勤劳，每日凌晨三时，必起床练拳，两三小时后，再沐浴更衣。当年杭州西湖一带，武师甚多，南怀瑾亦朝夕浸润其间，跃马佩剑，臂缚铁环，腿绑铁砖。以后访遇僧道甚多，皆各有专长，然所说与城隍山老道大抵相同。总之，南怀瑾在那段学拳时期，练习武功，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南怀瑾早在25岁时，就在川北禅门大德袁祖焕仙南怀瑾坐下悟道，后闭关于峨眉山大坪寺，通阅大藏经典。旋即远走康藏，遍访有成就者，此时已确立了一生的目标和方向。后来来台湾做船运生意，在兴隆的时候，每天席开连桌，招待四方来客。却因为一次劫难，而一夜之间沦为落魄游子。多年以后，南怀瑾在说起这段经历时都一言带过，而对于做学问一事，只说“著书都为稻粮谋”。

2012年8月，南怀瑾身体出现不适，在身边弟子的建议下，去上海就医。南一鹏记述，由于自己身在美国，不能及时赶到，两个弟弟陪在父亲身边。南怀瑾住院几日后，病情状况出现严重化。医生在努力后表示：“我们的能力到此为止了。”听到这样的决定，南怀瑾弟子马宏达心痛地对南怀瑾说：“老师，接下来要靠您。”此时南怀瑾已经无法说话，就用笔写下：“明白，好！”南一鹏听弟弟向他描述，“随后又有学生们来去，父亲就再写下两个字：平凡。”

南一鹏说：“我可以了解，这就是父亲一生修行的总结。社会上关于我父亲的言论很多，有神化的，有妖魔化的，有赞美向往的，有顶礼膜拜的，最多的还是真实懂得修正自己的，所有的反应就是镜中的倒影，自家的心性而已。现在父亲对大家最后的话，就是‘平凡’，如是而已。”

据南一鹏回忆，在太湖的最后几年里，南怀瑾“一如既往，过着简单的生活——接待处理事务，众人交谈，讲课目，打坐、看书、写作。”

南怀瑾（自评）：我的一生，八个字：一无所长、一无是处。没有一样是对的。

对于南怀瑾的学术造诣，有着非常不同的评价，但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南怀瑾，都掩盖不了他在文化上的光芒。（《海南日报》）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教师）：南怀瑾的写作，是学术通俗化的一种成功尝试。

许倬云（历史学家）：南怀瑾为奇人，虽与严谨学者异其道，但其修养确有高人之境。

郭继承（中国政法大学思政研究所副教授）：①南师他的书以及他对整个中国文化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这种格局、见识，包括他修证的境界，方方面面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是最大的。②南先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真正把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精髓理解透了而且证到的一个人。③在整个近代中国山穷水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都怀疑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南先生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不朽价值。在一个纷乱的时代，坚守了一个文化学者的立场。他是一个真正文化的觉悟者，他知道我们文化中尽管有很多污垢，但是那个闪亮亮的中华民族人类文明永恒价值的智慧，南先生证到了。他一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学者。④南先生言传身教，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言传身教，激励了无数他身边的人。他的言传身教为后世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打下了基础。你看南先生的书立功立德立言，他影响了无数人，而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想，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受过先生影响的人，用他的思想和智慧去造福社会，我想这就是千手千眼，大家各自去努力。⑤南先生影响、感动、感召了无数人，走到了自觉传承中国文化事业中来，形成了中国文化振兴的涛涛江河。南先生这样一个火炬，照亮了无数人，无数的人将薪火相传。这样就有无数的火把，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和担当传承下去。所以我想说，南先生的这把火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能照亮历史。⑥南先生的一生，他活成了一种精神，贡献给我们中华民族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就是张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南先生一生无我，把小我放下，为大众去打拼，为文脉和道统的接续去打拼，为我们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发展，为整个人类的慧命，可谓呕心沥血。南先生的心，真是日月可鉴。他的小我融入大我的人生境界，一生为文化传承和弘扬做贡献的赤子之心，南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宝库里面贡献了自己的财富。南先生的精神，我们要去弘扬。

郑卫东：①南师悟驾鹤去，道德文章留万世。他轻轻地走，正如他轻轻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让思想在众生永驻。②南师轻财好义，慈悲为怀。道德文章，名满天下。嗜书成癖，藏书之富，读书之多，我辈不敢企及，但当为师为范。

叶蔓（南怀瑾弟子、台湾国学大师）：跟着南怀瑾学习，常常会因南怀瑾简短的一句话，甚至是几个字，便如醍醐灌顶般顿悟，若从处世行径上看，南怀瑾与孔孟王阳明等儒家贤圣明显更为相似。

张耀伟：做名人难，做一个要无时无刻都为人师表、做人楷模的名人更难。南怀瑾一生结识的人可谓三教九流，但真正惺惺相惜的恐怕也没有几人。这分热闹中的孤独别人怕是不知道，所以南怀瑾的那分叹息更是一种无奈。

余世存：他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大众对世俗化的知识、学问是有需求的，所以南怀瑾的著作填补了这个空白。

楼宇烈：从学术视角看，有些人认为南怀瑾还称不上是一位国学大师，但是从坚持和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看，今天又有哪一位学者能超过南怀瑾的社会影响呢？

王学信：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将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文化层面，开拓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其影响之深远必将是划时代的……其根本心愿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之弘扬，盖以文化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薛仁明：南怀瑾将文史哲艺道打成一片，不受学术规范所缚，也不受学术流派所限，更不管枝节末微的是非与对错；其行文论事，总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言说之方式，更是不拘一格。因此，的书可风动四方，也可让没啥学问的人读之欣喜。于是，明白者，知其汪洋闳肆、难以方物；不知者，便难免有随便说说野狐禅之讥了。

张立新：①南怀瑾精研国学，对儒、释、道均有精湛的造诣，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诸门学问，很多拥趸的家里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的一大套书籍，足以说明“一代宗师”的头衔于他而言，当之无愧。他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②南老一生堪称传奇，常情莫测，有禅学大师、国学大师种种称誉，今人犹不尽识其详者。近年为重续中华断层文化心愿，致力提倡幼少儿童智力开发，推动读经及中、英、算并重之工作。这是继季羡林辞世后又一位黯然陨落的国学泰斗。

曾王君（台湾曾子南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南怀瑾没有被任何一种知识，或者是一种文化所束缚。他写了那么多传统文化的书，但在他身上人们却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后遗症”，不做作。

李伟国（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历史学家）：南怀瑾在讲解中调动其平生读书、实践、阅世、思考、教人所得之深厚学养和独到观点，游乎经史子集之中，博征佛道乃至西方宗教学术观点，不论出世入世，评比精义，正说反说，更提示《庄子》出入禅道的旨意，且以通俗话语，深入浅出，为读者开启智慧之门户。

南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祖先在宋代时从中原移居此地。南家到祖父这一辈，已经中道衰落了。

其父亲南仰周是遗腹子，十二岁就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性格，置下家产，并在地方上赢得了声誉，还是当地乡绅，因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助人为乐，深得民心，1949年春，被民众推举为民选乡长。建国后被当做“反革命分子”逮捕，后未杀。1957年秋，病故于杭州临平劳改场。

南仰周病故后靠南怀瑾之妻王翠凤独撑全家生计，做保姆、摆小摊，供养婆婆教育二个儿子。

民国二十年（1931年），13岁的南怀瑾小学毕业考试倒数第一，只得到肄业证书。其父要求去学木雕或去商店做学徒，南怀瑾不肯，只好在家自修，自修的三年里，其父还给南怀瑾请过博古通今的老师叶公恕。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湾后，袁焕仙在台湾讲《楞严经》，聚众讲学弘法，创立老古文化公司，出版佛教典籍的南怀瑾，就是袁焕仙座下的上首弟子。

1949年，南怀瑾随国民党来到台湾，在台湾支持佛教印经工作，弘扬佛法。南怀瑾在台湾政治大学、辅仁大学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都有开课，此后成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政坛要人如蒋纬国、白万祥、王昇、马纪壮、蒋彦士等人常前往旁听，也有佛门，许多文化界与财经界人士，如李传洪、尹衍梁、徐芹庭也是南怀瑾的弟子。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学术述著一览：

表格参考资料：

南怀瑾讲学的部分音频、视频的文字记录。

南怀瑾逝世后，社会上各界人士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尊称其为“国学大师”、“一代宗师”、“大居士”；但因此围绕著南怀瑾本人和南怀瑾的作品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毁之者直斥其是一个“江湖骗子”、“篡改三教混淆古今”。追随认可南怀瑾的人，说他是一个既懂过去又知未来，学富五车的大师。但在反对者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完全“不懂汉学”，打着“伪汉学”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的学术骗子。

李敖在解说《易经》时攻击南怀瑾：南怀瑾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个骗子。因为南怀瑾向大众传播的国学经历，都是经他自己咀嚼后的产物。辽宁海城大悲寺住持释妙祥批判南怀瑾著作“都是吹捧自己，否定别人”、其著作是“专门讲气脉的事”。张中行称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晋如称“南怀瑾的书，错谬荒悖满篇，真称得上是‘满纸荒唐言’，如果谁还花时间去读，那可真是笨伯了。只需要略翻一翻，就知道其人其书，毫无价值。”他还称“南怀瑾迎合了民粹的思想和庸众懒惰不学的习气，这与于丹是一样的。”台湾作家杨照在微博上说：“被问到台湾有谁能评论南怀瑾，我只能回应：‘难啊，他最近二十年在台湾几乎没有读者。’台湾知识界这点评断能力幸好还有。”香港作家廖伟棠也说：“南大师这些事，港台知识界皆知。这就是为什么大师去世一事在港台几无反响，因为我们早已不当他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更是称南怀瑾的《论语别裁》“迂腐、陈腐、谬误、悖理，一应俱在”，只配“文盲半文盲乡野村夫们看看”。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在谈及南怀瑾时也表示说，称其为“国学大师”言过其实，“他也就是在读了儒、佛、道三家的一些著作之后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已”。南怀瑾值得佩服的一点是，他有勇气讲出他自己思考过的东西，“他未必懂但是他思考过”。

学者余世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南怀瑾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是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南怀瑾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但南怀瑾在诸多领域的博学多才不可否认，尤其是南怀瑾在最后六年，为后世留下30万册珍贵藏书，内容涵盖儒、释、道、医学、军事等各领域，其中不乏一些孤本、善本，南怀瑾的学生已针对这些书籍进行整理造册、上架保存。

南怀瑾堪称文化方面的“奇人异士”，但并不是搞学术的，南怀瑾的言论经常让人感觉荒诞不经，不像是个严肃的学者。翟鸿燊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政府支持的“国学热”；南怀瑾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翟鸿燊和南怀瑾两位“国学大师”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南怀瑾高寿、矍铄、著作等身……，“扮相”要远胜于翟鸿燊。一份1991年出炉的文件《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有效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确立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正是从此之后，“国学”逐渐兴起，乃至成为一种“热潮”。

有人指出，南怀瑾确是文化方面的“奇人异士”，但“奇人异士”终归是混江湖的，而不是居书斋的。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在政府和商人出于各自目的的追捧下，一位位“国学大师”诞生了。

2007年的一天，有一名小学生打电话问南怀瑾是否出版了一本名为《听南怀瑾讲论语》的书，但南怀瑾没有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过这本书，而该书的作者张保文、许庆元，也没有来过太湖大学堂听自己的授课，但在书中却有诸多“南怀瑾认为”、“南怀瑾说”的论断。于是南怀瑾的秘书马宏达找来律师徐涌，南怀瑾走上了诉讼之路。

2009年，徐涌向北京市石景山区和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首批先是状告了新华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和中国言实出版社，认为这三家出版社没有征得南怀瑾的许可，而使用南怀瑾的照片作为书籍封面，请求法院判决这三家出版社立即停止肖像权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后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决定将南怀瑾在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的两个案件，并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进行庭前调解。但南怀瑾与三家出版社因为没能达成一致的赔偿数额而调解失败。

2010年5月下旬，徐涌向东城、西城和朝阳法院再次提交了起诉状。这次起诉涉及到了近十家出版社的七部图书，提起的是姓名、名誉权之诉。但是徐涌仍然没有得到立案的结果。

有一些不法之徒成立微信号，假借南怀瑾的名义推广国学，顶着南怀瑾的声誉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实际上做的正是欠缺中华文化礼义的表现，将南怀瑾的学说碎片化，既无礼，也无义。碎片化的短语或许可以起一时的作用，但是见树而失其林，更是可惜。南一鹏表示说，现代人每天接触大量资讯，而无启发；接受大量的碎片化资料，而无整合；所以产生偏见、滋生谣言，很容易误导大众，这也是标准的速食文化表征。这些求一时眼球而不能心中生根的做法，正是文明肤浅的现象。

南怀瑾故居位于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地盐村，占地4.29亩，房屋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故居整体呈两层楼中式风格。南怀瑾故居旧址是南怀瑾从出生到17岁的居住地。1992年，乐清市人民政府经南怀瑾本人应允后，捐资500万元将旧中心重新扩建修缮，于1995年2月投入使用。2012年9月19日，因南怀瑾中途去世改名为“南怀瑾故居”。2013年4月，乐清市耗资600多万元及时启动抢修工程，经过一年间的修复，终于以江南园林古建筑式的风格落成。2014年9月26日经过修葺重新开放，浙江省乐清市政府举办了“南园秋高”主题论坛。

《南怀瑾的最后100天》由南怀瑾晚年亲自指定的口述传记作者王国平写成，为对南怀瑾去世前一百天生活的真实记录。

《父亲南怀瑾》是还原南怀瑾一生的传记作品，作者南一鹏是南怀瑾的第三子，是子女中跟随父亲时间最长的一位。南一鹏从“继志述事”的立场，详尽述说了南怀瑾重要人生阶段的点滴，记录了南怀瑾的“言教”、“身教”和“家教”。

为纪念南怀瑾九十七岁冥诞，南怀瑾文教基金会推出《不堪风雨乱红尘》影片档。

2018年3月17-18日，“纪念南怀瑾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恒南书院举行。

3月17日，“南怀瑾著述版本展、南怀瑾墨宝展暨南师墨宝馆开馆仪式”在恒南书院举行，仪式上詹文魁雕塑的南怀瑾铜像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