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1921—1966），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年仅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在燕京期间，他的语言和文学天才就开始引人注目；他的英籍导师谢迪克教授在48年后追忆说：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乃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批评巨擘）相匹敌”；他的才华令人瞠目，他的命运却令人扼腕——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意见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惨死于文革初期的暴虐之中，年仅45岁。

吴兴华（1921年11月21日～1966年8月3日），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塘沽；笔名兴华、钦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系主任，教授；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

1937年未满16岁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时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他的诗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在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作为翻译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到中国来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

作为学者，他写下了大量诗歌理论，并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可惜由于岁月的湮没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所之。

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而被错划为“右派份子”，从二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被禁止授课及写作。1962年“摘帽”；文革中被划入“劳改队”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殴打和抄家；1966年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这位学贯中西、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4岁。

夏志清先生曾有言，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钟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

王世襄曾经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钟书式的人物。你应该写写他。”而曾经教过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则这样追忆他的学生：他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

本文由吴兴华先生妻子口述给钱钟书的《谈艺录》提意见

吴兴华先生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留日的医生。他的中学是在崇德中学念的，就是现在绒线胡同的三十一中，他家就在那一带。兴华从小就被称为“神童”，记忆力超人，很多文章他看过一遍就能背诵。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让他的老师感到惊奇。1937年，兴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惊叹于一个未满16岁的孩子能够写出水平那么高的作文。 在学校期间，他写了很多诗。他跟我说起那段时光的时候，兴华说当时有激情，也有灵感，加上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竟然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他的诗后来经过同学宋淇的介绍，辗转到了一些国外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包括叶维廉、贺麦晓等人，这些专家认为兴华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诗路。但是他的诗又是很超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些文学和历史的根基，看起来会比较困难，兴华的有些诗我也看不懂，只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很好。 还在兴华读书的时候，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钟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兴华去世之后，钱先生对我们家一直很好。当时我的大女儿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钱先生就让她帮着抄一些东西，变相给我们一些帮助。 兴华在学校里修的是英国文学，他觉得自己已经学得很好了，又加修了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 这些是他的第二、三、四种外语。结果一学期下来，四门语言的第一名都是兴华。兴华的外语虽然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出去留学，因为父母双亡，兴华身为长子，需要抚养八个年幼的弟妹。抗战胜利之后，兴华获得了哈佛和牛津的全额奖学金，司徒雷登好几次想把他送出去，但是因为家庭的缘故一直没有成行。

由师生恋而结合

我认识兴华是在1949年底。那一年我从上海的沪江大学转考到燕京，到了燕京之后，根据燕京的传统，无论什么系都要读两年的英文。我第一学期是跟张景榆老师读的，张老师的英语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能干。 我跟张老师读完一学期之后，就分到了兴华的班上。兴华讲课时口若悬河的风采让我非常佩服，我经常去找他借一些小说，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走得很近。兴华的学问我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我讲一些侦探小说，很吸引人。有时我们还会用英文在一起唱歌，兴华轻轻地唱：“像一个向日葵，升起也好，落下也好，总是对着它，它崇拜的偶像。”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我很希望能够给母亲一个安定的生活，当时兴华已经是燕京大学副教授了，学问人品一流，而且我母亲也很喜欢兴华，觉得兴华很优秀。就这样，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 我1952年毕业，7月份我和兴华举行了婚礼。当时燕京刚刚要和北大合并，婚礼是系里给举行的，在燕东园的一个大花园里，弄了很多大桌子，好多的饮料和蛋糕摆在桌子上。结婚没有多久，燕京就被合并了，兴华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

断断续续的治学经历

随后运动来了。“三反五反”的时候，一些人对兴华有看法，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在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加上兴华年纪轻，历史清白，院校合并之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 当时北大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都很赞成，但是却让一些人嫉妒。 “反右”时，兴华因为质疑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也没有怨言，他总是对我说：你放心，我尽量改造，争取把“帽子”摘掉，不连累你和孩子。在他的身上，我也看不到一点的怨恨。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大字报、开会批判接踵而来。我们走在路边上，人们都绕着走。女儿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却被别的孩子欺负，她的那些同学围着她取笑：“你的爸爸是右派！”后来由于周培源及朱光潜先生等人说兴华精通那么多种语言及文学，北大实在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将兴华留在了北大，没有让他去劳改，但是级别从二级教授降到四级，也不允许他教书及写作了。那以后兴华就整理一些资料，编了一本《英语常用词词典》，但是出版的时候也没有署名，作为集体成果。 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后，兴华在家里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在家里经常看到他读，看到他做笔记。当时李健吾对兴华不错，就让他翻译了大量的拉丁文及希腊文戏剧理论，但是这些译稿后来都不知去向了。 1962年，兴华的右派帽子摘去了，算是摘得比较早的。虽然摘帽右派和正常人还是不一样，但是总算让他讲课了。一开始兴华教公共英语，他教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兴华也被认为是西语系最好的老师之一。 那段时间我被下放，常常不在家。1964年我回到家里，看到他的状态还算不错。兴华说他要开始写东西了，写柳宗元。在他的计划里，是想把唐朝的历史背景和柳宗元的个人生平结合起来，并且综合欧洲的历史、作家和文化背景。他说这本书写出来就可以概括他的学识，那时候，《神曲》也翻译完了。

逃不过命运的劫数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是最先贴满大字报的。别人的冲击还不严重的时候，我们家就被贴上了大字报，这让兴华觉得这一关在劫难逃，他开始寝食不安。无论我怎么安慰他，好像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他跟我说：“我不会自杀的，那样会更加连累你们，我会咬牙忍着。”当时家里有一部《四部丛刊》，十二箱，包括经史子集。这是兴华经常翻看的，翻得很乱。这时候，兴华把那套书重新整理了一遍，跟我说：“万一将来我被关起来或者怎么样了，这套书应该还值点钱。” 大概就是兴华整理《四部丛刊》的第三天，我在单位接到电话，让我快到医院。我还记得那是在1966年8月2日，前一天我还在人民大会堂听一个动员报告，当时我在单位被扣上资产阶级出身的帽子，日子也很难过，当晚兴华跟我说到学校里的一些情况，他说：“不太妙，第二天不知道要干什么，去也不好，不去更不好。”第二天我也没有说什么，就去上班了，上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到了下午我就接到电话，让我赶快到北医三院，说吴兴华病了。我赶到医院，看到兴华已经昏迷不醒、不停地泻肚子。我和大女儿在那里守着，守了一夜。到了8月3日早晨5点，兴华就不行了。后来通知了北大，红卫兵就去了，说兴华是畏罪自杀。我说不可能是自杀：第一、兴华自己说过不会自杀；第二、我们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让兴华自杀，家里仅有的安眠药还是我吃的，兴华从来不吃。 后来僵持不下，红卫兵说那就解剖尸体。经过解剖，证明了兴华不是自杀，而是因为喝了有毒的污水，得了中毒性痢疾。后来我听别人说，在8月2日那天，兴华被红卫兵叫去清理校园，当天天气十分炎热，兴华跟红卫兵说想喝点水，红卫兵对他又打又骂：你牛鬼蛇神喝什么水？后来红卫兵就拿阴沟里的水给他灌了下去。没有多会儿，兴华就昏迷了，倒在地上。但是这帮红卫兵却说兴华“装死”，对兴华又踢又打，拒不送医。后来一看兴华被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不醒，才把兴华送到校医院，校医院一看就说治不了，又送北医三院。就这样，兴华走了。1978年兴华平反以后，我的大女儿吴同正好从兵团回来。她找到当时北大西语系的领导，要求惩办迫害她父亲致死的凶手。可是北大西语系对此推诿再三，说兴华是被外来的红卫兵强行灌下污水害死的，无法追查凶手。兴华走时还未满45岁。他才华盖世，学贯中西，如果活下来，其成就不可限量。就像我的大女儿所说：“可惜天妒英才，玉树中摧，父亲壮志未酬，这也可谓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

吴兴华1921年出生，少年时便有神童的美誉，1937年他在《新诗》上发表《森林的沉默》的时候，不过16岁，这首诗意象瑰丽，节奏舒缓，在当时刚刚开始兴起的现代派潮流之外，独立开辟出一条新古典主义诗歌的新道路，可以想像，若能假以时日，作者应该能开拓出新诗的一种新意境。可惜作者后来深陷政治运动，并最终于1966年猝死于劳改队中，关于诗人的死因至今都没有定论，何况他那些散佚的诗歌。 吴兴华不容于主流的文学史，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自然是政治运动，诗人生前努力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深信自己身上的“原罪”，实际上属于自我改造的典型。

他成为“右派”，主要的原因也不在他的诗歌创作，而在于他对文学与苏联专家有一些不同看法。当时即使是他身边的好友一般也只是把他看做翻译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写诗，这种情况客观上导致了他的诗歌流传不广，流传的也以翻译为主。不过时过境迁，当年的“右派”诗人在平反之后大都能获得发言的资格，独有吴兴华的名字不彰，这就引出了吴兴华诗歌的一个独特层面，也是吴兴华文学地位不明确的最重要原因：他是独自在开拓一条自己的诗歌道路，这条道路基本上不具备复制的可能，而在这条道路还没有达到顶峰的时候诗人却已经去世了。 吴兴华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代大致是1941年前后，当时中国诗歌主流一是解放区如贺敬之类似民谣的创作，一是以穆旦等九叶诗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风格。

吴兴华却和两者都不相同，他虽然精通西文，却有意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养分，最后雕琢出一种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诗自由风格的新古典诗歌。可以想像，这样的写作要求诗人在穿透语言的能力之外，同时具有极深的中西古典文化修养，这也就注定了这种写作方式不可能复制，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流派。吴兴华在这条诗歌道路上只能独自前进，不能登顶，就只有湮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吴兴华虽然诗名不显，但他的诗却推动了当代华语诗歌的进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诗人本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吴兴华的好友宋淇在港台地区以梁文星的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大量诗歌和诗论，吴兴华的这些作品很显然影响了当时的一批诗人：覃子豪曾经批评梁文星的诗论比较保守，张爱玲更发现叶维廉的某些诗歌创作受到梁文星的影响。由于梁文星在港台地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在场的诗人，他不可能对诗歌的当下进程发生持续的影响，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他的名字却不能够漠视。吴兴华是诗人，更是学者，同时还是著名的翻译家。

但和他的诗歌一样，他的译作和论文同样只在小圈子流传，很久没有再版。虽然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普通读者却很难见到。而10多年前《尤利西斯》同时出版两个译本，译者都没有提到中国第一个译介这部作品的正是吴兴华。同时吴兴华还发表了对乔伊斯更晦涩的著作《芬尼根守灵夜》的研究文章，这部作品到现在也还没有翻译出来。最近10年关于吴兴华的研究开始升温，有学者认为吴兴华的修养可以与钱钟书相匹敌。这样的说法读者当然无从比较，只能从留存的《吴兴华诗文集》中一窥天才诗人的创作生涯了。

如今的读者，知道吴兴华的已经不多，他的诗论、译著和文学批评更是藏于高阁，很少有人注意。这时候我们看到《吴兴华诗文集》引用诗人当年在燕京大学的老师谢迪克对诗人的评价，不免感到唏嘘：“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布鲁姆如今大名鼎鼎，是西方最主流的文学批评大家，而吴兴华却只留存在少数人的记忆当中。 “当我想到一生不过是有数的几十年/自己还正走在中途，说不清再有多远/就达到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时，向后转/看看从前的事准是可悲可笑又可怜/同时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吴兴华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不过17岁，他没有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道路真的像诗里面写到的那样，在最辉煌的中点陨落，只留下徒然的呼喊。

他在诗歌、学术研究、翻译三个领域齐头并进，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陈寅恪、钱钟书同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学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吴兴华的诗歌处女作，发表于1936年北平吴奔星主编的《小雅》诗刊第2期，题为《歌》。他的诗崛起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意境、汉语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力图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

他学贯中西，博通文史，一手写出《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一手写出《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被海外学者誉为现代中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少数几位学人之一。

他是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他那现已佚失的《神曲》译稿被誉为译林神品，他译的莎翁剧作《亨利四世》受到广泛推崇。此外，他还为现在流行的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译本作了大量校译工作。

吴兴华是天才式的人物，英年早逝，可悲可叹。像吴兴华以及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才产生一个，当今之世是无人能及的。

作者：丽影

笔者的一个朋友数月前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十卷本《罗念生全集》，近日曾告诉笔者他的读后感：“我觉得罗老早期的译作，例如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及《诗学》，比他后期的译著要优秀得多。”这个朋友的结论是经过文革的洗脑，罗老原有的优美译笔也荡涤无存了。

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我记起了叔叔多次讲述的一件有关罗老的事。笔者的叔叔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现为一所名大学校授；叔叔曾多次对笔者提及生平最敬佩的五位学者，名列首位的是原北大西语系副系主任吴兴华教授。

吴兴华的故事十分悲惨。他是诗人、学者、翻译家，幼时即有神童之誉。十六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叔叔称吴兴华学贯中西，博通文史，通晓十几国语言及文学。1957年吴兴华被划为“右派”，被剥夺教学及发表论著的资格，许多亲友因之断绝与吴来往。然而笔者的叔叔仍经常造访吴宅，因为“太佩服吴先生的学识了。”叔叔最近还说吴兴华的学识绝不亚于钱钟书，或许有些方面还胜过钱，但由于曾为“右派”，且英年早逝，不为人知。

叔叔多次提及的另一件事与罗念生有关。他说1957年至1961年多次拜访已成为“右派”的吴兴华先生请教学术问题，曾见到吴正在校订罗念生所译古希腊悲剧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叔叔说罗的原译错误繁多，吴兴华不仅纠正了罗译中的谬误，还为罗锤炼字句，对全文加以润色，真正是精益求精。

罗念生在六十年代出版这些早期译著时，只字未提为其校译作品的吴兴华先生。也许由于吴当时为“右派”，“右派”名字不得见于任何作品。然而叔叔说吴先生在1979年得到平反，罗念生在八十年代其早期作品再版时也未提及劳苦功高的吴兴华。叔叔谈及此事忿忿不平，笔者印象至深。最可笑的是笔者这位朋友在拜读《罗念生全集》后发表的议论，可见吴兴华先生的汗马功劳，连一个门外汉也可辨出其中的差异。

吴兴华惨死于文革初期1966年，年仅44岁。

罗念生在文革后期继续古希腊作品翻译。不同之处是这次他不得不依靠自己，没有吴兴华那样真正的专家为其译稿润色，因之其后期译著比之早期作品也就自然“相形见绌”了。

吴兴华诗文集

作者：吴兴华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2-1

版次：1

页数：447

字数：455000

印刷时间：2005-2-1

ISBN：9787208052574

吴兴华的诗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有影响。这套文集收入了他的散文、文论、翻译作品及朋友对他诗歌的评论和对他的回忆文章。本书可以解读吴兴华作品的深刻蕴涵，了解他英年早逝的悲情人生。

吴兴华是诗人又是翻译家。他创作的诗歌和翻译的作品大都发表在三四十年代。《吴兴华诗文集·诗卷》收入了他在这个时期的发表的诗歌、翻译的外国的著名诗人的作品，如拜仑诗钞、济慈诗钞、叶之诗钞，还有未发表的但丁的神曲的部分章节，以及吴兴华未发表的诗作、译作。吴兴华早年写诗，写素诗体、十四行体以外，还用过斯本塞节、叙事摇曲体等多种西式体诗。他的诗不论在意境上、文字上和旧诗、西洋诗存在着深缔的因缘，是一种中国古典和西洋现代之间的有机融合。他的诗“恢复为明朗的声音，坦白说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他的一些短诗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讽刺意味，读后令人轻松开怀。他的吟咏爱情的诗显露了人世间鲜活细腻的感受。

作者简介

吴兴华（1921-1966），诗人，学者、翻译家。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年仅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这里，诗又恢复为明朗的声音，坦白说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周煦良语）。

在燕京就学期间，他的语方和文学天才就开始引人注目。他的英籍导师谢迪克（Harold Shedick）教授在48年后追忆说，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乃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大学教授，英语文学批评界巨擘）相匹敌”。

目录

我认识的才子吴兴华（代序）

创作的诗

森林的沉默

星光下

柳毅和洞庭龙女

Sonnet

Sonnet

歌

Sonnet

随笔

秋日的女皇

Elegies

Hendecasyllabics

……

吴兴华，北京大学英语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文革中进入校园“劳改队”并被红卫兵殴打和抄家。 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被说成是“装死”。当天夜里去世；红卫兵坚持说他是以自杀对抗文革，不顾吴的妻子谢蔚英的反对，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吴兴华生于1921年11月，死时未满45岁。

1966年7月27日，北京大学最先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把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送入其中“强迫劳改”，以后全国各单位仿照实行。吴兴华是校园“劳改队”最早的受害者。

1968 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著名的“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吴兴华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同学郭蕊，曾经在文革之后的1986年发表一篇题为《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吴兴华的家世，早年的聪慧，大学时代的友情，后来的写作和翻译等等，相当细致生动，描绘出一个有才华有造诣的学者形象。但是，对于他在文革中的死，却含糊其词，令外人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也没有提到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

这样的写法显然是当时出版审查所要求的。这种写法是当时的通例。但是一批发表的描写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文章都用这样的写法。当局一直对如何描写文革有严格的控制。在1980年代发表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文章中，都主要写死难者生前是一个好人（当然在什么是“好人”方面有一些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提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起了给死者“平反”的作用，比起文革时代把他们当成“阶级敌人”迫害和杀害，这当然是极其大的进步。而不准提他们的死亡经过，是为了掩盖文革的历史以避免深究文革领导者的责任与产生文革的根源，也很明显。

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

吴兴华原为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1952年北京大学从市内搬到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吞并了燕京大学。吴兴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系主任。1957年，吴兴华被打成“右派份子”，降了两级工资。五年以后，1962年他被摘了“帽子”，仍在西语系工作。四年以后，文革开始了。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起源地。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领导开展对大学原领导人和教师的攻击。全国学校停课，以北京大学为样板进行文革。

工作组很快就制定了打击对象，并用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和召开斗争会的方式推进文革。6月11日，历史系副教授汪钱籛在学生和工作组的“斗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也是同事还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当晚北京大学工作组开始反对这样的行动。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维护工作组的绝对领导，而不是出于对法制和人道的考虑。随后，在北京主持领导文革的刘少奇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像北大工作组一样，制止“乱斗”。

“不乱”的“斗”继续大规模地进行，有序而无情。工作组对所有的教师和干部作了“排队”，把他们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宣布了一批“有问题的人”的名单，他们不被准许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系里的一般会议，（当时全天除了“学毛选”就是开会。）而被命令聚合在一起作体力劳动。这就是后来在全国每个学校都建立了的“劳改队”，又叫“专政队”或者“牛鬼蛇神队”的早期雏形。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当时被贴大字报和批判斗争，还被打入这样的雏形“劳改队”。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 ，毛称北京大学6月18日的行动是“革命的”。毛下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人到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在大会主席台上用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对“牛鬼蛇神”的全面暴力迫害开始了。

工作组被撤，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掌权。一份在文革时代写下的“北大文革大事记”说：

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得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另外，在聂元梓同志的倡议下，黑帮份子被革命师生员工揪了出来，实行监督劳动。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

在“劳改队”中的人也被抄家，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字报，他家的住房被封了，只给他们留下一间房间。家里人也知道，吴兴华已经挨过红卫兵的打。

吴兴华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中关园”的平房里。西语系的红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已经近于完成的一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中的一本。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人很少，这本书是特别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烧成了灰烬。

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

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学生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就昏倒了。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天晚，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校医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半夜，他的妻子谢微一被叫到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死了，死于急性痢疾。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吴兴华的尸体被解剖。

自杀也能变成罪名，解剖尸体不是为了医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自杀这一“罪名”。1966年夏天的杀戮，就是这样地穷凶极恶。整死了人，连尸体都不放过。

吴兴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写过和翻译过一些美丽的诗，他编写的英文教材也是极好的。他本来应该有平静而多产的学者的一生。可是他被打了，被侮辱了，被害死了。在他死后，他的尸体还被切开了。他死了三十年后，有人问他的家人，在他死后，他们有没有问是谁强迫他喝了沟里的污水，应该追查这样的坏人。他的家人说，那时候，是家人被逼问吴兴华是不是自杀的，而不是家人可以为亲人之死追究原因。家人只能申辩无辜和乞求不要剖尸。那时候，红卫兵掌有生死大权，更掌有控制话语走向的大权。

吴兴华有两个孩子。吴兴华被害死时，他的大女儿吴同未满13岁，小女儿只有5岁。吴兴华妻女在吴兴华死后被轰出北大中关园，栖身于海淀镇上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坯房内。1969年吴同下乡到东北当“知识青年”，当了八年。 文革后恢复高考吴同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她的妹妹吴双考入北大。毕业之后她们又双双考取了美国研究院的全额奖学金赴美深造。如今这两姊妹均在美国常春藤大学任教，可谓没有辜负父亲对她们的期望。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6年8月24日，另一位英语教授余大絪，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上吊自杀。1968年，吴兴华去世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大学西语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程远和徐月如，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1998年，笔者见到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郑培蒂。1966年时，郑老师还是刚刚毕业留校工作的年轻教师。她说，北大后来出的英语教科书，底子还是吴兴华打下的，那是文革前，他那时已经成了“右派份子”，他编写了语法，还为西语系编了《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 后来的教科书用了他写下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