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刺，又称 “名帖”，拜访时通姓名用的名片，是古代官员交际不可缺少的工具。

解释：又称 “名帖”，拜访时通姓名用的名片。

出处：元稹《重酬乐天诗》：“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

名片，是清代官员交际不可缺少的工具。不过，那时的名片叫做“名刺”、“刺”，或叫“名纸”、“名帖”，也叫“谒”、“柬”。

名片，在当今社会交往中被广泛使用着。它能起联系感情，架设友谊桥梁的作用。有位诗人赞誉它是：“透明的使者，春天的信笺。” 可是，这位使者的身世，它的主人们多有不大清楚，甚至还有人称它为“洋玩艺儿”！殊不知，名片乃是中国土生土长、有着古老历史的国粹呢！

名片在中国，经历了谒、刺、帖、片几个历史阶段。

名片起源于交往，而且是文明时代的交往，因为名片离不开文字。

原始社会没有名片，那时人烟稀少，环境险恶，人们生存艰难，交往很少；文字还没有正式形成，早期的结绳记事也只存在于同一部落内部，部落与其他部落没有往来。

到了奴隶社会，尽管出现了简单的文字，也没有出现名片。奴隶社会经济还不发达，绝大部分人都固着在土地上，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少量世袭奴隶主，形成小的统治群体，由于统治小圈子长期变化不大，再加上识字不太普遍，也没有形成名片的条件。

名片最早出现，始于封建社会。战国时代中国开始形成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随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使用，经济也得到发展，从而带动文化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其它流派形成百家争鸣景象。各国都致力于扩大疆土，扶持并传播本国文化，战争中出现大量新兴贵族。各路诸侯王每隔一定时间就要进京述职，诸侯王为了拉近与朝廷当权者的关系，经常的联络感情也在所难免，于是开始出现了名片的早期名称“谒”。 所谓“谒”就是拜访者把名字和其它介绍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当时纸张还没发明），作为给被拜访者的见面介绍文书，也就是现在的名片。 到了汉代，中央集权制国家进一步发展，随汉初疆域扩大，“谒”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有个故事叫“遍谈百刺”。三国时，魏国大将夏侯渊有个儿子，是个神童，叫夏侯荣。日诵千言，过目辄识，七岁能诗文。皇帝曹丕听说后召见他，宾客有上百人，人各一刺，上书爵里姓名。荣一过目，与之接谈，不谬一人。人人称奇。

故事中说的“刺”就是“名刺”。到了东汉，“谒”之名称被“刺”所取代，材质仍为竹木之类。有人还在“刺”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供拜见上峰之用，名曰“爵里刺”。这种官场名片有专门的书写格式，要把所有的内容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分，故而也叫“长刺”。

试问这种小名片，为何不称“谒”，而改称为“刺”呢？这个小小问题，却是1700多年以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的学术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汉朝刘熙《释名》认为“刺”是指书写。曰：“书曰刺，书以笔刺纸简上也。” 梁朝人刘勰《文心雕龙》认为“刺”是通达的意思。曰：“刺者，达也，若针之通结也。” 明朝人田艺衡《留青日札》认为“刺”是指削竹木。曰：“古者削竹木以书姓名，故曰刺”。他们分别从书写、作用和制作不同角度作了各自的解释，各成一家之说。笔者以为，谒的意思是请求接见，刺的意思是通报姓名，两者所用有差，《雕龙》所释较为近是。

这种新的名片，兴起于汉末，流行于六朝，尤以魏晋为盛。从上书故事“人各一刺”看，可知刺的使用在士大夫中是相当普遍的。又有故事说，汉末郭泰为士林所仰慕。他游洛阳，路人投刺，常常“载刺盈车”。南朝夏侯叔人，以孝闻乡里，人争与相交，家中“积刺盈案”。有趣的是，还有以投刺为嗜好的。南朝梁人何思澄，每晚都削木书刺，天明即驾车外出投刺访友，晚上归来，一大把刺也就投光了，天天如是。

那个时代，人们不仅生前用谒、刺，也用谒、刺随葬，供在阴间使用。若是“拜见”神仙，不用竹简木刺，而用“金简玉刺”。

谒的形制、称谓都比较郑重，也都是用于下对上的，有明显的等级色彩，是一种古老的大名片。刺的内容、形制，简便而亲切，虽也有用于下对上的“下官刺”，但主要是用于士大夫间，以通爵里姓名，是一种小名片。

其时，民间也多用“刺”向他人表示问候。东汉末年有一名士叫郭泰，字林宗，因其品行端正学养深厚，被读书人奉为偶像。一次他外出闲游时赶上下雨，遂将头上所戴之巾的一角随便垫了起来，结果立即被众人仿效，成为流行式样，被称为“林宗巾”。据《后汉书》记载：“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收到的名刺居然经常用车拉运，这郭林宗的名头确实够大，估计拉回家能省下仨月俩月的柴火钱。不过，郭泰名头虽大，却从未涉足官场，没写过“爵里刺”。结果，当时许多入仕的文人被砍了脑袋，郭泰却能独善其身。比郦食其强。

东汉蔡伦发明的纸张开始普遍采用，渐渐于是“刺”由竹木片改成了更便于携带的纸张。

唐宣宗时，科举的主考郑镐收到一份名帖，是用大红纸书写的，上书：“乡贡进士 李忱”。

主考官见了这份名帖，惊喜万分。原来，那李忱就是当今天子。他谦称自己为“乡贡进士”，又亲送名帖，这表示他对这次科考的特别关照。

又有史料记载，京都长安有座“平安坊”，那里青楼栉比，乃风流渊薮。当时的风尚，凡科考金榜题名的，每每都要亲书红笺名帖分致各楼，邀定娇好，游乐其间。

唐人的名帖，多用红笺。讲究的名帖，还要用泥金书写，比之竹木制成的谒、剌显贵多了。但是，这种名帖却已失去了谒的等级性，也没有刺的那种高逸之风了。从上述故事可知，名帖已成为交际中的通常用品，上到天子，下到青楼，几乎什么人，什么地方都可以使用了。

“刺”之名虽见于汉末，可是“名刺”一词在现存古籍中却最早见之于唐代。诗人元稹《重酬白乐天》诗中有“自投名刺”的话。宋元及以后“名刺”与“名帖”之名相沿并用。日本仍称名片为“名刺”。由此可见，名刺早在唐代时就传入日本。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期，带动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大发展。唐初科举制度开始实行，让一些有才能的庶民也能靠自己努力，进入到统治阶级中来。为了与世袭贵族争夺权力，他们在官场上相互提携，拉帮结派的门阀也开始形成。每次科举考试后，新科及第考生都要四处拜访前科及第，位高权重者，并拜为师，以便将来被提携。要拜访老师，必须先递“门状”，这时“刺”的名称也就被“门状”代替了。

宋代通行一种叫“门状”的名片，内容比较复杂，像一封短信。这多是下属求见上司时使用的。这种门状呈进后，上司在门状后加了“刺引”，才可以进见。犹如今日得到首长划圈、签字，即批准，才可进见。这种门状比之名帖要郑重得多，严肃得多。有点类似古代用的“谒”的性质。

张世南《游宦纪闻》中载有一门状，是这样写的： “医博士程昉 右昉 谨祗候参 节推状元 伏听裁旨 牒件如前 谨牒 治平四年九月X日 医博士程昉 牒”

这是公元1067年医博士程昉等候参拜某状元的一封求见信，即门状。节推，为一种官名，本意为曾受到节度使推举的判官。从书写格式及后世的此类实物推断，这种门帖是用纸折成的折帖。首行“医博士程昉”是写在封面上的，其余内容写入折内。

“门状”制作甚为讲究。有的门状用红绫制成，赤金为字。有的门状就是一幅织锦，其上大红绒字也是织成的。呈递门状时，还要加上底壳。下官见长官，用青色底壳。门生初见座师，则以红绫制底壳。如此名片，即使是在今日也属豪华型的。

这种“门状”也称“门帖”，因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在称谓上与一般“名帖”也大不相同。一般名帖，只写作：“某谨上 谒某官 某月日” ，门状则不同了，在称谓上，往往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谦称“门下小厮”、“渺渺小学生”之类，借以抬高对方。明代有本历史传奇剧，名《精忠旗》，其中有个故事：

有天，秦桧的奸党何铸、罗汝楫、万俟卨要一起拜谒秦桧，共商与金兵议和之事。他们名帖上的具名，一个写“晚生何铸”、一个写“门下晚学生罗汝楫”，一个写的是“门下沐恩走犬万俟卨。”何铸见了自叹弗如道：“约定一样写‘官衔晚生’，为何又加‘门下晚学’、‘沐恩走犬’字样？这样我又不济了！”

到了明代，统治者沿袭了唐宋的科举制度，并使之平民化，读书便成了一般人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识字的人随之大量增加。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加了，学生见老师，小官见大官都要先递上介绍自己的“名帖”，即唐宋时的“门状”。 “名帖”这时才与“名”字有了瓜葛，明代的“名帖”为长方形，一般长七寸、宽三寸，递帖人的名字要写满整个帖面。如递帖给长者或上司，“名帖”上所书名字要大，“名帖”上名字大表示谦恭，“名帖”上名字小会被视为狂傲。

清朝才正式有“名片”称呼。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由于西方的不断入侵，与外界交往增加了，和国外的通商也加快了名片普及。清朝的名片，开始向小型化发展，特别是在官场，官小使用较大的名片以示谦恭，官大使用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

名帖的样式，历元、明至清，均相沿不改。清末时，名帖使用很多，从保留下来的名帖看，有的已注明详细地址，有的还加写个人简况，有的附有短语，如“请安谢步”，表示只为问候而来，勿烦主人回访。也有的写上“拜客留名，不作别用”，意在以防被人利用为非作歹。当时还没有照相技术，否则也会像今日名片一样，附上一张照片了。

当时盛名片的盒子，称为“拜匣”，长尺余，宽数寸，或皮制，或包锦，都很豪华。

清末驻华的各国使节，也都使用中国式的名帖。学者吴晓铃先生收藏的大量拜帖，就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英、奥、俄、德、比、日几国公使的名帖。德国公使，即克林德，就是庚子事变时被清兵击毙的的那个肇事者。也有曾参与庚子谈判的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的名帖。这些名帖都已成为历史的证物。

早期名片与近现代名片的主要区别是用手写而不是印刷。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铅印名片兴起，逐渐少有亲笔书写的了。今天的名片印刷精美，分胶印和打印两种区别。

自明代以来，官场就盛行一种只投刺、不见面的应酬之风，即只将名片投递给对方，而并不真与接受名片的官员见面，这是官场中套交情、拉关系的一种手法。 清代沿袭了这一作风。

明清官场之上，以名帖充当贺卡之行径已蔚然成风。明代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对此有具体描述：“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投名帖者。”还有人为此赋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新春正月，更是“望门投刺”兴盛的时候。官员之间除了对真正的故交友人要见面拜年以外，大都是采用“望门投刺”的方法。这样做既省时省力，又算达到了拜年问候的目的，只是按照礼尚往来的规矩，有人投刺就须还礼回投。

清人孙宝在《忘山庐日记》中对“望门投刺”的虚礼表示了自己的反感。他说，他的门房设有来客登记簿，他一看到上边来投刺的多是不认识的官员，顿感厌烦和为难，因为按照规矩，他必须一一答拜，而需答拜的官员，有的住家很远，他也必须长途奔波去投刺。

明代“名帖”还有一说道，即当过翰林者才有权用红纸，写大字。大概翰林系御用文人，与众不同。清人汪启淑在《水曹清暇录》中记录，明代进士初及第（通籍）者只是在元旦或贺寿时用红色的名片，而地位尊贵者在平时即可以用红色名刺。

到了清朝，只要是生员以上者，就可以使用红色名刺，以至于普通的读书人也都普遍使用起红色名刺。这些参加科举的士人，特别是考中了的士人，都是准官员，他们在正式进入政界充任官员之前，就已经按官场的规矩，从名片上区别尊卑了。

后来，一些仰慕中国文化的老外也用起了红名刺，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便是一个。其名刺正面书“庄士敦”三大字，背面则印“专诚拜谒，不作别用”。

名刺随着中华文明的扩展，在唐代时流传到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今天日本的名片还写做：名刺(めいし，罗马音meishi)。

日语的名刺(めいし)『广辞苑』解释为：(昔,中国で竹木を削ってこれに姓名をしるしたから刺という)小形の纸に姓名·住所·职业·身份などを印刷したもの。访问·面会その他,人に接する场合に用いる。

这与《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解释基本相符。

古代名刺，都要自己亲笔手书，以示敬重。北宋时，苏东坡、黄庭坚、晃补之、张文潜等一代名流，也都是自己手书门状、名帖。古人重文墨，一帖名纸，往往就是一帖书法杰作。故早在北宋，就出现名帖收藏家，并将所藏选刊刻石。《游宦纪闻》等书中，谈到《元佑十六家墨迹》，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中国最古老的贺年片，即秦观贺正旦的名帖，就是这样被流传后世的。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铅印名片兴起，逐渐少有亲笔书写的了。日本已使用一种类似邮戳模样的名片工具，用以自制名片，效果不亚于铅印的。中国也有木刻艺术家自己刻版印制名片的。有的还刻上自画像，一张名片，往往就是一件艺术杰作。

秦末刘邦聚众起义，驻军陈留。儒生郦食其要见刘邦，就“踵军门上谒（yè 业）”。可是，刘邦讨厌儒生，不见他。郦食其火起 ，嗔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 “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

这是《史记》里讲的一段故事，四次提到“谒”，“上谒”、“失谒”、“拾谒”、“失谒”。这里说的“谒”是什么？从行文看，当是类似今日名片的东西。“谒”是什么样子？南宋学识渊博的张世南曾感慨地说：“士大夫谒见刺字，古制莫详。”原来这早已是个文化之谜。

然而，今天考古学家却解开了这个谜，他们在地下找到了三国时代的多枚谒，其中有三枚谒是东吴大将朱然的。因而，谒的形制、写法，一目了然。

朱然的谒，长24.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是经刨光了的木板，未加髹漆。比之今日纸制名片大得太多了。

谒上，靠右侧近边处有一行小字，为

“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阳朱然再拜”。

“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都是官名，“当阳侯”是爵称，“丹阳”是籍贯。谒板正中上端书一个“谒”字，与上文连读，则是某某“再拜谒”，即再三恳求拜见。可以说，这是名片的已知的最古老的书写式样。

“谒”始于何时？郦食其见刘邦，是在公元前207年，那时，秦二世还称孤道寡呢！秦的官制设有典谒官，称“谒者”。谒者的长官称“仆射”，也叫“大谒者”。释为今文，可以叫“礼宾司司长”吧！

秦设“谒者”之先，“谒”作为古代“名片”早已被使用了。战国时，有合纵家苏秦、连横家张仪，《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辱仪，仪怒而入秦。时在公元前328年。如果司马迁的行文在这里没有弄错，那就可以说张仪所上之“谒”，是可以确知的最古老的木质名片，距今至少也有2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