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

社会福利差距，经济包括总GDP、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的差距，受教育情况的差距，当地社会竞争的差距，机遇多少的差距，生活稳定性的差距等等等等。

综合调查显示，城里人的幸福指数不及农村人，而且越是发达的地区幸福指数越低。这是一个既奇怪又现实的现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2014）》指出，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报告指出，2013年，农民收入增速虽然比上年有所回落，但是增速仍然相对较快，基本沿袭2010年以来的良好态势。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比2012年增加979元，实际增长9.3%。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纯收入3793元，比2012年增加260元，增长7.4%；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4025元，增加578元，增长16.8%。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的贡献率达到59%。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占42.6%，工资性收入占45.3%，财产性收入占3.3%，转移性收入占8.8%。

与此同时，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626元，比2012年增加718元，实际增长9.0%，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报告指出，在国家实施托底政策的作用下，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保持稳定。

不容回避的现状——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

前不久，一位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照片在网上热传。照片中展示了复杂多样的北京，既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有破败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儿童游乐场快乐玩耍的“中产阶层小花朵”，也有跟随父母卖菜、蹬三轮的孩子……虽然这场景不止北京，也不止中国独有，但仍令观者震撼、深思——我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到底如何？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

“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李实介绍，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但这两种情况都仅仅只会出现在理论上。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说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有4倍左右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李实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方面。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李实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仍会处在高位徘徊状态，既不会出现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

复杂多样的成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权力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哪些？

李实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调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刘元春认为，客观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但在一段时期内，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会较大。“比如说同为公务员，东部省份和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公积金缴存标准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别，都会造成收入差距。”

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李实分析说：“当市场体系不健全，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比如说劳动力市场不统一，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运行；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某些领域，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都是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

专家认为，政府干预过多等，容易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垄断性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体依靠权力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得到发展机会。

“在诚实劳动和市场环境公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收入有差距，这是合理的，社会能够接受，如对教育投资较多的人能获得更为优厚的职业待遇。但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们普遍难以接受。如阶层固化、流动性不够，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均等。比如说富二代、穷二代，这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社会财富的分享更加的不公平。”刘元春表示。

分化趋势初步遏制——

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基尼系数实现“六连降”，但“新常态”下缩小贫富差距面临更多挑战

刘元春表示，中国在过去的5年中，居民收入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2008年达到“峰值”后，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这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4万亿投资主要投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带动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直增长较快。再加上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政策、投入都向农业、农村倾斜，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建立，都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实现“六连降”。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李实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增加。因此，尽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二维效应”发生了作用，许多人一方面对富人收入增长较快不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收入增加感到慰藉，社会心态相对稳定。

但专家们也提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贫富差距的老问题、新情况相互交织，亟须更好地研究、应对。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强调‘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增长，更依赖于资本、技术带来的创新驱动，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较大，会进一步影响非技术、低学历、低技能人才的就业和收入。”李实认为，未来几年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增长较快，甚至有可能下降。如果不加快改革，统筹考量我国的就业结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预见到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

刘元春表示，贫富差距近年来还有一个新情况值得重视。“以往谈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核心。从2006年开始，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由于资本存量不公带来财富增量不公，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房产快速增值。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经济生活的变动往往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

此外，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还会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威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比较顺利一点，可能在5—10年我国就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大大增加我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李实说。

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链接)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显著。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之间，美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0.45，2013年基尼系数约0.47。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在0.5左右。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6。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的基尼系数较高，均大于0.5；非洲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集中在南非，基尼系数约为0.6。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都很关注贫富差距现象。根据联合国经合组织的统计，全球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50%下降到30%，说明全球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在拉大。国际上近年来关于节制资本、限制金融高管收入的呼声都很强烈，欧美等国家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这便是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面目！扣除城镇经商和务工收入，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差距在天壤之间；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拥有而农村居民所没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二者之别，距离更大。它意味着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已经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中获得。正如美国学者R.H.托尼所言，单个的小农生活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稍有一个细小的波浪就会将他们彻底淹没。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农业科技，还是农民以组织化生存的方式组织起来，都会面临着组织化、科技化成本过高而收益过低的问题而无法实施，中国农民的惟一出路在于，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顺利成长为城市市民。这一点，无论人们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挡不住农民背井离乡的艰难却又坚定的脚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率。2006我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19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850元，城乡居民 收入的比率为3.3：1,也就是说3.3个农民的收入才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超出合理的范围，不仅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还有可能演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调查显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对此，人大有关机构的分析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京华时报》8月29日)

说农民收入基数低，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的原因，这是讲得通的。但是如果将其归结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我还是觉得难以信服。我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收入基数低？为什么会造成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其实，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并非始于今日。至于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也就是城乡分割管理体制。由于这种二元体制，无论国民收入分配，还是资源配置、工农业产品价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而最终的反映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当然，这个差别在不同时期是有大有小的。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革除，比如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符合条件的还可以成为城市居民等等。

但是，二元管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依然存在一条鸿沟，在国民收入分配上依然是重城市居民而轻农村居民。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低微；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分配上也是另行一套，农民工和城里人即使从事同一工作，并且工作质量丝毫不逊色，收入也仍然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还不能普遍享受医保、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待遇。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面临通胀的压力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民生活消费指数高于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指数，而农民增收又缺乏新的支持，这样，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自然而然扩大了。

前几年，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认为，如果改革不到位，那么尽管农民收入会增加，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还会逐步扩大。实践证明，林毅夫的判断是正确的。

无论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还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成就，农民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现在到反哺农业的时候了，让农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乃至消除这种差距，根本的途径还是彻底改革城乡二元管理体制。