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锡（朝鲜语：오경석，1831年—1879年），朝鲜王朝后期著名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朝鲜近代开化思想的鼻祖，也是开化党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元秬、善汝，号亦梅、野梅、逸梅、镇斋、天竹斋。本贯海州吴氏。吴庆锡曾作为朝鲜使团的汉语译官前后13次来到中国，引进了《海国图志》等“新书”，形成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开化思想，并与刘鸿基一道培育了金玉均、洪英植等大批青年子弟，为开化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朝鲜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他在书画和金石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朝鲜纯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吴庆锡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他出身中人，地位在两班贵族之下，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朝鲜王朝时期，中人很难当上高官，一般从事译官、医官、画员、吏胥等职业，吴庆锡的家族就是八代为译官（加上他同样考译科的儿子吴世昌则为九代），他的父亲吴膺贤更是一名出色的译官，不仅在译科考试高中榜眼，还做到了译官中的最高官职正三品堂上译官，并被授予知中枢府事的名誉官职。而且吴膺贤亦通过往来中国而大发其财，光是作为长子的吴庆锡所分到的财产，就有2000石和2栋房屋。

吴庆锡子承父业，自幼致力于汉语翻译，并师从另一名杰出译官李尚迪，在李尚迪的影响下对金石学、书画等产生兴趣，并习得隶书和画梅等特长。除了李尚迪以外，吴庆锡还非常推崇北学派学者朴齐家，不仅熟读其著作，还把收集到的朴齐家的书画挂在家中，因此吴庆锡的学问也深受朴齐家的影响。吴庆锡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朝鲜宪宗十二年）译科及第，开启了三十余年的译官生涯。

吴庆锡担任译官后，自咸丰三年（1853年，朝鲜哲宗四年）四月始至光绪元年（1875年，朝鲜高宗十二年），先后十三次随朝贡使团往来与北京和汉城之间，累升至司译院汉学堂上译官、知中枢府事。在这13次中国之行中，吴庆锡目睹了中国社会和局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萌生了要求开放和改革的新思想，即后世所称的“开化思想”。吴庆锡结交了60余名中国的文人学士，其中著名的有张之洞、何秋涛、吴大澄、王懿荣、周寿昌、万青藜、潘祖荫等，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极大开拓了吴庆锡的眼界。他还在中国购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合信的《博物新编》等“新书”，带回朝鲜。他的儿子吴世昌在多年后回忆道：

“我父吴庆锡是韩国的译官，作为当时韩国派往中国的冬至使及其他使节的通译，屡次往来于中国。滞留中国期间，见闻世界各国角逐之状况，大有所感。后研究列国历史与各国兴亡史，深觉自国政治之腐败与世界大势之落后，认为将来某时必有悲剧之发生，大为慨叹。是以其归国之际，携带各种新书。……又多购入中国之名画书幅而归国。”

吴庆锡之所以能成为朝鲜的先觉者，首先是他深受北学思想影响，而他多达13次的中国之行中对内外形势的见闻与产生的危机意识则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各种“新书”的购入无疑是新思想的催化剂。然而正所谓孤掌难鸣，他的新思想在朝鲜必须有人共鸣才能得到发扬，他的同志主要就是刘鸿基（刘大致）与朴珪寿二人。刘鸿基与吴庆锡同样出身中人，是一名医生，吴庆锡把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及带来的“新书”都交代给他的挚友刘鸿基，并且共同钻研新思想。吴庆锡又结交开明官僚朴珪寿，曾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高宗九年）朴珪寿出使中国时的首译。他的家族保存了朴珪寿致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朴珪寿以朝鲜对正三品堂下官以下的人物所用的“惠人”来称呼吴庆锡，并询问其与中国人交友的情况。由于吴庆锡在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才升为正三品堂上官，可知至少在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时，吴庆锡就已和朴珪寿缔结了亲密的关系。他们以《海国图志》等“新书”为纽带，共同促使新思想在朝鲜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因而吴庆锡等三人被公认为开化思想的鼻祖。

自同治三年（1864年，高宗元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期间，朝鲜王朝由国王李熙（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统治。吴庆锡原本与大院君一度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他曾代为转达大院君给中国人的私信，可见他颇得大院君的信任，大院君执政时的多次外交任务也交与吴庆锡。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秋，发生了法国举入侵朝鲜的丙寅洋扰，大院君已经从清政府的咨文中了解到法国将要对朝鲜进行军事行动，急忙派有丰富经验、精通汉语的吴庆锡以赍咨官的身份前往中国搜集情报。吴庆锡不辱使命，透过在中国广泛的人脉关系，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法国与清朝总理衙门的往来公文、法国军粮只够支撑3个月、法国攻朝鲜军费不足，不得不找商人借款等等，并提出了依据地势抗拒法国的建议。吴庆锡因此为朝鲜击退法国立下汗马功劳。但兴宣大院君击退法国后，并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相反变本加厉地强化封建制度，重申锁国政策，这令吴庆锡非常失望。后来在同治十年（1871年，高宗八年）的辛未洋扰中，吴庆锡力主趁机打开国门，这又忤逆了大院君的意思，他将吴庆锡视为开港家，此后不管吴庆锡提出什么建议，都不予采纳，吴庆锡与大院君的关系也就渐渐疏远乃至破裂了。

吴庆锡和刘鸿基意识到在大院君把持下的朝廷中宣传开化思想已经无望，便寄托在青年一代，以教育的形式来传授新思想、新知识。他们二人频频叹息朝鲜国运如风前灯火，想搞一场大变革。一天刘鸿基对吴庆锡说：“我邦之改革，如何方得成就耶？”吴庆锡回答说：“先求同志于北村（汉城的两班贵族聚居区）之两班子弟中，以起革新之运气也。”他们在汉城的北村招收门徒，多为青年两班子弟，到同治八年（1869年，高宗六年），朴珪寿任汉城府判尹，三人同时在北村讲学，开化思想就这样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金玉均、洪英植、徐载弼、徐光范等后来著名的开化党人士都曾在吴庆锡等人的门下接受启蒙。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开化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已经基本形成，逐步登上朝鲜的历史舞台。

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日本大举入侵朝鲜，制造了“云扬号事件”。朝鲜朝野震动，议论不休。次年初，日本使臣黑田清隆和井上馨到达朝鲜，逼朝鲜签订通商条约，在朝鲜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吴庆锡被任命为问情官，随接见大官申櫶一行前往江华岛，参加同日本的谈判。大部分人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但吴庆锡认为这是开放的大好时机，与朝中的朴珪寿相唱和，促使朝廷同意日本的要求，打开门户。吴庆锡在江华岛目睹了日本的强大武力，认为朝鲜根本无法长期对抗，而且对外开放是世界大势所趋，理应顺应历史潮流，开放朝鲜的门户。

吴庆锡在与日本官员宫本小一与森山茂等人的几次谈话中，披沥自己历来的开放主张，强烈要求朝鲜与日本通商修好，甚至暗示日本对朝鲜进行武力威胁以求开国，他还明确把矛头对准大院君，指出大院君为顽固的魁首、开放的障碍，并强调“此时事或不成（指谈判失败），一朝院君复得政权，必大动干戈，多杀生灵，岂不极可闷乎？望须今般竣事，切勿空返，以救我八道人民”，可见其要求打开国门的迫切心态。当时执政的是闵妃外戚集团，其骨干李最应、闵奎镐等人本身就主张对外妥协，又对大院君极其防范，吴庆锡的主张正中其下怀。史载“（众臣）皆欲从大院君之议，惟朴珪寿及译官吴庆锡能知时务，力争不可从大院君之议，故议七日而不决。朴、吴二氏恐事不谐，乃诱说闵奎镐及李最应奏于上及中宫以不可不与日本修和之利害，上与中宫然之，乃允其奏”。就这样，吴、朴等奔走于前，李、闵等决策于后，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同日本缔结了《日朝修好条规》，后世称为《江华条约》，终于打开了“隐士之国”——朝鲜的门户。吴庆锡的夙愿也终于达成了。

在与日本人会谈期间，吴庆锡亲身体验到了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他在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感叹“这才称的上是人间生活的世界啊！”并表达了期待朝鲜也能富强的梦想。他还问道：“吾如提挈家族，前往贵国，可善入乎？”日方回答说：“欣然相迎。”两人辗转一笑。随后吴庆锡也对金玉均建议说有机会一定要去日本看看。可见吴庆锡内心已经怀有以日本为榜样改造朝鲜的蓝图。不幸的是，就在《江华条约》签订不久后的光绪二年（1876年，高宗十三年）四月，吴庆锡因中风而半身不遂，此后便卧在病榻上，并钻研起佛教。光绪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吴庆锡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据记载，开化党人曾在戊寅年（1878年）商讨过一次改革计划，而这次改革计划却因一名重要人物的去世而流产，此人物很有可能就是吴庆锡。尽管吴庆锡过早离开人世，但他和刘鸿基、朴珪寿等早期开化派所培养的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俞吉濬等青年才俊，却很快就活跃于朝鲜历史的舞台中央，将开化思想广泛宣传并付诸实践，对朝鲜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吴庆锡对朝鲜近代化的筚路蓝缕之功，也是不容埋没的。

吴庆锡在书画和金石研究方面成就较高，尤工于隶书和篆刻。他的遗著有《三韩金石录》、《三韩访碑录》、《天竹斋札录》、《洋扰记录》等。

吴庆锡之子吴世昌（1864年—1953年）与其父一样，也是一名汉语译官和书画家，在吴庆锡去世前不久的光绪五年（1879年，高宗十六年）闰三月译科及第。后来成长为韩国独立运动家，在大正八年（1919年，纯宗十二年）三一运动时是发表《己未独立宣言》的33名朝鲜民族代表之一。后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的1953年4月去世于避难地大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