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年10月11日－1962年11月7日），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曾为美国第一夫人，她做了12年的第一夫人，创了美国历史之最。提倡人权并保护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并主导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不平凡的第一夫人，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独立意识、公开讲话及作家生涯都是其他第一夫人无法相比的。在此期间，埃莉诺从本质上改变了白宫女主人的传统形象，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政治活动的热情参与者、丈夫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和政治合作伙伴，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并为后来的第一夫人们所效仿。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1884年10月11日生于纽约，是埃利奥特和安妮·利文斯顿·豪尔·罗斯福的第一个孩子。她父母的婚姻由于父亲酗酒而破裂。埃莉诺从小就不是以漂亮而出众的。她自称是个“丑小鸭”。相反，她母亲被认为很漂亮。她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母亲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埃莉诺是个腼腆、内向、满怀忧虑的孩子。因此，她母亲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出她的洋相。她把她那少年老成的女儿叫做“奶奶”，来形容她的长相和举止。她让客人们知道她的女儿是个“古怪”的孩子。埃莉诺后来回忆道：“我母亲竭尽全力想要教我学会举止大方，这可以弥补我长相的不足，但恰恰是这一努力使我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不足之处。”而她父亲则向女儿表示着大量的爱。他亲昵地叫她“小内尔”，并带她参加骑术俱乐部的郊游。有一次，六岁的内尔陪父亲去俱乐部，他却把她忘在了那里。他又和朋友们在酒吧喝醉了酒。数小时后，一位保安人员发现了她，用出租车把她送回了家。

埃莉诺爱她父亲胜于一切。尽管他嗜酒如命，但她谈起他时还总是充满柔情和尊重。可惜他经常不在家，但是他经常给女儿写来美妙的充满爱意的信。当他回家的时候，埃莉诺就感到高兴并活跃起来。只要他一外出，她就又恢复旧态。1892年12月，埃莉诺正好八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死于白喉。两年之后，她失去了她亲爱的父亲。

双亲死后，埃莉诺和她的两个弟弟迁居到纽约她祖母那里。瓦伦丁·豪尔是个富足的寡妇。她决定让她那丧失父母的孙子们受到正规的教育。埃莉诺学过骑术、芭蕾、歌唱和音乐，最后学习文学。

在招待会上，这个不太漂亮的姑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因为她本来就不喜欢跳舞，所以在与同时代的人交际时她并不觉得愉悦。有一次，在一个家庭招待会上，她的一个远房堂叔——来自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邀请埃莉诺跳舞……

她的叔叔，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鼓励她进行体育锻炼。一天，当她不敢走下水去的时候，他直接把她扔进了游泳池。她从他那里学会了游泳和跳台跳水。

1899年，祖母瓦伦丁把15岁的孙女送到了伦敦的“阿伦斯伍德”女子高中。在这儿，她发现了她对科学的热爱，了解了政治和宗教区别的含义。学校的女校长对她学生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伦敦的学校里，她还学会了如何穿戴和梳妆才能给人留下个好印象。

在这几年中，埃莉诺历游了许多欧洲国家。作为少女的她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前往巴黎，这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举动。

在她18岁的时候，她祖母决定让她结束在英国的教育返回美国，以便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在纽约她等来的是所谓的社交生活：招待会、舞会、咖啡聚会。她不喜欢这些活动。很长时间里，并不是每个青年男子都敢于邀请一个身材瘦长、身高一米八的姑娘跳舞。

继续把自己视为“丑小鸭”的埃莉诺高大、苗条，脸和牙让人联想到一匹马，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偶然遇到了她的远房堂叔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同样高大、修长，同时又英俊、好交际的年轻男子对埃莉诺有了兴趣。他们二人对生活有着严肃的态度，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深刻的交谈中，埃莉诺展示了她的讨人喜欢的气质。

他们开始频繁地约会。1903年11月，富兰克林向她求婚。埃莉诺十分意外。“我将不会把他和我连在一起。他是那么的帅。”当她的惊讶平息后，她果断地说“好吧”。当他们决定结婚时，他们俩还都年轻、没有经验，他们后来回忆道：“我肯定是真的爱上了……但现在我知道，几年以后我会懂得什么是热恋和爱的真谛。”

富兰克林那霸道而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的母亲萨拉·德兰诺·罗斯福反对这桩婚事。她认为富兰克林结婚为时过早。此外，她还以病态的嫉妒来拒绝他。因为要打定主意把她的被保护人从埃莉诺身边分开，她就请他去加勒比海旅游。她不走运，因为富兰克林一回来就急匆匆地直接去了埃莉诺那里。最终，母亲不得不承认失败。1904年秋天，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终于决定于1905年3月17日的圣帕特里克斯纪念日庆祝他们的婚礼。刚好那一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来纽约参加传统的圣帕特里克斯日大游行。

西奥多·罗斯福要代表埃莉诺那死去的父亲来主持他侄女的婚礼。他随意暗示道：“还是保留家族的姓为好。”正像后来所证实的那样，不仅保留了家族的姓氏，而且还保留了总统职务。

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的婚礼成了一件巨大的社会事件。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曼哈顿区76号大街的房子前面，有75名警察维护秩序。有200位受到邀请的来宾参加了婚礼。新婚夫妇收到了340份礼品。

因为富兰克林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这对年轻夫妇把新婚旅行定在学校假期进行。他们去欧洲旅游，从那儿带回了许多书和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和苏格兰的照片。回来后，他们搬进了富兰克林的母亲为他们租下的一套房子，并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布置房子。婆婆萨拉一手遮天，她决定服务人员的去留，制定休假计划，插手孩子们的教育。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共有六个孩子：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安妮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06年）。继她之后来到人世的先后有：詹姆斯（生于1907年），富兰克林（生于1909年，八个月大时死去），埃利奥特（生于1910年），富兰克林·德兰诺（生于1914年），和约翰·阿斯平沃尔（生于1916年）。所有孩子的第一次婚姻都失败了。他们后来又再一次结婚，其中有几个是三次，甚至是四次走上婚礼圣坛。

在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争取逐渐向政治权力巅峰努力期间，埃莉诺也产生了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女人的义务就是要同她丈夫有着同样的兴趣，”她当时说。1910年，当富兰克林·德兰诺在纽约谋求参议员席位之时，埃莉诺还认为政治是男人们的领地。她甚至令人惊异地表示，她丈夫在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努力。正是富兰克林使她相信了妇女必须拥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当他被选举为参议员时，埃莉诺同他迁到了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并为摆脱了专横的婆婆而高兴。“我要独立……我已开始明白，我心中升起了对自我发展的向往。”

在奥尔巴尼，她访问了纽约州议会的会议，对地方政治机构的作用方式发生了兴趣。她同许多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员会晤和他们讨论。1912年，她陪着丈夫去参加了民主党成员大会，这次会议推选伍德罗·威尔逊为总统候选人。191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海军次长。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又搬到了华盛顿。从那时起，埃莉诺就参加招待会，在家中接待政治家，并且参加政治会谈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埃莉诺为红十字会工作，为士兵们缝制衣服，在士兵食堂帮厨。一直到她生命完结，她都不是一个好厨师。她会做的惟一一道菜就是炒鸡蛋，所以她经常给客人们上这道菜。除此之外，她特别讨厌酒。

表面看来，他们的婚姻是很完美的，一个主外——从事政治；一个主内——协助丈夫，夫唱妇随，可谓珠联璧合。尽管这样，他们的婚姻还是出了问题。1918年，富兰克林在欧洲旅行患了肺炎回到了美国。埃莉诺照料着她有病的丈夫并审阅他的往来信件。就是在那时，有一封信落到了她的手中，从信中可以看出，她丈夫和一个名叫露西·佩奇·默瑟的女人保持着亲密关系，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从1914年起一直是他的秘书。这个发现几乎毁了他们的婚姻。多年后她对朋友们倾诉说：“当时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一开始，埃莉诺向丈夫建议离婚。但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个不管是考虑到孩子还是考虑到政治前途都不正确的决定。富兰克林保证与露西断绝关系，埃莉诺原谅了他的越轨行为。埃莉诺解雇了露西，于是露西就服兵役去了。1920年她结了婚。多年之后，罗斯福又与早已守寡的露西接上了联系。在1945年4月12日他死的那一天，在沃姆斯普林斯，她一直陪伴在侧。关于此事，埃莉诺从未诉诸文字。她只是对朋友们吐露心迹：“我可以原谅，但不会忘记。”

婚姻出现危机主要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富兰克林自信、有魅力和社交能力；而埃莉诺则真诚、正直，讲原则、讲理想。这些品格当初使他们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而如今，这些品格已经蜕变成他们冲突的根源。但他们都不会为对方改变自己，所以经过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露茜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埃莉诺做妻子的自尊心，她突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她说：“此时此刻，我的整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这个事件使得罗斯福夫妇的亲密夫妻关系从此结束，而被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对此，他们的儿子吉米·罗斯福评价道：“为了社会地位、孩子和未来，他们同意继续他们的婚姻，但是作为事业合作伙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他们的婚姻继续着，但对埃莉诺来说，这是一条崭新的路，这意味着她得到了某种解脱，再也不用一味地迎合富兰克林的需要了，她可以将宝贵的精力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之中，而不是局限于丈夫的政治活动范围之内。

这是埃莉诺初涉政坛的时期。在婚姻危机之前，虽然她已开始参与政治，但她从来没有从中获得满足，而且那时她无法突破一个年轻妻子的传统角色，无法摆脱习惯势力和丈夫对她的约束。自从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就可以同他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伙伴关系，自由地追求新的成功之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逐渐放弃过去并获得自信的过程，一个逐渐与丈夫建立起平等的政治伙伴关系，同时拥有自己政治事业的过程。

1919年年初，埃莉诺陪同丈夫去英国和法国旅行。此间，她成了凡尔赛和平会议的见证人。在华盛顿，她又重新忙碌于为那些受伤老兵提供帮助的活动，她曾在医院看望过他们，给他们送去礼物并鼓励他们。

她深入研究美国妇女问题，特别是企业中妇女的工作条件。在越来越多的男人参军入伍的时候，从事工业生产的妇女比例不断增长。1919年10月，她因此参加了国际劳动妇女大会。

1920年，罗斯福被民主党提名任副总统职务。埃莉诺参加了他的竞选。她帮助丈夫撰写演讲稿，公开支持遭到共和党人激烈反对的国际联盟。此外，她还积极投身于增强美国妇女在选举中地位的活动。同时她还学会了打字和速记。民主党人在1920年选举中失败，埃莉诺和她丈夫回到了纽约。

1921年8月，39岁的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她母亲逼迫他从公众生活中退出。埃莉诺强烈反对这一点。在妻子的鼓励下，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开始与疾病作斗争。他活了下来，并把这视为他最重要的胜利，尽管他直到生命终结都只能坐在轮椅上行动。多年以后，埃莉诺回忆道：“我丈夫的病强迫我最终要自力更生，这个病给我对于他的、我的和我们孩子的生活态度产生了影响。”她把1921年到1922年间的那个冬季描绘为“对我生命的最严重考验”。

罗斯福继续为他的政治腾飞做准备，埃莉诺竭力地帮助他。她邀请政治家们来到罗斯福的官邸，给他们作报告，为民主党人的竞选银行募集钱款。为了随时行动，她还考了驾驶执照，尽管她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好驾驶员。她在这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有一篇题为“为什么我是民主党人？”她既没有以她自己的名义，也没有以她丈夫的名义写。“民主党对于普通大众的福利和利益的关注比之对大资本家的利益的关注要更为强烈。”首先，她使丈夫确信，她将积极地守候在他身旁，一直到他重新开始工作。但不久她发现政治活动可以使她感到满足，于是更增强了她的积极性。

埃莉诺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演说家。家里的一个朋友、《纽约先驱报》的编辑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教给她公开演讲的艺术。经过学习后，她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心。

在1924年的民主党成员大会上，埃莉诺·罗斯福阐述了选举计划中要求妇女平等权利的那些要点。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组织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在纽约州的竞选。埃莉诺还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她和朋友们一起买下了托德亨特学校——一所纽约女子学校。她亲任代理校长并教授历史专业。此外，她还建了一个家具工厂，在厂里安置了国内一些地区的失业者。

她并不总是和丈夫看法一致，比如在禁酒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就截然相反：埃莉诺想保留对禁酒的看法。关于丈夫对国际联盟的批评态度她也不敢苟同。但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协调一致的。当富兰克林在1932年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埃莉诺首先没有表示出很大的激动之情。在竞选中，她还为她丈夫组织演说的材料。她和他一起出席了几次选举大会，并在民主党的妇女部工作。为了庆祝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战胜胡佛，在选举之夜她甚至喝了一点香槟酒。

她非常清楚，她丈夫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接任总统职务的：美国正遭受着严重的危机，许多人没有工作和生活必需品。银行和公司的倒闭成了普遍现象。

在白宫里生活的前景使埃莉诺惴惴不安。她担心变成各种礼仪活动的俘虏和失去她的个性。但这一担忧被证明是毫无理由的。总统夫人的权利给埃莉诺展示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虽然她是个具有独立性的女人，并且具有超凡的政治观点，但她从未谋求自己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富兰克林认为他的妻子过于急躁，因此他说她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

现在，当她丈夫成为总统后，她就做了一切事情来帮助他完成任务。她经常陪他在国内旅行，接见选民队伍。贫民区、孤儿院和工厂对她来说毫不陌生。在讽刺杂志《纽约人》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矿工们正在白天上班，一个矿工甩掉了十字镐，高举起矿灯对其他矿工说：“上帝作证，罗斯福夫人走来美国的贵族、传统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各种政治色彩的保守党人不能原谅埃莉诺极力“与下层民众有共同之处”。

有一次，埃莉诺参观了威尔特威克学校，这是一个弱智儿童学校，其中一部分孩子是由她资助的。当她看到房间非常脏的时候，她拿起一把笤帚就开始扫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莉诺访问了位于巴尔的摩的一所监狱。为了准时抵达，她没有告诉丈夫要去哪里就离开了白宫。下午，罗斯福有事要与埃莉诺谈，就打电话给他的女秘书问埃莉诺在哪儿。“在监狱里，总统先生。”“这不使我惊讶，”他大声回答着，“可是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在埃莉诺的建议和联邦当局的支持下，在西弗吉尼亚为农场主建立了样板居住区。1942年，这个居住区由于资金短缺而停建。当内务部国务秘书哈罗德·伊基斯为此向总统抱怨，说埃莉诺做出了一项不负责任的财政决定时，罗斯福回答说：“我太太与她的大多数同性别的人完全相反，她根本就不会跟钱打交道。”

埃莉诺·罗斯福还负责国家青年局的工作，这个局是成立于1935年的政府机构，负责帮助青年人找工作。在青年时代，埃莉诺就对黑人的状况不感兴趣。但作为第一夫人她却走访了黑人居住区和黑人学校。她表示反对选举税，支持制定禁止私刑的法律，并且在白宫雇用黑人工作人员。罗斯福的几个同事认为，他妻子以此过于明显地替黑人说话。出于政治的原因，富兰克林避免支持他妻子对黑人的义务：他不想失去南方民主党人的选票。黑人撇开历来支持他们的共和党人，转而成为民主党的拥护者，这应当归功于埃莉诺。

罗斯福泰然自若地反驳对埃莉诺的批评，他妻子去“她想去的地方，与每一个人谈话，并不断地学习一点东西”。当埃莉诺有时问她丈夫是不是她的行动和言论给他造成困难时，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习惯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她：“夫人，这是个自由的国度。我有我自己的把我的观点渗透到我的国民中去的方法。如果你给我造成困难的话，我也总能找到把我撤至安全地带的机会。”

1939年，埃莉诺在民众喜爱程度上超过了她的丈夫。67%的美国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认为她的行为好，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相应数字是58%。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研究所的调查，埃莉诺是美国历史上最受赞赏也最受批评的女人。

如果把总统夫人的行为和盛名与著名的《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同题文章中的数字相比较的话，那么埃莉诺在任职时间上超过美国所有的第一夫人。她在白宫度过的13年当然对这一点做出了贡献，如果只把当选总统的第一年作为比较基础，那么只有杰奎琳·肯尼迪超过埃莉诺。埃莉诺·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至1945年8月12日期间参加过大约5900个会议，作过许多报告和讲座。该文的女作者迈拉·G·古廷估计，埃莉诺总共发表讲话约1400次。

埃莉诺经常在路上奔波。使航空公司高兴的是，她酷爱乘飞机旅行。在白宫的第一年中，她飞行超过5万公里，第二年是6.8万公里。人们称她是“飞行的第一夫人”。在飞行被普遍认为不安全的时代，埃莉诺为改变这一观念做出了贡献。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总统夫人经常旅行。有人说她应该更多地献身于家庭，吩咐人把有些地方或者白宫保持整洁。这是不公正的，因为每当孩子们有什么问题时，埃莉诺总是陪在他们身边。儿子富兰克林在弗吉尼亚出车祸时，她在他身边；儿子詹姆斯在明尼亚波利斯必须动大手术时，她在他身边；女儿安妮在西雅图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在她身边；儿子埃利奥特在加利福尼亚考虑是否应该离婚时，她也在他身边。

看到她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义务的选民们给她寄来了大量的信件。仅在1943年，她就收到了30多万封信。她的同事们阅读这些信件并按其主题整理分类，埃莉诺亲自回复许多来信，有些信她也转递给总统。

埃莉诺证明了她的新闻工作天赋。1934年，她开始以“罗斯福夫人之页”为题定期为《妇女的家庭伴侣》杂志撰写评论。当她1945年着手为《我的日子》杂志撰写评论时，她的文章被许多其他杂志翻印。她经常接受电台采访，她的许多报告就更不用提了。她把每年达7.5万美元的稿酬全部捐献给了慈善事业。从1942年起，她以“如果你问我”为题为畅销杂志《妇女家庭杂志》撰写定期评论，1949年，她接受了《麦考尔斯》周报的专栏撰稿任务。她的一些文章被她丈夫用做公众对预期政治措施反应的“探测气球”。政治家们认真阅读埃莉诺的文章，试图从中推断出总统的政治意图。

30年代中期，埃莉诺在朋友的敦促下开始写日记。工作结束后，她就把她的回忆录交给罗斯福，以让他做出修改。这些日记在1937年以“这是我的故事”为题发表，并且成了畅销品。

埃莉诺·罗斯福维护自由的思想财富。在保守组织美国革命之女拒绝将他们的音乐厅——华盛顿的宪法会厅提供给著名的黑人女歌手玛丽安·安德森用作演出场地之后，她于1936年离开了这个组织。她要求她的丈夫在西班牙内战的问题上明确表示反对弗朗哥将军的立场。她与美国大学生联合会的秘书约瑟夫·拉希有着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联邦调查局怀疑拉希执左倾观点，并对他进行秘密跟踪。在埃莉诺和拉希约好的一次会面中，联邦调查局派人在芝加哥宾馆埃莉诺的床下安装了一个窃听器。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1939年，当隶属于美国青年大会组织的埃莉诺的朋友们被国会反美颠覆活动委员会作为证人传讯时，埃莉诺把他们请进了白宫，紧接着又陪他们去委员会听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她严厉谴责麦卡锡主义。在这些年中，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搜集关于她行动的材料。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他信赖的人当中把埃莉诺称为“一只呱呱叫的老鸟”。

因为埃莉诺不愿意要私人警卫队，保卫部门就建议她至少应该带一件武器。埃莉诺还是拒绝了，并且在长时间的敦促下才同意在联邦调查局的练习场上学习射击。到那里去过几次之后，埃德加·胡佛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如果在美国有哪个人必须被禁止携带武器的话，那个人就是您的夫人。她没有打中过一次靶心。”后来，罗斯福的一位警卫员厄尔·米勒教会了埃莉诺与武器打交道。从此以后她坐车时身边总带着一支手枪，尽管是一支没装子弹的枪。埃莉诺特别喜欢与米勒在一起，这马上就在谣言中表现了出来，谣言公布说他们互相亲近是众所周知的。对此米勒却说：“我怎么能和被人叫做‘罗斯福太太’的人睡觉呢？”

埃莉诺的衣着并不太时髦，或许人们会把这个算作她的优点。在大危机的那些年里，吸引人的时髦衣饰会招来不必要的公众愤怒。当有人告诉她，她已经被列入十名衣着最佳的妇女名单时，她怀疑地问道：“这是真的吗？”她通常每周举行三次招待会。据说，她是总统的眼睛、耳朵和腿，因为她到处奔波去为他操劳。她经常站在他身边迎接客人。埃莉诺根本不吸烟并且对吸烟的女人特别反感。她克服了自己的反感，甚至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倡导了在总统官邸晚饭后给夫人们也递上香烟的习俗。

每当埃莉诺·罗斯福不在白宫时，她的女儿安妮就承担起白宫中第一夫人的义务。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给予安妮充分的信任。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他的女朋友。

当埃莉诺1939年6月在海德公园用野餐招待英王夫妇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时，她激怒了传统主义者、保守党人和世界主义者。她把非常普通的美国“热狗”递给他们。英王夫妇应该非常喜欢这道菜。

埃莉诺是第一位每周举行她自己的新闻发布会的美国总统夫人。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起先还表示反对，但后来就被说服了，因为这些新闻发布会对他也颇有助益。埃莉诺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她丈夫宣誓就职两天以后举行的。她总共举行了348次新闻发布会。开始时，发布的内容只是关于妇女问题的，并且只允许女记者参加。埃莉诺逐渐地扩展了新闻发布会的范围，因为她要向她那个时代的美国证明，妇女们不仅仅只对家政和家庭问题拥有自己的看法。

罗斯福的反对者猜测说，小儿麻痹症影响了他的理解力。在俄亥俄州的亚克朗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参加者问埃莉诺他是不是这样。她回答：“我很高兴您提到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是。每个经历了如此可怕事情的人都会显示出对人类问题的更多同情和理解。”听众们对她的回答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埃莉诺认为，她丈夫在任满两届之后不应该再参加选举。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罗斯福在1940年第三次谋求总统职务，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又是埃莉诺，她驱车前往芝加哥参加党员代表大会，为她丈夫争取第三个总统任期。虽然开始时有些阻力，但最终罗斯福还是第三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是许多代表反对他挑选的竞选伙伴亨利·阿加德·华莱士。由于种种原因，富兰克林未能亲自去会场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埃莉诺就被请去代表他讲话，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埃莉诺督促代表们将所有的个人利益融化于国家利益之中，她在会上说：“你们不能把这次提名看做平常时期的平常提名。今天，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局势。”“未来的四年对总统来说将是困难的，因此他需要一个他所信赖的，能协助他工作的人。这个人就是华莱士。”她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局势，最后华莱士获得了提名。埃莉诺在富兰克林的第三次竞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埃莉诺的帮助，富兰克林能否打破美国175年的历史传统还得另当别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莉诺担任了公民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官方职务。公民权益保护对她就意味着不仅要管理防护掩体和医院，还要照料私人房屋、幼儿园和休假设施以及强化社会道德。这个公民权益保护的观点遭到了保守党人的尖锐批评。埃莉诺屈服了，半年之后这个办公室被解散了。她继续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种族歧视，致力于接收逃往美国的难民和其他社会活动。

她把许多时间都花在了旅行上。她经常去前线看望美国士兵。她总是不期而至，从不事先通知。在新赫布里底洋岛的埃斯皮尔图桑克图基地，司令官禁止士兵们在雨中裸露身体淋浴，因为他担心埃莉诺·罗斯福会来个未通知的访问。有一次，加里·库珀登上了太平岛。一个士兵突然问道：“埃莉诺在哪儿？”库珀表情严肃地回答：“我们在刚才去过的一个岛上看到了沙滩上有她的足迹，但是我们也不能确定她的足迹是朝哪个方向去的。”1942年，她在英国看望美国士兵，1943年她又踏上了去南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样旅程，1944年，她视察了位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美国军事基地。在去南太平洋的旅途中她一定要访问瓜达卡纳尔岛，这个岛以前属于日本，美军经过一场损失巨大的战役才占领了它。司令官不同意，因为日本人还在不断地对这个岛进行空袭。但是埃莉诺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在晚些时候访问了瓜达加纳尔岛。

在前线访问中，埃莉诺与士兵们交谈，给他们签名，带走士兵们的家信，回到华盛顿后还保持着通讯联系。她把她在旅途上和会见中所获得的印象告诉了她丈夫。总统认真地倾听着并从她的建议中获益不少。有些人认为，埃莉诺对总统的影响过多，并因此对她提出批评。因此，她就努力以公开表态的方式缩小对总统影响。“我从来没有强迫他做某些事，不管我在每个事务上的观点多么明确……因为我一直很清楚，他有他对事物的认识，而我对他的这些认识却一无所知。”与此相联系，她又补充说：“我不曾记得他哪一次试图对我施加影响。”

富兰克林喜欢就他妻子在白宫里的权力开玩笑。有一次，他对一位谈话伙伴说：“永远都别跟埃莉诺争吵，因为你不可能赢。”他自己就常常带着关注和尊敬听他妻子说话。迈拉·G·古廷写道：“埃莉诺·罗斯福对总统决策的影响比之她前面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她属于她丈夫的政府，并经常作为他的良心在发挥作用，特别是涉及到‘新政’的时候。”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赋予28位妇女以高级政府职务。许多这种提名都归结于埃莉诺的建议。美国时事评论员阿瑟·克罗克写道，1940年，埃莉诺曾一度可能代替她丈夫争取总统职位。另一位时事评论员雷蒙德·克拉珀在1941年把埃莉诺列为华盛顿最富影响力的十个人物之一，并着重指出，她是罗斯福内阁中事实上的不管部部长。《阿克兰明星报》称她是：“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献身。全世界没有比她更知名的女性，包括所有的最富魅力的电影女明星。”这是埃莉诺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总统夫人这一职位为她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她也充分行使了这一职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

罗斯福和他的女儿安妮去参加雅尔塔会议。丘吉尔也是由他女儿陪同。罗斯福在雅尔塔谈判期间，埃莉诺向他报告了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她收到了一封寄自雅尔塔的罗斯福的言辞优美、温情脉脉的来信。罗斯福从雅尔塔回来后，埃莉诺怀疑她丈夫不坚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的做法是否正确。针对有关的指责，罗斯福用反问句回答道：“有多少美国人准备为解放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而进行一场战争呢？”他的理由使她最终信服了他在雅尔塔期间达成的可能的谅解。

1945年4月12日，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忙于一件事务，她突然接到电话，要她立刻赶回白宫。尽管没有告诉她是什么理由，她还是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正在沃姆斯普林斯做短期休假时中了风。他没有恢复知觉就死去了。

当人们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转达给埃莉诺时，她说：“我对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同情要比我对自己的同情更多。”副总统哈里·杜鲁门被从美国国会大厦召来。埃莉诺用手抚着他的胳臂说：“哈里，总统不在了。”杜鲁门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轻声地问埃莉诺他能为她做些什么，她回问道：“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你现在正处在困难中。”埃莉诺给她分别在不同前线作战的四个儿子发去了相同文字的电报：“亲爱的儿子，爸爸今天下午离开了我们。他把他的义务尽到了最后，你们应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去做。”

当她去沃姆斯普林斯安排运送丈夫回华盛顿时，她又等到了另一个打击。她得知丈夫以前的情人露西·默瑟·拉瑟福德——现在是一个中年妇女，但依然楚楚动人——此刻正陪在丈夫的尸体身边。她还知道，当她自己还在白宫之外时，是她女儿安妮把露西请进了白宫。她不能原谅女儿的这一不忠行为。她们之间的关系从此之后就紧张了起来。罗斯福在给女画家伊丽莎白·萨默当模特时死去了。作为一种高尚的姿态，埃莉诺把这幅画送给了露西。

1945年的春天对埃莉诺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开始更加广泛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写每日专栏、旅行以及回复她丈夫去世后各地寄来的信件。在以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她依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埃莉诺比丈夫多活了17年，在这期间，她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创政治辉煌。她发表了许多文章，关注年轻人和亟待解决的少数民族问题。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进行了大量的旅行，去印度、日本、摩洛哥等许多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是有色人种国际联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反对歧视黑人，支持有色人种。她还帮助成立了有自由民主人士参加的“美国民主行动”组织。1952年和1956年，她积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1957年，她去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在雅尔塔赫鲁晓夫的别墅里，他们探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1960年9月，她去华沙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大会。在大会期间，她访问了克拉科夫，在赛伊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波兰国际事务大学参加了讨论，并会见了创立中欧无核区的波兰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在这次谈话中她表示，理解波兰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武装的担忧，但只要德国还是北约成员，那它就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借此机会她还表示反对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种族主义者和保守党党人不喜欢她，并经常严厉地抨击她。美国的天主教僧侣统治集团，其中包括红衣主教斯佩尔曼都批评埃莉诺，因为她反对给那些违犯宪法规定把教堂同国家分开的教区学校批准国家资金。1961年肯尼迪总统又任命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在她出席联合国全体会议时（第一次出席是在1953年），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肯尼迪还任命埃莉诺担任和平团体的负责人，并委任她当由总统任命的妇女权利委员会主席。入侵古巴猪湾失败后，她是战俘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她的许多讲话中，埃莉诺只能把她的观点以与在白宫时更为不偏不倚的方式加以说明。

这是埃莉诺在政治上再创辉煌的时期。她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家，这使她白宫后的生涯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她在任第一夫人时的重要贡献使很多的政界人士都想借助她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活动，肯尼迪就曾借助埃莉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进行总统竞选，并在他当选后任命她担任政府官员。埃莉诺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成员，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历史文件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好评。

在埃莉诺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的身体饱受痛苦的折磨，但她的工作热情几乎没有消减，她一面与白血病做斗争，一面为种族平等、世界和平与妇女权益大声疾呼。

埃莉诺一直为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2年秋天，她感到自己只有几个月，也许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痛苦得使她请求别让她再忍下去，让她去死。“我不怕死，”她对所有关心她健康的人说。埃莉诺·罗斯福于1962年11月7日逝世，时年78岁。对埃莉诺逝世的消息，《纽约时报》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她是世界妇女新角色的象征。”作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写道：“她面对黑暗总是点起明灯，而不是加以诅咒，她的热情温暖了全世界。”

埃莉诺虽然逝世了，但她作为20世纪全美甚至全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将永远被世人所敬仰和怀念。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一生都在追求独立和美好的理想，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20世纪全美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埃莉诺之所以走上政治道路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她的婚姻状况密切相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联姻，预示着埃莉诺的一生都与政治连接在了一起。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她渐渐地参与到丈夫的政治活动中。但1918年的露茜事件导致了他们亲密夫妻关系的结束，但却促使埃莉诺真正走上了从政之路。1921年，富兰克林身体的残疾虽然给整个家庭带来了阴影，但却弥补了他们感情上的隔阂。同时，富兰克林的瘫痪为埃莉诺从政提供了机会，她成了他政治上的代言人，代替他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埃莉诺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受到政界人士的认可，以至于她的名声一度比富兰克林还要大。1928年，埃莉诺帮助丈夫成功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对此，莫利·杜逊说：“罗斯福夫人在富兰克林的当选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富兰克林在经济大危机前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为埃莉诺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12年的第一夫人生涯是埃莉诺政治辉煌的时期，她一改传统第一夫人的形象，作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以及总统的合作伙伴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在富兰克林去世后，埃莉诺依然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而活跃于政坛，并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夫人”。尽管埃莉诺与富兰克林的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都热衷政治，政治维持了他们整整40年的感情。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共同进入了世界名人的殿堂。美国史学家罗伊斯·沙夫对此评价道：“她确实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他对她也有帮助。他为她提供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展示了她举世无双的才华和人格品质，赢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很少有总统而且没有其他的第一夫人曾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得像他们这样淋漓尽致。在鲜为人知的一些方面正如她是他的动力一样，他也是她的动力。”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一起走过了40个春秋，他们的婚姻也是几经波折。富兰克林早年的背弃，使埃莉诺放弃了对美好婚姻的向往，但她却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富兰克林，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政治上帮助他。这种爱对视政治为生命的富兰克林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更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如果没有这种婚姻，埃莉诺也许就不会走上从政之路，更不会成为全美著名的女性之一。

当埃莉诺·罗斯福还在蹒跚学步时，她父母的婚姻逐渐裂开了缝隙。母亲常常担心丈夫出门在外时的健康和行为。想到一次欧洲之旅可以消除他俩婚姻上的不幸，家人预订了蒸汽船不列颠号的船票——这是一艘定期远洋船，属于“白星航运公司”（White Star Line），这个公司后来打造了泰坦尼克号。

1887年5月19日早上，浓雾弥漫，不列颠号被白星航运公司另一艘船凯尔特号撞上了。不列颠号450位乘客中，有6位当场遇难，还有6位失踪，上百人受伤。凯尔特号没有人员伤亡。

埃莉诺·罗斯福那时才两岁，侥幸躲过一场骇人的劫难。在受害人中，有个小孩失去了一条手臂，另有一个则失去了脑袋。受到惊吓的埃莉诺紧紧抓住船员，直到船员把她交到她父亲手中。这次事故让她一生变得恐高，并害怕开阔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