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体系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二元结构体系，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密集型产业，放开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价格剪刀差，获取占本国GDP15%以上的贸易收益。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有必要坚持并重申其在世贸组织内所作的承诺，推动建立一个运作良好、基于规则、开放、公平、可预测、无歧视和能够促进发展的多边贸易体系。

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市场形成之前，跨越国界的贸易早已存在。不过当时跨国贸易的主要目的还是互通有无，而不是追求合理分工和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模型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假设运输费用低至可忽略不计，假设有关贸易的信息可以迅速交流和沟通。而这两个条件在16 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此前的国际贸易成本高昂，收益没有保障。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山地、沙漠，还是环绕非洲海岸的航行，风险都很大，而需要先期投入的费用惊人。结果，只有相对稀有而且便于携带的商品才会进入国际贸易，比如丝绸、香料、金银，以求一旦交易成功能够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由于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买得起这些昂贵的舶来品，跨国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限。在上千年的时间里，贸易只是偶尔影响一个社会的风气。更普遍的情况是，国际贸易只能改变上层社会的时尚，平民百姓的生活并不受冲击。各国从跨国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也不明显。所以明清皇帝可以毫不迟疑地发布禁海令，令日本商人十年一贡，而且“船只两艘，人只二百，违例即以寇论”。当日本人请求缩短贡期时，中国官吏指出批准他们定期贸易已经是天朝上国的恩典，他们的倭刀、纸扇对中国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17 世纪的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含义。工业化带来了新产品，并且普遍扩大了生产规模，使以前的奢侈品走进大众市场。不过更为关键的是，新技术带来交通和通讯领域的革命，使大规模的定期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变革是蒸汽机在陆海运输当中的应用。19 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开始铺设铁路，快捷的运输网络逐步形成。与此同时，轮船与帆船展开了竞争，发起了海上运输的革命。远洋运输费用在1815—1851 年间首次出现大幅度的全面下降。现代的运输方式不仅降低了运费，缩短了贸易时间，而且扩大了运货量，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性。国际贸易的成本降低，它涉及的商品也不再限于奢侈品，不再仅限于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只要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够创造贸易收益。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日常生活用品成为贸易的主体，贸易对于国民经济开始产生普遍的持久的影响。

联合国贸发会议为第55届贸发理事会准备的文件谈及国际贸易和贸易体系及区域贸易安排的发展演变。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和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国际议定发展目标都是如此。到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已过半，全球经济当前现实，即经济衰退初显端倪、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和能源与初级商品价格高涨、气候变化及移民，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以及国际贸易体系均提出了挑战。成功的多哈回合可在这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在贸易新版图内，充满活力的南方的出现要求国际贸易体系作出相应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崛起成为区域和全球生产与贸易的发动机，成功地从基于自然资源和劳务的生产转向基于资本和技术的生产，并成为全球需求支柱。尽管此类发展引起了世界某些地区的一些不安，但充满活力的南方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机遇。这还给南南机构和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以促进南南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此类演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和贸易体系的动态发展，要求调整心态、政策和贸易体系，并要求拓宽经济治理体系，以便更好地反映不断演变的现实。多边进程进展缓慢，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安排却继续增加，带来国际贸易体系分割的风险。区域贸易安排加强了境内覆盖范围的深度。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之下可用的灵活性与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区域贸易之下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包括了低收入国家的区域贸易安排是新兴现象。此外，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新兴较大发展中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制订与发达国家的区域贸易安排。区域贸易安排不仅带来收益，而且还对多边贸易体系具有内在的体制性影响。然而，讨价还价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实现充分发挥作用的多边贸易体系所提供的可能利益。

或许可以确认，尽管贸易协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于影响到实体经济和人类需求的根本性的和深远的全球挑战，仅协定自身不足以全面有效地应对。贸易政策和贸易体系必须在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运作。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不同层面和体系之间，即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以及在发展、贸易、投资、金融、货币政策和技术方面，必须增强一致性。发展观点应贯穿所有部分内容。在这方面，应探讨以“非常规”发展观点和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创新国家、区域和全球合作机制，尤其是在能源和粮食安全方面。政府可发挥突出作用，作为扶持国家采取积极政策。南南、北南和北北的区域，全球和政府间合作可发挥重要作用。此类政府间合作可动员非国家行为者，特别是公司方面的行为者，包括在解决市场扭曲性和反竞争做法方面合作，促进公司行为者的问责制，以便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和消费者利用贸易自由化。也许应就多边贸易体系运作的方式方法进行认真反思。由于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已达到153个，各项协定似乎比以往更应充分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利益和优先事项。成员国更加多样化，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中，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总体计算谈判平衡的复杂性。还需要确保增强谈判中从下至上和成员推动办法的包容性和透明度。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多边贸易体系仍是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支柱，并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结束多哈回合并达成以发展为导向的平衡结果，加上贸易援助的宏大目标，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是不可或缺的贡献。关于区域贸易安排，文件指出，区域贸易安排正在迅速增加，带来更多的发展和体制方面的影响。到2007年，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有385项，其中197项已在实施。近期主要是双边协定在迅速发展。美国已根据2002贸易促进授权强化了双边办法，并缔结了11个区域安排，包括与韩国的协定，这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最近欧盟新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非传统伙伴。近期区域贸易安排已加强深化了境内覆盖内容，包括竞争、投资和政府采购等多哈回合没有处理的问题，同时其他一些具有体制影响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例如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区域贸易安排，这意味着区域贸易安排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增加，包括监管和机构合作与发展援助。非加太集团和欧盟一直在谈判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区域一体化的手段。

世贸组织授予欧盟科托努优惠的豁免到期以来，缔结了一些全面和暂行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35个非加太国家草签了协定，其中包括加勒比区域草签一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保留现有市场准入条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动机之一，其中许多国家严重依赖于容易受到科托努优惠损失影响的出口产品，包括牛肉、砂糖和香蕉。暂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常规定非加太国家在15-25年内对80%左右的进口和产品逐渐实行自由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方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中“实质上所有贸易”要求的理解，尽管这一措辞尚无议定定义。非加太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改变该条款的参数，以便允许在更长的期限内实行更低的市场开放程度。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第三方最惠国待遇条款对南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威慑作用提出了关注。巴西在世贸组织质疑该条款是否与授权条款的精神相容。其他大多数区域尚有待在2008/09年谈判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一时间限制以及问题的复杂性，凸现了能力方面的限制，尤其是非加太集团的非洲国家。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规定一个综合范围，涵盖服务、电子商务、投资、竞争、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和个人资料保护。服务条款可能要求作出更深的承诺，包括非服务业投资的自由化。以真正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方式，将现有双边和次区域暂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转为全面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在全球经济增长达4.2%且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2005年过后，经济学家们都赞同这样的设想，即2006年经济形势依然很好，尽管所有原材料的价格都将出现大幅上涨。今天，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用它们的技术与那些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进行交换。第二种易货贸易是在低工资地区和原材料拥有国之间进行。这个三角的最后一点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它们用自己的资源与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进行贸易。因此，看到人类历史上几乎未曾有过的一种三极贸易体系出现了。这种新模式取决于世界在三个“得胜”集团之间的瓜分，这三个集团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王牌：技术和工业能力（美国、日本、德国）、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中国和印度）、丰富的自然资源（拉美、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中东）。在这3个集团之间，世界的瓜分开始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对于投资者来说，它已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应该重点投资的地区、国家、行业。刚刚出现的这个新世界好像还不稳定，并带有一定的风险：某些地区过多的社会环境风险或经济增长困难；原材料匮乏的风险，2005年的全球库存处在很低的水平，以至于很小的事件（气候或技术和工业方面的）都可能促使价格持续走高；国家间谈判权力的转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危险；还有自然环境风险和污染的加剧。拥有大量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国家的出现将持久地改变人们在20世纪经历的世界贸易格局。

继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中国是国际体系“利益相关者”后，美国贸易高官二十五日也称中国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要求中国发挥与经济地位相称的负责任作用。周三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二00六预测会议上，美国贸易副代表卡兰·巴西亚发表长篇演讲。他指出，美中贸易关系非常重要，需仔细研究，美国政府正在对美中贸易政策进行“从头到脚”的跨部门评估；美中贸易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不能单纯定性，采取简单化政策，“需要准备好罗盘，画出路线图”。巴西亚提出美中经贸关系三阶段论，第一阶段从一九八六年到二00一年，中国力图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第二阶段，二00一年中国加入WTO后开始履行承诺；如今进入第三阶段，中国应成为国际贸易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必须在多边的、地区的、双边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成为成熟的伙伴，也就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巴西亚呼吁中国在推动世贸组织的法治体系和公平自由贸易框架中发挥与中国经济份量相称的领导作用。他声称，美国在推动和帮助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方面做的比在其它地区更多，美国将继续与中国接触，推进其转型。他说：“美国将以巧妙的、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尊重对方但坚定的方式推进这些目标。”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在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只会损害美国经济，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人民币问题。

环球视界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比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税率高4倍。关税结构的设计尤为不合理，导致关税升级（Tariff escalation）现象，即初级产品关税相对较低，而制造产品的关税较高，比如生番茄的进口关税低于罐头番茄，亦即对增值活动课以重税。这种关税结构实际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致人死命的“知识产权”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知识产权卒不应该涵盖在乌拉圭回台谈判内，因为知识产权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探讨应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The Word Intellectual Proverty Organisation，简称WLPO）框架下进行。但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进入WTO，原因非常简单，美国和欧洲的若干特殊利益集团希望在贸易谈判中作出更强有力、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做贸易部长的工作相对容易取得成功，因为贸易部长也许是所有部长中最容易受政治压力影响的。乌拉圭回台谈判开始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均反对乌拉圭回台谈判中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认为相关规定对美国科学不利，对全球科学不利，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利。但政策制定者们根本就没有征询科学家的意见，因为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应要怎样制订才有利于创新。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提升两个行业，即制药业和娱乐业的盈利水准。科学家们尽管反对.但不像这两个行业有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时，应非常小心谨慎。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输入要素是什么?毋庸置疑，是知识。因此，如果限制知识分享的无障碍性，也就等于限制了创造知识的能力。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一项重大国内政策举措是关于医疗卫生的。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高，但结果却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差。竞选时.克林顿总统承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得穷人买得起药品。但在乌拉圭回台谈判中，谈到知识产权问题时，克林顿总统却同制药公司狼狈为奸。结果乌拉圭回台谈判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使得穷国民众更难以享受低价药品。以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为例。仿制药品一年花费大概160美元，而品牌专利药一年的成本是1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如果一年收入300美元，甚至3000美元，那么根本负担不起1万美元的药品。他们也许买得起仿制药，但乌拉圭回台谈判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设计时就是要阻碍发展中国家购买廉价的仿制药，因为发达国家要保障制药公司盈利，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穷国民众造成什么恶果。wr的诸公对这一说法自然相当不满，辩称：相关知识产权条款在设计时实际上已为发展中国家预留一定弹性，所谓“弹性”是个专业术语，比如对于一些用于“拯救生命”的药品，发展中国家有颁发“强制许可”（Compulsory license）的权利。对这种辩解，回应有二：首先，每当发展中国家威胁要颁发强制许可，美国即以各种报复手段相威胁，如取消援助、取消贸易优惠待遇等，而且也的确会说到做到。

因此尽管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确有权利，但却往往不具备行使这一权利的政治杠杆，对特别贫穷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因此，所谓“弹性”根本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第二点更为根本性，如果发达国家确有意愿保障穷国民众能够享有拯救生命的药品，当初就应明确规定，年人均收入低于500美元（或类似数量指标）的国家可以自由生产用于拯救生命的仿制药品。这并不复杂，但发达国家却故意将相关条款写得让人不知所云，其真实意图恐怕只能是不想让发展中国家生产拯救生命的仿制药品。传统贸易框架批判贸易问题之所以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诸多争议，原因之一在于，贸易全球化本来承诺让所有人受益，但却并没有产生这种预期收益，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传统理论，姑且称之为“旧贸易框架”认为，贸易全球化将带来更多贸易，更多贸易带来更多增长，更多增长则会让全体民众都过得更好。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此前约14世纪以来所有关于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理论基石。但其正确性颇值得商榷，因为贸易全球化经常并未带来更多贸易。如“除军火外全部免税”的动议，其初衷很好，但依然没有说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其原因在于，除关税外尚存在诸多其他贸易壁垒。一个高度贫困的国家可能连“口岸”都没有，还奢谈什么“出口”?贸易的发展受制于内部壁垒与外部壁垒。对发达国家而言，惟一较为难以逾越的贸易壁垒在国门之外，而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真正的挑战则在萧墙之内，仅仅在外部壁垒上下功夫实为缘木求鱼。张推动“贸易援助”计划（Aid forTrade），即着眼于应对这一问题。所谓“更多贸易带来更多增长”，总体说来这一说法未尝不对，但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归根结底，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技术变革、学习和知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资源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知识上的差距。中国的经济改革高度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方面做出了可观努力。

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以不到美国十分之一的工资水平和人为压低的汇率，正在不公平地迫使美国工厂倒闭，剥夺成千上万美国工人的职位。据称，日益膨胀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是证据。 实际情况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尽管布什政府一直抱怨中国的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政策，最近又对从中国进口的电视机和胸罩设置了贸易障碍，但它也表示拒绝国会议员提出的多数保护主义贸易法案。 中国官员和分析师争辩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中国对好几个亚洲国家有贸易逆差，其进口增长快过出口增长，而进出口贸易总额正趋于平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预计，即便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也未必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他指出，中国对美出口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本来就很少生产这些产品。 林先生补充说，美国和日本抨击中国的理由是错误的。“认为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替罪羊，自己有麻烦，就怪罪到人家头上。”

中国并不是一个只出不进的贸易壁垒，相反，中国经济对外来经贸合作与投资保持开放，并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其开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及韩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情况。 到制造业的第一线去看一看，如民营的中国公司“曲美家具”或美国汽车部件供应商Asimco，就会了解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程度有多深。 曲美家具在北京郊外的明亮车间可不是“血汗工厂”，尽管那些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的女工人和把面套钉到沙发框架上的男工人每月计件收入仅在1.500至2.500元人民币之间。曲美公司正在扩建：在建的新厂房面积将是现有厂房的四倍。该公司正向美国、欧洲和亚洲出口家具。但据公司副总裁薛淑萍（Xue Shuping，音译）介绍，该公司制造的多数桌椅产品，还是面向正在快速扩大的中国市场销售的。曲美公司还从国外进口产品与服务。该公司从斯堪的纳维亚聘请设计师，并从欧洲进口它所需要的大部分山毛榉木和其他木材。伯银行（Paine Webber）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监，活跃在中国市场已有10多年。他表示，认为美国所有的制造业职位都会流失到中国去是不对的。但他同时指出，美国工厂需要适应新的情况。 他所在的公司就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范例。在渡过了与当地政府合资的数年艰辛历程之后，Asimco从1998年开始从中国出口，并远涉重洋，到美国去进行第一笔海外收购。在密歇根州格兰德港，Asimco从已提交破产保护请求的联邦默高公司（Federa l Mogul）那里收购了一家凸轮轴厂。某些生产流程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但高科技方面的运作将留在美国。佩尔科夫斯基先生说，两年后，他将能够宣布他接管了一家苟延残喘的企业，并为它制订了一项中国策略，使企业起死回生。他补充说：“在美国的厂区将开展更多业务，而不是更少。” 不过，无论是这样的前景，还是中国方面有关其出口的一半来自外资或合资企业的重申，都不足以为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论调降温。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香港的一次发言中，抨击中国未能履行其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各项承诺。

在华盛顿本身不愿遵守世贸规则，撤销对进口钢材征收非法关税的背景下，此种论调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雷德先生指出，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的多个经济领域遇到障碍，包括分销、金融服务和农业，还受到对软件和其他产品大范围盗版的侵害。 中国对美国方面批评的回应，基本上是克制和低调的。中国商务部对美国限制从中国进口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织品“深表遗憾”和“坚决反对”。北京也提出采购更多的高价值美国产品，以缩小双边贸易盈余。此等提议对于波音这样的美国公司固然是好消息，但并不符合贸易应由市场力量主导这个原则。 除此之外（再就是在有管理的框架内调整人民币汇率），北京的选择是有限的，至少在中国的银行系统健全到足以让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前是如此。中国官员只能重申，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整体上趋于平衡，可能还会出现逆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引用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结果指出，中国有望在2010年成为亚洲最大的出口国，但很快就将在2005年就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中国在最近的将来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说，“但对此并不担心。”不过，在美国大选没有了结之前，对华贸易逆差仍将是美国人的关注焦点。当美国大使雷德被问到逆差是否有可能反映了美国的缺点，而未必是中方的不公平竞争时，他回答道：“中国的进口增长率为40%，美国在其中占了26%。的确很有成见；作为一个美国人，无法相信自己不懂得如何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