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是“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简称。我国实行的由国家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粮食的政策。1主要内容有： (1) 国家根据农民生产和国家建设及农民生活的需要确定粮食自留量、粮食收购量，生产粮食的农民要按国家规定的粮食品种、数量和价格将余粮售给国家。(2) 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自以存储和自由使用，可出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在粮食市场上交易。(3)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的用粮量由国家计划供应；熟食业、食品工业等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用粮，由国家定额供应，不能私自采购或转售。(4) 非国家指派或批准的单位，一律不准经营粮食。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1页。)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5、256页)

1949年以后，由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1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粮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4%。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大幅度提高。

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1954年)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供求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保证粮食收支平衡，尽可能多收入，尽可能少支出，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39：61，1952－1953年度为44：56。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非执政党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办法。从此以后“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低于国家的定量。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1953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1954－1955年粮食年度，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3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后两个年度的征购数不得不下降。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也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见表4)。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页)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年)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页)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在统购统销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

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这次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定粮价。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元－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98页)。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