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

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这种价格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它的具体表现是：当一般物价上涨时，虽然农产品价格也同时上涨，但它上涨的幅度往往低于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而当一般物价下跌时，虽然工业品的价格也同时下跌，但它下跌的幅度往往低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如果把一定时期（比如一年）内工农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情况用统计图表表示出来，那么，工业品价格呈上升趋势，而农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二者犹如张开的剪刀的形状一样，因此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中国连续出台一系列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后，从生产环节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些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当时中国粮食的定价体制，仍采取国家调控与市场供求相结合的方式，粮食价格的调整并没有与农资等工业品相适应，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落后于农资等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造成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流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工业、服务业等领域。受访专家概括道：粮价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与农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相对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是中国 粮食生产“新剪刀差”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的主导因素。

哈尔滨市市政府调查显示，受整个东北地区稻谷市场疲软的影响，2007年秋收以后稻谷市场收购价格持续走低，2007年秋国家稻谷收购保护价为0.75元/斤，但远远低于2006年平均1元/斤的收购价格，达到了近年来的低点。而同期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与上年相比平均涨幅达到20%以上，部分品种涨幅达到50%以上。

农民外出打工与种粮效益的剪刀差逐步扩大。中国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调查资料显示，受劳动力资源紧张影响，河北省建筑领域人工费价格在2006年上涨7.3%的基础上又上涨10.4%，涨幅创1998年以来的新高。而同期粮食价格仍处于低价位运行，与种粮要面临的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相比，农民打工收益明显高于种粮收入。

剪刀差一词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这个词首见于托洛茨基在俄共8大上（1919）的发言。随后列宁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以及托洛茨基在其《新方向》中又提及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在1927～1929年期间也就当时存在的情况从理论上作过多次的论述，不过，斯大林得出的结论却是“农业集体化是必要的”。从历史的发展看，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占有先进生产技术的工业资本家在与生产技术落后的农民交换工农业产品时，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来剥削农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剪刀差还反映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剪刀差是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重要交换手段之一。它是指发达国家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一方面压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又提高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的价格。如果把这一现象用图表示出来就象一把张开的剪刀。发达国家通过这种交换手段可以赢得高额利润。

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苏联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绍到我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农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得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扩大了很多，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例如1951年4月第二次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就是出自上述概念。以后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概念来研究“剪刀差”问题。

①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使单位农产品的价值量不断下降，从而使工农业产品交换价值量的比例差距逐步缩小，愈来愈接近等价交换。这是缩小差价的根本办法。

②通过价格杠杆来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当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较多时，应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当工业品（尤其是农用工业品）的价格高于价值较多时，应尽量降低其销售价格，使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逐渐缩小。但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需要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的价格统筹考虑，综合平衡，以免引起轮番提价。同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调整，必须考虑到市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农村工业品供应量和农民购买力之间的平衡。不仅要求商品供应总额和社会购买力之间平衡，而且要求主要商品的供应量尽可能适合消费者的需要，特别是适合农民的需要。

③通过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以及采取农产品加工利润部分返回农业的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外，放开农产品价格，积极开展农产品议购议销业务，继续开放集市贸易，也是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的重要方面。

近日随着8月份各项国内经济数据的公布，也显示了国内经济正在缓慢复苏的情况，但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18个月的负值也表示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中国经济网特约评论员张捷也表示，CPI和PPI这种“剪刀差”，实际上是体现在农产品上，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减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对于中国长期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工农业 产品交换中存在的剪刀差，是历史形成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只是农业的附庸。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基本上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了对华贸易的各种特权，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的基地。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国内剥削阶级利用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断地提高工业品销售价格，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用扩大剪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仅据安徽六安、陕西安康、广西百色、四川大竹四个农村初级市场的价格指数来计算，从1936～1948年的十多年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就扩大了65%，相应的剪刀差也达到了最高峰。

有学者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从1953到1986年间，国家对于农产品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工农产品间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生产汲取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书的作者农业经济学家严瑞珍认为，在那三十多年间，中国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而取得的，可以说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的基础。根据严瑞珍的计算结果，从1952年以来中国“剪刀差”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逐步扩大，最严重的是到了1978年，“剪刀差”比1955年时扩大了44.65%，达到了364亿元，也就是说，农民每创造100元的产值就会因为“剪刀差”而无偿地流失25.5元，1978年以后“剪刀差”大幅度缩小了，学界普遍认同要缩小“剪刀差”就要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使单位农产品的价值量不断下降，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价值，同时也需要放开农产品价格，通过开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和将农产品加工利润部分返还农业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

剪刀差在我国解放前就已经存在，解放后一个时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发展成为我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如果单从农业税上看，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小的、农民负担是不重的，如1982年我国农业各税收入是29.4亿元，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4%。而该年度农产品价格转移总额是740亿元，农业总产值是2785亿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083亿元。那么套用剪刀差的绝对量测算公式：（740÷2785）×1083，可以得出1982年国家通过价格渠道从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转移出去的价值量是288亿元。1982年农民剪刀差绝对量负担是当年农业各税税收的9.8倍，与1982年国家财政收入1212.3亿元之比是23.8%。农业各税与剪刀差绝对量之和是317.4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6.2%。

关于国家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取得多少钱的问题，官方没有给出正式的数据，下面列出一组研究者根据不同计算口径测算出的剪刀差额度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农民所承受的这种剪刀差隐性负担是很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