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十二律是古乐的十二调。古代汉族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即从黄钟律标准音起，按照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论乐称“律吕不易”。《后汉书·律历志上》载：“元和元年，待诏侯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 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 方为能传崇学耳。”

“十二律”就是将一个八度平分为十二个半音。早在公元前522年（即周景王二十三年），周景王想铸造钟，就向他的名叫州鸠的乐官询问有关音律问题，州鸠讲了关于律和数的关系，并列举了十二律的名称。此事记载在《国语》一书中，《国语》成书于战国初期，约为公元前5世纪。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关于十二律的计算已经相当精确了。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开皇十年（庚戌，公元五九零年）

帝践祚之初，柱国沛公郑译请修正雅乐，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议之，积年不决。译言：“古乐十二律，旋相为宫，各用七声，世莫能通。”译因龟兹人苏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以校太乐所奏，例皆乖越。译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作书宣示朝廷。与邳公世子苏夔议累黍定律。主

牛弘时人以音律久无通者，非译、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学，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宿儒反不逮译等，常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及七调，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或欲令各造乐，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帝张乐试之，先白帝去：“黄钟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帝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奏止用黄钟一宫，不假馀律。帝悦，从之。知

时又有乐工万宝常，妙达钟律。译等为黄钟调成，奏之，帝召问宝常，宝常曰：“此亡国之音也。”帝不悦。宝常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苏夔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宝常乐竟为威所抑，寝不行。古

夏正及平陈，获宋、齐旧乐器，并江左乐工，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等十四调，宾祭用之。仍诏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知

十二律的具体名称如下。如果假设黄钟是现在钢琴上的“C”音，其他各律的则依次向上升半音，共十二调：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十二律产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这说明当时的音乐活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阳律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律六：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共为十二律。《汉书．律历志》古仅称六律，《吕氏春秋》始以律与历附合，以十二律应十二月，又名十二月律。《太清玉册》卷八载：正月大蔟、二月夹钟、三月姑洗、四月中吕、五月蕤宾、六月林钟、七月夷则、八月南吕、九月无射，十月应钟，十一月黄钟，十二月大吕。

十二律即指十二个标准音。即用十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种标准音，叫十二律。奇数六律为阳律，偶数六律为阴律，称为六吕；阴阳各六律，总称律吕。养生家用以言气化作用。《周易参同契》：“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萌，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又：“黄钟建子，兆乃滋彰”，“丑之大吕，结正低昴”。

相生有序，循环无端，十二律吕一以贯之。”——《律吕精义》

最早记录中国古代乐律学研究的是写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书中记载了对声音阶弦长比例的研究成果，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中，下一音阶一般为上一音阶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故称为三分损益法。而音阶又是由若干相差五度的音组构成，在乐律学中被称为“五度相生律”。五音加上变徵和变宫两个半音，就组成七音阶。五度相生律不仅是五声体系的基础，也导致了更为全面的十二律体系的诞生。这十二个乐音的名称美丽而富有诗意，但是几乎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和西方名字对照起来，就是：c#c d#d e f#f g#g a#a b。

按照五律相生法，在生律11次之后，最后一个音应该是最初那个音波长的1/2；但是情况并不是如此，这给古代律学家们造成很大烦恼，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和探索的激情。对十二个音阶的绝对值和相邻音阶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准确数值的探求几乎贯穿了中华古代文明历史的始终。1957年在河南信阳出土的春秋编钟和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编钟，每只钟的音律分配都逐渐趋近十二平均律，音高和波长都接近当今所确定的数值。但是这些还是在三分损益法基础上的改进和提高，还不够准确和精准。两汉、魏晋、隋唐、五代、宋代都有人不屈不挠地探求着，就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时代呼喊一位天才结束这种状况，朱载就应运而生了。

“布衣王子”朱载堉（1536—1611），是中国明代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数学家和天文历算家，生于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市），是明代郑藩的一位世子，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他父亲曾下狱，家道中落，他一生无心钻营，一心向学，把全部精力投入科学研究特别是声律的研究。在皇帝决定恢复他的皇室身份之后，朱载堉并没有接受，而是继续闭门研究科学。朱载堉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八岁就能吟诗，“儿时即悟先天法，稍长，学无师授、辄能累黍辨黄钟”，对乐音具有先天的敏感素质。在父亲和外舅祖何瑭的影响教育下，朱载精心研究学问。嘉靖三十九年（1560），他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瑟谱》；公元1584年，他又完成了科学名著《律学新说》，第一次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及计算方法，向自古沿袭的三分损益说发起挑战，使各律之间的比例更准确。这是中国，也是世界音乐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的创造，比西方人发明此律要早一百多年。

朱载堉不仅是十二平均律理论的提出者，也是这一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他根据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反复研制、创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发音准确的乐器——弦准。他把开平方、开立方的数学运算应用到律学中，得出两律之间的波长差距为2开12次方，使数值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十几位，推导出最完美的等比数列，获得了各律音高间隔的等程性，成功地解决了音阶在音律上的转调问题。这是乐律史上的一次变革。制定出十二平均律之后，朱载堉高兴地说：“新方法不用三分损益，也不拘于每隔八个音就得调整一次的旧法，每个音之间排列有序，可以往复无穷地循环下去，十二个乐音，一气贯通，真是自有音乐以来两千年所没有的成就。”现在他的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已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80年，比利时学家马容说，他曾经验证过朱载堉的管律实验，并证实是正确的。朱载堉对数学、天文、律学都极有造诣，一生著述很多，除名著《乐律全书》外，还有《韵学新说》、《先天图正误》、《律吕正论》、《嘉量算经》、《圆方勾股图解》、《律吕质疑辨惑》等。

十二平均律有能使十二个乐音一气贯通的精妙之处，因为两律之间的波长差距为2开12次方，各律音高间隔具有等程性，于是生律11次之后，第12次，刚好比起始的那个音高八度，于是就完美解决了转调问题。

“对十二个音阶的绝对值和相邻音阶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准确数值的探求几乎贯穿了中华古代文明历史的始终”。

闰馀成岁，律吕调阳。——《千字文》

相传黄帝时伶伦制乐，用律吕以调阴阳。（黄帝纪年）

黄帝时代的乐官伶伦（亦作泠伦），用十二根竹管，测天时。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因为九是阳的极数。然后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像切大葱一样，留斜茬，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是空的，里面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这种飞灰最轻，叫暇莩。把这些管埋在西北的阴山，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用它来候地气，因为地下的阴阳二气随时都在变化。

再往下说，律吕之数用三分损益法，就是“先三分减一，后三分加一”。黄钟的管长九寸，其数为九；先进三，就是九的三倍（三次方）得数为729，再减一倍，得数是364.5（729÷2 =364.5），这就是阴历年加闰以后的天数。用律历对应节气勘定出来的天数，与太阳历的365天只差半天，这对于远古先民看天吃饭的农业来讲，半天的误差差不多可以接受。

详见《汉书·律历制》（偏重历法）及《吕氏春秋·古乐》（偏重记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