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及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主要研究领域为战争与和平、合作、一体化、国际组织等国际体系层面的政治现象。国际关系既是学术的领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领域。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也和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紧密联系。从全球化到领土纠纷、核危机、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人权，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议题。

国际关系学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出现明显的共同点。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国际关系学虽然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这绝不意味这前人从未思考过国际政治问题，正如理查德·勒博（R.N.Lebow）指出的那样，“国际政治思想与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一样古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中国古代的《战国策》等。而且，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很少：当仔细查阅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时，会发现专门谈论国际政治问题的微乎其微。对于国际政治的思想传统的梳理，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学家马丁·怀特曾经提出了三分法，并广为学界所接受：现实主义传统、理想主义传统、革命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传统又称马基雅维利传统，其代表人物有修昔底德、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让·博丹、霍布斯、大卫·休谟、黑格尔等。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众多的主权独立国家都不承认有高于自己本国政治权威的存在，所以最后国际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战争。现实主义传统的鼻祖是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而现实主义传统的核心人物是霍布斯，他提出的自然状态思想便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雏形。霍布斯认为在一个社会内由于自然状态会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所以产生了社会契约来保障和平，人民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主权者。但他指出这种社会契约在国家这种政治单元之间是不可能达成的：“每一个共和国都拥有绝对的自由，对于那些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他们就可为所欲为”。

理性主义传统又称格劳秀斯传统，代表人物有格劳秀斯、约翰·洛克、边沁、埃德蒙·伯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伍德罗·威尔逊。他们共同指出，国际关系首先是一种国际交易，主权国家之间政治被一种制度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所主导和制约。以格劳秀斯和约翰·洛克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坚持，自然状态并不像霍布斯认为的那样必然导致战争。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人的本性中有群居的需要，这种需要要求人们与他们的同类共同过和平而符合理性的生活，而战争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而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尽管是一种自由状态，但绝对不是一种放任状态”。

革命主义传统，又称康德传统。这种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卢梭、康德、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意识形态起点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信念：国际关系首先处于一个“国际大家庭”之中。尽管不存在超越国家的权威，但所有的国家组成了一个道德和文化整体，并且指定了某种基于道德和文化的规则和法律义务。革命主义传统总是运用规范性的语言探讨国际政治，并期望一种“大同世界”。如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便认为“在理性的推动下，各种政治实体的无法相容的个性反而会推动他们走出战争状态，并进入一个“国际联盟”的时代。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国际政治，在他看来国际政治只是世界共同体历史进程中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时期，在未来的历史运动和阶级斗争中，国家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全人类将建立一个消灭了资产阶级连带它自己的“无阶级性的全球社会”。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理论范式之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他理论范式往往是对在现实主义的挑战中得以确立和获得承认。现实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修昔底德时代。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卡尔、雷蒙·阿隆、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由众多的国际关系学家共同构筑的理论群，不同国际关系学家的思想特征和理论风格往往不同。奥利·霍尔斯蒂对各种现实主义理论的共同假设和前提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大的影响力产生的，尽管自由主义在传统上接受民族国家非常重要，但他们也非常强调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等超国家关系的意义。自由主义认为战争对于对抗双方都是没有益处的，对于集体安全和国际法怀有强烈的信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关注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能否成为可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制度可以促成合作。自由主义也借用了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重视国际机制、相互依赖对国际政治的作用。

自由主义指出了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但合作并不必然导致和谐；和谐指的是利益完全一致，而合作指的是双方在处于利益冲突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相互妥协的行为。而保证国家间相互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指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这些体系可以规范国际行为体行为、使行为体之间的活动可以预期。国际制度被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分为三种形式：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机制，由政府之间协商同意的明确规则，如国际法；非正式的国际惯例，如外交豁免、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建构主义理论是在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有着复杂而深厚的理论根基。建构主义与发生认知论、社会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共同体理论和后现代哲学都有着紧密联系。建构主义内部的派别纷繁复杂，按照鲁杰（Ruggie）的划分法，建构主义分为新古典建构主义（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建构主义（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和自然建构主义（natural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不关注传统理性主义所关注的因果关系，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建构关系。传统理性主义模式总关注为什么，而建构主义关注“如何可能”。而社会建构的关系主要依赖观念的力量。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际政治的观念结构，并强调国际政治是行为体持有的一系列共有观念。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这些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文化，文化在国际社会发挥着各种各样的的功能；比如塑造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权力的化身，这与现实主义仅仅强调物质性权力不同。

对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各学派都有自己的见解，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就是国家间关系，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首要行为体。而自由主义认为，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应该被纳入研究对象之中。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赖特和苏联的伊诺泽姆采夫院士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学理论是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将宗教、阶级、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纳入研究对象。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意思是将国家内部看做是铁板一块，政策高度一致，可以独立于国内政治进行追求利益和权力的活动。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国家被认为愿意将对方的国际交往行为视作是有意而为，从而通过因果逻辑推导寻求解决路径。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其他任何行为体都无法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所以都不如国家重要。而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所进行的外交决策必须由确定的具体对象做出，国内政治决定了国家的行为。而国家的权力正在被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各种利益集团所获得，国家权力和运用武力的意志正在萎缩。自由制度主义者同样认为国家是理性和自私的，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必然发生冲突。

国际组织是旨在规范、制约国际行为体行为，确保相互合作的在国际社会层面进行活动的组织。对于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的意义，不同学术流派有其自己的见解：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组织在不涉及安全领域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安全领域各国都是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安全困境无法解决，国际组织的作用有限。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组织的存在降低了各主权国家的交易成本，克服交往互动中的欺骗现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组织有助于建构国家的利益和身份，使国际交往实践中的一些有益规则纳入共同的认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